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书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二十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八书”中除了《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其余五部都是唐初设立史馆后修撰的。《南史》和《北史》也称为“二史”，“二史”和《晋书》也是在唐代所修。也就是说，在二十四史中，三分之一的正史出在唐朝，这些史书有的纯属官修，有的是奉诏私修，有的是私修官审，因此均与唐皇朝发生了关系。在它们之前的《宋书》、《南齐书》、《魏书》，也曾获得朝廷的允许和支持。总的来说，这些正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官修色彩。
对上述11部正史的评述和研究，可以说从唐朝就开始了。如刘知幾的《史通》就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论，宋、元、明、清均有史学家研究和评价这些正史。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他们各自有研究正史的专著，在史实考证方面把对正史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有的史家从版本、辑佚、校勘等方面为这些史书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对这些正史的刊刻和校勘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关于这11部正史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阶段；1950年至1978年是一个阶段；1979年至20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成果都比较少，最后一个阶段相对较多一些。
回顾20世纪学者对这11部正史的研究情况，感触较深的一点是，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正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不少正史的研究还极其薄弱，这种情况在这11部正史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据我们统计(这个统计虽不敢保证是全面的，但至少能够说明基本情况)，在20世纪的100年中，研究《晋书》的有84篇，《隋书》70篇，《宋书》65篇，《魏书》50篇，《南史》21篇，《北齐书》15篇，《北史》14篇，《陈书》14篇，《南齐书》13篇，《梁书》11篇，《周书》11篇。这些数据表明，研究文章的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均衡，有关《晋书》、《隋书》、《宋书》者较多，《魏书》次之，其他几部再次之，《梁书》和《周书》最少。从论文的题目分析，对《北齐书》和《周书》的研究最为薄弱。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这11部书在正史中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即所谓的前四史相比，地位稍逊一筹；二是在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这些史书就受到批评。如章学诚说：“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文史通义·书教下》)特别是史学近代化之初，传统史学受到过头的批判，这些史书蒙遭其殃。如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然梁氏以后对纪传体史书的看法有较大改变，如他到20年代时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帝王做家谱。”(《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但他20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之影响是很大的，以致到30年代，有些史学理论著作在评价中国旧史学时仍旧袭用梁氏的早期看法。这样，正史特别是前四史以外的正史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无形中就降低了。三是从研究内容上说，史学史在20世纪上半期，重点研究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等；在20世纪后半期，则是将史学思想提出来予以重点关注。于是中古以后的正史在这两个史学史研究体系中的地位都难以体现出来，这也是它们没有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
21世纪，我们要深化史学史研究，就要改变对《晋书》“八书”“二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做到这一点，首先应从指导思想上给予重视。无论是当时它们受统治者重视的程度，还是对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这11部书都是南北朝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史书，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它们。自这11部书问世后，同类著述大多亡佚，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它们的史学成就不可磨灭。所以正史在史学史中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传统史学史的某些观念我们要予以改变。其次，要对这些史书所涉及到的史学问题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如作者的历史观，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思想，历史文学成就等等。唐朝刘知幾对这些史书多有评论，怎样看待刘知幾所提出的问题？等等。第三，这些史书反映了国史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那么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史学与社会、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私修国史与史馆撰修国史各有怎样的利弊？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研究这些史书，同时这本身就是对这些史书研究的深化。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但很多史书亡佚了，欲将这一时期史学的繁荣局面再现出来，也离不开对这些史书的研究。第四，要重视比较研究。这里面既有它们之间的比较，又有这一时期史学与前后历史阶段史学的比较。要而言之，既要思想重视，又要思路开阔。特别是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我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样做就会改变目前这一领域研究成果较少的状况，使研究面貌出现一个大的改观。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需要这种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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