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与治国安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国安邦论文,二十四论文,启示论文,知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一生当中都十分重视历史知识、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对于现实历史运动的重大作用。他本人就是一位认真学习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他的著作（不论是理论著作、军事著作、书信以至于诗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成为他的伟大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中央档案馆整理、线装书局1997年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这一巨帙，是毛泽东的思想、见识和情感同中国最辉煌的历史纪录“二十四史”的结合。学术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者、决策者，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重视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治国安邦的重大政治谋略。例如，他对西汉的贾谊、唐代的马周和姚崇关于历史形势的认识与政治形势的分析，都给予很高评价。
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史论家和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是总结秦朝兴衰成败的宏文，他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是分析汉初政治形势的名篇，二者堪称姊妹篇。《治安策》开篇就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一种不良的倾向，贾谊写道：“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他认为当时的“事势”是十分令人忧虑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针对匈奴的掠扰、封国的膨胀、风俗的侈靡、制度的疏阔等严峻形势，深刻地揭示出种种社会矛盾，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治国安邦大计，以达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目的。他诚恳地表明，他所说的治安之策，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①。他的许多建议被汉文帝所采纳，对“文景之治”政治局面的形成，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② 这里所说的“最好的政论”，关键在于“切中当时事理”；而“颇好的气氛”，当是指贾谊敢于直言，文帝能够虚怀若谷，真诚纳谏。
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传》讲到马周上书唐太宗言治安之“大要”处，批写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③ 这是以贾谊《治安策》为历史参照高度评价了马周向唐太宗的上书，并以宋人苏轼等的“纸上空谈”作为反衬。马周（601—648）是唐太宗时的大臣。他出身贫寒，熟读史书，有见识。早年不得志，被武将常何收为家客。他因替常何起草奏章，论时事得失，“皆当世所切”，因而被唐太宗所发现，予以重用。《新唐书·马周传》收录了他的两篇奏章。前一篇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实行分封制的弊端。后一篇以夏、商、周、汉与魏、晋、周、隋相比较，认为去“不急之务”，是关系“国之兴亡”的大事；同时，他又以贾谊上汉文帝《治安策》所论为借鉴，指出：“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这种“树置失宜”、“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实在应该记取才是。对此，唐太宗深以为然，“善其言”④。汉、唐都是盛大的朝代，从贾谊谏汉文帝、马周谏唐太宗，都会使人联想到“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联想到他们的政治谋略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毛泽东评价马周所论，是《治安策》以后数百年间“第一奇文”，也是因为它“切中当时事理”。
毛泽东评价马周，主要推崇他的政治见识，而推崇姚崇，除政治见识外，还赞赏他的政治胆略。姚崇（650—721）是盛唐名臣，唐玄宗时与宋璟先后为宰相，政绩突出。《新唐书·姚崇传》记玄宗即位之初，同姚崇讨论“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并考虑要任姚崇为相。姚崇于是向玄宗提出十条要求：“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禁绝租赋以外“贡献”、“戚属”不任要职、以礼待臣、鼓励诤谏、停止“道佛营造”、外戚不得干政等，问玄宗可否施行。玄宗慨然一一同意说：“朕能行之。”⑤ 于是拜姚崇为相，揭开了从开元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序幕。毛泽东评价姚崇提出的十条要求是“古今少见”的“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⑥。把要求提高到“纲领”看待，并认为是“古今少见”的，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上从大局着眼的治国安邦政治谋略的高度重视。
二、评论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他读到时人评论项羽残暴、沛公（刘邦）“宽大”处，明确指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⑦ 读到《隋书》所记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等语时，断然写下了“蕴藏大乱”四字评语⑧。从毛泽东画龙点睛的评论中，人们可以得到新的启示。
毛泽东用“非政治家”和“高明的政治家”来评价项羽、刘邦，是从他们在“楚汉之争”中各自的思想、行事所作的最终的判断。项羽的力量曾一度发展到足以号令四方，但是他不能采纳别人正确的建议，尤其不能顺应民意，“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临死之前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⑨。可见，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与项羽不同的是，刘邦则是一个善于用人，善于采纳别人合理建议和批评的人，所以聚集了大批人才，力量日渐壮大，终于成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建立了盛大的西汉皇朝。此后，又能接受陆贾的尖锐批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因此陆贾写出了《新语》⑩ 一书，一时间，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刘邦朝廷上的大事、盛事。这些都足以表明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隋文帝在结束南北分裂、重建统一国家方面，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但是隋朝为什么在“甲兵强盛”、“风行万里”(11) 的局面下，很快酿成大乱，二世而亡？史称，隋文帝是一个多猜疑，少学术，精于小事而惑于大局，以致“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甚至陷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的地步。唐代史家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2) 毛泽东说隋文帝时“蕴藏大乱”，实为惊心动魄的评论。
此外，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是一个过失甚多的君主，一是指出“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13) 二是指出“‘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14) 三是指出“使贪使诈，梁武有焉”(15)。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502－548年），作为最高统治者，可谓集政治人物之弊病于一身，因而成为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政治人物。
三、关注古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对古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甚为关注并有所评论，使人多有联想，以至于自警、自励。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见时人对唐太宗的评论，一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二是“每旦视朝，听受无倦”，三是“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四是自晚至夜“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毛泽东评论说：“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16)。从这一评论的口气看，毛泽东对唐太宗的工作方法是称赞有加的。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唐太宗这样的一代英主，在重要问题决策上也有重大的失误，即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改立“有文武才”、“中外所向”而又“英果类我”的第三子李恪为太子，而是采纳长孙无忌的建议，仍以李治为太子。对此，毛泽东评论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17)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唐太宗，也尖锐地批评了唐高宗李治，说他是个“朽物”，这当然是从高宗朝的政治得失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语甚多，对这位梁朝名将评价亦高，如称赞韦睿巡行战地是“躬自调查研究”，对韦睿“案行山川”观察地形的作法也批曰“躬自调查研究”，又说韦睿指挥作战时“将在前线”、“将在前线”，还说他“不贪财”，做到了“干部需和”、“劳谦君子”，又说韦睿是“仁者必有勇”等等。最后就《南史·韦睿传》记述“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等语，于是毛泽东郑重地写下这样的评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18)。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韦睿当是受到最高评价的历史人物。
四、通识与比较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在许多地方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历史的通识，以及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例如，他以项王和汉王相比(19)，以刘表和曹操相比，以韦睿和刘秀、周瑜相比(20) 等，都具有这种意义。刘、项相比，已如上述。毛泽东批评刘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又批评刘表势力大了，“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两件事，把曹操的政治家风度凸显出来了，而刘表终不能成大气候。毛泽东读到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南下攻梁，梁将韦睿与曹景宗奉命抗击元英大军的史事时，他评价说：“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21) 同时，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有关各史也有评价，而且多用比较方法，如他以《后汉书》和《前汉书》相比，以两《唐书》和《南史》、《北史》相比等等，皆纵横驰骋，指点评说，真知灼见，屡屡而发。毛泽东的通识和卓见，同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又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它对于推动历史研究，促进历史教育，增益历史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收稿日期］2010-07-10
注释：
① 以上见《汉书》卷48《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致田家英》（1958年4月27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页。
③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新唐书》卷98《马周传》评，线装书局1997年版。
④ 《新唐书》卷98，《马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⑥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新唐书》卷124《姚崇传》评。
⑦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史记》卷8《高祖本纪》评。
⑧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隋书》卷2《高祖纪下》评。
⑨ 参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 参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11) 参见《旧唐书》卷71《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 《隋书》卷2，《高祖纪下》后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
(13)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南史》卷62《贺琛传》评。
(14)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南史》卷62《贺琛传》评。
(15)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南史》卷55《曹景宗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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