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四位论文,其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051-08
旨在从文本、文献的角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尽管没有产生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特殊的思路和方式。过去由于国内学者对这一派别或所知甚少，或评价过低，甚至把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对它所做过的工作缺乏全面的理解和客观的评判。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为此本文特介绍法国的吕贝尔、美国的诺曼·莱文、前苏联的奥伊则尔曼和弗罗洛夫四人的情况及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期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一、吕贝尔及其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学”一词是因1959年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主编的杂志《马克思学研究》创刊而流传开来的。
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1996)，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茨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罗马尼亚完成大学本科学习，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获得法学、哲学学士学位，1931年到法国留学，1937年申请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被动员加入法军救护队。1941年，吕贝尔在地下抵抗运动中开始接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找到了1927-1928年间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一版，简称MEGA1)，并对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这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当时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存在，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完整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此外，他还发现，当时所存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也是不完整的和令人无法满意的，因而人们不得不汇集起许多不全面的信息来试图获得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智慧人生和政治生活活动的清晰画面。就这样，他一边作研究一边写下卡片，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结束后，吕贝尔继续教书并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1946年他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洛拉·特莉斯坦》和《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1845年巴黎笔记片断)》两篇文章。1954年，他向索尔谤神学院提交了两篇著作作为博士论文，一篇是正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另一篇是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吕贝尔被批准答辩并获得通过。以上两部著作分别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奠定了吕贝尔在法国马克思研究中的地位。吕贝尔本人认为，他自己的著作填补了马克思及其著作研究的空白，即解决了马克思研究中的知识本身的空缺问题。
吕贝尔毕生学术活动活跃，著述丰富。从1946年起，他的研究成果有八十多种，分别有著作、译著、整理的文本、《马克思学》杂志以及论文等五类，其中主要有：《马克思社会主义伦理学文选》(1948)，《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与博托莫尔合编，1956)，《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1956，1960)，《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马克思反对波拿巴主义》(1960)，《马克思经济学》第1卷(1963)和第2卷(1968)，《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1974)，《没有神话的马克思》(与M.马纳尔合作，1975，1976)，《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1981)，《马克思的著作》(1-3卷，1983)等。吕贝尔除著述活动之外，还长期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丛刊。该丛刊创办于1959年，它属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实用经济学研究院”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实用经济学手册)的一个分册。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实用经济学手册》出版四期，其中拨出一期的篇幅由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的内容。直至1991年，总共出版了32期。吕贝尔为该杂志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自己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成为一份法国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杂志。吕贝尔在发刊词上也承认，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卡尔·格林贝格在1910-1930年所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所做过的那些工作。
吕贝尔一生从事马克思学的研究，就个人的研究而言，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十分独特的，其主要观点表现在：
第一，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性”的。在吕贝尔看来，20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恩格斯制造出来的。他于1970年5月正值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之际，写了一份《关于“莫基人恩格斯”的几点意见》的发言稿，后来把它发表在1972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上。该“意见”第一条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世上，不是卡尔·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精神的合法果实。”吕贝尔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吕贝尔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搞“个人崇拜”，“作为对马克思的崇拜，恩格斯是首开第一人”[1]。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本人也是“空想主义者”。吕贝尔自己专门写作了《乌托邦与革命》一文，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过乌托邦，相反，他翻新了它的含义，同时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接着他又说：“最初作为傅立叶和欧文的信徒，不久他完全投入政治斗争，马克思从来就没中断过同他们的精神联系，从而使它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脱离不了干系。”吕贝尔还列举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为例，认为马克思不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去考虑问题，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对欧文的赞誉。因此吕贝尔下结论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是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人，因为他仅仅从乌托邦上关心推翻眼前社会，却很少关心未来社会。”[1]
第三，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建设成就。吕贝尔对苏联问题十分关注，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关于苏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苏联后期改革问题的。吕贝尔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这就把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他还把列宁路线说成是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原则的结果，所以他说：“列宁颠倒了马克思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即工人阶级必须优先于工人政党的原则)，从而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歪曲马克思所一再说明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理论。”[1]
对于吕贝尔这样的“马克思学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考察他的思想观点，对于他对马克思著作文献的版本考证的贡献，我们应予以肯定，而对于其错误的理论观点，我们也要予以分析批判。
二、诺曼·莱文及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莱文进入纽约大学，先后攻读英语语言文学、欧洲史、美国史和德国史。1965年，他以一篇关于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吉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史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德波夫大学、马里兰大学，并于1975年晋升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1988年，他辞去马里兰大学的教职，以富布莱特高级研究人员的身份前往德国访问研究。1990年6月起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历史学教授，现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在获得博士学位、走上社会之前，莱文基本上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学术人。这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得到证实。但在走上大学讲台之后，他很快就受到越南战争这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反越战过程中成为一名新左派并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研究“本真”的马克思主义，1965-1980年间，他曾多次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975年，他出版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在国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致力于从辩证法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于1985年出版《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继续《可悲的骗局》一书的基本路线，详尽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差异性理解。该书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一部力作。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莱文还曾致力于《资本论》及其诸手稿的结构和方法、苏格兰学派及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且都成果斐然。2006年春，莱文出版了新著《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在全面回顾20世纪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研究史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作者关于1839-1842年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基本认识。2007年10月7日至22日，莱文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访问讲学。10月7日，他在讲座中介绍了当前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并就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与北大师生作了广泛交流。
莱文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几十年来他对此作了不遗余力、极其详尽的阐发。
1975年莱文出版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综合考察了以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各种论点，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莱文举例说，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晚年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在史前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在原始时期，“财产并不统治着社会。……人的共同体由氏族，由特定的亲属关系决定的。”而恩格斯则相反，“在恩格斯看来，血族团体并不是社会力量，不是原因性的，而只是生产方式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功能。血族团体起源于低下的生产率。对恩格斯来说，原因性因素是生产方式。”[2]可见，在他看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同时，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莱文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发展多元论者，而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时，认为俄国只能照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模式。
在1985年出版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莱文更进一步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作者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由此莱文引申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四点原则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主张人类对于赖以生产其生存条件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先于人类的其他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为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作者申明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互相排斥，但由于它们在某些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同分量，这些思想体系就大异其趣了。从这些区别中，莱文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说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他说：“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莱文认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文认为：“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3](P36)莱文的观点确实是很彻底的基本分离派观点，而基本分离派观点与基本一致派观点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否定唯物主义与坚持唯物主义的分歧，这就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而进入了一般哲学领域。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莱文的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过去那种单纯强调二人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对其具体差异性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不允许别人比较和分析这种差异性，或者根本不承认存在这种差异性，也是值得考虑并且必须改变的，因为实际上它不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
三、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
奥伊泽尔曼(Теодор Илъич ОйзерMah1914-)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历史学院哲学系，1941-1946年在苏联红军中工作，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起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1年至今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欧—美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担任哲学研究所哲学史部主任，曾任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
苏联时期，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欧哲学史以及关于哲学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195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哲学史科学诸问题》(1969年)、《哲学的基本派别》(1971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1979年)、《哲学史过程理论原理》(与A·C·博戈莫洛夫合著，1984年)，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1978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1982、1986)中，奥伊泽尔曼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彼此协调一致，而且互相论证；批判地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抽出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原则，认为这些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同一个过程。他还认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以外，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他不同意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应该研究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指出研究哲学史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虽有差异，但又有内在联系。
苏联解体以后，奥伊则尔曼虽已80高龄，但仍然充满活力，勇于探索，从1991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章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科学》1991年第7期)；(2)《哲学学说多元化的历史命运》(《哲学问题》1991年第12期)；(3)《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自由思想》1993年第7期、1994年第11期)；(4)《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思想》1996年第4期、第6期)；(5)《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自由思想》1998年第1期)；(6)《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1999年第3期、第5期)；(7)《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哲学问题》2000年第2期)；(8)《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哲学问题》2001年第2期)。这些重要论文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界为数不多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反思之作，提出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解[4]。
奥伊则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认为两者都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使是恩格斯最具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编，也只是遵循杜林的思路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驳斥，略具系统性而已，远远称不上是系统成熟的理论。其二，苏联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米丁等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经斯大林钦定而成为官方哲学流行于世的，由于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直至苏联解体的数十年间从未得到过、也不可能得到严肃、系统、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的反思和研究，其“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权的力量维系的，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例如奥伊则尔曼，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看，建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
四、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1929-1999)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
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作为人的问题综合研究的一个杰出的研究者、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开创者，为俄罗斯的人学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一经投入，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倡导了“对人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术论文。自1991年3月成立人学研究所以来，他一直领导这个所开展对人的综合研究。他在1990年创刊《人》杂志，亲任主编。他还主持编写了一部《人》词典，这部词典不仅反映出俄罗斯人学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而且也对世界人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弗罗洛夫认为，组建人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起到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的协调、组织作用，把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进行统一的人学科学研究，即从人的一切方面对人进行研究，比如从生物学、社会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角度出发，研究人的各种本质规定。当今人学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人与全球化问题、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的作用、社会关系中的人、生物伦理学技术系统中的人、文化系统中的人以及对人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等等。《人》杂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反映。弗罗洛夫所领导的对人的综合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在纯哲学领域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对人进行的一种多方位的整体探讨，相对于纯哲学而言，更贴近现实的、具体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科学、社会”为主题，苏联科学院的24个研究所，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卫生部等国家行政机关的50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大规模研究，是对多方位人研究的肯定。
第二，生态学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是世界上最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介入对生态问题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为：“生态学问题在当代全球问题的总体中的位置；生态学模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和人类需要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化；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社会哲学问题”[5](P376)，等等。他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其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其二，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其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如果只把生态问题看做是某些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技术措施的评价或筛选，是极其狭隘的。
在我国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弗罗洛夫所著的《人的前景》一书，就是在批判吸取世界人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因素、自然—生物因素和个性因素及其关系作出了出色的探讨，尤其是对影响巨大的社会生物学进行了剖析。他主张，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察和假设应该得到认真注意和客观评价”，如特里维尔的断言：“政治科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或迟或早总要成为社会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是理智和非理智的统一，并向往未来的人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6](P94)。可以说，人的生物性论证是科学和人学的前沿问题，中国学界若有能力对这一难题作出合理论析，就可进驻当代世界人学的制高点。
弗罗洛夫还具有前瞻性地思考了全球问题。他认为，全球问题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国际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体系、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如和平与裁军问题、南北问题等；其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同社会的关系，如人口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等；其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人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是终极性的因素，而且还因为人创造了科技文明，是科学技术的主体。
第三，对苏联哲学的反思和俄罗斯未来哲学前景的展望。
苏联解体给哲学也给苏联哲学带来了剧变。怎样评价苏联哲学的历史发展？俄罗斯哲学界的现状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俄罗斯的境况如何？未来将会怎样？这是弗罗洛夫晚年集中思考的问题。[7]他多次访问中国，试图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寻找出答案，但最终客死于杭州讲学中。
关于前苏联哲学的得失。弗罗洛夫认为，苏联20世纪20年代初驱逐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禁止那些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流派的存在和发展，30-40年代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给苏联哲学和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当时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存在，允许不同学派的争论和对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被如此庸俗化、简单化，而会更丰富、更有意义。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在60-80年代，苏联哲学的发展虽然也存在某些弊端，却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当时年青一代的哲学家是从研究和掌握在官方哲学中所没有的某些问题开始其哲学生涯的。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入分析，许多哲学问题的内容和范围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和扩展。如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人的综合研究和人道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对科学知识的评价等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得到深入广泛的研究的。这些都是苏联哲学取得较大成就的方面。这些方面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带来了某些实践结果，如人道主义问题和伦理学的研究导致了生物伦理学的建立，而这门学科又是对器官移植、死亡确定和人体实验等当代迫切向题进行立法调节的基础。
弗罗洛夫认为上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但叶利钦上台后苏联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变化尤大。当今俄罗斯哲学界状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压制。所谓民主和多元论只是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只有压制。虽然没有官方的明文禁止，但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代之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不发表或不出版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献和著作，或者把有关部分予以删除后发表；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纷纷改变了立场，一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另一个特点是哲学研究的意义不如从前大了。从前苏联哲学的研究是在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的，放在首位的是与当时政治任务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现在最热门的则是宗教哲学、哲学史及现代西方哲学问题，而对此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感兴趣，因此哲学的影响变小了。
弗罗洛夫认为，当今俄罗斯哲学正处于不幸的时代，处于缺乏哲学问题的时代。但他确信这一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苏联哲学在20世纪60-80年代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会马上被消灭，一些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哲学创造的哲学家现在也未急于改变立场，他认为这就是俄罗斯哲学未来的希望。当然他并不主张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通过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苏联哲学的成就将会得到广泛接受。弗罗洛夫认为，经过人们的科学研究和冷静思考，大部分人还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哲学大家，又经历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哲学变革的阵痛，他最终还不能说已经为自己的民族、从而也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哲学思想，对于处于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过程中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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