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塞尔的被动发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胡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4-0079-09
从《算术哲学》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哲学思考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从系统性角度看，大致以1917—1921年为界，可分为前期的静态(statische)现象学和后期的发生(genetische)现象学。形象地说来，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恰如一条河流的横断面与纵剖面。如果说静态现象学主要着力于意识流的共时性结构研究，那么发生现象学则旨在探究这种共时性结构的生成或起源。鉴于从总体上所呈现的两个方面，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的双重面孔”。与静态构造的问题性相比，发生构造的问题性意味着一种领域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发生的探究不仅凸显了现象学自身思义的特征，而且标明了一种建构体系哲学的努力，因为发生的探究试图系统揭示静态的构造系统中蕴涵的目的论因素。作为系统建构先验现象学的努力，发生的问题性本质上只是一个方法论的标题，也就是说，一切以发生说明的方法所实行的现象学探究都隶属发生的问题性。从普遍的问题层次看，不仅有个别的统觉类型的发生及其相应的对象类型的发生，而且有单子的发生及其相应的世界的发生，最终，还有一门关于交互单子发生的现象学。就具体的问题层次来说，不仅有主动的发生、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域的发生，而且有被动的发生。就发生问题的探讨方向而言，不仅要探究“活的当下”之现时领域的发生，而且要探究“活的当下”之历史性视域的发生。因此，选择一条切入发生问题性的适当途径，对于系统把握发生现象学的开展方向和澄清发生问题性的本质，就显得至关重要。
作为发生现象学的诞生地①，被动发生问题蕴含着整个先验构造的问题性的秘密。因此，被动发生问题不仅处于整个发生问题性的核心，而且从本质上规定着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本质形态。只要现象学试图从其具体的—先验的起源出发来澄清显现，那么被动性就是整个现象学的试金石，因为被动性不仅比一切现时性意识(Bewu
tseinsaktualit
t)更整全，而且它指明了一切意向还原的限度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正确指出：“探讨被动构造和被动综合问题，对于正确理解作为一门先验哲学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具有决定性意义。”③
一、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
毋庸置疑，“被动发生”是先验现象学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也是胡塞尔那里最缺乏规定的概念之一。《被动综合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关于被动发生问题的讨论与其说是一种系统阐释，倒不如说是一种示例说明。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在一系列的概念对照中规定其本质内涵，例如：自发性与被动性(Passivitt)，现时性意识与非现时性意识，原感性(Ursinnlichkeit)与施动智性(intellectus agens)，等等。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将现象学的被动性概念与传统的接受性(Rezeptivitt)概念区分开来。
在传统上，被动性通常被看成感性接受性的同义语，亦即感官接受外界材料刺激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它与知性的自发性相对：“那些让心灵处于被动状态，因而使主体被激动(可以是主体自己激动自己，也可以是被一个对象所激动)的观念，是属于感性的认识能力的；但是那些包含一个活动(思考)的观念，则属于智性的认识能力……前者具有诸感觉的内部感官的被动性质，后者具有自我意识的自发性，即构成思维的动作的纯粹意识的自发性。”④显然，传统的被动性概念有两点含义：其一，存在一种单纯刺激性的材料，它触发感官产生感性表象；其二，它是感性的一种被触发状态，意识在此阶段已采取某种主动的姿态，尽管尚未达到知性自发性的层次。与此相对，胡塞尔明确将被动性与接受性区分开来。接受性被看作一种最原始的自我性的活动，亦即自我注意地朝向触发者的活动，而被动性则意味着一种无自我参与的综合活动：“就处于被动性层次的精神生活而言，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格性(Personalitt)的前提。单纯的接受性，亦即每一个重又从自我中心发出的‘我注意，我把握，我观察’业已以此为前提：这个被把握者以前已经以未被把握的方式存在于把握性自我的意识领域中，并且对这个自我实行一个触发，一个刺激，使自我注意地朝向它。因此，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注意性的经验之先业已存在一个非注意性的经验，这个非注意性的经验带有先于任何自我参与的、一致性也可能是不一致性的综合。”⑤
在传统哲学看来，综合是知性之自发性的成就，它与感性的接受性具有本质区别；谈论“无自我参与的综合活动”或“被动综合”，无疑是说存在一种被动的主动性，因而是悖论。胡塞尔显然已意识到这种悖论性：“这个描述有其危险……由于没有适合的词，我们在此借助于‘被动的’、‘被动的意向’这种同位语。”⑥这种表述上的疑难，正表明他试图超出传统哲学在综合概念上的狭隘理解。问题是，胡塞尔必须对被动综合的本质作明确规定。既然它是一种先于任何自我参与的综合，那么这种综合的主体是谁?这种综合的主体与作为行为发射中心的自我及其行为处于何种关系?这里表现出胡塞尔与康德哲学的奇特关联，尽管他不同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被动性的理解，但却试图在康德“生产性想像力的综合”的学说中寻求历史的支点：“我们出于历史的兴趣回忆起康德的天才的直觉，这些天才的直觉——主要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的先验演绎中——在其意义深刻而又不明晰的生产性的想像力的综合的学说中获得其表达。当康德在其伟大的著作中谈论一种分析的综合时，那么他指的是那种在其中以明确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被开显的认识，而且按照他的观点，这种认识回指一种生产性的综合。而在我们看来，这种生产性的综合恰恰是我们称之为被动的构造的东西，恰恰是被动的意识的那些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意向性之间的合作。”⑦显然，胡塞尔诉诸康德的想像力概念，旨在克服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以便为“综合”、“构造”概念的扩展开辟道路。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于想像力与知性之间关系的规定存在着前后两版的差异：在第1版中，想像力似乎是一种与知性相对的独立权能；而在第2版中，则被看作知性的一种功能。与此差异相应，胡塞尔似乎在第1版和第2版中分别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在《分析》中，他显然倾向于第1版，强调想像力的生产性综合对于知性综合的基础地位；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则突出了第2版关于想像力作为知性的功能的洞见，并誉为康德的伟大发现：“按其本性来说具有双重功能的知性，一方面是在明确的自身反思中将自己展开为规范的法则的知性，另一方面，是潜在地起作用的知性，也就是作为对总是已经形成的，并且继续生动地生成着的意义形态这个‘直观的周围世界’进行构成的知性而起作用的知性。”⑧换句话说，前一种知性功能是指统觉之自发性的综合；后一种则是指想像力之生产性的综合，它不断地将感性素材合理化，总是以合理化的方式拥有感性素材⑨。胡塞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和第2版的不同强调，本质上不同于康德在想像力与知性之间的摇摆不定。与对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区分相关，他援引康德想像力概念的动机有二：其一，为了确立两种不同的意向性形态，即主动的意向性与被动的意向性或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其二，试图借助想像力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即在感性与知性之间的联结作用，使他关于被动性与主动性区分的学说能克服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因此，尽管胡塞尔在其关于被动综合的思考中历史性地回溯康德，但二者的理论出发点，亦即关于感性与知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却迥异其趣。对康德想像力概念的诉诸，只表明他关于被动综合问题思考的方向。
鉴于接受性概念所负载的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性，胡塞尔区分接受性与被动性的工作面临新的现象学问题。首先，对作为接受性的被动性概念的消解，迫使他从发生的立场重新接过传统哲学那个接受性材料的问题。《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试图以能否实行一种意义给予功能为意识领域划界，似乎并非所有的意识体验都具有意义给予功能：“原初的被动性体验——功能性的联想，原初的时间意识、亦即内在的时间性的构造在其中得以进行的意识体验等等——不能实行意义给予。”⑩只有设定行为类型的意识体验及其变式——第二性的被动性，例如，作为灵感而被动地浮现的判断——才具有这样的权能。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现象学不仅重又折回到那种作为接受性的被动性的立场上，而且也难以厘定发生构造与静态构造之间的分界。在那里，胡塞尔只是通过三点质疑对问题进行了悬置。在《分析》中，他则明确将原初的被动性赋予意义给予功能：“在被动性的领域，就它为一切主动性创立奠基性的基底而言，我们已具有明见性的前层级及其相关项……被动的意识的那些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意向性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可按我们的现象学方法得到揭示，一种极其多样的内在的和超越的意义给予在这些意向性中被动地进行，而且组织成全面的意义形态和存在形态，就像内在的体验流的统一性那里的情况一样，而就超越而言，则像世界的统一性及其普遍的形式那里的情况一样。”(11)这表明，被动综合的构造物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质性，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有意义的。其次，胡塞尔必须对被动综合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既然被动综合是一种“无自我参与”的意识过程，那么在此过程中，自我不在场。但任何综合活动都诉诸某个实行者，既然被动综合的实行者不是自我及其行为，则必须另行给出某种综合的主体。胡塞尔对此问题的解决，与其人格自我或具体自我的观念相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以下简称《观念II》)中，他从人格自我发展的角度将其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亦即“双重的主体性”。其中，高层的主体性，他称之为“特定精神性的主体性”、“智性主体的层次”，包括所有真正的理性行为；底层的主体性则被称之为“感性”、“隐蔽的理性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胡塞尔又进一步区分了“原感性”和“第二性的感性”。“原感性”即所谓的“精神的自然方面”、“体验的基础”，亦称之为“无精神的感性”，它包括“低级的感受生活(Gefühlsleben)，本欲生活，也许还包括注意力的功能”。这些自然因素不仅是“通向特定的自我存在(Ichsein)和自我生活(Ichleben)的桥梁”，而且是“显现的世界或显现客体之构造……一切单纯的现存性之构造的场所”(12)。“第二性的感性”则是指以前主动性在被动性中的变式，即主体所获得的习性，亦称之为“智性的或精神的感性”。显然，“双重的主体性”的区分跟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的区分相应：一方面是作为主动综合主体的“特定精神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被动综合主体的“原感性”或“第二性的感性”。最后，诚如胡塞尔本人所言，“智性主体”与“感性”之间的区分似乎重新回到了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因此，为了在现象学上获得这种区分的合法性，他必须对“感性”与“智性主体”关系作本质澄清。
事实上，胡塞尔在此问题上是明确的。其一，就“第二性的感性”而言，它本身是智性主体成就的积淀，是其在被动性中的变式，因此，这里只有知性或理性之现时性与非现时性之间的区别，而没有感性与知性的本质差异。其二，就“原感性”而言，尽管“它与注意性的自我、把握性的自我和执态性的自我本身无关”(13)，但胡塞尔并未将其看作一种单纯接受刺激的感受性，而是强调它与执态主体的统一性：“这个心灵(Seele)是‘我的’，它‘属于’我的自我主体，并且与自我主体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这个自然(‘我的自然’)是低级的心灵层次，但它也延伸进执态的领域：执态的自我依赖于这个基础，只要我想在我的执态中获得动机引发，我就必须具有动机引发性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处于联想的关联中并服从联想的意向(Dispositionen)的规则。”(14)与“具体自我”或“人格自我”的观念相应，无论是“第二性的感性”、“原感性”还是“智性主体”都被看作自我的权能，自我就是由各种权能所构成的权能性系统。就此而言，“原感性”就是自我的“原权能(Urverm
gen)”，而“第二性的感性”就是自我的“习性权能”，它们同属于自我及其意识生活统一体。与此相应的是“先验自我”概念的扩展：“这种‘感性的’、在感性中完成的构形完全源于主体性，而与那种从外面被给予的材料(这儿是指最终的材料)相对。但这种主体性恰恰不是从前意义上的自我，这种主观地完成的构形并非出自纯粹的自我，亦即借助它的行动着的成就。”(15)相关地，“先验生活”概念在胡塞尔后期愈益成为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被动综合的载体就是原流动着的(urstrmende)生活，行为自我就从原流动着的生活中产生。在胡塞尔看来，自我的原流动着的生活已具有某种意识的特征：“在被动性的领域……我们具有一个意向性的原领域(Ursphre)，一个非本真的意向性领域，因为谈不上自我所具有的那种真正的‘对……的意向’；但那儿已经具有‘对……的表象’和统觉。”(16)因此，整个意识生活就是一个从最低级的被动性向高级的主动性无限发展的目的论过程。
上述分析不仅表明“感性”与“智性主体”在现象学上区分的相对性，而且也显示出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区分的相对性特征。例如，《观念II》在主动性的领域区分出两种意向性：单纯表象行为的意向性与执态的意向性。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前者又进一步区分为注意样式与非注意样式。但在划分被动性层次时，胡塞尔似乎认为注意样式也应属于被动性。《主动综合分析》也表现出类似的不明确性：“对自我的主动成就的研究……借助于注意的朝向及其派生物而得以进行。注意行为似乎是通向主动性的桥梁，或是主动性之准备性的开端，而对于主动性的进展来说，注意行为则是一种持续的意识实行样式。”(17)《经验与判断》则认为：“在主动性之先不仅存在这样一种被动性，亦即原初构造性的、但只是前构造性的时间流的被动性，而且存在一种建立在它之上的、真正对象化的被动性，亦即使对象课题化和共课题化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不是作为基础而是作为行为属于行为的，一种主动性中的被动性。”(18)事实上，这种“主动性中的被动性”特征业已在“被动综合”、“被动的意向”这些看似悖论性的表述中表露无遗：一方面，被动综合的成就不是空无，它也是某种主观的构造物，例如，本欲意向性中已有在某种程度的对象性的构造；另一方面，被动的构造并不是源于主动的自我。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对“无自我参与”的被动综合只能作一种相对的理解。相应地，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根据自我参与的不同程度作具体的分析。此外，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区分的相对性还体现在对被动综合的澄清上。对此，胡塞尔在《主动综合分析》中说：“只有当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完成了的和主动的被构造物，才能谈论这种低层次；而如果我们不考虑主动性的话，那么这种低层次暂时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本质上仍未得到规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只有通过后续对于高层次的研究才能完全理解其成就。”(19)这意味着，被动性与主动性本质上只是认知经验的内在区分；只有从主动性成就出发并通过对主动性成就的抽象，才能达到对被动性经验层次的反思性把握。
二、联想综合与时间性
联想学说有其悠久的现象学前史，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国经验论和传统的经验心理学。为了确立联想作为“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的合法性，胡塞尔自觉地将它与传统的联想概念区别开来：“联想不是一个单纯有关心灵素材之组合的经验的规则性的标题……而是一个——而且是最广泛的——有关纯粹自我的构造之意向的本质规则性的标题，一个天生的先天领域的标题。而如果没有这种天生的先天，一个这样的自我是不可想像的。”(20)在他看来，休谟等传统的联想学说本质上是对真正的意向概念的自然主义歪曲。通过先验还原，联想概念获得了全新的界域和形式，它现在成了现象学的一个“意向性的标题”，它标识着“一种属于意识一般的、内在发生之合规则性的本质形式”。联想之能成为现象学描述的普遍课题，而不只专属经验心理学，是因为“指示(Anzeige)现象是某种在现象学上可指明的东西”(21)，“它的原始形态是可描述性地指明的，而它的意向成就则服从本质规则”(22)。从现象学描述的立场看，联想只涉及“那种‘某物回忆起某物’、‘一物指明另一物’的纯粹的内在关联”(23)，它并不揭示某种客观的、心理—物理学的因果性形式。因此，现象学的联想学说必然排除任何把联想及其合规则性看成一种可通过客观的归纳赢得的心理—物理学的自然规则性的观点。在与联想的心理学概念区别的同时，胡塞尔并未彻底否定这种联想学说的功绩：“经过现象学还原，现代通行的联想心理学决非没有任何东西留存。如果我们回溯到其直接的经验材料，那么现象学还原首先获得一个核心的现象学事实，它留在纯粹的内部态度(Inneneinstellung)内并且构成后续研究最初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探究，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从这儿展露出通达一门关于纯粹主体性之发生——而且首先是关于纯粹主体性的纯粹被动性的基础层次的发生——的普遍理论的入口。”(24)这表明，传统的联想学说为现象学联想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纯粹现象，经过现象学还原，它们首先作为先验的事实被给予。而这里“纯粹主体性之发生的普遍理论”，首先是指其纯粹被动性的发生层次，即被动综合的层次。在《分析》中，胡塞尔直接以联想的综合称谓被动综合。在那里，联想指示着“被动发生的一种最重要和充分普遍的功能形态”(25)，作为发生规则，联想规则隶属于体验流中个别事件的间接接续的规则(26)。与此相应，胡塞尔认为原初时间意识的综合不同于联想的综合，因为在原初的时间构造中，联想只在前摄方面起作用，而滞留并不源于联想的唤起。为此，他批评布伦塔诺将滞留与印象的规则性联结看作原初联想的观点(27)。
与《分析》不同，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以下简称《沉思》)中，胡塞尔不仅将联想看作被动发生的普遍原则，而且把联想的本质规则与时间构造关联起来：“每一种被动构造——不仅作为内在时间对象的体验的构造，而且客观的时空世界中一切实在的自然对象的构造——都可以从(联想的)本质规则中得到理解”，因此，“联想是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概念”(28)。显然，这已超出了《分析》中那种“联想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原初的时间构造学说在更高层次上的进展”(29)的观点，但《沉思》并未对联想的本质规则与时间构造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规定。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规定始终是悬而未决的。从主导倾向上看，他始终把时间意识的综合看成最原初、最普遍的综合：“意向发生的普遍的本质形式——所有其他的本质形式都回溯到它——是内在时间性的构造形式，它通过一种固定的合规则性统治着每一个具体的意识生活，并给予所有意识体验以一种永久的时间性存在。”(30)“联想综合的前提：原初的时间意识的综合。”(31)等等。令胡塞尔犹疑不定的是，似乎单纯的时间意识综合只构成发生的形式，本身还不是发生。在他看来，“尽管对构造着时间对象性的意识进行的现象学的本质分析已达到那种在支配着主观的生活的发生的合规则性的开端”(32)，但这种单纯的形式分析并未告诉我们“那些赋予个别对象以内容统一性的东西，那些形成个别对象间内容上的差异的东西……那些使意识中的划分和部分间的关系得以可能的东西等等”(33)。因此，时间意识的综合与那些内容性的特殊类型的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还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综合，这些综合……与那种构造着所有对象之时间形式的综合同步进行，因而必然一同涉及到时间内容，一同涉及到那种时间性地形成的对象内涵。”(34)这在他致英伽登的信中有所表露：“我正在从事的并不是单纯的时间现象学——后者是不能纯粹独立地得到解决的。”(35)
事实上，《分析》中已试图把一切时间综合归属于联想概念之下。在那里，联想被标识为任何种类的统一体形成的普遍标题：“作为自我生活的普遍统一化，具有各种不同形态的综合=最广义的联想。”(36)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最广义的联想”首先指那种“没有主动的关联活动、没有某种相似性关系之构造的相似性意识”，即一种“感性的相似性和感性的对照”。作为“普遍的意识规则”，一方面，“意识领域的统一性总是通过感性的关联、感性的相似性联结和感性的对照被建立起来。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世界’存在于这儿”(37)；另一方面，它也是个别性之凸显的规则。因此，在他看来，“最广义的联想”恰恰是最广义的综合，即自我之总体意识的统一体，任何个别体验都被嵌入其中。就总体的意识关联而言，最初的关联是原初的时间意识关联，胡塞尔称之为“原联想(Urassoziation)领域”：“在这儿被构造起来的是具体的意识当下的原层次(Urschichte)，或对一个自我是本质必然的原对象性——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宇宙——的原层次。”(38)也就是说，流动的意识本身在持续地流动着的联想中、在持续而直接的交织化中、在固定的合规则性的被动性中被构造成为其自身存在的综合统一之物，即不断更新的“具体的当下”。关于“具体的”，胡塞尔强调说：“是就我们并非抽象化地和观念化地把单纯的点截性的现在、无滞留的真正感知的瞬间看作当下而言。”(39)在具体的流动着的当下中，当下、过去和未来具有某种统一的被给予性样式。显然，这种具体的统一性的前提是原初时间意识的持续综合：“在一切被意识到的客体性和自为存在的主体性之构造的ABC中，它处于A的位置。”(40)其他一切可能的综合都必须分有原初时间意识的综合。另外，胡塞尔注意到，单纯原初时间意识的综合是不充分的：“但主体性意识到其过去的和未来的生活以及存在于其中的意向内涵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唤起，那么它们对于自我来说是无意义的。”(41)尽管他并未就此作进一步讨论，但仍有两个问题被明确提了出来：一方面，作为共存和相继关系的内时间形式在具体的生活当下的统一体中起着普遍的综合作用，但问题是应当如何理解活的当下中这种时间性的共存综合和相继综合的具体内涵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联想的唤起，自我的过去生活和未来生活无法被给予的话，那么如何谈论一个具体的活的当下呢?如何谈论作为活的当下之普遍综合形式的时间性呢?
在《分析》中，胡塞尔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探讨这种作为活的当下之原秩序形式的共存综合和相继综合。单纯从形式方面看，共存和相继被看作是原初时间意识综合的产物：“作为同时存在着和作为依序存在着而被原初意识到的东西，是从原初的综合统一体中被构造成同时存在着的和相继存在着的。”(42)遵此，共存和相继作为活的当下领域的普遍形式是彼此相关而不可分离的。转向“凸显性的素材和素材杂多的秩序形式”时，这种由时间构造本身所成就的普遍的共存形式则不再被看作一种秩序形式。在此情况下，普遍的相继秩序与属于个别感性领域的、特殊的共存形式区别开来。相继的秩序形式的普遍性意味着，所有的共存在每一个活的当下领域形成惟一的相继序列的秩序。因此，与各个特殊的感性领域相关联，共存和相继得到了具体的理解：“如果我们选取某个感性领域，亦即一个共存的同质性的领域的话，那么它的素材成分则是一种具体存在着的素材成分：不仅就瞬间共存而言是具体的——这种瞬间共存就其本身而言什么也不是——而且就相继而言也是具体的。”(43)这种具体内涵通过对同质性综合和串接(Verkettung)这两种原现象的分析而得以展示：感性领域中共存的秩序形式和相继的串接秩序。显然，这种在感性领域的联想分析中所理解的共存秩序和相继秩序，超出了时间构造分析中那种单纯形式的含义。对此，山口一郎指出：“如果我们考察时间意识分析与联想综合分析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时间分析借助于联想—触发性的综合的分析而获得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这种联想—触发性的综合不是停留在形式上，而是在内容方面的综合。”(44)
在《分析》中，胡塞尔将《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那种单纯的时间分析看作“一种概念的观念化”，而根本无法谈论统一体的凸显。“给予各个对象以内容统一性的东西，在内容上构成对象间差异的东西……使意识的划分和意识的部分间关系得以可能的东西等等——这种时间分析独自不能告诉我们，因为它恰恰是不考虑内容的。”(45)对于流动的活的当下领域而言，某个统一体的凸显，确切地说，某个触发性的统一体的凸显，需要体验流按触发的联想规则在内容上的合生(Konkretion)和分立(Diskretion)。单纯时间性的共存和相继独自不能作为统一体凸显(46)。此外，如果没有联想的被唤起的再回忆和前期待(Vorerwartung)所实现的直观化，则滞留和前摄的意识样式将仅仅是空乏的意向，因而自我意识到其过去生活和未来生活的方式是不充分的：“滞留和前摄是过去和未来之最原始、亦即最初的创立形式。但作为当下化的原形式，滞留和前摄是空乏形式。只有这种直观化的再回忆能使滞留被唤起，以过去了的并且似乎再次被体验到的样式获得作为直观地被充实了的当下形态的过去，同样，对未来的前直观(Voranschauung)、亦即前摄的直观的现实化获得直观地被意识到的未来形态。”(47)因此，只有通过再回忆的唤起和前期待的唤起，自我才能意识到：在其身后存在一个无限的、过去体验的领域，同时，在其前面则存在一个无限的、未来体验的领域。藉此，我们才能谈论一个真正的具体的活的当下，才能谈论作为意识生活之普遍综合形式的时间性。埃尔玛·霍伦斯坦(Elmar Holenstein)认为：胡塞尔的时间分析只有在联想现象学中才能完成，而“前摄的和滞留的时间生成只是充分的时间构造的一个最初的、但却是不独立的和需要补充的部分”(4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将时间综合归属于联想概念之下，亦即将联想概念扩展到时间综合和一切其他的被动的联结之上。
三、被动发生的问题性
按照这种联想课题的位置确定，胡塞尔认为：“联想的规则不仅在原初的时间意识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且也以某种方式在被内在地构造起来的时间和亚人格的(unterpersonalen)内在性的时间对象性的范围内起作用。”(49)但在两种情况下，联想规则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与联想规则的不同作用方式相应，胡塞尔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联想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联想。这是系统化的触发性唤起的层次，它使活的当下的对象结构得以可能，或者说，它是使杂多达到统一化的原初的综合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再造的(Reproduktive)联想和预期的(antizipative)联想。就再造的联想而言，又可进一步划分为：(1)回射性唤起的层次。它重新照亮了模糊的空乏表象，使蕴涵在这些空乏表象中的意义内涵获得触发性凸显，在此特别重要的是零领域内表象的唤起。(2)真正的再造的层次。它使在第二层次上被唤起了的空乏表象变成再造的直观，亦即再回忆。与再造的联想指向过去的方向不同，预期的联想指向未来，但它与再造的联想紧密关联：“它是建立在再造的联想的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的联想和联想学说，亦即一种关于期待的发生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统觉的发生的学说。”(50)胡塞尔又称之为“归纳的(induktive)联想”。这种联想的层次划分表明，联想不仅在当下与过去、未来的内容关联中起作用，而且它也参与了当下的建构(Strukturierung)。再造的联想和预期的联想在业已被构造起来的对象之间进行，而活的当下的原联想则形成最初的触发统一体，这些触发的统一体是对象构造的前提(51)。与不同的联想层次相应，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被动发生层次。在原联想层次内存在着最低层次的被动发生，而与再造的联想和预期的联想相应的是较高层次的被动发生。
从发生的立场出发，胡塞尔把活的当下本身看作最普遍的发生现象。在他看来，每一个活的当下都有一个“原素的核”，而杂多感性素材的统一体以最松散的方式在同时性和活的相继序列中持续地被构造起来。由此导向原联想的问题性：给予活的当下中感性的印象素材、所有整体和个别的素材簇、所有的感性领域以统一性的东西是什么?(52)在《分析》中，胡塞尔在“触发现象”的标题下讨论了原联想的问题性。他认为，原联想的被动发生属于最低层次的发生问题，但对于系统的发生来说，它必然是一个抽象，因为“我们这样做，似乎自我的世界只是印象的当下，似乎没有任何超越把握的统觉——它们源于进行更远的跨越的主观的合规则性——一同起作用，没有任何在世界生活中获得的认识、审美的和实践的兴趣、评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53)。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抽象，那种纯粹建立在印象领域的触发性(Affektivitt)的功能才获得了独立的课题位置，而触发恰恰是原联想问题性的支点。在《分析》中，触发被定义为“意识上的刺激”，亦即“某个被意识到的对象对自我所施加的一种特有的牵引”。因此，触发首先导致自我的朝向(Zuwendung)，并进一步导致注意、把握、悉知和展显(Explikation)等(54)。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触发以刺激物从背景意识中的凸显为前提，而刺激物的凸显是由在对照的情况下内容的融合(Verschmelzung)而产生的：“在活的相继关系中，每一个被凸显的素材不只是外在于其他素材。毋宁说，它在自己自身内具有一种综合的内部结构，更确切地说，它在自己自身内具有一种序列的连续性。这种内部的连续性是一种连续的内容性融合、亦即近融合的基础。”(55)这表明，任何触发性的素材本身已是一种发生的构造物。刺激又被称之为“原触发”(Uraffektion)，相应地，作为刺激物的凸显则被理解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前客观的意向统一体，这种触发统一体构成自我主动性的最原初基础(56)。就触发在活的当下领域的传递而言，触发也被称之为“指向对象的意向的唤起”，而意向的唤起意味着联想，在活的当下领域则是原联想。因此，联想的本质通过触发现象的揭示而得以澄清。在胡塞尔看来，触发和作为唤起的触发传递的本质条件在于：“原素性的对象性的构造原则，更确切地说，联结着的并存和相继的构造原则，连续的位置系统及其充盈化发生个体化的原则，这些原则——对照和内部的融合据其而发生——持续地起作用。”(57)这表明，触发以活的当下领域之内在统一体的形成为前提。胡塞尔又把触发看作内在的统一体形成的条件：“统一性形成本身，独自存在着的个别的原素素材和素材组的现实形成，还取决于未加考虑的触发因素。”(58)于是，在触发的条件性与内在的统一体形成的条件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胡塞尔本人已明确意识到这一困境：“如果没有触发，根本不会产生统一体吗?”(59)这导致其对前触发性综合的思考：前触发性的综合本质上是一种无自我主动性参与的联想综合。
在《分析》中，胡塞尔在“触发与统一体形成的关系问题”的标题下，具体讨论了触发性综合与前触发性综合之间的关系。切入点是关于触发的两种可能性条件问题：一种可能性是以活的当下领域之对象的结构为前提。在此情况下，对象是现成的，而不考虑它是否是通过触发被给予我们。相应地，所有联想的唤起都被联结在这个合规则的结构之上，而且都按照合规则的联结形式进行，它只考虑触发的传递。另一种可能性是从活的当下之类型性的对象结构的构造出发探讨触发的本质条件。胡塞尔首先试图借助触发的等级性观念予以合理的解释，而触发的等级性观念建立在其关于现实的触发与触发的趋向(潜在的触发)之间的区分的基础上。他认为，我们并不总是拥有现实的触发，现实的触发能消褪成潜在的触发，反之亦然。因此，前触发性的综合通过潜在的触发而得以进行。其次，与触发的等级性观念相关，胡塞尔进一步引入了“触发性的凹凸形态(Relief)”概念，藉其描述活的当下领域之对象结构的构造及其触发的整体变化情况：一方面，“触发性的凹凸形态”是指活的当下的整体统一性；另一方面则是指“不同个别要素的高差，最终还指总体增强和总体降低的可能性”(60)。由此不仅深化了对触发的等级性观念的理解，而且活的当下的结构关联之前触发性综合的特征也得到了具体揭示。但与原素的构造相关，这里的“要素”被看作原素对象之构造性生成过程中的“相位内涵(Phasengehalte)”，这种“相位内涵”本身还不是对象，但也不是虚无，而是“对象相位”或“感性点”。胡塞尔看到，当我们最终思考“相位内涵”本身的构造综合特征时，这种基本要素的前触发特性与触发本身之间的统一性似乎又成了问题：“是否一切融合和分离——通过它们，对象性统一性在当下领域生成——都根本无需一个触发性的活性(Lebendigkeit)以便能够生成?”“如果统一化的实事性条件虽然得到满足，但触发力却是零，它们也许就不可能生成?”(61)这是《分析》留给我们的“联想之谜”。关于“联想之谜”，胡塞尔又称之为“无意识之谜”或“意识生成之谜”。在他看来，只有凭借“一门彻底的理论”才能解开“联想之谜”，这门彻底的理论“以相同的方式充分处理活的当下的具体建构和源于构造性元素的单个的具体性(Konkretionen)本身的建构”(62)。尽管《分析》仅止于提及“一门彻底的理论”，但问题的开显方向仍是明确的，亦即将前触发性综合纳入到触发性综合的框架内以便对整个被动发生层次作统一的解释。胡塞尔后期探讨被动发生问题的持续努力，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展开的。
注释：
①Elmar Holenstein,Ph
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Martinus Nijhoff,1972,S.26.
②Rolf Kuhn,Husserls Begriff der Passivitt:Zur Kritik der passiven Synthesis in der Genetischen Phnomenologie,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 /München,1998,S.3.
③Ludwig Landgrebe,Faktizitt und Individuation.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nomenologie,Felix Meiner VerlagGmbH,Hamburg 1982,S.21.
④[德]伊曼努尔·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21页。
⑤Husserliana IX,Martinus Nijhoff 1968,S.131.
⑥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76.
⑦(11)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275—276,275—276.
⑧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王炳文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6，118页。
⑩Husserliana XVII,Martinus Nijhoff 1974,S.29.
(12)(16)Husserliana IV,Martinus Nijhoff 1952,S.279,335.
(13)(14)a.a.O.S.280.
(15)Ms.B III 10,S.13,Cf,Elmar Holenstein,Ph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Martinus Nijhoff,1972,S.212.
(17)(19)Husserliana XXXI,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S.4,3.
(18)(21)(23)Edmund Husserl,Erfahrung und Urteil.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redigiert und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Landgerebe,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1972,S.119,78,78.
(20)(22)Husserliana I,Martinus Nijhoff 1973,S.114,113.
(24)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118.
(25)a.a.O.S.76.
(26)(27)(32)(33)(34)(37)(38)(39)(40)a.a.O.S.336,77,118,128,125,406,408,409,125.
(28)Husserliana I,Martinus Nijhoff 1973,S.113—114.
(29)(31)(36)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118,125,405.
(30)Husserliana XVII,Martinus Nijhoff 1974,S.318.
(35)Cf,Rudolf Bernet und Dieter Lohmar,Husserliana XXXIII,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XXII.
(41)(45)(47)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125,128,326.
(42)(43)(46)a.a.O.S.127,139,387.
(44)[日]山口一郎著、钟庸译：《发生现象学中作为原触发性被动综合的本欲意向性》，《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9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48)(51)Elmar Holenstein,Ph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Martinus Nijhoff,1972,S.64,36.
(49)(52)(53)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386,137—138,150.
(50)(54)(55)a.a.O.S.119,148—149,140.
(56)Elmar Holenstein,Ph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Martinus Nijhoff,1972,S.37.
(57)(60)Husserliana XI,Martinus Nijhoff 1966,S.158,168.
(58)(59)(61)(62)a.a.O.S.152,153,165,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