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冷战时代的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冷战论文,模式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改变的影响，美国与西欧盟国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美欧新建立的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与冷0战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关系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方面，外交政策合作的主体不再是美国与西欧的个别国家，而是美国与一个已经初步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共体，也就是后来的欧盟。另一方面，美欧外交政策合作中，西欧听命于美国以及对美国的依附成分已大为减少，更多的是双方对等的协商关系。作为后冷战时代的产物，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新的联盟来维护其在国际社会的传统主导地位和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愿望，并且将会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新组合和国际政治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对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深入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和评价美欧后冷战时代外交政策合作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及其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一 美欧建立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现实基础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欧盟作为经济水平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建立与现实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结束前，由于西欧国家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美国虽然曾经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有过外交政策合作，但也常和西欧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出现分歧。双方在如何处理全球和地区冲突问题上时常发生争执，甚至立场完全对立。进入9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以及美、欧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带来了美国和西欧盟国之间政治合作关系的转变。美国方面，由于霸权地位的衰落，已经感到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单独解决各种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西欧方面，欧盟虽然建立了“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外交政策合作机制，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独立能力。因此，美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双方必须共同面对冷战后出现的那些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只有通过外交政策合作，消除相互分歧，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伙伴关系，才能以西方国家的整体力量来实现双方追求的共同利益。（注：参见Thomas Frellesen and Roy H.Ginsberg,EU-U.S.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in the 1990s:Elements of Partnership,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1994.）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新的实用主义动机，美国和欧盟开始致力于建立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以此来进行双边协调，并实施与该协调过程有关的外交政策合作行动。
除了环境变化带来的现实需要外，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建立也是美欧双方领导人为实现西方整体利益而共同努力的结果。美欧的主要领导人早在1989年就开始提出，西方国家应该加强后霸权时代的合作关系来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和维护西方的共同利益。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特别强调：“和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欧共体结成伙伴来解决全球问题，对于实现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USIS Wireless File,12 January 1994,pp.9～10.）为了建立这种伙伴关系，克林顿认为“美国应当支持欧盟发展强有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机制。这样美国才能从一个强大而平等的伙伴，而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伙伴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对于美国来说，只有一个强大而联合的欧洲才能成为更加有效的经济和政治伙伴。”（注：USA Text,USAT PL 17,7May 1993.）
在欧洲方面，西欧国家领导人冷战后也表达了和美国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号召发展美欧伙伴关系时强调：“国际局势的发展使得西欧和美国在冷战后感到比以前更加需要对方。”（注：Helmut Kohl,"Address to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Washington,31 January 1994.）曾担任过欧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部长委员会主席的德洛尔(Jacques Delors)提出，欧盟应该和美国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具有积极作用的机构来进行协调与合作。他还指出：“我们欧盟是一个诚实而积极的合作者，也是美国的真正伙伴。《跨大西洋宣言》已经为双方实质性的对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注：Address by Jacques Delors to the 1993 World Leadership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Washington,18 March 1993.）欧盟对外政治关系高级专员范登布鲁克(Van den Broek)也指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多次合作，已经帮助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外交上成功地采取了共同和一致的立场。”（注：Hans van den Broek,"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Address at Chatham House,London,3 June 1993.）1993年担任欧洲议会主席的克勒普斯齐(Egon Klepsch)则把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看做是维持世界稳定的关键，强调“美国和欧盟必须共同努力和共同行动来推动世界的稳定和建设性的发展。”（注：Egon Klepsch,"Speech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9October 1993.）
具体而言，后冷战时代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建立的基础主要是90年代中期美欧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1993年11月1日生效的欧盟条约，1993年12月15日完成的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1994年1月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以及1994年2月9日在波斯尼亚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这些事件不但推动了美欧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且为双方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推动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关系建立的这些重大事件中，首先是1993年生效的欧盟条约展开了冷战后美欧政治关系的新篇章。这个条约中首次正式规定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条款，不但为欧盟自身的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保证，而且使得欧盟可以和美国按照原先难以想像的平等方式建立新的外交政策合作关系。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建立还表明，代表欧洲联合的欧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与外交政策范围无关的“共同市场”。随着其自身外交政策统一性不断加强，欧盟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也将逐步建立独立的主体地位。尽管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全成熟，但这种潜在的单一外交与安全政策已经为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提供了前提。在此之前，由于协调欧共体政治关系的欧洲政治会议自身存在大量问题，并且权力有限，因而严重限制了欧共体与美国之间外交政策合作的能力。欧盟条约生效后，由于明确规定了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而加强了欧盟独立外交行动的能力，并且奠定了欧盟和美国建立对等的外交政策合作关系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经过7年磋商而取得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使美国和西欧有了解决过去10年来一直困扰着它们的贸易争执的途径。这不仅有利于美欧经济关系的稳定，而且也有利于促进美欧在政治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尤其是外交政策合作。很显然，如果美欧不能在这一轮谈判中取得成功的话，它们之间很可能因为多年来无法解决的双边争端而在经济领域中爆发自相残杀的贸易战。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自身将陷入混乱，从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其内部问题，并且大量减少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美国也可能放弃多边主义，转而采取地区性的双边贸易政策。其结果势必会阻碍它们之间的外交政策合作。
1994年1月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同样也是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北约首次公开表示对欧盟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给予全力支持。并且还指出，欧盟和北约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欧盟建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有助于加强北约联盟中欧洲支柱的力量。根据这种认识，北约认可了欧盟提出的“联合任务军队”概念，同意西欧联盟可以利用北约的战略设施来支持欧盟在北约范围之外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针对当时的波黑问题，北约积极支持欧盟参与协调行动，并强调欧盟参与是谈判解决波黑问题的保证。此外，这次北约首脑会议还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待西欧联盟态度的转变。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中很多官员一直不愿意支持西欧联盟这个不仅不向美国开放，而且还试图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北约竞争的组织。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政府充分肯定了西欧联盟在解决前南联盟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示要支持这个与北约相关但和北约截然分开的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在这次北约首脑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多次提到西欧联盟在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以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作用。这种极不寻常的举动表明，美国主导的北约已经认识到西欧联盟能够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为欧洲未来的安全提供保证，并有助于建立跨大西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合作。
1994年2月召开的北大西洋理事会，同样也是美欧双方协调立场、通过外交政策合作来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会议达成的有关波黑冲突各方停火的最后决定，代表了美国、欧盟以及欧盟各国政府密切协商的结果。在这次外交政策合作中，美欧经过协商后采纳了欧盟提出的先调解一般冲突然后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计划，使双方对于如何结束战争的立场大为接近，并缓和了波黑冲突各方由于对美国干涉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对立，成为美欧建立外交合作新联盟的基础。所以，“尽管波黑问题曾经是造成美欧外交政策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加强美欧在外交上合作以及协调北约和西欧联盟的关键因素。”（注：Elfriede Regelsberger,ed.,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315.）
总之，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推动美欧加强外交政策合作的潜在力量，并为这种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实践表明，这些事件不但把美欧之间建立在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实用性合作、共同利益原则、复合相互依存和成熟的双边安全协调融合在一起，同时还继承和发展了美国和欧盟各国原有的那些具有成效的双边关系。
二 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思想基础
作为《跨大西洋宣言》精神的一种体现，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国和西欧从冷战时期的霸权衰落到冷战后的后霸权时代的思想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种通过协商来达成共识的新的外交政策合作机制。这个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尽量保持双方立场一致并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对重要的共同问题进行协商。（注：参见Elfriede Regelsberger,ed.,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Union: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p.309～311.）同时，这个合作模式还重申了美欧之间早在40年代就提出的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社会进步和多边合作等双边关系原则，并且肯定了那些已经付诸实施的双边合作领域的重要性。此外，合作模式在保持双方原有的科技、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传统的同时，还确定了美欧在多边关系基础上共同合作的新领域，就是反恐怖主义，反对麻醉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护环境，以及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
就其思想基础而言，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主要体现了复合相互依存的观点和后霸权时代的合作思想。复合相互依存的观点强调，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和它的结果同样重要，因为过程可以看做是实现结果和预期目标的方法。在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中，协商机制的建立正是反映了复合相互依存的这种观点。美欧就核扩散、毒品贸易和恐怖主义等共同敏感的问题进行的频繁接触和举行的定期会议，实际上就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所强调的过程。它们根据《跨大西洋宣言》规定扩大合作范围和明确各自义务，则体现了相互依存理论中的行为模式。而它们针对中欧和东欧的合作援助以及反对所谓独裁政权的共同外交政策，代表的正是相互依存理论中强调的目的和结果。（注：参见Elfriede Regelsberger,ed.,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p.309～311.）可见，协商过程在美欧外交政策合作中极其重要，它使双方能够分享信息，缩小分歧，减少发生误会的危险，求得共同的解决方法。90年代以来，美欧外交合作中定期举行的各种协商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此外，复合相互依存的观点还强调，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一个军事力量无法使用的领域之内。（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3页。）冷战后，美国与欧盟尽管对其他国家多次运用过军事手段，但它们却从未设想过相互之间会发生战争。这不仅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且因为它们在商业、外交、能源、教育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类型的渠道进行联系，并且还有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在它们之间发挥作用。所以，它们可以通过政策决定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军事威胁来限制和影响对方的决策。另外，复合相互依存的理论还强调，相互依存能够限定行为者相互关系的发展程度。（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3页。）实践证明，美欧之间虽然有像1990年9月为应付海湾危机建立财政合作小组那样的和谐关系，也有像1993年由于西欧向伊朗贷款而造成的不和谐关系，但其发展都没有超出一定的范围。
此外，复合相互依存的理论还认为，这种关系只能建立在相似的行为者之间。事实上，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组成这个模式的行为者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都非常接近。作为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它们还受到影响外交政策行为方式的共同政治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约束。另外，它们通过各种双边政治协调的框架相互联系，还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实现双方共同目标的政策差距。最后，它们还强调在不损害整体合作的前提下，允许各方在某些政策问题上保持不同意见。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运用各自的外交和经济资源来实现共同目标，因为这比一方单独行动更为有效。
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除了所反映的复合相互依存观点外，同样也体现了工业化民主国家后霸权时代的合作思想。与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后霸权时代的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具有明显的差异。就其本质而言，霸权主义意味着“霸权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在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基础上，创建一套其伙伴必须服从的命令模式”。（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46.）二战后的前20年中，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关系模式体现的正是霸权主义的这个定义。但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开始衰落，保卫欧洲利益的热情也逐步降低。而西欧通过欧共体的建立，实力不断加强。它们不再遵从美国的旨意，而是通过发展和世界不同地区的联系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开始扩大自己的联盟范围和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共体曾试图对霸权衰落后的美欧关系进行调整，但它们在如何以西方集团这个整体来处理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它对西欧的霸权控制。直到冷战后，美国才停止以霸权国的身份要求西欧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国际事务作出反应。美国意识到，随着欧盟能力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加之欧洲局势和国际体系在80年代末发生的重大改变，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在世界上独立扮演霸权主义者的角色。正如相互依存理论的建立者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指出的：“20世纪将不再有霸权国，因为国家需要在没有霸权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合作。”（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83.）由此可见，后霸权时代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合作已不是任何形式的新大西洋主义，而是为了解决那些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的现实需要，促使美国和欧盟在没有霸权主义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不仅如此，后霸权主义时代的合作中还包含着这样的动机，就是合作双方都意识到，合作的有利之处已经大大超过了个别国家单独行动的利益。因此，那种推动欧洲一体化兴起的合作逻辑，自然也扩展到美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领域。
三 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的实践形式
在实践形式上，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主要表现为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盟国之间通过协商程序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根据这个协商机制，美国和欧盟的大使们定期在美欧14个国家的首都协商有关问题，检验《跨大西洋宣言》签署后美欧的合作情况，协凋外交政策合作行动。根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European Policy Studies)提供的资料，从1990年7月到1994年2月间，美欧曾进行过31次外交政策合作。（注：参见Thomas Frellesen and Roy H.Ginsberg,EU-U.S.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in the 1990s:Elements of Partnership,Center for EuropeanPolicy Studies,1994.）在每次外交行动前，双方的有关领导人都进行过协商，并强调双边协商是实现外交政策合作的关键。从合作的方式来看，这31次合作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共同行动和宣言以及互补行动和宣言。这两种合作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共同行动和宣言中，双方遵循双边协商的结果，采取共同行动或发表共同宣言来实现共同目标。在互补行动和宣言中，双方则根据双边协商的结果，各自采取行动和发表宣言来实现共同确定的目标。
按照这种划分，美欧在90年代前半期的31次外交政策合作中，有13次属于共同行动，另有18次属于互补行动。（注：参见Elfriede Regelsberger,ed.,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Union: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7,pp.309～311.）在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的共同行动中，比较典型的例证有1991年建立海湾危机财政合作小组，向在伊拉克与科威特战争中受到影响的国家以及科威特联合解放力量共同提供援助；1991年在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人建立安全区，并向难民提供援助；1992年在外交上共同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确认它们危机前的边界是合法边界。在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的互补行动中，也有很多典型例证。其中有1991年，欧共体和美国协商后，向以色列提供2.13亿美元援助，作为它遭受伊拉克导弹袭击的补偿；1992年美国和欧共体分别对尼加拉瓜实行制裁，作为对尼政府取消总统选择结果的惩罚。
美欧90年代前半期外交政策合作中的共同与互补行动说明，美欧之间的外交政策合作模式已基本形成。总的来说，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产生的影响，几乎涉及到全世界所有地区，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前苏联、亚洲、非洲、中东、波斯湾和加勒比地区。同时，这一合作模式还包含了几乎所有关键性的国际问题，诸如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政治压迫、人权、国家和区域战争。在处理手段上，美欧采取了包括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所有方式。除了进行直接武装干预的军事方式外，还运用了各种非军事方式对它们所认为的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行为进行惩罚，包括诸如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制裁威胁和道义谴责等方式。此外，它们还利用各种“怀柔”手段来稳定动乱的国家和地区，这主要是运用合作外援、外交承认和外交调解等方式。
总之，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代表了冷战后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国家和集团之间，通过协商机制与外交上的共同和互补行动来实现的外交政策合作方式，这也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外交政策合作例证。本文通过对其现实基础、思想依据和实践形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一合作反映了美欧维护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促成这种合作的根源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外交政策行为方式所遵循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原则，维系美欧经过长时期考验的政治军事联盟和经济伙伴关系，以及解决当前日益增加的那些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付的全球性问题的迫切要求。其次，由于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涉及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而对世界格局的结构特点乃至全球化的进程都具有直接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在解决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海湾、波黑政治军事冲突以及达成乌拉圭回合的世界贸易谈判中都发挥过有效作用。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90年代末美欧外交政策合作对南联盟科索沃问题的粗暴干预，则提供了一个西方国家试图取代联合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反面例证。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发展中，美欧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传统的主导地位，将会通过外交政策合作来进一步加强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干预。这对于实现国际社会的政治多极化和重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再次，我们也应该看到，美欧外交政策合作中还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在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合作中，总是要突出自己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欧盟在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大量的内部矛盾和分歧。这些问题不但使得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缺乏稳固的基础，而且也势必要限制这种合作发展的深度。另外，美欧在通过外交政策合作来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同时，并不能彻底解决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内在矛盾也必然会影响它们外交政策合作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