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走向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走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近代以来，当作为世界中心辉煌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被昔日的“蛮夷之地”、“蕞尔小国”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这个庞大的“东方睡狮”迫不得已睁开了眼睛，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纳入了它的视域。这时候，“传统”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落后挨打”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它也不得不听由“现代”的召唤，“现代化”成了国富民强的应有之义，中国人所有的思考与探索、欢欣与痛苦都与中国艰苦而漫长的“现代化”之途密切相关。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始于西方的现代性日益显露其危机之时，因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由此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1]10-11。毛泽东的“革命”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当中，并成为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典型案例。
一 政治革命的现代图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谈到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时，曾经说过：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2]344。
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其政治革命的生涯中，根据客观实践为我们描画了许许多多的“小图样”、“分图样”。在历经了近二十年革命的跌宕起伏后，他以“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以及革命的前途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为中国革命描画出了一个“总图样”。不过，只要“房屋”未建成，他总是根据各种关系的变化随时修改着图样，在策略与目标之间把握着平衡，并尽量使策略趋向于目标。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就近而言，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依当时的理解也就是工业化。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落后”[3]98；“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1080-1081。
革命后的中国一定会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这一点至少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是没有疑问的。尽管毛泽东独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道路，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是走向了“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的民粹主义[5]320。细究起来，这种观点完全不顾毛泽东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将他的政治策略与政治追求混为一谈了。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而农民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现代化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4]1077。也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完全认同现代化的最基本表征：工业化和城市化，且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所以他宣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6]1427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将“农村包围城市”看作一种取得革命成功的斗争策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7]215。用施拉姆的话来说：“尽管毛取得权力的方式是非正统的，但是，一旦胜利在握，他就摆出了从此按正统方式行事的姿态。”[8]939不过显然，毛泽东不仅仅是摆个姿态而已。
那么，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现代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渡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却也肯定了以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中国建国后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也肯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不过，随后毛泽东迅速地放弃了这个方案，开始急于过渡。有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遗憾地认为，如果当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9]。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不能在这条路上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中，他对资本主义一直采取的是既打又拉、既肯定又否定、既利用又准备消灭的态度。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一方面设想了一个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方案，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2]540，从而抓紧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反共”、“限共”活动强紧的情形下，毛泽东打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明确表达了两个基本的理念：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它追求的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不过，在国共尚处合作期、国民党仍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论述十分艺术地把握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关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2]647。这时候，他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设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给予了资本主义更多地肯定，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指出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4]275。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确认”，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共产党意欲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①。而在内战全面爆发、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又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中未明确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设想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也被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进一步削弱资产阶级地位的“人民民主专政”取而代之了。
上述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变化着的认识，明显体现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的双重取向。我们知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自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大问题：一方面，他们在痛苦的革命探索中，彻底否弃了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艰辛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又深感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步到位难乎其难。于是，他们长期在“一步走”和“两步走”之间权衡和徘徊。在两难之中，虽然不少人体会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逾越性，但在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支配下，急于过渡仍成为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普遍心态。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将资本家视为“天下之恶魔”，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强权的社会，在价值上对其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将素朴的“锄强扶弱”观念转变为立足于阶级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实践。在革命的实践中，作为一个务实派，毛泽东历经了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清楚地知道：“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准。”[10]160而这个“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力量对比，体现在政治革命期间的斗争态势上，就是国共两党实力的对比。所以，基于斗争策略，毛泽东可以随时“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11]对资产阶级或拉或打；但基于价值理念，只要“力量”足够、条件具备，就应该尽早使“资本主义绝种”，让它从历史中消失。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理论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就成为实践的必需。利用这种模式，他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有效地处理着既要消灭资本主义又要利用资本主义这一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的二元论题。正如刘小枫所分析的：“毛泽东是实践型的思想家，作为具体制定政治斗争策略的政治家和建构一种‘主义’论述的思想家，毛泽东的论述包含两个不同的结构层面：政治斗争的策略性论述和意识形态的‘主义’论述。在前一个结构层面，不难发现出尔反尔和根据时局修改论述的情形。在后一个结构层面，则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但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思想而言，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而且一以贯之”[12]420-421。正因为如此，一旦条件具足，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虽然“也可增产”但却很“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牢牢绑定在一起。
二 经济现代性困境及其发展思路：抓革命、促生产
现代性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显现出相应的恶果，这一点已为如马克思、韦伯等众多西方思想家所指明，并从不同的路径进行了深刻剖析。19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勃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对现代性后果进行反思和校正的结果。当毛泽东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时，他的思路是明确的，他知道现代化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唯一选择，“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6]1080。他同时更希望以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例如资本的扩张、阶级的分立、社会贫富加剧等。不过，由于现代性本身就是以西方的工业化为先导的，它伴随着资本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13]13，因而现代化的某些负效应总会时时显现于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遭遇了极大的困境。
1.赶超困境
“赶超”这类字眼，在毛泽东立志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就开始不断地始用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4]2为此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球籍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4]88-89
这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从参加革命起就面临的“困境”：既羡慕西方的强大又痛恨西方的强权。处于这样的困境，西方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条件”：“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6]1484如果说，在民族尚未独立、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赶超”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为这个梦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和保证。而梦想一旦落入到现实的可操作层面，就会转化为一个积聚已久、急于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环伺中步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身处于内困外压之中，只有在经济上尽快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强烈的“赶超意识”的影响和支配下，激进的发展措施和发展行动是不难想见的。
2.体制困境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控制和集中全国主要的人、财、物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我国建国初期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论点。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一，中央集权体制极易产生按部就班的行政官僚，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却“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1]165，构成了一个毛泽东眼中的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此外，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教育和科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知识分子、技术专家，这样一来，也会造就一支知识精英阶层，并建立起这一阶层的特权和优势地位。官僚体制和特权阶层的产生，无疑会削弱诞生未久的“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甚至会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
其二，尽管中央集权体制在短期内可以迅速聚集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但长远来看，它会严重抑制基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产生浪费、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懒散等现象，特别是对大国而言，这种弊端尤其明显。这样的体制模式显然不利于搞活经济并推动经济长效发展。
3.发展机制困境
亚当·斯密将人设想为“经济人”，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15]13。这种思想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即通过挖掘人的利己心，刺激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而促成现代性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分析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最大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对利润的追求促使人们严格遵循物的逻辑，从而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与人的自由的丧失。为此，马克思要解决的是在已有物质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找回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既要解决物质的发展问题，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物化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解放了人，使每一个人都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使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的最强大的力量。然而，从这个制度建立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不断地面对由物质利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干部们涨了工资评了级才高兴，农民们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有劳动的积极性，经济一发生困难似乎只有物质刺激才能解决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发展中的难题，这也是毛泽东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毛泽东是在西方现代性产生危机的情形下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因而走出现代性困境、找出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虽然有其特定的背景，但却表达了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
何谓“抓革命，促生产”？据王力的回忆，毛泽东对此有过这样一番释解：“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6]696结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具体分析这段话的内涵，大概有如下几层意思：
（1）“革命”是手段，“生产”是目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一直是非常明确的，他一直强调：“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17]1247
（2）“抓革命”就是要解放思想、祛除陈腐的思想观念，以解决好人的精神动力和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多次搞整风、抓阶级斗争，原因之一就是要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革命”与“生产”二者之间既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也存在着“先迈哪条腿”的问题。所以“大跃进”的发动必然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革命”为先导；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只要阶级斗争抓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会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18]617。
（3）“抓革命”意味着敢于解放思想、破除陈规，建立起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模式。建国之初，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曾引发了一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还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没有囿于教条式的生产力决定论模式，而是明确指出，在中国具体的条件下，先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加快农村合作化进程，更有利于促生新的生产力。他始终坚信农业的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村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并以人民公社为模式进行了集体化经济的制度性建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绝不是抽象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面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长期分散经营、生产力低下等问题，使农村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切实之见。后来出现的问题很难归因于这一发展模式选择的失误，而是在于对集体化形式的单一理解以及对这一模式过于激进的推动方式。
（4）“抓革命”还意味着要建立起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规章制度。在制度建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价值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表现出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特征，在“自由”、“发展”等字眼之下，在“效率优先”、“减员增效”等理论之下，忽视了发展本应具有的“为人”的属性，从而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恶果。毛泽东非常自觉地抵制着这种发展趋向，赋予发展强烈的价值尺度，希望通过不断改变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建设中，他主张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让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在管理中，他要求“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19]319，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在劳动竞争中，他强调“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两条腿走路，更希望用“奉献性的竞争”来替代“唯利是图”式的竞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寻找一个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利于生产发展，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结合点”[20]9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策略具有某些严重的缺陷。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客观地说，毛泽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他晚年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夸大的判断，以及他愈益激进的发展策略，都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少曲折、甚至是灾难。但不容否认的是，毛泽东的发展视野中从未缺乏对“人”，尤其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人”的关照。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完善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当我们充分反思改革开放后因过份市场化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重新回顾和评价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中对“人的价值”这一维度的关照是非常必要的。
三 文化现代性难题及其求解：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就文化的角度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将人从中世纪的文化蒙昧中解放出来，而现代性的过程，照韦伯的说法就是一个祛魅化即理性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他不仅继承了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传统文化思想禁锢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致力于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意义表现在：其一，它力图使文化从天国回到人间，祛除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的神秘色彩和贵族气息；其二，它力图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现实地成为掌握文化的主体，以实现文化权利上的真正平等；其三，它将文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文化得以时刻参与世俗社会的生活实践：其四，它表明精神世界不再是极少数圣贤的专利，每一个最普通的人——像张思德、雷锋——只要他们拥有优良的品德，从事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可以成为令人景仰的楷模。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文化整合与精神自由的协调等一系列现代性难题，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些难题发起冲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话题。
难题之一：精英与大众的分立
所谓精英，通常指两类人：一是行政官僚，一类是知识阶层，他们或因享有某些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或因文化资源的享有而占据优势地位，逐渐形成远离大众的心态。无论是在心理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在现实的社会地位层面，精英与大众的对立都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类历史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话题：平等。这一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被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首先是因为新中国政权的基础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代表这一阶层的利益才能显示其执政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当不少共产党的官员成为行政官僚之后，很快就与大众形成对立的态势。而知识分子从来就自觉为社会的精英，更是对大众保持着倨傲的态度。
作为平民大众的自觉的代言人，毛泽东坚决地向精英发起了挑战：他通过整风、教育和文化大革命，鼓励底层民众对行政官僚进行监督，并起来造他们的反；他通过将知识分子们下放到“五七干校”，让他们体验体力劳动的艰辛，希望他们自觉地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习气，在接受劳动人民改造的过程中自觉地认同劳动人民的价值观；他通过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希望培养出懂知识、能劳作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以便从根本上杜绝精英与大众的分立状态。就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而言，毛泽东的措施取得了应有的成效：知识青年的下乡缓解了当时存在的就业压力，而不少下了乡的知识青年又成为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中坚力量，令不少人因此而受益并走出了山沟沟。然而，就解决精英与大众的分立这一目标而言，毛泽东却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那些当年毛泽东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仅没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地与农民融为一体，不少人却成为今天的“愤青”，抱怨着自己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去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传统的力量以及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再次精英化转向之外，主要还在于，毛泽东本身是在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追求着平等：他通过贬斥精英文化来凸显大众文化；他通过对文化精英尊严的践踏来唤起底层大众的自信。或许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曾充分论证过他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但在和平年代试图通过强制性改造的方式来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运用扬此抑彼的方式来解决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其结果只能造成新的对立。
尽管毛泽东没能从根本上破解精英与大众这一难题，却让我们对精英主义的存在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权利或显性或隐性进行剥夺的不平等现象保持足够的警觉，并由此唤起大众的文化参与意识。而这一点，无疑可以成为我们避免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难题之二，文化整合与精神自由
汪晖认为，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是有区别的，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括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1]9。其实这一点自从毛泽东选择了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十分明确了。当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整个民族的文化整合更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以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整合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思想的文化改造，通过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使他们自觉地认同新的意识形态。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方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14]252，但反复的改造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强制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借文化问题掀起的几次批判运动，更使人们的精神自由受到了某种压抑，这从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是费孝通先生在了解了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听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撰写的，他说：“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决’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着落了窠，安了。”[21]显然，如果不是处于一种受压抑状态的话，费孝通也不会写出这样一篇感想来。双百方针一时间令知识分子卸掉了精神的枷锁，他们被告知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22]然而接下来知识分子运用这些自由无所顾忌地大鸣大放的结果，却换来一顶顶“右派”的帽子，他们重新被打入精神的冷宫。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某种程度的政治强制的方式接受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更成为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历史命运。
从知识分子沉浮着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整合与人的精神自由之间深刻的矛盾。现代化需要文化认同，这在新中国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然而，文化的认同是否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束缚？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屡遭厄运的事实表明，毛泽东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晚年，他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表现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的“教条主义”态度。按照美国学者沃马克的说法，这是一种“不愿使行动的理论框架遭受批评”的教条主义[23]279，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则借用王夫之“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两句话，说明毛泽东陷入“左倾”教条的原因就在于他以为“立理”可以“限事”[24]160。我以为，毛泽东看似“教条主义”地坚守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的考虑，这使他强烈地自觉到要为他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负责任，他说：“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于作为发展策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信不移：“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7]1390。不过，当意识形态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涵时，人的精神自由就只能被搁置狭窄的樊篱中而时时遭受审判。这时候，百家争鸣只可能演变为两家争鸣，而百花齐放也只能变成一枝独秀，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25]384
四 结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通过“革命”使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他成功了。列宁曾经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26]193毛泽东处身于这样的革命时机，并且他也把握住了这一革命时机。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希望用“革命”来超越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危机，使得一个社会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27]456的局面，但他没能实现这一理想。因为任何超越现代性的努力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正像我们接受一枚硬币就必须得接受其正反两面一样，当我们选择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准备承担现代性的相应后果。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于现代性时刻保持着某种警醒，避免跌入它那五光十色的陷阱之中。
走向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是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它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它给人民带来了福祉还是灾难，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来说无疑都是一笔宝贵财富。施拉姆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举办的“再谈毛泽东”学术讨论会上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虽然他在掌权后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人们将永远会记住这一点。”此言确然。
注释：
① 美国卷入二战后，成为中国抗日的“盟国”，并不愿意国共发生内战以扰乱对日作战的大局，1944年前后美国外交官和观察家陆续来到延安，与共产党进行近距接触和了解，在此情况下，中共若能争取到美国人的支持或至少使其在将来的内战中处中立地位显然十分重要。所以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正式的报告或在与美国观察家的一些谈话中竭力强调中国共产党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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