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困窘与解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窘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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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故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始于18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是仰仗了科技的力量，蒸汽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以及经典科学理论的确立，拉开了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生产联姻的序幕，同时也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是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一百年，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不仅在科学理论上屡有重大突破，而且高新技术不断涌现，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日渐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日显突出，科技知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明的步伐。
如果说，现代化起始的表征是工业化，那么其延伸的表征就是都市化、信息化，而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无一不是与科技的应用、推广密切相关。时至今日，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已紧密融合，趋向一体化，以至于我们在评述“现代化”时不能不把科技当作一个首要的标志。
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进步给当代人类带来了可喜的福音。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它增强了人们认知、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使人类得以无止境地攫取物质和能源；它提供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方面的便利，使人们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知识和活动空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如今，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等研究方兴未艾，还将进一步影响社会的进程和人类未来的生活。科学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与尊崇，也确实获得了赞美与尊崇。
然而，自诩已率先进入“后现代化”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已达到了高度物质文明的阶段，但并未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真正现代化社会。西方国家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与科技的应用不无关系。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战争破坏与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与核武器威胁；
（2）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酸雨、核放射污染；
（3）生态失衡：森林毁坏、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
（4）资源短缺：矿产资源匮乏、能源危机、水资源紧张；
（5）人口危机：人口膨胀、人口老龄化、粮食短缺加剧等等。 〔1〕
美国学者W.密尔伯拉斯认为，20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与发明，其每一个的应用都具有足够的能量改变整个生物世界的几乎每一件事。这三者是：
（1）原子核能。 人们已经尝到了原子弹恐怖的威力以及核电站装置泄露造成的严重危害；
（2）基因重组生物工程。 这种工程有可能制造出没有天敌的新生物，从而打破自然界的生物平衡系统；
（3）毫微技术。一个技术上的小小忽略或失误， 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与危害。
他还预言：科学的发展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予以控制的失控力量，它将成为21世纪政治统治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2〕。
于是，科学在西方社会中又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责难和批判。一个是因科学应用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危害使人们对之产生畏惧与不安；另一个则是因科学势力的日盛及僭越而引出的批判。严格地说，这两者都不是要全盘否定科学及其功用，而是对科学的被滥用、科学不受制约的进展及其对现代化进程潜在的负面效应、人们编造的关于科学的神话有所不满与担忧。无论如何，这使科学陷入某种困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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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为何陷入今天这样的困窘境地？很值得深思。
何谓科学？一般而言，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3〕。每一门科学都有各自研究的对象，其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 确切地说，人们通常所指的“科学”，是指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只是将前面“自然”二字省略去了。单这一省略，意味着其内涵具有扩展之可能和无限扩展之可能，显露了以偏概全的特征。
科学研究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其根本宗旨与最终目的是求真，要找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即某种规律，一些科学家甚至有更高的期望，欲寻找出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并以简洁的方式予以表达。赫尔姆霍兹就说：“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所有变化下面的运动，以及它们的动力；那就是说，把全部自然科学分解成为力学”〔4〕。于是， 当牛顿的经典力学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常规运动状态中的自然现象时，科学家们理所当然的会把整个自然科学归结于力学理论。
到了20世纪，尽管经典力学理论已被打破，相对论、量子论等相继登台，但寻求根本规律的愿望依然存在。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家的任务“总是以适当的方式形成一个简化的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形象，一幅世界图象”〔5〕。 物理学家莱得曼说得更为透彻：“科学的目的是把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定律简化为一个可以在T恤衫上写出的方程”〔6〕。这种宏愿表达了一个理想，以符号或数学方式精确地描述整个世界。但人的认识能力与知识水准能否达到这普遍而必然的境界呢？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承认：“科学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近似描述”〔7〕。另一位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则提出了操作主义的概念， 认为科学研究只是“工具操作”和“概念操作”，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可以通过操作活动使某些概念得以精确化，而在操作活动之外的领域是无法确认的。这为科学掌握绝对真理之说留有转圜的余地。
尽管如此，以精确的方式说明和揭示世界本质的信念并未动摇，这是因为，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开始，科学就逐步形成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分析法、还原法、简化法，这些研究方法贯穿了抽象、有序、可度量等原则，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且行之有效。自然科学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获得骄人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些研究方法与相应的思维方式，并使之信心倍增。
毫无疑问，科学的自信更主要的是来自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物质利益与财富。马克思指出：由于科技与生产的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到100年的短短期间“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 罗素也指出：“科学在确定有教养人的信念中作为支配的因素大致有三百年的历史，而作为使用技术的源泉大约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短暂的时期中，科学本身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引起变革的力量。当我们考虑到近来它如何发挥威力时，我们不能不相信，在改变人类生活中它的首要作用”〔9〕。
不仅如此，伴随科学巨大成就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理性模式，即被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层面，演化为到处可见的效率、标准化、现代企业制度、科层组织等等。科学的威力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经济领域，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成了当代社会价值的核心与坐标，似乎一切都要以它的模式作为衡量的标准，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正如波兰作家奥辛廷斯基指出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科学的时代，所以，人文科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直觉判断要以科学特征为理由”〔10〕。事实上，目前出现的所谓反科学、非科学、替代科学、类科学等术语无不是以科学为基准作出的分界。就是衡量当代的“现代化”，科学应用的普遍性也是必然的主要标准。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科学可以一统天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问题通过科学就可以迎刃而解，科学可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其它所有的学科知识都应向科学看齐，除了科学的价值与魅力，其它的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可重视的了。赫德说得很中肯：“科学与社会的广义概念把科学的成就与人类的福利和人类的价值，在各学科中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这意味着把科学在我们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和运用科学的概念去解决人类经历中一再出现的问题，以及着重应用科学的潜力去改进‘生活的质量’等方面结合在一起”〔11〕。这种观念上的混淆走向极端，就出现了西方的所谓“科学主义”。
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绝对化，视之为普遍的终极真理，欲把科学模式引入非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非科学领域（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科学被捧到人类文化至高至尊的地位，藐视或排斥其它的知识与理性，制造科学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神话。显然，“科学主义”不仅不利于科学的正常发展，相反，是帮了科学的倒忙，陷科学于困窘的境地。
“科学主义”之所以错误，不在于科学知识、科学活动有什么过错，而在于一叶障目，极度夸大科学的功能与作用，并扩展为定于一尊的世界观、方法论，看不到科学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科学满足不了人类对善对美的追求与需要。科学自近代始，始终具有双重功能：一个是探求真理、寻求规律；另一个在当代日益彰著，就是为功利服务。在科学研究、发展之中，虽然有一些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会对物质世界内在的秩序、对称、和谐产生美感发出赞叹，并具有宗教式的情感，但这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同样，科学的力量虽然会影响到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但科学的关切点不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意义，在其视野之中的不是客观自然世界就是实际的物质功效，很容易忽视在科学世界中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对终极的关 怀，对善的启迪引导，对审美情趣的培育、诱导，这是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文化活动的擅长。
可以肯定地说，科学绝对取代不了哲学。因为科学的每一步必须通过经验事实来证明与检验，这意味着它根本无法探究世界与人生的终极意义；哲学则不同，哲学依靠的是思辨力和理性感悟，当然也需要某种事实的依据，但哲学进入的终极境地是无法用事实直接检验的。
科学也无法取代艺术。因为艺术的创造是人们心灵对世界、人生的直接感受，并以形象的语言、手段予以表达，它不是概念的操作，更不遵循逻辑的推理。艺术要充分张扬个性，它是每一个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心灵对话。一部艺术品便是一个艺术家的心灵写照，根本无法予以重复和检验。
科学与伦理道德也不能等同。尽管科学的进步与昌盛会提供社会新的道德内容、意义，但道德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乃至不同阶级会有不相同的具体内容，且道德的主旨与任务是引导人们向善追求至善，这种功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亦如此。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参照、借鉴甚至移植，但不可能完全越俎代庖。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因其性质不同会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诸如历史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等；同样，科学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也不能替代形象、直觉等思维方式，有时，自然科学研究倒是吸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形象、直觉思维才会得以奏效。
也许，经常会使自然科学感到力不从心的是，科学很难解决科技自身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伦理问题，以及如何确认发展中潜在的正负效应。尤其是当代高新科技的发展，令这一点更为突出。美国科学史家N.玛格纳指出：科学是一种能动的不断变化的力量，科学家们虽然懂得自己所从事领域中的科学概念及方法，但对其他科学领域以及整个科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很可能象门外汉那样无知。1997年当科学家陶醉于哺乳类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成功，并进而宣称要向克隆人类自身发展时，西方各国政府及有关组织却为之震惊，纷纷组织人员去研究克隆人出现后会产生怎样的社会、伦理后果，以便拿出对策。在这方面，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这种状况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以往的科技主要着眼于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利用和控制，并提供物质生活的便利，而今生物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技术的研究，转向应用于人体自身的生殖、繁衍、医疗、康复，科技与人的关系愈益深化，而其复杂性及社会后果就愈难简单估量和逆料；第二，当今任何一项高新技术一旦应用于社会，就不单纯是一个科技问题，必定会转化为社会、伦理、生态问题，都需要在技术评估的同时作出价值上的判断与评价。这种价值上的判断与评价仅靠“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是很难准确的把握和估量的，因为科学在追寻价值意义的“价值理性”上毕竟是弱项。
总之，从近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培育起来的科学理性代表不了人类的完整理性。它既满足不了人类对善与美的追求，对丰富情感生活的需要，也很难取代人类五花八门的信念与信仰。科学的“普适性”也解释不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多变情感、多样形式、多元价值以及各不相同的个性等纷繁复杂的现象。
从终极意义上言，完整的理性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个体适应社会，个体自身知情意的协调；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统一；变革外部世界与提升自我境界的统一；社会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存在于人与客观对象的包容、互动，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使需求、人格不断升华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在这种完整理性的发展中，人不仅要面对自然界，不仅要把握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还必须加强包括形而上的价值、人道以及与地球、宇宙关系的终极关怀。这意味着人类不仅需要科学的力量，而且还十分需要人文的精神与活动。人文文化具有科学无法替代的特定功能，其价值的多元化与广泛性对技术应用的介入，对技术后果的社会、伦理预测，以及人文精神对社会趋向包括科技发展的范导，可以与科技的应用起互补的作用。尤其在以科学为时代特征的当代，重视人文并与人文携手共进才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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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历来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与议论，自近代始，科学逐渐崭露头角并显示出知识的魅力，但也不时地暴露出认知方面的局限以及某些负面影响，而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抨击。17世纪的帕斯卡就敏锐地指出了科学理性的某种局限，他从怀疑论出发，否认感性和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强调了直觉优于逻辑的演绎，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宇宙的真相。18世纪法国的卢梭从社会道德文明的角度对科学予以攻击和否定，他认为，科学与美德势不两立，一切科学的起源都出于卑鄙的目的：天文学出于占星术迷信，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12〕。进入20世纪，科学越是成就卓著，人们对它的批判也就越深刻。柏格森认为，实证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只是运用一些已知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符号去分析研究对象，而推理也只是关闭在已知的事物圈子里面，结果充其量只能获得相对性的知识，不可能从整体上去直接把握内在的本质，所以他主张摒弃一切理性思维和概念范畴，以直觉方式去获得绝对的真理认识，并建立直觉哲学去融合科学研究。胡塞尔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都是以自然心态指向外在事物的方式去获得知识，这种知识往往因对象的变动和主体认识的深化而发生动摇，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认识本质，建立起前科学的哲学，给科学研究提供起始点和方法论的指导，以及检验理性认识的基本尺度，帮助科学研究澄清混乱的理论和思维。这个哲学方法就是他的现象学操作，即直觉方法。胡塞尔不仅从认识论角度指出了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还从社会变革、人本主义的立场对科学提出质疑：“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3〕。海德格尔则通过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指出在技术时代中，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人完全被束缚在技术的框架中，受技术的统治和支配，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行动。结果，地球及其环境变成了原料，人也成了人力物质，以满足技术生产的需要，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14〕。无独有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把科技视为“意识形态”，认为科技影响和控制着人的各种行为，窒息了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科技“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似乎就愈深重〔15〕。
如果说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的观点主要是提醒人们，科技正在成为社会中的异化力量，具有某种政治哲学的意味，那么在今天，伴随反“科学主义”的浪潮人们更为关切的重大话题则是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核威胁、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人们更加关注今天地球的生存与人类未来的发展。不仅哲学家、社会学家、人文主义者纷纷就科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应重视理性价值的问题，就是科学家队伍中不少人也觉悟到这一点，并作出深刻的反思。卡普拉说：“科学是人类具有的众多能力之一，存在于人类潜力的更宽广的结构中，并受到生态伦理学的制约”，“科学将在价值观上发展，必须包括价值观念，必须摆脱定量化的要求，不能定量化的科学模式也应看作是有效的模式”〔16〕。威利斯·哈曼指出：“今天的工业范式在回答‘怎样’的问题方面极为有效，但在回答以价值观为目的的‘为什么’的问题方面，则完全不适用”〔17〕。
科学家们的反躬自省以及上述种种对科学的疑问、诘难甚至挑战，随着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日益显要而愈显激烈，科学、非科学、反科学相互交织，科学被置于聚光灯下，露出了困窘的状态。在我们看来，这是好事。因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科学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的作用越大，其效应必定也越强；科学如果没有生态伦理观的制约，没有终极价值观的范导，没有道德力量的制衡，以及各种舆论和社会因素在矛盾冲突中为之澄清观念，就很难进一步成为社会的变革力量，推进现代化进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很难继续为人类的理性、认识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石。
休谟说得好：“一切哲学的结果只是使我们把人类的盲目和弱点发现出来”〔18〕。就此意义而言，科学今天陷入的困窘，只是表达了人类对科学本质以及科学与社会问题作出的深入反思，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要否定科学以及科学对社会的重大功用，而是希望揭示和消除对科学的认识以及科学对自身认识上的盲点，起一种解蔽的作用。科学就其本质精神而言，是无畏的乐观的进步的，因为它奠基在事实之上并永无止境地探索着真理，真理的发现必定是在勇于解剖自身、扬弃自身的过程中，在披荆斩棘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科学的困窘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人类总是提出各种理想的方案，希望通过某种理想的途径与手段尽快达到完美的境界实现现代化。科学的巨大威力与功用使人们容易将它理想化，认为用以一驭万的理念、手段就可以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确实，科技在被人们用来实现各种带有功利目的的“理想”，然而，每次达到目的之后蓦然回首，喜悦是短暂的，更多的是遗憾、迷惘和纷争。这说明想单纯靠科学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是无济于事的，科学必须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的背景之中，与人文、社会科学协同互补，才能使之威力得其所展。而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只能在不断克服各种矛盾冲突，包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得以发展。
收稿日期：199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