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精神生产的价格机制的局限性与对策_价格机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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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学的原理指出,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系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及时正确的调整,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完整、准确的信息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和依据,信号失真必然导致决策失误。信息结构是否健全、完善,将直接关系到精神生产的走向。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有关的信息,都会以某种方式包含在价格中。价格具有浓缩、代表大量信息的作用,它以最简明的形式,把最关键的信息传达给有关的人,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巨大节约。精神生产也应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信息效率。但是由于精神产品价格的内在形成机理和外在表现形式的特殊性,还需要政府对市场价格机制作出补充、校正,以保证精神生产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精神产品的价格也是由价值决定并受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而形成的,但其价值形成和供求格局却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它可以区分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生产产品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实践和知识经过感受、储存、想象、分析、判断、推理、综合等思维活动,创造性地、系统地构思加工,转化为文字的、造型的、声音的、综合的书稿或脚本。然后进入后一阶段的物化过程,使之通过不同形式的载体表现出来。前期劳动阶段较之后一阶段要复杂得多,投入的时间、精力也要多得多。表演艺术家的一个精彩动作,常常要经台下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排练;演说家、教师几十分钟的演说、讲课,通常需要花费数倍时间去研究、准备讲稿;科学家提供只有几分钟的科技咨询,其中也许凝聚了他几十年探索的成果。

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考察,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又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物质产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复杂性,使得在精神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确定的。思想内容的创造要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加入,工作者的个人天赋、机遇、处世、理解能力、对事业的态度等都有很大作用,这些都使得精神生产劳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生产精神内容究竟要消耗个体多少物质和能量,是不可能准确估算的。而且精神生产所依赖的原有基础知识、思想成果等,尽管曾经耗费了社会费用,但它们是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都是可以无偿享用的,所以即使能计算出精神创造究竟消耗了多少物质,花费了多少人日的劳动,也往往只是创造者的直接消耗部分,大量的间接消耗并未被计入其中。正如马克思所讲:“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77页)此外,许多精神产品还具有独创性、唯一性和非重复性的特点。某一生产者对创新型精神产品的研制成功,就宣告了其它生产者花在该项产品上的时间是多余的、无效的、不为社会承认的。社会没有必要将劳动时间用于发明已经发明的东西。这种劳动不重复性的特点,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劳动耗费形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无优、中、劣条件之分,也无不同的个别劳动时间之别,社会不可能以平均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为标准决定其价值量。

价值规律是通过市场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供求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竞争,最终会使得一种商品的价格趋于价值。而对于精神产品,供求竞争却可能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这是因为人们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并不与其所包含的价值有直接的联系。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要受制于社会需要本身,与精神产品所包含的科学价值、文学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等并无直接联系,有时甚至会出现逆选择的情况,即社会价值越大,市场需求越小。一些审美价值低,霉烂腐臭的精神“鸦片”,虽然会毒害社会肌体,腐蚀人们的灵魂,却可能成为市场上的走俏品;相反,高雅的文艺作品,虽然具有发展人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作用,却往往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难以在市场上形成规模需求。基础理论研究等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市场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形成价格的严重扭曲现象。

市场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价格机制。从信息的角度看,价格机制能使交易者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常行动。交易者只要知道买卖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不必知道该产品是依据什么原理,采用什么技术、原材料和工艺,通过哪些工序,由哪些人生产出来的,就可以作出是否买卖、买卖多少、与谁买卖的决策。而这种价格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现时的价格是以往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经过市场综合而形成的。众多微观主体根据现时价格信号分别作出决策,经市场综合又形成新的价格,同样的过程连续不断地进行。可见,这种价格的生成是客观的自然的过程,透明度、精度都较高。市场价格机制实现了信息成本的巨大节约。

精神生产也应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传递信息的高效性功能,但这是以价格信号的真实性为前提的。精神产品价格的上述特点,使得市场竞争难以形成合理价格;由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无法估算,又给政府定价带来很大困难。因而,政府只能是提供一种经济机制,以对市场价格机制作出补充、校正,并通过它,向生产者传递有关社会长远需求的信息,进而保证精神生产的健康发展。政府能向市场价格系统输入的信息的内容和渠道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全面的价格信号。在市场机制中,价格是利率、成本、工资等形式的总称。因此,当精神产品的市场价格被扭曲时,政府应当通过别的形式来反映精神劳动的真实价值。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生产成本上予以补偿。比如对一些曲高和寡、难以形成规模需求的精神产品,政府就应当在税收、信贷政策上给予优惠,甚至直接提供财政拨款。政府可以视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和品位高低,分别实行免税、减税、低税或高税等差别税率机制。对于优秀精神产品的出版、发行、放映、展出所得的收入,实行低税或减免税;而对那些文化价值不大的畅销书或演出活动等经营的收入,实行较高的税率。同样,对于那些长远性、基础性的精神生产的信贷,应成为政策性银行的一项业务。那种“有利就贷,无利不睬”的信贷政策,显然不完全适用于精神生产领域。二是从收益上予以补偿。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收入应与其劳动耗费相对应。精神生产是一种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这在工资水平上应有所体现。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即人们为了未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投资,当然有成本、有收益。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学费等)和间接成本(学生在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收益有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人们指望着大学毕业后可以获得持久的相对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一个社会理应如此。如果收入主要取决于地区、行业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无关,那么高等教育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吸引力,造成精神生产人力资源的匮乏。总之,政府需要启动税率、利率、工资等全面的价格机制,来对精神生产予以直接调控。

第二,质量显示机制。在精神生产的竞争中存在着优而不能胜的情况,使得价格难以体现质量。因此,政府需向市场提供一种质量信号,使之构成市场的一种“内生变量”,进而促进精神生产者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质量信号不仅要求全面,要能反映或符合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而且要求真实,具有实在的显示功能。否则,这种质量信号非但不会发生正效用,相反还会产生负作用,造成误导。就全面性欠缺所造成的误导看,典型的比如教育中的考试:考试成绩已成为检验教师教学质量的最主要标准,也成了学生追求的主要目标,甚至成为学校教育追求的目标,这就有可能使基础教育背离其宗旨——培养全面协调发展的人。就真实性失真所造成的误导看,典型的比如高等教育的质量信号——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文凭是种信号,它表明持有文凭的求职者具有较高的素质,这可以大大节约劳动力需求者的搜寻成本。但滥发滥卖文凭造成的信号失真,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增加学校的收入,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将会造成双重浪费:一是将宝贵的教育资源用在了不合格、不合适的人身上;二是文凭的贬值造成以假乱真,结果真正合格的人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应有的报酬,即他们承担了滥发文凭的外部成本。因此,文凭的颁发标准应由政府制定,其可靠性亦应由政府来保证。政府通过定期对各种精神生产单位的生产状况进行检查、监督、评比,并将结果公布于众,无形中就提高了优秀精神产品的信誉、质量价格,从而使之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精神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并非是其质量优劣的标志,政府有责任为其提供必要的质量显示机制,并确保这种质量信号的完整和真实,以对市场价格竞争的片面性作出校正。

在精神生产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价格信息系统做出补充、完善。但政府对精神生产体系所输入的这种信息的类型、生成及其传输方式都必须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信息的类型上看,更多的是示向性、导向性的价格、质量信号,而不是直接下达指令性的生产指标等数量信号;从信息的生成上看,政府要通过市场调研获取所需信息,而不是依靠看总结、听汇报;从信息的传输上看,政府是以市场为中介,将真实的信息传输给生产者,本质上是一种横向传输。

综上所述,在精神生产的信息结构中,政府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的信息效率,又要对价格机制予以补充和校正。政府通过全面启动价格信号,同时又提供一种合理的质量显示机制,就能既传输社会需求的信息,又发挥市场信号传输速度快、灵敏度高的优势,从而引导精神生产走上高效优质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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