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两制”均势思想及其对欧洲均势传统的反思和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欧洲论文,列宁论文,其对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6-0009-05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均势”逐渐成为列宁对国际态势走向进行分析的体现，而其中列宁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两制”均势的阐述和论证成为其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谈论“均势”的思想着力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宁关于“两制”均势的思想虽然是对欧洲均势传统的继承，但也体现了二者的分野。
一、“两制”均势的内涵：“状态”和“政策”的双重向度
纵览“均势”理论的发展，关于“均势”的内涵存在着普遍的争议。自15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伯纳多·鲁塞莱第一次运用均势原则对意大利北部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性分析以来，“均势”内涵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特点。“均势”内涵在欧洲的多彩演绎证明，“均势”本身包含了国际社会中纷杂的矛盾和多重因素，对“均势”的把握不必拘泥于某一特定形式和单一角度。列宁正是在遵从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给予“两制”均势的内涵一种多维展现。在欧洲均势传统中，“状态”和“政策”是“均势”内涵分析中两个广受关注的视角，状态层面的“均势”多被视为一种描述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彼此制衡的状态，政策层面的“均势”则是一种以“均势”为核心的外交理念或外交策略。这两个分析视角在列宁的“两制”均势思想中都得以体现。不仅如此，在“状态”和“政策”的框架设定下，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两制”均势的涵义，从而创新了关于“均势”的内涵。他从“状态”视角出发来探讨“两制”均势源自于其对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更迭的审视：“根据我们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在政治上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①通过列宁的描述，“两制”均势作为一种“事实”实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暂时达成制衡并相互对峙的一种状态，是双方“都既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的体现。单纯地从这一点出发，列宁对“两制”均势内涵的把握无疑采用了均势传统中惯用的“状态”分析视角。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欧洲传统中“均势”作为一种状态意指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力量的对比，确切地说是指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在内的整体力量的大致平衡。而在列宁的“两制”均势思想中，除了力量上的均衡状态外，“均势”还指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一种制度的均势状态。首先，从力量均衡的角度出发，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就已指出：“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为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这种特殊局势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时刻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武装干涉的一切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这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②这一逻辑的发展显然是：资本主义世界扼杀苏维埃政权未能得逞，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的反扑中得以保存，这种双方“都既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的局面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力量上暂时趋于均衡的现实写照。其次，就制度上的均势而言，列宁从意识形态差异的立场出发，多次强调“两制”均势状态“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③，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均势。这种“均势”体现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④的竞赛，是意识形态上的此消彼长。总而言之，在列宁看来，苏维埃共和国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均势状态必然是力量上的均势与制度上的均势的交融，这无疑跳出了欧洲传统中“均势”作为一种状态仅仅指力量上的均衡的内涵。
如果说从状态层面出发，列宁对“两制”均势内涵的把握是对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同西方资本主义对峙局面的概括，是一种理论阐释；那么从政策层面出发，列宁对“两制”均势内涵的把握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以“两制”均势为核心的策略运用，是一种实践活动。列宁从“政策”这一角度来把握“两制”均势的内涵实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发展之所需，也是列宁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精彩实践体现。欧洲传统的“均势外交”是由欧洲各大国的均势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下的实践行动交织演绎而成的，这些均势政策在维护各大国利益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使“均势外交”成为欧洲外交的典型特征。当然，源自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敌国的均势政策同样可以被苏维埃共和国用于对付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和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发展的保护，列宁以“均势”为原则制定了诸多维护国家权益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讲是促成和维系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均势状态的政策，从而以实际行动为政策层面的“均势”作了注解。和平共处的策略、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策略、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的策略等皆是“两制”均势内涵在政策层面的直接体现。
二、“两制”均势的基础：意识形态差异和制度对抗的分析视角
在欧洲均势传统中，“均势”的形成是以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力量的大致均等为基础的。纵览近代欧洲均势的历史流变，“均势”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状态，其形成和发展与欧洲民族国家对欧洲大陆和海上势力范围的争夺密不可分，是欧陆大国或强国之间政治逐鹿的体现，也是近代历史上活跃于欧洲大陆的几个强国的均势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状态似乎是大国或强国关系的专属特性，但保持这一特性的基础却是各强国或国家集团间力量的大致均衡。这是因为，只有列强争霸达到旗鼓相当之际，求助于“均势”来维护自身利益才成为存在于列强间的普遍需求，“均势”才有了现实的根基。而列强争霸中一旦出现了实力远远超出于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则原有“均势”必然会随着新的利益分配的需求而被打破。所以说，描述国际关系状态的“均势”无论是在欧洲强国的外交斡旋后出现还是在战争后出现，都是以列强争霸中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均衡为基础的，而其失衡也源自于这种力量均衡的被打破。诚然，列宁并没有忽略力量均衡之于“两制”均势形成的必要性，但更为关键的是，他是从意识形态差异和制度对抗入手来谈论“两制”均势形成的，并以此凸显出“两制”均势的形成是以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制度的对抗为基础这一客观原理。这无疑是在承续欧洲均势传统上的又一理论创新。
三年国内战争的结束导致了苏维埃政权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均势”。面对这一情形，列宁在呼吁国人对这一“均势”状态予以关注的同时说明了这一“均势”状态是如何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使年轻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就此一帆风顺，紧接着，三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将苏维埃政权带入了另一个战争深渊。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束却带来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是否可能呢？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已经证明，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⑤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三年以后却不得不承认，它们无法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给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⑥于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⑦形成了。通过列宁的阐释不难发现，“两制”均势形成于三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而这场战争本身即是“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时刻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⑧的体现，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决，只不过“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⑨，由于“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⑩，这一“均势”状态才得以最终形成。由此可见，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反扑，而国际资本主义军事反扑的失败造就了苏维埃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峙。因此，两制“均势”不同于欧洲均势传统中在力量大致均等的情况下形成的“均势”，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同制度对抗的结果。如若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制度的对抗，则这种“两制”均势必不会出现。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制度的对抗是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与生俱来的对立性决定的，是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而必然成为事实存在的。从历史发展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要晚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缺失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后来者，则两种具有对抗性的社会制度的共存就没有了现实性，那么两种制度的对抗演绎更不可能存在，没有了两种制度的对抗演绎，“两制”均势自然也不会出现。
三、“两制”均势下的策略展现：多元化与公平化的二位一体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雷蒙·阿隆认为：“均势政策是以常识为根据的，它是任何一个明确的国家，希望维护自己独立，免受某些强国施加高压而采用的一种武器。”(11)列宁对以“两制”均势为核心的策略的运用即是其在快速更迭的国际形势下为免受其他强国打压、谋求自身独立与发展而不断地灵活调整对外策略的体现。具体而言，列宁的这种均势策略主要体现为三点：
第一，“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12)。这一点在欧洲传统均势策略中已有所体现。近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结盟的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打破往往就是基于各国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对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利用。“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被列宁当作一种均势策略来运用是出于在矛盾交织的国际环境中谋求自身发展空间的迫切需求，因为在“两制”均势状态下，“只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才能解救我们”(13)，“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14)是“比战争好无数倍”(15)的方法。列宁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历来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16)“两制”均势出现后，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能够沆瀣一气，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减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续的交织重叠的矛盾为列宁的以“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为要旨的均势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前提。然而如何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呢？列宁用一个比喻对该问题进行了回答：如若把资本主义国家比作是拿着刀子的人，“那我们确有必要让这些拿着刀子的人互相厮杀起来”(17)。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列宁在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各种条约，如十月革命胜利之际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1921年与美国签订的《堪察加租让条约》以及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签订的《拉巴洛条约》等。而“布列斯特和约作为列宁策略天才的证明，作为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了史册”(18)。
第二，“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的经济合作”(19)。《纽约时报》记者曾问列宁：“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列宁回答：“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用于运输和生产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20)列宁的回答表明：在互不“触犯”的基础上，经济上的往来与合作不失为在“两制”均势状态下处理苏维埃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绝妙手段。与三年国内战争相区别的是，两种不同所有制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两制”均势的一种较为缓和的策略，体现了“两制”均势中的合作特色。但这一合作绝不意味着差别和斗争的消失，其实质是区别于“火线战争”的“不流血的战争”。正如列宁所言：“以前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者无比强大的方面，即军事方面进行的……我们正在继续打下去，正在转向经济战争。”(21)所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的经济合作”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在经济上的较量。
第三，“保持战斗准备”(22)。列宁的均势策略是根据“两制”均势状态的不断变化而适时、灵活调整的结果，具有长期和短期之分。“保持战斗的准备”作为维系“两制”均势，进而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提供“喘息时机”的手段就是一种长期性策略的体现。从苏维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均势出发，列宁坦言：“我们使许多强国不敢再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会不会长久，我们不能担保。”(23)因此，“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24)。根据列宁的观点，“两制”均势是一种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基于这种不稳定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保持战斗的准备”是应对这一战争的最有效保障，而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所作的“保持战斗的准备”又会成为造就两制间军事均势的重要动因。两制间的军事均势是维系两制间整体均势的关键因素，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保持战斗的准备”无疑成为列宁基于对苏维埃和资本主义之间均势不稳定性发展的预期而作出的一种长期性均势策略。
列宁在“两制”均势状态下所采取的均势策略继承了欧洲国际舞台的某些传统，但同时又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之举。概而论之，相对于欧洲传统均势策略，列宁的这种均势策略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均势策略在形式上的多元化。列宁的均势策略来源于对“两制”均势状态的清醒认识会随着“两制”均势的不断变化而适时调整。实践的变化为列宁政策上的不断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正因如此，列宁的均势策略才会显得灵活、务实而又多变，并颇有成效。其二是均势策略在特色上的公平化。列宁的均势策略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色，内含着全人类的利益需求，自然地抹掉了以往均势策略中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色彩，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的特色。基于以上两点，列宁对均势策略的运用无论从形式还是特征上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均势策略。
四、“两制”均势的目的性价值：从国家利益到全人类利益的升华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将“均势”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25)，这说明“均势”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范畴之一，对于各国而言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从历史角度考证，“两制”均势状态对于苏维埃共和国而言含着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了“保存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26)；二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为了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全面复兴。对苏维埃共和国而言，这两个目标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实现国家利益是实现全人类利益的前提，实现全人类利益又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从国家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到全人类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既是空间上的延展，又是时间上的承续。
其一，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出发。在欧洲传统国际舞台上，国家利益是操纵均势走向的唯一内在动因，各种均势策略的出笼以及在这些均势策略指引下的外交实践皆出自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在均势游戏中的各个国家无非是为了使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每一历史时期的均势格局或均势体系也无非是各个国家通过多种均势策略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在“两制”均势中同样有所体现。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列宁看到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到来的希望，也使得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慌暴露无遗，于是，“两制”之间的对决不可遏止地爆发了。这场历时久远的战争并没有造就出任何一方的胜利，反而促成了“两制”均势的出现。在这一情形之下，如若战争继续，则力量原本就很薄弱的苏维埃政权将面临战争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危机，甚至有被摧毁的危险。基于这一客观现实，列宁暂时放弃了将战争继续下去进而唤起世界革命的主张，并作出论断：“保存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27)。从列宁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保存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两制”均势状态下国家利益最为集中的体现，这无疑成为列宁在“两制”均势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内运用均势策略的核心要旨和根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均势传统中各强国的国家利益具有排他性，因为操纵均势游戏的各强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两制”均势虽然也是为维护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但却因与“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28)而摒弃了这种特征。
其二，从实现全人类利益的目标出发。在欧洲均势传统中，“均势”是国家意志的强烈体现，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防止霸权的产生和维系和平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两制”均势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除了包含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国家利益层面上的目标外，更为重要的是包含着实现全人类利益的目标，换言之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目标。这是列宁在继承欧洲均势传统上对均势目的的极大丰富和创新，也是其开创性地提升均势的目的性价值的体现。在列宁看来，虽然“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我们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政权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29)。但由于列宁将社会主义这一类型的国家视为人类进步的方向，视为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他坚信：“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30)。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列宁不但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周旋来换取苏维埃政权的“喘息时机”，而且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31)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列宁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为“两制”均势的目的作了最为深刻的诠释，那就是要在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促成世界革命的爆发和胜利。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和发展归根到底不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性的目标，长期的和根本性的目标是唤起世界革命，促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如果说欧洲传统中作为一国外交政策目标出现的“均势”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并在结果上造成了新一轮的均势不断代替原有均势的均势循环，那么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两制”均势的目标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为了维护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这将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均势循环的被打破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
综上所述，列宁的“两制”均势思想不仅成为列宁“均势”理论最为突出的部分，而且成为列宁对欧洲均势传统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理论创新的体现。在当今时代，它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正确看待多种社会制度的“多赢共处”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借鉴价值。
注释：
①②③⑤⑦⑧⑨⑩《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8页，第1-2页，第38页，第328页，第38页，第1页，第39页，第1页。
④⑥(12)(17)(19)(21)(22)(23)(24)(28)(29)《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77页，第23页，第99页，第69页，第3页，第77页，第23页，第136页，第23页，第133页，第78页。
(11)引自［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147页。
(14)(26)(27)《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54页，第257页，第257页。
(15)(20)《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77页，第158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18)［苏］维戈兹基《外交史》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7页。
(2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30)《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8页。
(31)《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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