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偶然性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5)02-0021-07
1841年4月15日，卡尔·马克思被授予了哲学博士证书。他的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乍看起来，这一论文题目是极端空洞的。而实际上，这个题目是马克思在对实践哲学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之后选定的。
马克思在研究希腊哲学家时，爱上了伊壁鸠鲁这个把人从对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有可能对世界自由施加影响的无神论者。
在对照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时，马克思认为，作为这两种自然哲学基础的原则是相同的，即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仅仅是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的不同组合。但是，同以往所有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完全不应由此得出结论，同时，他还证明：德谟克利特过分称赞了具体的科学，而伊壁鸠鲁却认为，具体的科学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前者强调必然性，后者强调偶然性。
可见，他们的立场看起来相同但实际上却是对立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生活的时代不同。尤其是因为这两个时代所具有的社会意识不同。德谟克利特生活在希腊社会上升的时代，那时，主要注重了解外部世界或自然世界。因此，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论纯粹是自然科学的原则，是他整个体系的目的和现实基础。而伊壁鸠鲁则处于古希腊社会没落的时代，当时一切以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个人不得不把全部力量集中于自身。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原则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科学的原则，而首先应是解决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在旧有的价值日益瓦解的情况下维护个人的一种手段。
伊壁鸠鲁说：“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间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1]。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恬静，是因为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作为个人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单个的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不应该使人害怕，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单个的原子组成的。诚然，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说过，似乎原子在自己的运动中都要服从于一种严格的必然性。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估计到原子具有天然偏斜的本能。“能动原则”是原子本身所固有的，因此，其在运动时能够偏离直线，而这就是自由。这样，个性=原子，或者抽象的单个的个性，可以仍然是静止的，因为个性是原子，它不会不是自由的，相反，只有现在它才断定自己是绝对自由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原子论成了西方一切历史时代论证个人自由的最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智慧。
伊壁鸠鲁虽然承袭了老师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但与其有两点主要不同：首先，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可能性是多种的，除了实在的可能性，还有抽象的可能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2]，因而能够容纳偶然性。其次，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3]显然，伊壁鸠鲁的思想缺乏科学基础。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关于多种可能性和机遇的思想批判性地指出：“它只要求这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凡是抽象地可能性的东西，凡是可以想象的东西，它就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个可能性是否要成为现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4]就是伊壁鸠鲁自己也承认，他从事哲学的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自然知识本身”。不过，马克思在批评了伊壁鸠鲁轻视实证科学的态度后，仍积极评价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个体性、偶然性的本体学说，它所表述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自由精神。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明确了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观念是与历史时代发展、变革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其不仅是一对认识论范畴，更主要的是与人的自由相关的生存论范畴。因此，就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而言，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像苏联哲学中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必然性决定着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只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简单化的曲解。此外，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科学家，又可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要么强调必然性，要么强调偶然性。双方都拥有强有力的证据，令人非相信不可。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论据多半来自物理世界和自然科学领域，而后者则轻视自然科学，其论据多属于人类精神领域，如心理学、伦理学。然而，这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一旦深究，就都站不住脚，所不同的是，这两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命运，一般地说，在19世纪以前，“偶然”仅仅指运气甚或瞎猫碰死老鼠之类，因而，一般的自然科学家力图采取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人们拥有的是必然性信条。
一、必然性的信条
为了说明必然性的信条，笔者在此先举一个日常经验的事例。大家都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出来，谁要是对此有所怀疑，定会被说成是异想天开。但是进一步问，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呢？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显然，普通人如果被问到何以相信太阳明天会出来，他的回答会是“因为它过去总是天天出来”。但如果再问一句：“为什么太阳过去天天出来就能使人确信它以后仍然会照样出来呢？”那恐怕只能求助于物体运动的必然性定律了。科学的结论表明：地球是一个自转的庞大物体，这样一个物体只要不受外力的实质性干扰，就会永不停止地转动下去，而明天将会与今天、昨天及过去的任何一天一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外力干扰地球的运行。当然，可以对上面的说法表示怀疑：谁能肯定地球一定不会遭到外力的实质性干扰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自然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因为太阳早晨升起与黄昏落下的规律，作为人类及动植物反复不断的经验，只是更为普遍的运动定律的一种特例。
到目前为止，物体（包括天体和地球物体）运动的定律一直都是有效的；这不仅自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以来是这样，而且甚至在更远古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阿基米德的时代以前也是这样。但真正的问题是：一条定律在过去起作用的例子很多，就足以证明它在未来也会继续起作用吗？对于有限的事件，人们可以证明。例如，本月15日夜里我不在家里。我可以给你证明。水在常规下，100℃时沸腾，我可以给你现场证明。证明事物的存在和变化就意味着在不确定的地方给出确定性。但是，对于无限的事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可以使人能对其运动发展趋势作出肯定的回答。从逻辑上说，我们实在无权在今天就预先知道那些只有在明天才能知道的事情，不管在今天之前有多么强有力的经验事实使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必再去为寻找支持一条物理定律的证据而费心了，因为任何证据都是有限的，并且是过去了的。这样的结论肯定会使科学家不愉快。如果说侦探电视剧或侦探电影经常在证明某些事情上设置悬念，因而吸引了广大观众。那么，科学史上经常发生的为证明某个伟大的理论和发现而进行的探索和斗争的事业，则吸引了无数才思出众的科学家，这种探索和斗争至今依然在进行，其得以进行的精神和理智的支柱，就是必然性信条。
提及必然性信条，必然会遭遇最伟大的概率数学家拉普拉斯，因为他是必然性信条的经典表述者。“所有事件，纵令其微不足道，似乎并不遵循伟大的自然定律，也是自然定律的结果，就像太阳的旋转那样必然。”[5]这是拉普拉斯《概率的哲学导论》一书的开篇，这一段文字可以追溯到他于1795年在综合工艺学院的系列演讲的第一篇。它充满值得引述的片段，如：“比如说，已知存在一个神明，它能彻底领悟所有使自然界生机盎然的自然力，以及组成自然界诸生灵的每一种境遇，一个大得足以将所有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神明，它也会以同样的公式包容所有的运动，无论是来自宇宙最巨大的躯体的，还是来自最细小的原子的；之于这一神明，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不确定的，未来如同过去，会呈现在它眼前。”[6]
正是由于以上表述，人们给了拉普拉斯两项“殊荣”。机械决定论被人们称为拉普拉斯决定论，而那种大得足以将所有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洞悉一切事物初始条件的神明的超级智慧则被称为拉普拉斯妖。
如果将拉普拉斯上述论断放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中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机械决定论的几个基本信条：(1)动力学规律是客观世界的基本和惟一的规律形式；(2)宇宙的任何事物的状态都是前一瞬间状态的必然结果，宇宙的发展排斥偶然性而具有严格的必然性；(3)只要初始条件可知，宇宙的未来可以精确预测，原因和结果是单值对应的；(4)宇宙是大量力学系统的叠加，即遵循线性因果关系；(5)运动学规律在时间上反演可逆。这种以经典科学为基础的机械决定论成为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执著信念。这种信念简单地说就是，希望科学一旦知道了宇宙间所有实质物体的现状和速度之后，就能够预测宇宙今后的历史。
二、科学范式的转换
每个时代都有其对于世界的理解。世界是可以为人的意识所理解的世界，如果用神秘体验来理解，那即人的信仰；或者用科学来理解，那即人的知识。理解世界的途径总称为“范式”(paradigm)，一个范式是一个认识的模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来理解什么是重要的，用来理解世界是怎样运动的。在科学领域里，当哥白尼超越托勒密时，当牛顿超越亚里士多德时，思想革命就发生了。20世纪的开始伴随着一场新的、意义深远的科学革命。在爱因斯坦的著作里，整个物理学的道路发生了改变，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爱因斯坦解决了几个宇宙之谜，改写了万有引力理论，最终摆脱了传统物理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工作体现在把观测者算作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你静止地站在海岸边，波浪一波一波地涌向你；如果你坐在一条小船里，随着波浪而运动，你就看不到弧形的波浪，而只看到直线形的波浪。两者都是实地的观察，两者都是真实的。爱因斯坦表明现实性就像这个样子。我们以为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但实际上我们在运动，静止的概念是我们的一种抽象。我们在运动的现状不仅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观念，而且影响着现实本身。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表明，牛顿的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不再行得通，时间不是处处相同的，取决于你运动的速度有多快，取决于你与其他物体的参照关系。例如，“列车八点钟到站”。它的实际含义是列车开进火车站，我手表上的分针指向12而时针指向8。对日常生活来说，知道这一点足矣。在距离遥远的情况下，光线就要花费些时间才能被看到，光线从月球照射到地球大约要用两秒半的时间，我们仰望天空赏月，但永远看不到现在的月亮，而是两秒半之前的月亮。爱因斯坦的这些理解，打破了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对世界的感觉所形成的时间、空间概念。而在19世纪以前的物理学家们定义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就是形成于我们日常生活对时间的均匀流逝、空间则像一个装“物品”的框框或容器的感觉，在这样一种绝对的时间、空间中，一定作用力和初始条件被确定，就可能运算出宇宙在将来任意时刻的状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劝告科学家不要再在宇宙中寻找绝对不动的坐标；运动是一种相对状态，除非有参考系统可资比较，否则光说一个物体运动是毫无意义的。爱因斯坦终于以人脑的自由创造——思想实验室，领悟到当你运动的速度越接近光速，你的时间走得就越慢。从这一狭义相对论出发，爱因斯坦发展出关于万有引力的广义相对论，指明了万有引力怎样弯曲光线，宇宙有怎样的弯曲空间，宇宙怎样膨胀——从而超越了牛顿物理学。
再说量子理论。量子理论最先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于1900年提出，如果相对论可以处理大尺度物质（宏观物体运动）的问题，那么，量子理论就只能处理小尺度物质（微观物体运动）的问题，量子力学处理的对象小于原子层次。前面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断言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宇宙间最小的单位。科学家们习惯于运用原子的概念，直到他们发现比原子更小的粒子。而这些粒子是没有确定的行为方式的，是或然的或随机的，所以，这些比原子还小的东西表现出不确定性。海森堡的“测不准原则”即表明了这些粒子的这一性质，即这些粒子的波动性、粒子性、空间位置等不能通过实验同时加以确定，物质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于是，绝对的必然概念在此不得不放弃。这样，因果律和决定论这两条旧科学的大支柱，似乎已经被量子物理学动摇了。
爱因斯坦反对量子理论，尽管他自己的工作也在修正着量子理论，他写信给马克斯·玻恩：“量子力学毫无疑问是言之成理堂而皇之的，但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量子力学还不是靠得住的。这个理论尽管说得很多，但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造物主’，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上帝不玩骰子的”。爱因斯坦为了挽救科学研究中的必然性，避免不确定性、偶然性，凭着他对于信仰的感情，声言上帝决不掷骰子。
其实，“上帝掷骰子”又何尝能够摆脱必然性呢？骰子每一次抛掷的结果都是六种可能中的一种，而绝不会出现七种以上的可能。普利高津说：“上帝如果愿意，他可以计算一个不稳定动力学世界中的轨道。他会得到像我们经过概率计算所得到的同样结果”[7]。
综上，从传统物理学到现代科学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其内容而言，无一不是对客观世界必然性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只是传统的物理学对必然性的理解是以牺牲偶然性，把必然与偶然绝对对立起来为代价的；而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大量客观规律，均将偶然性纳入必然性之中；正如维纳认为，物理世界上如果只有必然性而无偶然性，那就不存在信息的通信了。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井然有序而无任何不确定性，熵将到处为零，就无所谓熵或不确定性的增减，这样，也就没有信息、控制和通信了。维纳敏锐地看到，正是统计方法所揭示的偶然性，才使人们看到通信和控制的必要，并认识到它们的本质：通信和控制乃是作为控制系统的宇宙局部区域对整个宇宙总趋势的反抗！他说：“在控制和通信中，我们总是同组织程度降低和意义模糊不清这种自然界的趋势斗争。”[8]而要达此目的，通信过程就要“对一类从统计上预期要收到的输入做出统计上令人满意的动作”。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控制过程都可以规定为可能性空间不确定性程度的变化。实行控制就是使事物可能性空间缩小，可能性空间缩得越小，标志着人们对某一目的性行为控制的能力越强。
控制论对机械决定论的打击，是把统计方法和偶然性的研究进一步推广到物理学以外的科学领域之中而成功的范例。但就统计学规律而言，如果不是简单地照搬，原则上是适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因为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由大量子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现象。因此，社会历史领域也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依存的领域，恩格斯说：“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一点“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9]。马克思曾经详细阅读过官方的统计数据，如工厂巡视员撰写的报告。这些报告是按人以群分的方式写出来的，马克思从中对阶级意识的感触更深，他感到人在机器年代遭到贬抑，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很多现象“是受偶然性支配的”[10]。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在竞争中个性本身就是偶然性，而偶然性就是个性。”[11]但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他们透过事物表面的偶然性窥视到深藏于其内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位乐观主义者，他的学说的终级目标是人类解放和自由。
三、偶然性崇拜
前文提到的“太阳每天晨升夕落”的例子，就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许多文献中常常喜欢引用的例子。还有“物体失去支撑就会坠落”，“春天过去夏日就会来临”等，纵然是最没有理智的人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夏日炎炎总无法用冬衣避暑，这是客观必然性使然，这甚至可以说是在理性还没有出现以前，它们就已存在于动物的本能中了。这种经验导致人们相信事物运动、发展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和必然性，尤其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和必然性的信念。因此，康德认为，对普遍和必然性知识的追求，是人类理智的自然倾向或本性，既然是人性的表现，那么，从来就是无可非议的。伯特兰·罗素则认为，自然必然性的发现带给人类以力量；此外，假定自然的进程是有规则和确定发展趋势的那种信念还给人以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将来，从而避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在从前，疾病和自然灾害被认为是一些反复无常的恶魔造成的，因而令人感到很可怕。自从自然因果必然律被发现以后，现在人们便觉得这些现象远不如以前那么可怕了，因为人们认识了它们发生的规律，便可以防止，至少是成功地躲避它们了。
这里，罗素是从心理动机，而不是从科学认识规律的角度，指明了为什么人们长期喜欢自然、社会发展是具有必然规律的原因。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事物的运动、变化，没有任何东西会把一切细节完全重现出来。任何两天或两个冬季都不会完全相同，已成为过去的事物永远地消逝了。因此，人们实际上只能预见大体上的重复现象，“人们可以预期太阳东升，但风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刮。”现代科学的概率统计观念所要把握的正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常会碰到的这类现象。每天人们都必须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某项选择：可能某件事要发生，某件事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可能性、大概、机遇、偶然性这些概念自古以来就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成为人们认识现实性的有效手段。而且，偶然性、机遇、可能性等概念是与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人们之所以从心理上喜欢自然界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其前提是喜欢自己拥有支配自然、社会的力量，却不喜欢自然、社会凌驾于人之上并拥有支配他们的力量。一旦人们不得不相信：在人类存在之前，作为规律的自然规律已经在起作用了，它们通过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不仅产生了一般的男男女女，而且还产生了具有一切个人特性的单个的人，说着现在所说的话，做着现在所做的事，一旦不得不这样相信，他们就感到自己丧失了人格，无足轻重，是周围环境的奴隶，丝毫也不能改变自然，一开始他们的角色就已经被预设了。为了企图摆脱这一窘境，某些人便来了个折衷：自然界是遵循决定论的，服从因果必然律，以便被人们所认知、掌握和驾驭；人本身则是自由的，没有（或不应该有）什么现成的必然法则来规定人，这就保证了人在万物中的独尊地位。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带来恐慌和压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从哲学的高度试图说明自然界的微小结构实际上不服从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必然律时，他们立即引起爱因斯坦的不满，爱因斯坦的“上帝不会掷骰子”的信念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信念。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况：这个世界在其深层结构上其实是无章可循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在其表层结构上，即宏观现象上的因果规律实际上是虚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不是完全不知所措了吗？人类还谈什么认识甚而驾驭自然呢？所以，像爱因斯坦那样，认定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几率描述最终不过是权宜之计，总有一天会发现其严格的因果必然律，这种看法就好比千百年来，人们对待自然领域里的偶然性一样。偶然性总是被说成人们为掩盖自己的无知，或在发现了真正的因果必然性之前而暂时使用的一种概念，而历史也一再证明，原来被认为是偶然的自然现象，实际上还是有其内在的因果必然联系的。这很好地符合了人们对宇宙自然界的一贯期望。可是，在人类领域却不同。如果人（当然主要指人的精神）被规定为与石头、木头等一般自然物一样，在服从因果必然律以外就不能做得更好或更不好，那么，人也就不成为人了。在历史上所有偶然性崇拜者，很少是针对自然领域的，而是针对人事领域的。在他们那里，关于人，有一点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人高于一般自然物之处，就在于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不是顺从客观规律的奴隶，换言之，人事领域或人的活动领域是偶然性占上风的领域，因此，偶然性崇拜者提出了自己的特殊看法：
1.对“统计学帝国主义”的嘲笑
大家都知道，概率统计原理是20世纪大行其道，取得辉煌成功的自然科学理论之一。随着社会领域中J·格龙特、A·凯特勒等人成功地揭示出人的许多行为遵从统计的规律之后，如何评述统计规律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问题已成为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这方面，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H·M·巴克尔的观点是最早、最简单，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他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单值确定的，但追踪所有的原因常常不能成功，数目巨大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彼此交叉产生出的现象给人以缺乏某种规则性的假象。这特别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在大量元素构成的复杂的集合体中，恒常起作用的原因（它们总是被那些不规则的原因所干扰和掩盖）显示出自己的规律性，它们原则上与力学规律没有什么区别，其特点只是在于这些规律出现在现象的集合中。当然，统计规律并没有给我们绝对的重复性，但要知道，任何物理定律不能以绝对的精确性履行其反映自然的任务。显然，巴克尔坚定地肯定了社会中的统计规律。为了说明社会中的统计规律，德国经济学家A·瓦格纳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年都要预先决定多少男女应当结婚，其中，多少青年女子与老年男子，多少青年男子与老年女子结婚的数目都预先确定了。还预先决定多少婚姻将由法庭宣判解除。每年的善事、恶事的数量也是确定的，总之，居民的所有行为都以指令的形式，用抽签的办法（以使每个居民觉得公平）确定下来，并加以执行。如果有哪条命令没有完全按指令进行（发生了某种偏差），那么，这个偏差就会被编入来年的预算中，就像我们的财政预算一样……A·瓦格纳接着说，人们一定会以为这类描述是荒诞无稽的，然而，真实存在的国家和人民不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吗？差别仅仅在于，对于个人乃至国家来说，自然规律的执行不能像指令的形式、抽签的办法那样被人所感觉到而已。
对于像A·瓦格纳那样的说法，只要稍微细想一下就会发现，类似的陈述很早就被冯特用来表述人的心理了。定量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冯特，早在1862年便曾说过：是统计学首次证明了爱情遵循心理学定律。这种说法实际上已颇有把带有描述性的统计规律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看成类同于力学规律在自然界的应用的意思。结果是，随着统计规律在社会领域应用的扩大，活着的人不再被视为有活力的有机整体，而是被视为服从社会定律的社会原子。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社会统计大合唱时，“平均人”概念就成了社会统计学的方便速记，其认为在社会中存在一个“平均人”，离过0.17次婚，有2.2个孩子，如此等等。显然，正如歌德所说的“我们这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目字的时代”，已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都像行星的运动那样作解释。于是，一个统计学或一份官方统计报告，试图在某省内找出每平方公里有多少已婚男人和已婚女子。结果是：
这样的笑话太多了。
可以想象的是：偶然性崇拜者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统计学家表示愤怒，他们指责社会统计学家搞出一套取消人性的人的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的人”嘲笑那些社会统计学家，认为他们“从统计学家数字和科学经济学家公式中推导出平均值，把它们作为人类全部满意的东西。”而这使他感到厌恶：“既然所有的意志和所有的理性均可制成数表，既然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确实可以被发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有统计学家和专家以及爱人的人，当他们列举生活的好事情的时候，总是省略一个特殊的事情，……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和不受拘束的意志，一个人自己的突发奇想，不论多么粗野，一个人自己的幻想，尽管有时让人到了发狂的程度，都是最好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但它们却从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它们不能适合任何分类，把这些东西略去，所有的体系和理论见鬼去吧。”这种渴求不受束缚的自由呐喊，如果并不是要求绝对的无法无天，那么，针对社会统计学家们把诸如自由和偶然偷走，确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对绝对必然性的对抗性反应。
那么，偶然、自由能否在社会统计中保留下来呢？我们知道，人们将统计规律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初衷，是对世界的普遍因果必然性观念的现实化的直接证明。人们以此来反驳那些断言人事、历史中没有规律性、反驳对人的本质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等。一切都应当能用自然的历史原因加以解释。人的行为、一切社会的演化都没有任意的随意性。正如康德把当时流行的德意志统计学解释与历史思想结合起来，写成一篇论述普遍历史的小文章，其开头就写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无论我们在意志的自由这个观念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显然均承认，这种意志（人的行为）的表现，均处于自然的普泛定律的支配下，就像其他物理现象处于上述定律支配之下一样。历史的职责就是叙述这些表现；而且，假定使其原因处于隐匿之一，我们知道，历史只是在远处安营扎寨，并从大尺度上注视着人类意志的力量，其目的是在连续的事件中向我们展现一种有规则的趋势。由此，不论从分离的还是从个别的角度来看，由各种偶然事件构成的这个进程，似乎会是令人困惑的、不连贯的、无法则的：然而，若将其贯穿起来看并将其视为人类这个物种的行为而非互不相干的个体行为，那么，就必然会发现这个进程是一种稳定而又连续的，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是我们本性中某种固有的伟大禀赋的再现。因而，如果看一下诸如出生、死亡、婚姻这些例子，它们有多少成分是单独依赖于人类意志的自由，那么，就会发现它们似乎不应服从任何定律，因此，任何计算也就无从预先知道其数量。然而，一些大国对这类事件所作的记录证明，它们所遵循的自然定律至多就像天气那样反复无常。康德这一段在题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文章中，关于每年的死亡、出生、婚姻的记录与“自然定律相符”，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人在本质上是以统计学（即从大时间尺度上看）为特征的。
显然，康德在说出了历史发展一些真理的同时，又存在着把人的任何行为，甚至在人的自由意志最为充分的发挥的婚姻行为笼罩在自然必然性之下。于是，在康德之后，一种相反的思想即统计虚无主义开始流行。在这种统计虚无主义中，偶然性的特权得以复活。这些思想家喜欢的是纯粹偶然：诗人诺瓦利斯写道，由一个单独的偶然事件独自个体化的，那就是他的出生。尼采则把天变成“神圣的偶然之跳舞场”，“神圣的投骰子和投骰子者的神圣的桌子。”在尼采看来，之所以有理性、目的的思想，原因部分在于人处在一个看起来是有秩序的世界之中。那些知道宇宙是盲目偶然的人（当然，就是尼采所指的“超人”）不会为目的的假象所动。尼采还把那种坚持必然性信念的人，说成是“愚蠢的玩家”，“愚蠢的玩家”是那种企图算计和赌运气的人，仿佛他的游戏、他的生命只是众多游戏中的一场似的。要这样干，最好是向另一种必然屈服，向大多数定律的必然屈服。高明的玩家不欺骗自己，并接受刚好只有一种偶然的可能，凭借偶然便产生出必然甚至是他所知道的目的。宇宙终究不会破坏让我们这个世界诞生的偶然性，而只是愚蠢赌徒的错误意识才使它看起来呈现另外的样子。
尼采喜欢所谓的“偶然的帝国”，使我们遇到了最难懂（所谓“懂”，无非是能用理性辩护的意思）的哲学课，在尼采那里，必然解释不了偶然，偶然也解释不了必然。换言之，尼采对“偶然的崇拜”只是一种“主观推断”。
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对人事的研究中，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把握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它反对那样一种成见，这种成见是人对自己抱有的成见：凡是他心灵的产物，他总认为不真实或比较不重要。只有当人意识到他周围不以人性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和规律时，才会心满意足，这样，唯物主义——指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人的自由、创造的能动性、强调偶然在人的创造中的意义。然而，问题在于，人在实践中对许多事物由于所考虑的过程还没有进行，因而往往无法得到概率，人们对社会和人事的认识往往只能是“从后思索”。但同时，实际上，如果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数据，甚至根据主观或客观上的某一要求而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估计出一个最优值，作为研究总体的假设概率，最后在得到新的信息的基础上对假设概率重新予以修正，那么就恰好从人的实践的视角，为如何看待人类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偶然因素的作用提供了积极的指导。
因此，由于现代科学在各个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在数值依从关系上一般都具有概率性和非单一可能性的性质，所以，偶然性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足以影响到系统组成要素在不同可能性之间的选择，并使系统整体失去严格单一必然性，大多数法律事物、日常生活琐事、道德等事务都像多枚硬币的情况一样，而不像单枚硬币的情况。“赤裸裸”的偶然性，就像寻找“赤裸裸”的必然性—样，定会使我们走入死胡同。
2.对“决定论”的挑战
对偶然性的崇拜不但表现为尼采式的鼓吹“偶然的帝国”这样一种直接对必然性的否定，同时，也表现在对“决定论”的挑战之中。因为这种对“决定论”的挑战的目的在于，信奉绝对的偶然，并信奉宇宙中的各种定律充其量也不过是近似的、而且是从随机过程中演化出来的。偶然不再是瞎猫碰死老鼠，而是各种定律以及所有合理的归纳推理的核心所在。
“决定论”引导人们去寻找因果必然律，也就是说，寻求某一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同另一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这类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规律是简单的，它们是舍弃了准确性后换来了这种简单化。按一下电纽，电扇就会转——除非停电了；挂电话，就能通话——除非搞错号码。这类规律将不适用于科学，因为科学需要某种确定不变的东西。发现因果律是科学本质，因此，毫无疑问，科学家们应当去寻求因果律。要是某个领域没有因果律，那么，这个领域就没有科学。科学家应当寻求因果律这条格言，如同人应当吃饭这条格言一样清楚明白。
这里，就出现了因果与必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澄清因果律的含义。因果律本身不一定包含过去完全决定将来这层意思。白人的子孙也是白的，这是因果律，但如果说这是已知的惟一遗传规律（这实际上是由因果概念偷换成必然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预见白人父母的子孙的许多东西。
作为一种普遍学说的“决定论”认为，过去完全决定将来总是可能的，如果充分了解过去和因果律的话。然而，从根本上说，要准确地阐述“决定论”，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不容易的。罗素认为，“决定论”是建立在如下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假设即为：假设存在着一些能够发现的因果律，因此，有足够的（但并不是超人的）计算能力的人，只要知道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能预见在光从空间的圆周到达中心所需要的时间里，在空间的中心将发生的一切。罗素紧接着说，“我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懂得，我并不是在断言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只是断言，这就一定是‘决定论’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原则正确与否，其他人也不会知道，它可以被认为是科学为之奋斗的一种理想，但是，它既不能被认为是肯定正确的，也不能被认为是肯定错误的，除非是根据某个先验的理由这么说”[12]。
显然，罗索已点明了“决定论”的“理想”性质，现代“决定论”者一般都承认纯粹机械的、线性连续的因果制约性不能全部概括现代科学的所有成果。但是，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决定论”的因果关系，而只是限制了它统治的疆域。这是因为尽管我们用实际完成的观察来表征物理或社会事件时，只能在这些事件之间建立起概率的关系，但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可能性使我们不能从实际的观察（实践的或可证实的关系）过渡到理想的关系。并且，我们可能从经验上证实，只要在物理或社会事件的分析中引入越来越多的参量，就可以使预言的数值有所改变，朝向更确定的方向。为了预言枪手命中靶心的点数，我们仅测试了三个参量：枪身的倾角、火药的用量和弹壳的重量。由于每次测试都会有误差，因而只得出一个预言的概率值。如果我们进一步测试了诸如空气的阻力、地球的转动，则结果将使预言的概率增大（这一点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因此，自然界遵从严格因果律的说法在理论上看意味着“我们能以确定的几率预言未来，并且对所考虑的现象进行充分精细的分析后，就能促使这一几率性事件任意接近为确定事件。”[13]应该说，这种对“决定论”实质的说明是清晰的，当我们考察那些反对“决定论”推崇偶然性的论据时，很可能会发现，人们头脑中考虑的想法，还不如这里所得到的“决定论”原则来得明确。
似乎反对“决定论”最有力的证据，是在人的自主选择这一问题上，如果说，那种偶然性崇拜无法成为自然界的认识并获得多数人的赞同的话，那么，因为自由意志、廉洁一直被认为在道德方面是重要的（既是为了给“罪”下定义，也是为了说明惩罚，特别是在宗教中，神圣的宗教惩罚是正当的）。因此，偶然论者认为：“决定论”用在人类身上，是令人相当不快的：我们不仅显得太没出息，而且我们不能够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行为及其任何后果承担责任。因为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人岂不也就是一件不由自主的自然界的产品？人就无法与自然界区别开来。
偶然论者想象：如果人的意志有原因，那他们就会被迫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情。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做我们所不愿做的事情，因为人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做一件事时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阻碍。一个人可以做他打算做的事，而没有遇到什么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那么做的力量，他在动机和结果上都实现了他自己的预期决定。这时他就自由的。此外，就算他遇到了障碍，甚至遇到严重的障碍，但在思想上却没有被吓倒，他不断谋划、思索、选择，哪怕现实的可能性荡然无存，他仍然不停止自己的追求，那么，他还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意志力和判断力没有受到强制性损害。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自由还意味着做一件事时可以无视甚至抗拒阻力和其他迫其就范的力量。任何现实的行为后果都不可能是在没有阻碍的理想条件下实现的。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行动，他是自由的；在行动中努力克服、排除了障碍而达到目的，他更是自由的；他在行动中经过努力而失败了，但没有放弃进一步的努力（包括思想上的谋划），他还是自由的。人高贵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由于人的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顺应必然性，也可以选择抗拒必然性，当然，坚持绝对意志自由论者会认为，当人选择抗拒必然性时，并不会比人选择顺应必然性时带来更多的不愉快，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英雄是自己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也是自己使自己成为懦夫。这一切都是自己使自己成为原因。可是，反对“决定论”而坚持绝对自由意志的信徒们在另一个精神领域总是相信意志有其外来的原因。例如，他们认为，美德可能通过良好的教养（通过文化传统）来培养；很明显，假如善良的意志只是自己使自己那样的话，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做任何唤起它们的事情。一个人相信自己或任何人能够增进别人的良好行为，那么，他也就在同样程度上相信人的一部分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信心理学的因果“决定论”，而不相信绝对自由意志。实际上，自由意志要发挥作用，使人的交往得以顺利的进行，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人们的行为是由先前的情况造成的，而不像突发的偶然流星一样，毫无踪迹和前兆可寻。假使政治宣传、普法教育、种种行动方针等对人们的所作所为没有影响，那么，它们都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可见，坚持意志绝对自由的人，很难在人是环境中的产物和人是环境的改造者之间找到一个统一的基础，他们不仅是以某些思想上的混乱为基础来看待人与环境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他们最终会在此一问题上信奉绝对的偶然论、强调自由选择，而拒斥必然的认识论和实践基础。
在人的意志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从实践出发来说明：我们的大多数行动之前并没有什么仿佛是意志活动的事情；没有事先的意志决定就不能做简单的事情，这是一种精神病态，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个人”是处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人，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是“正常的人”，“正常的人”可以决定步行到某地去，如果他认识路的话，在他到达之前一步一步地行走是自发进行的。我们认为只有那原先决定才含有“意志”在内。而这种“意志”决定脱离行走（实践）就会毫无意义，当“正常人”遇到复杂的实践问题时，会深思熟虑后再作意志决定，而这种意志决定的正确与否，也只能由实践来说明。
［收稿日期］200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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