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中的学术环境和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方向——第三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中美论文,第三届论文,方向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个学习、教育和研究的“场所”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媒介”，整个高校的学术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兴媒体(如微博、微信)成为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学术交流的新手段，学者博客成为记录学者学术思维过程的重要平台，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成为学生研究和学习的新型资源……如何在不断演变的学术环境中把握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新趋势和方向，已经成为重新定义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一部分。2015年6月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SCSL)和四川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三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对演变中的学术环境和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探索研究，笔者对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1 演变的学术环境与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挑战 1.1 演变的学术环境 学术大环境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援引《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2014年6月手机上网比例超过传统PC”的统计数据，认为当前整个社会已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资源不再仅仅局限于图书、期刊和数据库，而是向微型世界、探究主题式资源、教育游戏、教学模拟、认知工具、开放数据或关联数据、虚拟实验、网络课程、教学演示、问题解答等新型学习资源发展[1]。CALIS管理中心陈凌、王文清认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得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将图书馆的服务阵地从“物理空间和互联网空间”拓展到用户手持终端，而且带动了新媒体、全媒体、社交媒体的深入应用，这意味着图书馆信息服务、服务营销、用户交互等方式呈现多样性。新出现的大数据、语义网、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等使得图书馆建立新型情报服务，开展深度咨询服务成为可能[2]。 高等教育的新变化。东北财经大学张莉认为移动互联的新媒体时代整个教育和学术环境的主要变化表现在：教育理念方面，从以知识传授为主到注重沟通、交流和思辨，从强调先贤圣人的经验和传统到注重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从遵从学术权威到挑战学术权威，从强调知识传承到注重培养创新能力，从规范化学习到个性化学习，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集中学习到分散学习，从封闭学习到开放学习；教育技术方面，从传统黑板粉笔向网络公开课、MOOC、微课和在线学习讨论社区转变；学习模式方面，从灌输式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学习过程的重组及其游戏化倾向、跨越时空和学科界限的开放式学习、小组协同合作学习方向转变；学校向24小时开放教学、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学生们在不同的时间上学、学生们在不同的年龄开始正式教育、课程表横跨各个专业、非教师跟教师一起工作、教师在商业世界和教书匠的工作中切换、本地各色公司在学校里设立办公室和创立更多的特许学校转变[3]。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进一步认为，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大学定位、大学图书馆的功用等大方向来看，演变的学术环境需要高校图书馆做好三个层次的转变：低层次，即重新思考和定位图书馆员的角色与技能，嵌入课程的过程中；中层次，即实现研究成果的数字化采集与存档，并在与来自其他服务途径的竞争中取胜；高层次，即积极开展持续的整合、互操作与项目合作[4]。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观察到，高等教育改革以及高校转型，直接导致了教师队伍结构的变化、师生的研究和文献阅读需求的变化。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随着学校对海外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拥有博士学位的海归读者不断增加，海归读者在馆行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是对图书馆外文出版物和数据库的需求不断加大[5]。 图书馆业务链条的变化。CALIS管理中心陈凌、王文清还发现，与图书馆相关的业务链条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如：出版、发行、馆配、进出口商的服务转型；面向图书馆的业务外包行业逐渐扩大、多样化；政府越来越多主导各种相关项目，如中文在线信息交换、数据公开、开放获取、共建共享服务等；多种多样的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数据即服务等云服务商的出现；资源商开始从资源库向知识库、知识环境方向发展；信息服务领域出现了相互竞争、相互兼并的新局面。这些业务链条上的变化给图书馆资源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需要图书馆馆藏结构做出相应调整，将电子资源比重加大、纸质资源比重减小；需要图书馆将文献采编外包的同时，保持数量、质量的提升；需要图书馆与出版、发行界互动；需要图书馆做好资源的有效利用、无缝集成与长期保存，以及多媒体资源的深度利用等[6]。 1.2 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变与不变 演变的大学术环境对学术图书馆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认为，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实体图书馆向虚拟图书馆转型是必然之举。至于转型中的学术图书馆发展模式，周欣平认为，以开放、对等、分享和全球运作为法则的“维基经济学”可以给学术图书馆开启合作新时代提供指导，学术图书馆要做的是做好资源的开放获取、做好资源共享和分工、区分收集与关联、做到在全球范围能找得到、做好发现和关联、做好基于学科建设的机构重组和对接。相应地，对于图书馆馆藏建设而言，就是做好大规模数字化与馆藏管理、数字化管理工作与资源的发现、数据管理和纸质资源的管理[7]。 虽然演变中的学术环境会要求图书馆做出相应变化，但是对图书馆资源建设而言却未必。华中科技大学章文浪通过对华中科技大学年龄分布在30～45岁之间的人文社会科学(13人，包括文、史、哲、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工科(21人，包括机械、电信、土木、材料、生科、数、理、化)和医学(13人，包括公共卫生基础、医学、药学、临床医学)的中青年教师和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到不同学科教师和学者所需教学资源与学术资源使用的一般规律：(1)无论人文社科、工科，还是医学的教师、学者，都重视学科领域的基础文献使用，如基础理论方面的原著、学术专著、学术期刊、会议和学位论文、国际同行交流等文献，这意味着，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建设仍然要以这些文献为主。(2)在使用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方面，人文社科侧重纸本，而工科和医学侧重电子。这意味着，数字化对人文社科而言，未必是最好的选择。(3)资源利用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电子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报纸，且外文利用先于、多于中文文献。这意味着尽管出现了一些新形态学术资源，但采购经费仍然需要在这些资源上进行高比例投入[8]。 2 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新方向 2.1 全学科、多元化、数字化的馆藏结构调整方向 全学科资源整体建设。对于资源建设的软性基础设施和国家文献战略而言，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涵盖全学科而不是部分学科的全学科资源整体建设，在本次会议中被重点提出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以CASHL人文社会科学全学科资源建设为例，评介了CASHL文献资源覆盖人文社科全学科的外文文献资源战略体系。在此目标的引领下，CASHL通过协调教育部70所文专院校进行协调采购和自主采购，将外文文献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哲学马列、政治军事、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管理学、心理学、图书情报档案、语言文字、跨学科领域(如区域学)等全学科纳入资源建设规划。经过十余年的建设，截至2015年1月，CASHL印本图书达142万件册、印本期刊达22781种、电子期刊2108种、电子图书41.7万种、大型特藏160种，成为全国首屈一指规划性极强和成绩显著的全学科资源整体建设案例[9]。 多元、数字化的馆藏结构。在主题报告中，不少报告提到了馆藏结构调整的问题。从报告内容来看，馆藏结构调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图书馆自身的馆藏现状与学科发展不匹配。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对上海财大馆藏结构的调查显示，其馆藏图书学科结构严重失衡：馆藏中84.34％为社科类馆藏，其中37.73％为经济学相关馆藏，集中在中图分类法的F0、F2、F7、F8，馆藏量上，F2类资源远远大于所需(F2＞F8＞F7＞F0)，特别是F27(F27＞F83＞F71＞F23＞F0)类资源，而从上海财经大学纸本馆藏图书与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F83＞F23＞F0＞F27＞F71更为合理[10]。二是资源类型的多元化和有限的采购资金的矛盾。从加州大学2010～2013年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印本期刊、印本图书上投入经费所占比重变动(2010年比重分别为43％、5％、17％、35％；2011年分别为43％、7％、13％、37％；2012年分别为46％、7％、14％、33％；2013年分别为49％、6％、13％、32％)来看，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的经费比重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印本期刊和印本图书的经费比重在逐年减少[11]。朱强在一次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会议上的现场调查显示：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采购经费越来越偏重于数字资源，如哥本哈根大学，数字资源经费占比达90％，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高至60％[12]。关于馆藏结构如何调整，不同学校情况各不一样，北京师范大学杨明博等对高校图书馆电子图书与纸本图书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13]，北京大学图书馆则提供更具体的方向：将逐步调整数字资源和纸质资源的经费结构比例，力争用五年时间从目前的4∶6调整至5∶5，并通过集团采购的模式提高经费使用水平，对数字资源的计量和统计开展研究并实践应用，探索出新的资源建设模式[14]。 跨学科区域文献和区域研究文献建设。跨学科的区域文献和区域研究文献的建设与保障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相关外文文献的保障却长期匮乏。肖珑以中国大陆外文文献的保障为例，对中国大陆外文文献的缺藏情况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通过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CASHL联合目录数据库、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与国外各出版商出版书目、OCLC WorldCat数据库中国外部分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书目数据、日本高校图书馆文献收藏数据(通过日本CINII平台)、台湾地区学术研究机构订购西文纸本期刊资料库、各类引文数据库(如SSCI、A&HCI、CPCI-SSH、SCI、CPCIS)和用户发表成果目录等数据进行综合比较，发现：中国大陆高校图书馆普通西文纸本图书(数据通过CALIS平台获取)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三校非中文图书总和相比较，严重缺藏，中国大陆高校各类指标的缺藏率达69％以上；文科电子资源中，中国境内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欧美六校核心收藏相比，专业类资源严重匮乏；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图书(数据通过CALIS平台统计)的保障方面，与日本对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图书(数据通过CINII平台统计)、哈佛大学所藏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图书数量差距极大；2004～2006年CASHL新购外文图书只占Blackwell学术新书的报导总量的29.94％。肖珑认为，对于缺藏文献的补藏，在有限经费下极为复杂，涉及“是保障重点还是保障全面”、“是查漏补缺还是优先核心资源”、“是新刊还是旧刊”、“是印本期刊还是电子期刊”、“如何分学科开展期刊建设”、“长期保存问题如何解决”等诸多问题。在区域文献建设方面，CASHL做出了第一步尝试，该中心不仅拨出大笔经费进行回溯补藏，而且还在2014年启动“区域文献”建设项目，集中抽取日、俄、韩三国文献并提供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等文献服务。此外，该中心还于2015年启动“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文献建设”，对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文献建设给予适当的经费倾斜[15]。 数字文献与纸本文献的整合、剔旧与去重管理。由于大幅增加的数字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纸质资源重复，在资源管理方面如何剔旧和去重，是大规模数字化的大问题。在这个方面，加州大学的经验是通过启动“UC Shared Print行动计划”[16]，协调处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内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重复的问题，并借以制定馆藏资源的合理搭配、永久存储、资源共享和资源优化等一系列计划和举措。[17] 2.2 需求驱动采购与合作式、开放式馆藏发展方向 需求驱动采购。基于用户需求和用户使用资源的图书馆资源采购依然是高校图书馆馆藏发展战略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肖珑认为，需求驱动采购(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DDA)向用户提供对大范围图书的立即访问，一旦有需求即可采购，通过比传统采购模式更切实的方式呈现更多用户可能使用和购买的图书书目，如果实施恰当，DDA可使只按需要购买成为可能，图书馆得以节省经费，或以目前同样的图书经费总额，取得更高的图书使用率。从CASHL经费所购买期刊的十年使用统计来看，用户使用过的CASHL刊只占全部服务期刊的20％，CASHL期刊的文献传递请求只占全部服务总量的64％，说明CASHL经费所购置的期刊有调整的必要。而调整的方向，将采用DDA，综合用户的使用数据和使用需求进行调整，为CASHL外文保障刊提供新目录[18]。 合作式馆藏发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潘力达、何剑叶认为转型时代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采取“合作式馆藏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以加州大学的国内与地区性合作式馆藏发展为例，加州大学参与了诸多合作式馆藏发展项目，如美国研究型图书馆中心的合作馆藏发展与保存项目[19]、伯克利加州大学与斯坦福大学馆藏发展合作协议[20]、学科—格式与特定区域的合作馆藏发展协议[21]，同时，还有主导“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电子资源合作采购，开展与加州大学其他校区之间的馆藏交流、国际交换，以及与加州大学出版社进行合作[22]。康奈尔大学东亚馆则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建立特色数据库，如：与英国Adam Matthew合作建立的“中国：文化与社会”数据库[23]、与荷兰Brill合作建立的“中国学生月刊”数据库[24]、与Gale合作建立的“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档案”数据库。[25] 开放式馆藏发展。通过区域合作或全球合作，进行开放式馆藏发展。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相关举措，颇具有代表性。如：通过参与中国“百万本书计划”，享有访问该项目近三百万全文书库的特殊权限；通过与全球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如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文献资源和人员交流；通过培训中国馆员，开展西文古籍修缮工作，促进西文古籍文献的建设；通过与专业文献收藏机构建立资源共享网页，如建立华东师大—康奈尔图书馆联合资源网、康奈尔—台大联合资源网、康奈尔—清华联合资源网等，开放本馆资源的同时，共享合作伙伴的资源[26]。 2.3 馆藏大规模数字化与联盟式数字内容管理方向 馆藏大规模数字化。馆藏大规模数字化，在北美地区的高校图书馆非常普遍。加州大学2006年起，通过参加“谷歌图书”项目，将其馆藏的三千四百万册藏书中的9％进行了数字化，同时，将大量特藏资源数字化并公开发布[27]。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从2008年10月至2014年11月，通过与谷歌合作，将占总馆藏800000万册图书6.2％的504288册图书进行数字化，并将数字化后的图书存入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28]，成为该馆总数13000000册电子书库的第5大贡献者[29]。 数字内容管理。在数字内容管理与资源发现方面，康奈尔大学将数字化后的图书直接存入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加州大学除通过参与HathiTrust项目，还参与DataCite项目[30]、DMP Tool项目[31]和Western Region Storage Trust项目[32]，对数字化后的内容进行管理。此外，加州大学还通过5个校区联合研发的共享式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对本校10个校区的元数据进行联合收割和一站式电子文献获取来共同管理电子资源[33]。 2.4 专题库与合作专题库建设方向 大型学术资源库。康奈尔大学不仅注重一般文献的采购，而且还注重大型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典型的例子，如：机构知识库VIVO[34]，收藏了康奈尔大学研究论文57283篇、会议论文12114篇、学者23000人、学术活动35000场、学术组织11000个、研究项目143000项、学术课题2000个、期刊文章11543篇、会议论文集18800部、研究报告5504篇、学术会议4484场；arXive开放论文数据库[35]刊登由作者自己投稿在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非线性科学、计量生物学、计量金融、统计学等领域未发表的论文，目前该库已收藏总数超过100万篇的论文，成为上述学术领域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个数据库；数学统计学数据库欧几里得平台[36]在线出版数学和统计学期刊文章，至2015年，高达12000000页数学和统计学论文文章可免费阅读[37]。 小型学术资源库。在小型学术资源库建设方面，康奈尔大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教授和专业图书馆员申请图书馆赞助，数字化重要资料，建立小型数据库[38]。 2.5 特色馆藏建设和数字特藏管理方向 特色资源库的建设。不列颠科伦比亚大学的武亚民、刘静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发展中国特色资源为例，介绍了一种特色资源建设的方法，即将本馆馆藏的普通资源按照某种鲜明主题或属性进行集中抽取汇总，形成特色资源库。如：从馆藏中国古籍中抽取珍本、善本，形成蒲坂书楼藏书、庞镜塘藏书；对馆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进行集中汇总形成专藏；对馆藏的华人华侨文献进行专门搜集整理；抽取本馆馆藏民国文献建设民国人物档案；从馆藏英文档案中抽取与中国相关档案，形成专库；等等[39]。清华大学袁欣提到了更多这种有鲜明主题的特色资源库，如：“保钓资料收藏与研究中心”特色库，汇集了来自北美、欧洲、港澳台等地的14000多件与保钓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报纸(手抄报)、期刊、海报、口述史等；“科恩文库”，汇集了来自美国的22000多件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科学哲学相关图书、期刊；“服部文库”，集中搜集了来自日本的近20000件马列图书、期刊文献；以及汇集新闻学研究资料的“爱波斯坦文库”、有关联合国裁军专题资料的“林国迥文库”和来自英国人类学研究资料的“麦克法兰文库”[40]。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的何妍以俄亥俄大学邵氏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为例，介绍了特色资源建设与推广的另一种思考，即特色资源的建设实际上取决于特藏馆员，特藏馆员不仅仅要做特色资源的收藏开发，还要转向内容创造，不仅仅只做服务支持型馆员，还要同时投入科研，从“学者的践行者”转向积极的研究者，建立可持续性的馆员—学者关系[41]。吉林大学图书馆王剑、李爱华从对纸本特色文献的保护的角度，介绍了通过区域范围内不同图书馆之间进行数字共享共建开展数字民国特藏文献建设的经验[42]。 特色资源的管理。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图书馆王晓燕认为，分布在各校的特藏资源及独一无二的档案虽为小众市场，但开发此类文献的重要性与综合效应不可低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特色资源的存取。她以丁家立档案通过Ex Libris Rosetta数字资产保存系统进行同一平台上检索并展示所有特藏信息为例，说明特藏资源信息管理和存取的重要性，可以让尘封的史料焕发光彩[43]。 特色资源的重组与深度揭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红扬以筹备“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展览、筹备“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展览和编撰《梦回燕园——傅海澜捐赠司徒雷登书信选辑》纪念册为例，介绍了北大图书馆如何根据某种目的对特色资源(论著、图片等)进行抽取、遴选、重新组织与淬炼[44]。CASHL通过设立“特藏++”专项资金，对已经购买的160种外文大型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加工和内容深度揭示[45]。 2.6 大数据与科研数据管理方向 非学术类数据的收集。随着整个学术环境的演变转型，图书馆需要收集一些非图书和期刊类的其他数据。CALIS管理中心陈凌、王文清认为，收集这类数据对图书馆提升自身管理与服务水平有极大促进作用，也是新时期图书馆数据的一部分。这些数据包括：含有读者、图书文献的流通、数据库的使用等信息的图书馆大数据；含有出版、发行渠道等上游产业数据信息的产业链大数据；以及学校与其他行业大数据[46]。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陈进馆长给出了一个实际例子——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发的数据统计平台。该统计平台可以自动采集各类、各项“原子化”分项数据，规范准确实时，并可按需发布数据，同时，基于数据统计分析，还可预测和调整服务策略。借助该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有效改善了目前数据统计效率低、统计周期长、数据发布来源不一致和不完整的问题，对于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和提升图书馆服务品质有很大作用[47]。 科研数据管理。加州大学成立专门的伯克利数据科学研究所进行科学数据的收集管理，同时，加入全球研究数据开放共享的DataShare项目进行研究数据管理[48]。 除了以上提到的6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些馆藏资源建设的细节，如内蒙古科技大学苏美亚介绍内蒙古高校少数民族语言科研及教学资源建设的新模式[49]；新加坡国立大学沈俊平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如何建设中文图书馆[50]；康奈尔大学东亚馆为中国学建立了一个涵盖15大类、41个学科领域、68个数据库、23个工具指南的联合资源网页[51]，进行网上学科导航。 收稿日期：201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