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链论文,产业升级论文,走向论文,区域协调发展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3)08—0030—11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为了让中西部地区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央政府在“九五”计划首次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构想。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又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战略。这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率先发展”到“协调发展”的第二次转变。
本文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及意义应该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审视。在第一次区域发展战略转变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于自身优势，通过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确立了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最佳代工平台的地位。但是，由于低附加值带来的贸易利得不足和发达国家的压榨，东部地区陷入了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的困境，形成了发达国家与东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在GVC中的竞争优势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压制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地位的基础之上，这种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使其滑入“自然资源诅咒”中，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这样，就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格局。
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中，这两个“中心—外围”格局是互相嵌套的，发达国家占有GVC的高端，中国东部地区专业化于低附加值的代工环节，而中西部地区则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最终形成了“发达国家
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食物链”。这条“食物链”使得中国目前面临着如下挑战：东部地区利用自身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在位优势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环节；中西部地区则利用东部地区腾出的发展空间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环节，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二次转变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此时，就需要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通过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助推产业升级；反过来，东部地区在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过程中，可以将自身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等传递给中西部地区，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发展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惠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可见，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打破两个“中心—外围”格局，本质上是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问题，是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之间良性互动的问题。那么，在开放条件下如何研究中国不同区域之间依存关系呢？如何将全球、东部与中西部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解决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呢？本文认为，将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联立方程模型相结合，是一条被忽视而又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路径。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全球化、东部和中西部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GVC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困境和中西部地区增长位势的落差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分工暗道。而这条分工暗道本质上是以GVC为组织方式和治理机制的全球化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国内不同区域进行分工定位和职能协调，最终形成两个“中心—外围”格局的基础。
二、文献综述
本文从地区专业化、产业同构、国内不同区域间相互关系和国外与国内市场相互关系四个角度展开综述。
1、地区专业化
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分布不均会带来地区间贸易。正是由于该原因，对地区专业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文献。樊福卓(2007)通过对1985～2004年数据的检验，发现中国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在样本期内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对于地区专业化现象的解释，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要素禀赋差异、规模报酬递增和经济外部性等方面展开理论阐释。从计量角度来看，也产生了相应的文献：Bai等(2004)构建了中国1985～1997年29个省份32个行业的数据集，实证检验发现，利税率和国有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地方保护更趋严重，产业的地区集中度也相应较低。
2、产业同构
产业同构是指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相似或趋同的状态，可以理解为地区专业化的镜像。对于中国产业同构的问题，黄赜琳(2007)测度了中国八大区域1997～2006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发现各区域产业结构没有出现趋同现象，区域贸易壁垒在降低。对于中国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的主要解释有：第一，地方保护主义。Young(2000)发现，中国各地的GDP结构和制造业的产出结构存在趋同的趋势，而造成这种区域经济分割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地区之间设置了巨大的贸易壁垒；第二，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进程中，使得地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又面临着就业和税收等方面的社会性负担，这样，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就被内生了(林毅夫、刘培林，2004)。
3、国内不同区域间相互关系
Brun等(2002)通过1981～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发现在短期内，沿海和内陆间的溢出效应不足以减少区域间的不平等；陆铭、陈钊(2006)收集了1985～2001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采用价格法发现，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程度在调整中逐步提高，但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不同，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潘文卿、李子奈(2007)利用200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表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还不及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
4、国外与国内市场相互关系
Poncet(2003)利用“边界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地方政府实行市场分割政策，此时，国际贸易活动的扩大就可能“挤出”国内省际间贸易；张亚雄、赵坤(2006)利用五个经济体1985年、1990年和1995年21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的国内和国家间产业关联效应。结果表明，在1985～1995年间，中国的国内产业关联效应有所下降，而国家间的产业关联效应却逐步加强；陈敏等(2007)利用1985～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等变量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既有文献对中国不同地区在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调整及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不过，本文发现，现有文献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修正和完善：
第一，从理论层面来说，地区专业化可以增进贸易活动的收益。但是，在实践中，考虑到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其贸易活动的方向却有两种可能：国外和中西部地区。如果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多的只是与国外从事贸易活动，则中国的地区专业化只会导致对外开放甚于对内开放。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集聚而在东部地区形成的地区专业化是在国际分工新格局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东部地区在这种由GVC协调和治理的国际分工新格局中，只是承担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其全球贸易利得是很有限的。考虑到向GVC高端攀升的困境，东部地区地区专业化的贸易利得从长期来看并不乐观。
第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度与地区划分和行业划分的方法密切相关。地区划分越详尽，行业划分越细，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度就越低，越能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异；反之，则反是。当然，本文此处并不想讨论这些指标本身设计的优劣问题。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是，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或到他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这种生产模式使得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部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而中国东部地区就是适应国际分工的新格局，通过切入GVC承担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基地。由此可见，在分工深化到产品内部的情况下，即使两个地区之间的产业完全同构，也可能存在着同一产业内部产品不同环节的分工。考虑到基于GVC的产品内分工模式已经从制造领域扩展到服务领域，成为国际生产活动的主流，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同构的研究角度就需要重新审视。
第三，中国自1978年开始，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是改革和开放，也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开放。因此，当我们考察国内不同区域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依存关系时，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就是全球化，也就是FDI、GVC和国际贸易等全球化维度对不同区域的影响。Fu(2004)发现，中国沿海地区FDI驱动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吸引了来自内陆地区的生产要素，但是，这种沿海的出口模式对内陆的增长溢出是很有限的，反而会拉大地区差距。可见，要梳理清楚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相关关系，就不能回避全球化的影响，而应该将中国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置于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去考察。
第四，在研究国外与国内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一个隐含性的假定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是同质的，至多考虑开放对国内不同地区和市场整合的影响。这一假定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中是可行的。但是，中国作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与以前的主要承接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最大的区别就是存在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多样的市场环境。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考虑到区域间在自然条件、要素禀赋、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就既不能用各区域都不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齐头并进”的方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区域优先的渐进式开放。这样，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的大国经济在开放的过程中，就必然伴随着特定区域率先发展开放带来的地区差距问题，以及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放宽假定，视中国为一个零碎性和异质性的大国，分析其不同区域在开放条件下的互动关系，就是一条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可见，试图打破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两个“中心—外围”格局的困境，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就必须从新的理论视角和新的实证工具入手，将全球化、东部与中西部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基点，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力图为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新的思路和洞见。
三、计量模型和理论涵义
1、计量模型
本文在前面的部分以GVC理论为纽带，将全球化、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初步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处，本文将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深入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产业升级需要国内价值链。东部地区若向GVC的高端环节攀升，就从GVC主导型企业的协作联盟变为竞争对手，势必会遭到GVC主导型企业的各种封锁和压制。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低附加值的环节，也会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若不能处理好同时来自GVC高端和低端的双重夹击，东部地区不仅产业升级无望，其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的地位就可能失去；而中西部地区也只能继续作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商时刻面对着“自然资源诅咒”，地区差距的缩小也无从谈起。本文认为，构建和发展NVC，将竞争模式从环节对链条转变为链条对链条，是中国摆脱双重夹击的可行路径。具体理由如下：NVC的构建和发展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而由于文化的认同、血脉的相连和环境的熟悉等因素，中国的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更可能把握本土市场的动脉，研发本土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进而培育自己的品牌；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大，成长速度快，而且不同地区市场的高异质性为形成差别化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东部地区在增长位置上的“先发优势”客观上形成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梯度，丰富了国内经济体的产业生态，为通过NVC加强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经济联系提供了基础。可见，构建和发展NVC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互动，进而发挥大国优势以整体参与全球竞争，是一条实现产业升级值得践行的路径。基于上述推理，本文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全球价值链。GVC作为组织和治理当今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因其可以更好地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发挥同一产品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从而成为国际技术前沿在分工领域的新的表现形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技术进步。那么，通过承担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环节来对接GVC，进而模仿、学习和分享国际技术外溢，与自身技术投资相比无疑是成本较低廉的升级路径。而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不同区域之间在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可能同时同步切入GVC，而现实的选择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对接GVC。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通过率先对接GVC实现技术进步和本区域优先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尽快向GVC中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环节攀升，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腾给中西部地区，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和链条。同时，将自身学习和分享到的国际先进技术传递到中西部地区，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谐调发展。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定方程如下：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微观基础，即NVC1与NVC2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要求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依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布局，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之间形成的产业关联和技术经济联系，就可以为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微观基础和驱动力量。且国民经济体系越是完善、产业部门越是齐全，区域之间的分工空间就越大，经济联系就越强，进而越有可能实现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之前就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遗憾的是，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充分条件。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初衷所在，即通过东部地区的率先开放实施区域优先发展战略之后，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再带动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必须考虑到，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加入GVC对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和技术经济联系所造成的影响。为此，本文设定方程如下：
3、数据说明和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的GVC与NVC数据来自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考虑到垂直专业化由于产品或服务技术可分性的约束主要发生在制造业，这样，采选业和电气水供应业切入价值链的程度就会受到影响，本文就以制造业为样本进行了回归检验。为了统一口径，本文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合并后的15个行业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四、实证研究的发现
1、实证方法
在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GVC与NVC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需要先考察该方程组的识别问题。在本文所建立的含4个内生变量的4个方程的模型中，可以从模型(其他方程)所含而该方程所不含的诸变量(内生的或前定的)的系数矩阵中构造出一个3×3阶的非零行列式来，根据联立方程组可识别的秩条件判别法则，可以判定该联立方程组是可以识别的。方程(1)包含3个内生变量、4个前定变量，而联立方程组则包含6个前定变量，依据联立方程组可识别的阶条件判别法则，可以判定方程(1)属于恰可识别的情形(即6－4＝3－1)。同理，可以判定方程(2)属于恰可识别的情形；判定方程(3)属于恰可识别的情形；判定方程(4)属于过度识别的情形。
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构成的系统中，系统估计方法一般都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逐个估计每一个方程更有效。具体到联立方程模型来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是最常用的系统估计方法。因此，本文在下面的分析中将采用3SLS法进行回归。
2、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将以表1中采用3SLS法的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为主。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法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主要作为稳健性检验而存在。
(1)GVC、NVC1与NVC2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表1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GVC与NVC1之间存在双向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VC与NVC2之间也存在双向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GVC与两条NVC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对于GVC与NVC之间的替代性关系，本文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来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从GVC对NVC的关联作用来分析，中国各区域特别是东部地区在利用自身在劳动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之后，开始向GVC的高端攀升。这就与GVC的主导型企业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利益冲突。GVC的主导型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对中国的代工企业进行纵向压榨和低端封锁，导致其在完成了较低级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之后，无法完成较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此时，GVC就无法在国内延伸和开展，进而孵化和孕育出NVC。此外，升级困境导致加入GVC的区域只能在劳动密集型环节苦苦挣扎，这样就无法为其他区域腾出发展空间，最终导致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空间不足。正如本文第四部分指出的，率先加入GVC的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的产业关联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将其压制在基于自然资源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等低端供应商的地位上。反过来看NVC对GVC的关联作用，中国目前NVC的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在研发方面没有核心竞争力。这种动态引进国外先进资本品的模式在消耗了大量代工利润的同时，也使得国内的装备制造业等上游行业不断萎缩，打断了国内各行业之间的经济循环链条，最终无法发挥大国效应助推在GVC的攀升。此外，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多样化的偏好和挑剔的消费习惯等因素是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而中国目前NVC面对的国内市场具有奢侈品市场不断增长和低端市场异常庞大的二元特征。这种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无法为本土企业从事高附加值的环节提供稳定的、大规模的“母市场效应”，帮助其在GVC中完成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从表1方程(2)和方程(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GVC之后，NVC1与NVC2之间存在双向的负相关关系，只是在方程(3)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在控制了全球化(GVC)这一因素后，本区域(NVC2)与其他区域(NVC1)之间在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经济联系方面存在着割裂。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要梳理清楚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不能回避全球化的影响的。中国目前存在的GVC与NVC二者之间是交织缠绕的，且GVC处于主导和强势的地位。因此，本文利用GVC理论在全球化这一框架下对NVC1与NVC2之间的割裂关系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本文第四部分的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各个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中切入的GVC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两头在外，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机器设备，在国内简单的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国外市场；二是利用自身廉价而丰裕的劳动力，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两头在外的特征导致中国的各个区域只是利用国外的机器设备、将进口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加工组装，这样就很难形成对上游产业的关联；而在加工组装之后又主要进行出口，同样也很难形成对下游产业的关联。对上下游产业缺乏关联，一方面导致GVC对本区域的嵌入程度不够，无法形成本地化的生产网络；另一方面，导致对其他区域缺乏关联，难以形成区域之间因果循环的经济链条。而各个区域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导致GVC在国内的链条太短，高级的生产要素难以投入和积累，无法实现生产过程的迂回化和柔性化。众所周知的是，生产过程的迂回化和柔性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循环累积效应越强，生产效率越高。可见，短链条的低级要素密集型环节不利于延长国内经济的循环链条，无法为区域间的分工协作提供微观基础。
经过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互相嵌套的两个“中心—外围”格局，可能就是由GVC与NVC之间的割裂，NVC1与NVC2之间的割裂造成的。具体说来，GVC与NVC之间的割裂导致无法发挥大国优势和在位优势，通过NVC来支撑本土企业在GVC中的产业升级，从而形成了发达国家与东部地区的“中心—外围”格局；而NVC1与NVC2之间的割裂导致不同区域之间主要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性的生产和贸易，无法实现更高级别和更长链条的分工协同和均衡发展，从而形成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中心—外围”格局。最终在GVC与NVC之间的交织缠绕下，演变为“发达国家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食物链”，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产业升级和区域谐调发展的双重任务。
产品的中间投入比重是度量特定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率的指标，体现了投入产出关系所内含的技术水平的高低。中间投入比重越高，表明该经济体投入产出的效益越差，投入产出关系所内含的技术水平越低。通过比较中间投入来源的三种渠道对产品中间投入的影响，本文发现，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对产出的中间投入贡献率最小；来自本国其他区域的中间投入，对产出的中间投入贡献率最大；而来自本区域的中间投入，对产出的中间投入贡献率居中。这就表明，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对各个区域效率和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来自国内中间投入的促进作用。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通过隐含着先进技术的资本品的进口和使用，产业升级的过程可以由干中学转变成价值链中学，从而提高各个区域的效率和技术水平。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与GVC主导者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这种价值链中学的效应是有限的，很容易使得本国陷入对国外资本品的动态引进和被动跟随(陈爱贞等，2008)。
(3)稳健性检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满足联立方程模型可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的前提下，本文先对外生变量采取了逐步回归的方法，最后再一起进入模型进行了回归。如果一些不可观察的变量同时影响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四个内生变量，四个方程残差项之间的协方差就可能非零，本文为此使用了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检验。本文也用2SLS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回归。鉴于京津区域是由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直辖市组成，直辖市的经济职能与社会定位与普通的省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剔除了都是由直辖市组成的京津区域，以余下的七大区域作为子样本进行了的回归。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到内陆的梯度式渐进开放，且各区域越接近沿海港口就意味着接近国外市场的成本越小，本文也剔除了远离沿海港口的西南区域和西北区域，以余下的六大区域作为子样本进行了的检验。上述所有的回归结果并不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提供了较好的稳健性支持。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五、结论与启示
尽管有关中国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一条普遍被忽视的研究视角是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之下，探究中国产业升级的困境与地区差距的扩大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两个互相嵌套的“中心—外围”格局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定位，这种定位使得率先加入GVC的东部地区自身陷入低端锁定困境的同时，也使其无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正是基于上面的考虑，本文利用一个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国的GVC与NVC之间，NVC1与NVC2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替代性的割裂关系可能就是形成“发达国家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食物链”，进而造成中国在GVC中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微观机理。
目前，在GVC组织和治理下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中，中国不同地区在该体系中的职能与地位呈现如下特点：东部地区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样就导致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国内的环节太短，附加值太低。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在GVC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的失衡，无疑是今后相对长时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提供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必须通过产业转移，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只有这样，通过构建和发挥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事实上，国内价值链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的升级使其获得国际承认的生产率和质量标准，最终得以对接GVC参与全球竞争；另一方面可以为本地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与层次。
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组织方式的当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模式已经从企业对企业的竞争演变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和网络对网络的竞争。利用中国东部地区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的在位优势和中西部地区作为产业梯度的大国优势，将加工组装的生产环节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而东部地区则“腾笼换鸟”发展研发和营销等环节，集中资源向GVC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这样，通过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加强价值链对国内的产业关联和技术经济联系，搭建GVC和NVC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搭建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将经济拉动方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扩大内需型”，将竞争模式从“环节对链条”转变为“链条对链条”，就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摆脱低端锁定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出路所在，就是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出路所在。
收稿日期：201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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