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向忠发被捕叛变真相
彭 苏
◇位于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在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迅速被枪决。他遭到逮捕后是否叛变，成了当时中共中央难以判别的问题。以至于被枪决半年后，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指出他是牺牲的。一年后，共产国际执委特工部也在书面报告中指出“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害，是顾（顺章）出卖的结果”，认定他为殉难烈士。
直到中共中央特科弄到了向忠发被捕后的口供，才弄清了他叛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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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得知向忠发被捕
向忠发，188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家庭，只上了五年小学便辍学了，后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894年，14岁的他进入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工厂倒闭后，做过大户人家的佣人、轮船公司工人。后参加工会工作，逐渐成为当地工人领袖。
1922年，向忠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的工人领袖之一。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以全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并且全力支持向忠发，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并且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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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力太差和声望不足，向忠发在党内不能服众，不过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为此，他经常和王明吵闹，并且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不满。但是在任期间，他还是做过两项对中共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决定。一是让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二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后来被称为“中共最美女特工”的黄慕兰。
黄慕兰，190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赴上海任中共书记处秘书兼交通员，后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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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天，陈志皋约黄慕兰到大光明影院看电影。两人在附近一家店里喝咖啡时，陈在徐汇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兼好友曹炳生（当时在租界巡捕房当法语翻译）推门而入。一见碰到熟人，陈志皋连忙起身招呼曹炳生入座，并将黄慕兰介绍给他认识。黄慕兰后来回忆：“闲谈中，陈志皋随意询问曹炳生，‘小曹，最近巡捕房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道，‘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9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元才抓获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旁的黄慕兰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根据曹炳生讲述被捕者的特征，一个一个地在脑海中排除中央领导人。最后断定，有可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当时，周恩来、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里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工作。得到通知后，为避免意外，周恩来迅速让大家离开，并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和向忠发所熟知地址的众多同志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自然扑了空。
等曹炳生一走，心急如焚的黄慕兰借口头疼，让陈志皋送她回家。她回忆道：“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同志，说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相告。潘汉年很快就到了，我把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
潘汉年听后大吃一惊，也猜测到被捕者是向忠发，立即告别了黄慕兰。他先在楼下转了几圈，确定没有特务盯梢后，连忙找到特科负责人康生，康生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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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炳生又接着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由于向忠发政治影响太大，中共中央不能单凭这些就怀疑他已叛变。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因向忠发知道大量的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地址和人员，但这些并没有被暴露。在狱中，向忠发也没有向敌人供出陈琮英的党员身份，最后陈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他也没有指认在中共中央机要处工作的那对夫妇的身份，敌人最后以“窝藏赤匪不报”的罪名，一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人无罪保释放出；他被捕前曾多次与周恩来设计营救在狱中的关向应，但被捕后却只字未提关向应的名字。此外，由于向忠发迅速被枪决，更增加了中共中央判断他是否叛变的难度。
原来，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十分困难。常委们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决定让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并让他搬到周恩来处居住。
◇向忠发
6月21日夜里，向忠发私自从周恩来住所溜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结果，第二天早上便被捕了。
(5)根据计算得到的适应度值,执行相关遗传算法操作(选择、交叉、变异),形成新的种群,转入操作步骤(2);
向忠发是否叛变成谜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捕次日，敌人电告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蒋立即批示就地枪决。6月24日，向忠发被处决，终年51岁。
向忠发被捕后，组织上特意安排住在向家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也遭到逮捕。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机要处被敌人闯入搜查，一对同志夫妇被逮捕。那时，邓颖超正准备到机要处吃晚饭，看到放置在窗户上的花盆不见了（警报信号），立即转移到另一同志家，侥幸脱险。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黄慕兰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求助好友、上海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及其父亲设法营救。
现在，我们基本上帮助学生理解了徐志摩是如何用诗歌意象来传达他的“康桥情结”的。这个过程完全基于我们对第四节诗段的预先理解，而理解之后的两节诗也不再有什么困扰了。在这个设计里，唯一改变的是讲诗的顺序。我们不是按照诗行的自然顺序在讲，而是考虑了诗歌的情感逻辑，考虑了“源”和“流”的关系。
另外，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一书披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于1932年6月3日就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指出：“机关某些环节的暴露、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无线电学校学员的被杀害等等，都是顾（顺章）出卖的结果，这成了党在反间谍反奸细斗争中的转折点。”
8月24日，中央苏区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了“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通知。
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和项英，在中共中央创办的《红旗周报》第27期上，通缉叛徒顾顺章。“通缉令”中写道：“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他这一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
6月26日，在向忠发被枪决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
种种事件表明，当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反而将他认定为殉难烈士。
◇黄慕兰
◇鲍文蔚
供词成为叛变的铁证
向忠发被枪决后，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周恩来感谢她向中央及时提供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黄慕兰回忆：“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由于周恩来迫切想知道向忠发是否叛变，还想让黄慕兰设法搞到向忠发被捕后的口供。
他对黄慕兰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但黄慕兰认为不妥，因为陈志皋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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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的叛变和向忠发的被捕，使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更加艰难。接任向忠发职务的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然用一大笔组织资金，让康生和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1931年七八月间，他辞去中央总书记一职去了苏联。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一直想法得到向忠发被捕后的口供，弄清他是否叛变的真相。直到一年后，中央特科才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内线人员鲍文蔚、李胖子等人，将向忠发的口供偷录出来。
向忠发在这份供词中，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陈郁、项英、卢福坦、徐锡根，候补委员王克全、罗登贤、张国焘、关向应和顾顺章。还供出了部分中共各省党组织负责人名字、中国工农红军七个军领导人名单和红军总人数，还有共产国际为资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而带给上海中央的经费数额。对于敌人最感兴趣的上海中共中央领导和重要人员的地址，向忠发却没有透露。个别次要的地址，他也只说街道而不说出门牌号码。
此外，根据周恩来秘密住处遭到敌人用钥匙开门闯入，中共中央机要处的那对夫妇被捕，均坐实了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
向忠发在被捕后为什么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
联想到顾顺章被捕后，声称要见到蒋介石后才说出天大秘密，想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的先例，向忠发或是想待价而沽后才供出秘密，或是他不愿像顾顺章那样完全出卖组织，或是他来不及交代就被枪毙，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这些都随着向忠发之死而埋入地下，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