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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到哲学的时候，特别是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通常就会出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反映了哲学知识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但并不是全部。从整体上说，这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定义，因为很难把诸如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萨特等等思想家的哲学以及许多研究哲学的神学体系归入这一定义。
黑格尔有时在描述哲学知识的本质时写道：哲学乃是铭刻在思维中的文化、时代的精髓。为了进一步弄清哲学的对象，必须确定哲学与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并揭示哲学思维在文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近10年来，在哲学和文化学中，根据作用和符号学的观点，曾对文化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它被看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超生物学的纲领的复杂的体系，提出了行动和行为的样式，知识，规章，信念，理想，规范，世界观定向等等。它们构成了称之为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的东西，人在掌握之后便实观了社会化，形成了个性。这种经验以各种社会代码记录下来。获得符号意义的人的行为和行动、人的周围环境的种种现象、自然的语言，以及各种人为的语言，将译成代码体系。译成代码的方法、维系行为和活动的纲领的代码的体系，随着新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作为完整的发展着的体系发挥作用的。构成把各种文化创造的现象和领域结合起来的系统的因素，是文化的多样性。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生活经验通过文化的多样性获得评价和筛选，并进入文化传播流。
可以对反映人与其周围作为活动客体的现象世界的范畴进行区分。这就是“自然”、“空间”、“时间”、“物质”、“属性”、“关系”、“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然而，其他描述人与作为活动和联系主体的人的关系的范畴构成，也很重要。它把人参与社会联系的经验、他们与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关系积聚起来。这就是“自由”、“命运”、“我”、“他人”、“人”、“风险”、“良心”、“义务”、“荣誉”、“劳动”和“公平”等等。
在文化中，两个范畴构成形成一定的整体，例如善与恶、因果关系、空间与时间等等。文化多样性的内聚力和相互联系，造就了现实世界的总的面貌，确定了最普遍的有关自然、社会和意识的观念体系。这种面貌称之为相应的历史时代的世界观。它是社会生活独特的基因及其基础的文化——遗传代码。有鉴于此，人不仅认识和了解世界；他评价它的事件，并接受它们相应的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观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差别。
从根本上说，为了在某种文化中生存下去，为了掌握它固有的现实的意义，非必要研究哲学。文明和文化存在着，但它们在数世纪甚至数千年（如古埃及）期间，没有产生任何发达形式的哲学知识。如果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不变的，而是在某种世界观的基础上不断简单地再现，那么，哲学是根本不需要的。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状况的产生，传统的现实的意义就不能回答新的历史召唤；对新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需要重新审视从前的价值观体系。
在某个教派分裂和剧变的时代，传统不再决定人的富有活力的目的和组织社会生活，确保社会经验的选择和传播的世界观体系被破坏，从历代的经验中要保存什么和挑选什么也就不很明显。这样，就产生了人们试图回答的一些简单的问题，以便认识自己和世界：良心究竟是什么？公正究竟是什么？人的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合乎道德或不合乎道德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哲学就源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为了获得认识意义的答案，应该对文化的多样性持特殊的立场，使它们成为研究的对象，以及思维旨在研究的独特的客体。由于意义在任何时代都是按照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意义不断发展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它要分析和评价自己本身的根据。
从根本上说，认识自身的能力，是人的思维主要特点之一。它可以归入他所产生的作为特殊对象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并对它们作出分析和评价。这种关系称之为内省。但是，这种内省可能深度不同。日常意识通常不能对自己深刻的根据作出反省。人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了这样的空间、时间、善、恶和公正等等，并根据这种认识来评价其他人的具体存在、行为和行动。但他通常并不思考这些范畴的意义。如果说到它们的定义、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关系，那么日常思维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哲学能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对多样性的文化进行反思，从理性判断的角度对它们作深思熟虑，变为特殊的观念客体。尔后哲学家运用这些思想观念以及数学家的数和几何图形，并研究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多样性的文化，在变化成哲学论述的客体以后，改铸成哲学范畴。其中强调概念——思维的方面，以及与世界的感情体验有关的方面。因而哲学范畴就作为文化范畴的公式和简化的形式出现。然而，正是依靠这种简化的形式，为运用具有特殊本质的范畴提供了可能性，提出理论问题，并拟定新的范畴定义。而这些定义将超越在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多样性中反映出的那些对世界认识的界限。
哲学并不限于植根在文化中的世界观定向的思考和合理化，而是要完成对世界新的认识，预见未来，向人类提出他的生命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模式。同时，哲学从事的这项工作，不仅是在世界观危机的时代，而且是在不断系统地综合运动范围内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哲学在过去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已经演示了制定思想的能力，这些思想超越了在当时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的模式和原型。例如，古希腊哲学在争论局部和整体、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方案：世界分割为有一定界限的部分；世界可以无限地分割；最后，从健全的思维的观点看，完全不能解决——世界根本不能分割。
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论据，揭示的不仅是局部和整体这一范畴、而且是与它们密切相关的诸如空间、时间和运动等范畴的新思维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诸多问题，随后的各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又不止一次地重新回到这些问题。首先，这论及无限这一与众不同的说法。正如科学史家正确地指出的，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才成为数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Г·坎托尔等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思考，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当代集论的研究。
哲学往往制定超越自己时代的新的范畴涵义，这可是预先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掌握未来世界准备世界观的前提。哲学积极地参与人的世界观、构成某种文化基础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然而，就此而言，这种参与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即哲学知识等同于文化的世界观原理，包括它们的内容。
哲学与植根于文化的一系列世界观方法不一致，而只是它们的理论核心。哲学中形成的新思想，将长久地在文化中传播，与过去形成的思想彼此相互影响，而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文化传统的前提。然而，当这样的条件出现时，似乎抽象的哲学原理才开始具有现实意义。它们具体体现在政论作品、时评作品、审美观、文学和艺术评论、宗教观以及政论等等之中，并由此不断获得发展。哲学吸收了感情—评价的才能，变成处世态度、人感受世界的形式，并因此再改变文化的多样性，专心致志于它的根据。
当哲学发展世界观的思想时，它总是要运用价值体系，以确保一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再现。它将论证这种生活方式，并证明其正确，这种职能还表现为意识形态。但是，哲学还有其他的职能。它能批判地对待任何世界观的思想（其中包括在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多样性的意义），并依靠理论的运动，形成可以实现的未来文化基础的理性的简图，而这意味着也是可以实现的未来人类生命活动的世界的简图。从这第二个职能说，它属于基本科学。众所周知，基本科学的理论概念为最新的技术—工艺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可能包含旨在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历史经验的关系的人的新的世界观定向。
同时，应当考虑哲学作理论探索的特点。它必须以不仅在历史发展概念（哲学范畴）的理论运动和哲学内部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且必须以为了揭示在它们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方法和思想而不断研究文化的其他领域为前提。
存在着两种互相补充和互相联系的研究哲学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以揭示植根于文化中世界观意义为方向，即要广泛地运用不仅是思考世界、而且是反映它运用人的感情体验手段的类比和思想方法。第二种形式倾向于对哲学内部问题作严谨的概念分析，以及系统地研究范畴各种涵义之间的联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可能的世界”的范畴模式。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哲学包含许多近似于世界作艺术思考的成分；在第二种情况之下——哲学以它的理论掌握为方向。在这些方式中，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能消除、消灭哲学对世界认识的本质。通常，两种思维形式在哲学家的创造中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是，不知到底哪种形式占优势，而这要把哲学研究的艺术—综合的方法与科学分析的方法区别开来。
研究哲学的分析方法，在新欧洲的文化中，多半是以唯科学主义方向的形式实现的。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文化中，科学和科学的理性对思维（包括哲学思维）的一切形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哲学在这方面往往按照科学的方式和相似之处进行建设，并首先以科学的主要成就产生的那些世界观的后果为分析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方向的轨道上，才得出以下认识：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在其他文化，例如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在那里，哲学的发展，与其说是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如说是对日常语言、道德问题、艺术和宗教的思考。而在西方哲学中，特别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至少明显地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反映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世界观分析的权利方面是均等的。同时，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时形成了哲学知识的独特的、活跃发展的领域。
科学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把20世纪的自然科学与17～19世纪的自然科学进行比较，那么可以看到，变化的不仅是关于自然的观念体系，而且是科学认识方法论本身。古典时代的学者认为，理论阐述客观性的条件，乃是把任何援引认识的主体和观察的手段排除在外，因此不采用量子—相对论物理学中证实的思想和规范。在这门学科中，对观察手段的相对性原则，成了对现象作理论描述和阐述的根据。古典科学认为，自然对科学所提问题的回答，只有用自然本身的本质特点才是肯定的。在现代科学中，知识的客观性思想得到另外的解释。在提出现代物理学的方法论观点时，海津别尔（В.Гейзенберг）写道：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回答，不仅取决于它的配置，而且取决于提出问题方式本身（即取决于作为宏观存在的观察者在自然中的地位，取决于认识在历史上发展的手段和方法，等等）。有鉴于此，情况就成了获得有关自然的客观知识的条件。
从事基本科学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其中获得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里不仅说的是对某些计划及其拨款的社会支持，而且说的是对科学研究的有远见的决定。在某门基本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可能存在一些研究计划的竞争。它们的前途既决定于解决经验和理论问题的能力，也决定于使它们与现存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可能性。
这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社会——人文科学有关。在后者的情况之下，某些文化传统研究方面的淘汰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在这方面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少有区别。经常的情况是，为了维护超越传统范围的对世界全新的观点，它不得不使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并证明新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相一致。
基本科学不断综合有关世界的新观念，并认识往往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成为群众实际掌握的客体和过程。我们世界情景的变化，势必产生有关这些客体的知识，并需要对植根于文化的世界观的定向作一定的修正。为了把这些知识包含在文化中，它们需要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传统紧密配合。由于对世界情景中所包含的新科学观念作哲学论证，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围绕达尔文的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不稳定宇宙等等理论展开的哲学争论，乃是把科学思想包含在文化中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它的世界观的多样性的涵义变化的非常突出的例证。哲学知识不仅被用来论证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直接参与科学地探索它的有针对性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原理。
某门具体科学在解决它的问题过程中所运用的哲学思想和原理，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哲学基础。它们并不等同于哲学创造的一切知识部分。
哲学在对文化的原理进行反省并对它的各个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时，创造在科学探索的某些阶段上用得着的思想和原理。然而，它们从哲学中选择借用，并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加以运用，需要特别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多半是在自己的创造中，把具体研究者和哲学—方法论专家的角色结合起来的伟大学者完成的。在科学史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名字：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波尔等。他们不仅在科学的发展上，而且在哲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
爱因斯坦指出，20世纪的物理学，证实了康德的理论—认识思想的正确性。爱因斯坦写道：理论可能源自经验，但不可能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出来。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未完待续）
摘自《俄罗斯科学院院报》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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