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思考西部印刷业（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迟也迪[2]（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黄玲燕[4]（2020）在《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正处在空间重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工业用地布局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协调、利用程度是否高效集约,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对城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水平进行综合研究,为工业用地管理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依据。针对发展转型时期工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快,传统调查评价时效性不高、客观性可靠性难保障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杭绍甬经济带为研究区,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地图兴趣点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的方法,并探索2005-2018年城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规律。然后从宏观尺度上分析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情况,并建立微观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测算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综合绩效水平,同时进一步揭示不同工业集聚区和分行业绩效水平的差异性。通过建立全面客观调查评价工业用地利用状况的方法,在研究区加以应用,并提出针对性的提升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基于遥感监测建设用地时空变化与POI动态反映利用类型信息的优势,以多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POI为主要数据源,提取2005-2018年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扩张与退出的变化信息。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法,通过中文分词、词向量化和TF-IDF特征提取,充分挖掘公司名称信息,基于多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文本分类模型,筛选出表现最优的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文本分类模型用于2005-2018年杭绍甬经济带工业产业结构的预测与分类,总体分类精度达到82.8%,实现了不同类型工业用地的有效识别。同时,借助住宅小区、宾馆酒店、行政机构和公园广场等多种类型的POI,对工业用地退出后的更新类型进行追踪。研究初步建立了适合城市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的方法体系,能够满足快速高效的工业用地调查与评价研究。（2）基于2005-2018年工业用地扩张和产业结构分类信息,揭示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扩张的格局:（1）工业用地由快速扩张阶段进入控制扩张阶段,2005-2009、2009-2014年分别新增工业用地16051.1公顷、26770.1公顷,2014-2018年下降至仅7040.4公顷。（2）2005-2018年,工业用地呈现显着的集聚发展,78.2%的新增工业用地落实在各类工业集聚区内。国家级工业集聚区中,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2162.7公顷,居所有工业集聚区的首位。各省级工业集聚区的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差异较大,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和浙江余姚经济开发区的新增工业用地面积位居前列。市级及以下工业集聚区的数量多、规模小,扩张规模较大的主要分布在萧山区、北仑区、镇海区和慈溪市等。（3）工业用地出让的产业结构方向在逐步改变,食品轻纺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的比例下降,现代制造业的比例上升。高新技术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普遍较高,是各城市的重点发展领域。（3）基于2005-2018年工业用地退出与更新类型识别信息,揭示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退出与更新的格局:（1）工业用地退出持续推进,退出面积由2005-2009年的685.6公顷增加至2014-2018年的2851.9公顷。早期工业用地退出主要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主城区,如杭州的江干区、下城区、拱墅区和上城区,宁波的三江口沿岸,以及绍兴的越城区和柯桥区,随着“腾龙换鸟”措施和“三改一拆”行动在浙江省的推进,工业用地退出逐渐蔓延至下辖县（市）区的老城区。（2）2005-2018年,住宅用地凭借其短期收益高、资金回笼快等优势,成为工业用地退出后最主要的更新路径,比例达36.4%;其次转换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商服用地,比例分别为12.8%和12.1%。公园与绿地及林地、河流等生态用地的比例较小,分别仅为3.6%和6.3%。（4）结合2005-2018年工业用地信息提取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宏观尺度探究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情况。结果表明:（1）随着建设用地“节流减量”供应计划的实施和存量建设用地挖潜行动的开展,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得到了有力控制,杭州、宁波的工业用地比例在2014-2018年呈下降态势。（2）经济绩效分析结果表明,杭绍甬经济带的亩均工业总产值在2005-2014年显着增加,但在2014-2018年有所下降,其中绍兴在这一时期的下降幅度达32%,这是由于绍兴大力推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施削减污染物、淘汰落后产能、搬迁集聚等整治提升措施,降低了产能、减少了产出。2005-2018年,杭州滨江区、上城区和江干区的亩均工业总产值增加较为明显,这是由于近年来杭州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视频安防等电子信息产业,这些行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污染少、土地利用强度低,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3）能耗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地区万元工业总产值用电量呈下降趋势,节能降耗成效良好。（5）构建工业用地“经济-社会-生态-用地结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建立微观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测算工业用地的综合绩效水平,并揭示不同工业集聚区和分行业的绩效水平差异,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工业用地利用状况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2018年,工业用地的综合绩效参差不齐,一级综合绩效的工业用地比例较小,仅为13.3%,二级综合绩效水平的工业用地占28.5%,工业用地的绩效水平有待提高。（2）典型工业集聚区绩效比较分析发现,在国家级工业集聚区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浙江宁波出口加工区,而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最低。在省级工业集聚区中,浙江嵊州经济开发区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前进工业园、浙江余姚工业园区、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和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最低。（3）分行业绩效比较分析发现,电子信息业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汽车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表明这些行业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用地结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而造纸印刷业的绩效水平最低。（6）对比国际大都市,杭绍甬经济带的工业用地总量大、占比偏高,市级及以下工业集聚区多、小、散,工业用地绩效偏低、差异大,分行业绩效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实施工业用地减量化、促进工业用地集聚集群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三个方面的提升对策与建议。
崔兴华[5]（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碎片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历程,这将引起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不断凸显,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何?围绕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后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别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探讨了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构建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协调度最高;少数工业行业协调度较低,其中“医药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印刷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另外,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来看,购买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程度相对集中,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而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度相对分散。（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亦会对其他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存在显着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显着的正向地区内溢出效应和地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显着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未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3）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工业行业整体呈贸易隐含碳赤字,即出口贸易隐含碳大于进口贸易隐含碳,但单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进口贸易隐含碳的下降幅度,污染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基于后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嵌入水平来看,浅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深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4）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内资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滞后性。进一步,对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与资源类和高耗能类行业相比,机械制造类和轻纺类企业的外资流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空间维度,以避免低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真实影响;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信息的发展,空间相邻和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弱化,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并构建了综合静态空间因素和动态要素流动因素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以全方位的捕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前沿的全球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MRIO）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本文在测算出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在测算进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品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污染排放两种系数的异质性,使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根据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分为浅层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和深层次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更加清晰的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本文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基于尽可能细分的四位行业代码划分生产前沿面,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有效识别了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净效应。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对前文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研究的有效补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
王亮[6]（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价值链研究》文中指出面对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贸易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大宗农产品贸易风险不断加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以“世界加工厂”的形象融入到了全球化进程,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在近年来不断加深和改善。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我国农业也参与了全球农业价值链,但相对而言,我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的地位和程度相对较弱。我国是农业大国、贸易大国、消费大国,但在整体看来,并非强国。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业单位投入产出率依然较低,优质农产品占比少,农业有效供给不足。近年来极端天气对我国农业产出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中国人饭碗里要装自己的粮食”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更显得更重要,必须保证粮食有效、安全供给。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缩小城乡差距,推进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长期国策。虽然我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仅为百分之七,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但是农业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性,对国家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先导和基础,而农业主导产业则是关键所在。科学、有效、结合当地实际,推进我国主导农业产业的优化布局成为了关键所在,更是引导我国农业价值链升级,主导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根本所在。按照研究需要,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首先,通过对现有价值链问题的研究出发,结合农业特性,对照其他产业的价值链分析思路和方法,寻找研究农业价值链的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随后,在文献和资料中提炼出与农业价值链有关的理论及方法,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归纳和论述,在进行简要评述之后,给出了本研究的内容和框架。第三部分是数据库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和投入产出表是研究经济运行的有效模型方法,价值链问题研究的原始模型和数据库主要均来源于此。各级投入产出表中涉及农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都只有大部门,没有较为详细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库可供参考,因此构建国内多区域细分农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是本研究中一项基础的、重要的、繁重的工作,数据的搜集、处理归并、统一口径、划分,以及合理的假设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工作和难点之一。第四部分为中国农业价值链核算与分析。此部分利用构建的中国多区域农业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中国省区市间国内农业价值链核算。结合核算结果对各省区市农业价值链所处位置、长度、产业关联与影响、垂直专业化等情况进行分地区、分部门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基于农业价值链的农业主导产业选择与农业产业升级分析。通过对传统主导产业指标核算,结合价值链分布情况对农业主导产业进行优化布局。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体系,以优势、主导农业产业为突破,建立国内省区市间的农业价值链,突出比较优势,以质量推动国内农业价值链攀升,增强农业产业优质化发展水平。依靠国内农业垂直化、专业化分工,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以实现国内农业价值链高端向全球农业价值链高端迈进的目标。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展望。
文春艳[7]（2020）在《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文中提出我国经济在渐近转轨过程中,并不具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较优势。一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断放缓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低于国际50%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低质量发展模式。现阶段,在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经济改革将长期处于渐近转轨阶段,根据十九大报告的内容,我国将继续秉持开放竞争格局,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营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环境。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制造业突破新常态、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高质量效率范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市场化机制建设方面,竞争机制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构建以“竞争中性”为基本准则的市场有效竞争体系是推动市场破坏式创新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因此,为构建有效的效率竞争发展范式,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内在影响机理。同时,鉴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式具有多场景模式,本文具体围绕市场主体在面临产品市场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以及企业进入退出引致的动态竞争等几个方面探索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微观作用机理。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文章采用企业经济性市场势力衡量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研究发现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市场势力有利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符合熊彼特创新的理论基础。对企业市场势力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进一步分解发现,企业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显着负相关,而异质性部分才是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要素。（2）针对要素市场竞争,企业要素配置扭曲是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失灵的表现。本文基于Osotimehin（2019）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变化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技术效率和进入退出净效率是促进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技术效率贡献了我国制造业行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48.33%,企业进入退出净效率贡献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2.15%,而资源配置效率仅贡献了18.12%的份额,即要素扭曲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底下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对比前人研究可以认为基于投入要素的资源再配置效应高估了资源配置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3）通过综合考虑企业数量进入率和进入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两方面因素,本文构建了企业进入强度指标。研究发现经济转轨时期大规模企业的进入基本属于有效进入,能够通过竞争效应有效促进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企业进入引致的竞争效应是非线性的,即适度的竞争冲击主要对在位企业产生竞争促进效应,而过度的竞争冲击会产生竞争的租金消散作用,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性提升。从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广泛存在竞争不足的现象。（4）针对僵尸企业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在位企业要素配置的效率,即产生内涵型资源错配,同时还会通过挤出效应和传染效应提高正常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造成外延型资源错配。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的存在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由于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源错配不能即刻调整到正常状态,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正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连锁抑制效应。此外,从进入竞争机制看,企业进入引致的竞争促进效应有利于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市场化竞争机制能够缓解行业中的僵尸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研究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时,将企业市场势力指标进一步分解为同质项部分和异质项部分,分析市场势力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层次要素。（2）明确资源再配置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前者侧重纠正要素扭曲后企业要素投入的变化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者则直接将要素扭曲因子完全剥离出来,分析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的相对变化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针对企业进入引致的市场竞争效应,综合考虑企业数量进入率和进入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构建企业进入强度指标,并分析不同程度的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4）在分析僵尸企业存在对正常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基础上,从市场竞争视角分析僵尸企业对市场中正常企业和其他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僵尸企业的市场化处置方式。
王睦欣[8]（2020）在《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面临如何打造自己的制造业,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本文选择对2000年以后的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进行研究,可能是认识和解决中国制造业现阶段转型“怎么办”的有效途径之一。结果显示:第一,美国制造业经历了建国至南北战争前的起步阶段,南北战争至一战前的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在徘徊中螺旋发展阶段,并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进入战后黄金发展期阶段,正式确立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冲击,美国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20世纪末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全球价值链这一分工模式下,进一步向研发等价值链上游移动。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稳定状态,但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出现下滑。第二,针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本文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的分析发现:（1）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份额变动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在制造业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平均提高幅度为39.12%,仅有4个产业的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出现下降。与之相比,劳动要素投入份额在13个产业中出现下降,平均降幅为15.83%,能源要素投入份额在所有产业均呈下降趋势,原材料投入份额在10个产业中呈下降趋势。（2）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提高趋势的产业为美国主导性制造业。美国制造业资本要素生产率在全产业中普遍呈下降走势,只有初级金属和运输设备产业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出现提高,与之相比,劳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要素生产率在制造业各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第三,对美国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发现:（1）美国制造业主要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美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中蕴含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在不断增加,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也有所提高,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持续提升,但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先增后降。（2）美国制造业无论是通过隐含在下游产业部门中的出口增加值中间品还是蕴含的上游产业部门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而其出口中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所占比重却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更多依靠本国产业链,其自身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很大提升空间。（3）美国制造业前向产业关联程度要小于后向产业关联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相对下游位置,但随着制造业“回流”,一些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第四,美国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有“空心化”趋向,单位劳动成本有所降低以及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的《美国创新战略》、《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以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主要通过吸引制造业回归和吸引外资对美投资、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以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主要举措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先后启动“制造业就业计划”,实施《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发布《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战略》,以保持美国制造业领先地位。第五,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经济效应,本研究发现:（1）美国全产业就业总量提升,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制造业就业已经开始呈现老龄化趋势;非耐用品各类就业岗位的增减变动与制造业总体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耐用品则表现出少许差异,美国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超过非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美国制造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服务性的生产环节不断分离到生产性服务业中,不会使外包的生产环节回归美国,也不会使分离到服务业中的环节再整合到制造业中,新提供的岗位不是目前失业工人的技能水平能够胜任的,重振制造业不能在短期解决失业问题。（2）美国制造业影响力在观测期间内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对美国全产业的推动并不稳定,且近期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制造业对第二产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力显着下降;对比2000年和2016年的需求项目发现,个人消费支出、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固定设备投资、货物和服务出口、州和地方对建筑物投资、州和地方消费支出、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知识产权产品8个最终需求项目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农林牧渔类制成品、全部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产品中的自动化设备制成品和工程类制成品以及全部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净额为负,且普遍呈扩大趋势;中等技术中的加工类制成品贸易净额持续为正,资源类制成品中的其他资源类制成品先期贸易净额为负而后转正;制造业进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且呈提高趋势。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但呈下降趋势;（4）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饮料烟草、木制品、家具、纺织、其他制造业、餐饮、造纸产业吸引外资的额度呈正向提高趋势;2008年后制造业吸引外资能力增强,其中烟草产业、木制品和家具产业吸引外资能力最强。最后,在归纳总结美国制造业发展经验基础上,回答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问题。本研究针对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建议总体上有三个方面,分别为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邹运[9]（2020）在《美国工会兴衰的马克思主义审视》文中提出工会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开始自发起来组织运动,工会为了团结工人、维护其利益应运而生。工会至今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工会和工人运动是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工会通过把工人团结在一起,同资方进行谈判为其争取更好的权利、工资和福利,缓和了阶级冲突和矛盾,构建了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从而推动经济的健康和有序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强国,其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其工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美国工会的兴衰进行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审视,深刻剖析其内外部因素,可以认识其衰落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使命的理论,清晰地描绘出工人阶级发展的光明前景,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工会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直至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力量。而美国工会在承认美国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有限度地维护工人工作的权益,其妥协性及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彻底性导致其必然衰落。我国工会具有西方工会无可企及的优势,这种优势得益于执政党的领导,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识我国工会与美国工会的差异有利于坚持我国工会制度,发现我国工会现存不足,同时带来一些思考,以期对我国工会改善现存不足之处有所助力,为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的写作建立在是国内外现有的学术成果之上,并采用了国外数据库最新数据,通过借鉴和总结国内外有关工会和工人运动研究的专着、期刊、报道等成果,为我国工会在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方面提供思考。本文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马克思工会理论概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工会的组织构成与职能。美国工会的大致可以分为地方工会、全国工会和以AFL-CIO为代表的工会连盟。在这一章节重点讨论了美国工会的职能和对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尽可能的组织工人参会,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争取和改善工人的权益是美国工会的三大主要职能。当前美国工会影响力虽然逐渐衰弱,但其减少了工人在经济环境中的不平等,降低性别种族之间工资差距;改善了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同美国工会致力于对工人的继续教育和保障工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退休后的养老保障问题,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三部分考察了美国工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源流。早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工人运动就已初现萌芽,1827年费城技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开始,工会也从行业工会发展到产业工会最后发展到全国性工会。美国工人用血汗铺砌了工会的发展道路,其影响力也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展开而日益完善。在三大全国性工会组织出现后,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席卷了整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AFL-CIO两大工会的联合,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格局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至此工人运动开始陷入低潮,而工会的发展也逐渐走向没落。第四部分主要围绕美国工会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展开进行讨论。为了更细致、深入的对美国工会的发展现状进行讨论,作者从公共部门工会和私有部门工会两个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并分别介绍了二者的影响,公共部门工会入会率超过私有部门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共部门工会发展的争议。随后总体分析了美国工会发展面临的困境,包括入会人数持续下降带来的工会影响力的减弱,资方对工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和反工会团体和反工会立法者对工会的侵害以及对集体谈判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等等。第五部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即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美国工会衰落的本质进行审视。首先,对美国工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会产生的必然条件,工会为了解决和缓和劳资冲突而出现,劳资关系其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博弈,工会就成为了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有利武器;其次,对美国工会衰落的内外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分析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矛盾问题是工会无法解决的,美国工会在承认美国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有限度地维护工人工作的权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尖锐的劳资矛盾起到了暂时的缓和作用,但其妥协性及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彻底性导致其衰落成为必然。结论部分将中国工会和美国工会就工会产生、工会性质和工会职能等方面进行比较,了解我国工会与美国工会的差异有利于坚持我国工会制度,发现我国工会现存不足,同时带来一些思考,以期对我国工会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改善,为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美国工会存在的一些积极因素考量利用,总结美国工会的优势在于形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坚定我国工会优越性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对美国工会集体谈判的灵活性与美国工会在多层次福利制度中的补充等经验适当参考。
张皓[10]（2020）在《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了第三轮大范围的产能过剩危机,截至目前,化解产能过剩仍然是中国谋求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化解产能过剩,数年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去产能”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对内努力开拓国内市场需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等;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支持产能向境外转移,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为过剩产能的输出创造空间,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其中之一便是将过剩产能通过出口方式进行跨国转移,即输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实践也证明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对产能过剩的化解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从微观企业视角来看,通过出口贸易方式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需要考虑企业出口可能对其生产经营绩效带来的影响。但对于产能过剩企业而言,其出口生产率效应目前并不明确。那么,在现实经济中,中国的产能过剩企业是否存在出口的生产率效应?为此本文展开研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首先,采取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行业及地区维度考察了中国企业产能的过剩状况及其出口与生产率现状,并与产业正常、产能欠缺及产能不足等三类企业进行了系统比较。其次,分别就产能过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出口产能效应视角和出口学习效应视角下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采取LP方法测算和考察产能过剩企业TFP的基础上,基于资金约束和规模经济两个路径考察了产能过剩对企业TFP的影响机理;（2）基于出口产能效应视角对企业出口过剩产能的生产率效应进行考察,对产能过剩企业通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出口产能效应进行理论分析;（3）基于出口学习效应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出口过剩产能的生产率效应,通过对产能利用率路径下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效应以及产能过剩企业出口的总体生产率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在克服内生性的基础上对上述理论分析结论与推论一一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从多维度对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对区域异质性的特定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产能过剩企业在促进出口、化解产能过剩、提升生产率三个方面的微观层面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通过考察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现状及其出口和生产率现状,所得结论有:（1）企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和范围在企业、行业及地区维度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从企业维度来看:内资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及范围大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大于民营企业;企业规模越小,其产能过剩程度及范围越大。从行业维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及范围较大;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及范围较低。从地区维度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和城市,其产能过剩程度及范围相对越小。（2）产能过剩企业拥有较低的出口强度和出口意愿。基于企业、行业及地区维度对不同产能分组企业的出口强度和出口企业所占比重的考察,发现了基本一致的规律,即产能分组水平越高,企业的出口强度和出口意愿越大。此外,基于地区维度的考察还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的平均出口强度和出口企业所占比重越高。（3）静态层面呈现出产能分组水平越高,企业TFP水平越高的特征事实。不论是总体层面,还是不同类型企业、地区或行业层面,大都呈现出如下特征事实:产能不足企业的平均TFP水平最高;其次是产能欠缺和产能正常企业;TFP水平最低的都是产能过剩企业,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TFP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也意味着产能过剩可能对企业TFP具有负向效应。（2）产能过剩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对企业TFP具有显着的促进效应,之后,分别基于企业、地区及行业层面对异质性的考察,也大都得出了显着负向影响效应的稳健结论,为静态层面呈现出的特征事实提供了经验证据。（3）出口产能效应视角下企业出口过剩产能的生产率效应显着存在。总体上,企业出口强度的增大对其产能利用率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即如果其选择出口,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通过异质性考察发现,由于沿海发达地区较高的外需依赖程度及产能利用率,以及其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在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企业出口的过剩产能化解作用仅存在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而在沿海发达地区,出口贸易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不显着。（4）出口学习效应视角下企业出口过剩产能的生产率效应也显着存在。企业的出口贸易能够通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提升其产能利用率,而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可以突破资金约束,增加流动资金,并且使劳动力和机器设备得到高效利用,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通过异质性考察发现,出口贸易通过产能利用率路径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中大都是显着存在的。（5）产能过剩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效应显着存在。针对产能过剩企业样本的数理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企业出口强度的提高能够显着提升其TFP水平,表明产能过剩企业存在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结合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在促进产能过剩企业出口方面:政府应营造公平公正的海外经营环境,将过剩产能出口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争取中国出口企业获得公平的市场经济地位;制定积极的金融财税鼓励政策等。二是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完善和优化企业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政府应避免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等。三是在提升产能过剩企业的生产率方面:政府应转变政策性补贴的输送模式;优化企业规模分布,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将研究视角从现有的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化至企业视角。其次,将产能过剩及其治理的研究体系拓展至企业的生产率上,通过采取定性分析法和数理经济分析法,给出并明晰了产能过剩企业的出口活动通过产能利用率路径影响其生产率的内在机理。继而采取计量经济法,发现企业从事出口活动能够化解产能过剩,但在地区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并能够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最后,针对产能过剩企业的特性,考察其出口生产率效应,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发现产能过剩企业从事出口活动能够通过出口学习效应,促进生产率提升。
二、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思考西部印刷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思考西部印刷业（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研究 |
| 1.3.2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
| 1.3.3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组织框架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1.3 工业集聚区概况 |
| 2.2 基础数据介绍 |
| 2.2.1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 |
| 2.2.2 地图兴趣点数据 |
| 2.2.3 工业普查数据 |
| 2.2.4 其他数据 |
| 3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研究 |
| 3.1 工业用地扩张及其产业结构识别 |
| 3.1.1 工业用地扩张监测 |
| 3.1.2 工业用地产业结构识别 |
| 3.2 工业用地退出及其更新类型识别 |
| 3.2.1 工业用地退出监测 |
| 3.2.2 工业用地更新类型识别 |
| 3.3 讨论与小结 |
| 4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
| 4.1 工业用地扩张格局 |
| 4.1.1 数据介绍与分析方法 |
| 4.1.2 扩张规模特征 |
| 4.1.3 工业集聚区视角下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产业结构特征 |
| 4.2 工业用地退出及更新格局 |
| 4.2.1 数据介绍与分析方法 |
| 4.2.2 退出规模特征 |
| 4.2.3 空间分布特征 |
| 4.2.4 更新路径分析 |
| 4.3 讨论与小结 |
| 4.3.1 工业用地扩张时空特征 |
| 4.3.2 工业用地扩张结构特征 |
| 4.3.3 工业用地退出时空特征 |
| 4.3.4 工业用地退出后更新路径 |
| 5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研究 |
| 5.1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概述 |
| 5.2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 |
| 5.2.1 评价思路与数据介绍 |
| 5.2.2 四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3 指标现状值测算与理想值确定 |
| 5.2.4 数据标准化 |
| 5.2.5 指标权重确定 |
| 5.2.6 绩效评价模型确定 |
| 5.2.7 工业集聚区的绩效比较 |
| 5.2.8 分行业的绩效比较 |
| 5.3 四维指标测算结果分析 |
| 5.3.1 经济指标测算结果 |
| 5.3.2 用地结构指标测算结果 |
| 5.3.3 社会指标测算结果 |
| 5.3.4 生态指标测算结果 |
| 5.4 地块尺度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5.4.1 单一绩效结果分析 |
| 5.4.2 综合绩效结果分析 |
| 5.5 工业集聚区绩效比较分析 |
| 5.5.1 单一绩效比较分析 |
| 5.5.2 综合绩效比较分析 |
| 5.6 分行业绩效比较分析 |
| 5.6.1 单一绩效比较分析 |
| 5.6.2 综合绩效比较分析 |
| 5.7 讨论与小结 |
| 5.7.1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 |
| 5.7.2 地块尺度工业用地绩效现状 |
| 5.7.3 研究进展与不足 |
| 6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6.1 工业用地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 6.1.1 工业用地总量大 |
| 6.1.2 工业集聚区多、散、小 |
| 6.1.3 工业用地亩均产出绩效偏低 |
| 6.1.4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差异大 |
| 6.1.5 分行业绩效不平衡 |
| 6.2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6.2.1 推进工业用地减量化 |
| 6.2.2 促进工业用地集聚集群发展 |
| 6.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
| 6.3 讨论与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 |
| 7.1.2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规律 |
| 7.1.3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 |
| 7.1.4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论文 |
（5）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新阶段 |
| 1.1.2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
| 1.1.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日益成为焦点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模式 |
| 2.1.2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2.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际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分解 |
| 2.3.2 贸易隐含污染研究 |
| 2.3.3 国际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
| 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
| 3.2.1 模型的构建 |
| 3.2.2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3.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分析 |
| 3.3.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
| 3.3.2 整体协调度时间序列分析 |
| 3.3.3 协调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3.3.4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协调度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
| 4.1 省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4.2 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影响机理分析 |
| 4.3.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
| 5.1 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5.2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测算 |
| 5.2.2 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机理分析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FDI视角 |
| 6.1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DI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6.3 全球价值链下FDI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3.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3.3 测算结果分析 |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下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建构 |
| 7.1 绿色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
| 7.1.1 创新价值链理论 |
| 7.1.2 绿色创新理论 |
| 7.2 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创新价值链构建 |
| 7.3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
| 7.3.1 创新补偿效应 |
| 7.3.2 节能减排效应 |
| 7.3.3 价值链升级效应 |
| 7.4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攀升战略 |
| 7.4.1 由被动嵌入向主动构建转变 |
| 7.4.2 构建差异化的地区嵌入模式 |
| 7.4.3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攀升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价值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价值链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
| 1.3.2 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研究现状 |
| 1.3.3 价值链研究的数据库与测算方法 |
| 1.3.4 农业价值链研究现状 |
| 1.3.5 农业主导产业选择与农业价值链升级方面 |
| 1.3.6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价值链的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基于贸易理论 |
| 2.1.2 基于管理学理论 |
| 2.1.3 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核算理论 |
| 2.2 投入产出模型与主导产业评价方法 |
| 2.2.1 投入产出模型方法 |
| 2.2.2 主导产业评价方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农业价值链核算的农业投入产出模型构建 |
| 3.1 中国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出表(CMRIO)的结构 |
| 3.2 中国31省区市区域间农业细分投入产出表的构建 |
| 3.2.1 数据库构建目的与用途 |
| 3.2.2 原始数据库来源 |
| 3.3 拆分框架描述 |
| 3.4 构建数据使用的数据资料概述 |
| 3.5 数据库拆分假设条件 |
| 3.5.1 行列拆分 |
| 3.5.2 增加值部分的拆分 |
| 3.5.3 进口/省外调入品中间投入部分的拆分 |
| 3.5.4 投入产出表的平衡 |
| 3.5.5 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价值链核算与分析 |
| 4.1 中国农业价值链的全球地位与参与长度测算 |
| 4.1.1 中国农业价值链的全球地位测算 |
| 4.1.2 中国农业价值链参与长度测算 |
| 4.2 中国农业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对比 |
| 4.2.1 中国农业GVC垂直专业化 |
| 4.2.2 中国农业GVC垂直专业化率 |
| 4.3 基于分区域、部门的中国国内农业价值链核算 |
| 4.3.1 分区域的中国农业价值链整体分析 |
| 4.3.2 细分农业部门的中国农业价值链整体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主导产业选择与农业价值链升级分析 |
| 5.1 基于传统农业的主导产业分析 |
| 5.2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关联度主导产业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改进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全要素生产率定义和测度方法 |
| 二、市场竞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机制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产品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定义、成因和测度方法 |
| 二、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机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微观视角下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二、宏观视角下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企业进入、僵尸企业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企业进入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二、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 一、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
| 二、市场竞争机制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三、小结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和数据整理 |
| 第一节 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估计模型设定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
| 二、核心变量进一步分解和基础模型拓展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效率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一、企业和总量投入产出函数 |
| 二、投入要素扭曲测度 |
| 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 |
| 四、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五、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三节 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
| 一、企业进入强度指标构建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僵尸企业的识别 |
| 二、僵尸企业和企业资源错配理论模型设定 |
| 三、僵尸企业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 |
| 第五节 样本数据整理和说明 |
| 一、主要变量处理 |
| 二、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分析 |
| 第四章 企业市场势力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测度及分布特征 |
| 一、我国制造业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总体分布特征 |
| 二、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分布的所有制异质性 |
| 第二节 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
| 二、按企业规模分类的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三、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解 |
| 一、企业市场势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按市场势力分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按企业所有制分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配置效率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要素扭曲和要素边际生产率测度 |
| 第二节 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三节 制造业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进入竞争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进入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企业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所有制异质视角下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
| 一、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在位企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一节 僵尸企业对制造业企业内涵型资源错配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僵尸企业存在对制造业企业外延性资源错配的影响分析 |
| 一、僵尸企业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二、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正常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三、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僵尸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第三节 僵尸企业存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僵尸企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正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四节 企业进入竞争对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概述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论文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发展优势评价研究 |
| 1.2.2 产业发展的动因研究 |
| 1.2.3 产业发展的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本研究的创新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
| 2.1 产业集群基础理论 |
| 2.1.1 产业集群的定义 |
| 2.1.2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
| 2.1.3 工业区位理论 |
| 2.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
| 2.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2 传统经典国际竞争力理论 |
| 2.2.3 波特关于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 |
| 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3.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 2.3.2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 2.3.3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
| 2.3.4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 |
| 2.4 马克思生产劳动观视阈下的产业结构发展理论 |
| 2.4.1 传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逻辑困境 |
| 2.4.2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增长效应的分析 |
| 第3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 |
| 3.1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美国制造业起步阶段(建国至南北战争前) |
| 3.1.2 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南北战争至一战前) |
| 3.1.3 在徘徊中螺旋发展(一战至二战) |
| 3.1.4 战后黄金发展期(二战后到20 世纪70 年代) |
| 3.1.5 制造业的停滞与恢复(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3.2 美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 3.2.1 制造业产出及产业部门结构变化 |
| 3.2.2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 |
| 3.2.3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
| 第4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分析 |
| 4.1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力 |
| 4.1.1 资本要素 |
| 4.1.2 劳动要素 |
| 4.1.3 能源要素 |
| 4.1.4 原材料要素 |
| 4.2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率竞争力 |
| 4.2.1 全要素生产率 |
| 4.2.2 资本要素生产率 |
| 4.2.3 劳动要素生产率 |
| 4.2.4 能源要素生产率 |
| 4.2.5 原材料要素生产率 |
| 第5章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 |
| 5.1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 |
| 5.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美国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 |
| 5.2.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 |
| 5.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
| 5.3.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 |
| 5.4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全球价值链长度 |
| 5.4.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
| 第6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及其着力点分析 |
| 6.1 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关背景及原因分析 |
| 6.1.1 制造业发展呈现‘空心化’趋势 |
| 6.1.2 制造业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
| 6.1.3 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 |
| 6.2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 6.2.1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 6.2.2 奥巴马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的主要举措与特征分析 |
| 6.3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 6.3.1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 6.3.2 特朗普政府“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路径调整 |
| 第7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制造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 7.1 制造业回流战略就业效应 |
| 7.1.1 制造业就业总量呈下降趋势 |
| 7.1.2 耐用品制造业就业超非耐用品 |
| 7.1.3 制造业就业老龄化加剧 |
| 7.2 制造业回流战略产业效应 |
| 7.2.1 制造业影响力在波动中下降 |
| 7.2.2 制造业生产诱发效应加速提升 |
| 7.3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贸易效应 |
| 7.3.1 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 |
| 7.3.2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进口贸易主体且呈提高趋势 |
| 7.3.3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且呈下降趋势 |
| 7.4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7.4.1 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 |
| 7.4.2 外资进入高技术产业呈加速趋势 |
| 第8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分析结论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
| 8.1 本研究主要结论 |
| 8.2 我国的应对方略 |
| 8.2.1 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 |
| 8.2.2 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 |
| 8.2.3 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9）美国工会兴衰的马克思主义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创新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创新 |
| 1.3.3 不足之处 |
| 1.3.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2章 美国工会的组织构成与职能 |
| 2.1 美国工会的组织结构 |
| 2.1.1 地方工会 |
| 2.1.2 全国性工会 |
| 2.1.3 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工会联盟 |
| 2.2 美国工会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方式 |
| 2.2.1 工会的组织方式 |
| 2.2.2 工会的集体谈判 |
| 2.2.3 工会组织罢工 |
| 2.3 美国工会的职能作用 |
| 2.3.1 减少工人在经济环境中的不平等 |
| 2.3.2 改善工作场所健康安全 |
| 2.3.3 提高工人社会福利 |
| 第3章 美国工会的产生、发展与衰落 |
| 3.1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的开端 |
| 3.1.1 殖民地时期劳工的起源 |
| 3.1.2 行业工会的产生 |
| 3.1.3 行业工会向产业工会的过渡 |
| 3.2 内战后美国的早期工会运动 |
| 3.2.1 全国性工会的兴起 |
| 3.2.2 劳动骑士团的出现 |
| 3.2.3 劳联(AFL)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诞生 |
| 3.3 一战后美国中期工会运动 |
| 3.3.1 经济大萧条后工会的崛起 |
| 3.3.2 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 |
| 3.3.3 《劳动关系法》(NLRA)法案的颁布 |
| 3.4 二战后美国晚期工会运动 |
| 3.4.1 二战后的美国劳工 |
| 3.4.2 《塔夫脱-哈特莱》(Taft-Hartley)法案的出台 |
| 3.4.3 工会开始走向衰落 |
| 第4章 衰落后美国工会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
| 4.1 美国工会发展的现状 |
| 4.1.1 工会会员组成发生变化 |
| 4.1.2 公共部门工会入会率超过私营部门 |
| 4.1.3 公共部门工会的影响 |
| 4.1.4 私营部门工会的影响 |
| 4.2 美国工会发展的困境 |
| 4.2.1 工会影响力逐渐减弱 |
| 4.2.2 资方对工人压力的加大 |
| 4.2.3 反工会力量的增加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美国工会兴衰的本质透视 |
| 5.1 美国工会兴衰发展趋势的规律性阐释 |
| 5.1.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工会产生 |
| 5.1.2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对立 |
| 5.1.3 工会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
| 5.2 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矛盾缺陷是美国工会衰落的根本原因 |
| 5.2.1 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与工会的矛盾 |
| 5.2.2 市场经济与工会职能的冲突 |
| 5.2.3 工会内部管理制度的缺陷 |
| 5.3 外在综合因素助推了美国工会的衰落 |
| 5.3.1 龚帕斯主义弱化了工会的政治作用 |
| 5.3.2 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工会的保障地位 |
| 5.3.3 反集体主义剥夺了工会生存的空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章节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过剩产能的相关研究 |
| 2.1.1 过剩产能的测度与界定 |
| 2.1.2 产能过剩的成因 |
| 2.1.3 产能过剩的治理 |
| 2.2 过剩产能对外输出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贸易与产能输出 |
| 2.2.2 对外投资与产能输出 |
| 2.2.3 “一带一路”倡议与产能输出 |
| 2.3 出口生产率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1 出口生产率效应的存在性 |
| 2.3.2 出口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3.3 出口生产率效应的具体来源 |
| 2.4 文献评述 |
| 3 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状况及其出口与生产率现状 |
| 3.1 微观企业样本选取 |
| 3.2 企业的产能过剩状况 |
| 3.2.1 企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2.2 行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2.3 地区维度下的考察 |
| 3.3 过剩产能的出口现状 |
| 3.3.1 企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3.2 行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3.3 地区维度下的考察 |
| 3.4 产能过剩企业的生产率现状 |
| 3.4.1 生产率测算方法选取 |
| 3.4.2 企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4.3 行业维度下的考察 |
| 3.4.4 地区维度下的考察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1 核心概念界定 |
| 4.1.1 过剩产能 |
| 4.1.2 出口产能效应 |
| 4.1.3 出口学习效应 |
| 4.2 产能过剩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1 资金约束路径下的内在机理 |
| 4.2.2 规模经济路径下的内在机理 |
| 4.2.3 理论假说提出 |
| 4.3 出口产能效应视角下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内在机理 |
| 4.3.1 直接路径下的内在机理 |
| 4.3.2 间接路径下的内在机理 |
| 4.3.3 理论假说提出 |
| 4.4 出口学习效应视角下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内在机理 |
| 4.4.1 产能利用率路径的内在机理 |
| 4.4.2 总体生产率效应的内在机理 |
| 4.4.3 理论假说提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产能过剩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1 实证模型构建 |
| 5.1.2 样本数据说明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准估计结果 |
| 5.2.2 内生性检验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进一步考察:异质性表现 |
| 5.3.1 企业维度的异质性 |
| 5.3.2 行业维度的异质性 |
| 5.3.3 地区维度的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出口产能效应视角 |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1.1 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样本数据说明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基准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进一步考察:区域异质性 |
| 6.3.1 样本划分标准 |
| 6.3.2 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内在机理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出口学习效应视角 |
| 7.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1.1 实证模型构建 |
| 7.1.2 样本数据说明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基准估计结果 |
| 7.2.2 内生性检验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2.4 异质性表现 |
| 7.3 进一步考察:产能过剩企业的表现 |
| 7.3.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 估计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异质性表现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思考西部印刷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评价研究[D]. 黄玲燕. 浙江大学, 2020(01)
- [5]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崔兴华. 华侨大学, 2020(12)
- [6]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价值链研究[D]. 王亮.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7]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D]. 文春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D]. 王睦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9]美国工会兴衰的马克思主义审视[D]. 邹运.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中国过剩产能出口的生产率效应研究[D]. 张皓.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