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起因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6-1976年在神州大地上狂吹10年之久、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风暴，是20世纪中国的最奇特而又复杂的政治大事件。也是世界近现代政治史上十分罕见的历史事件。一位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也承认：“极少历史事件象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注：斯图尔特施拉姆：《大变动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年12月）
众说纷纭的课题
1.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虽然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概括性的结论，而学者们在研究中还是各抒己见，确是众说纷纭。到底有多少种说法呢？我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根据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十种说法。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注：《文革起因，众说纭纭》，山西《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这种种不同的法说，客观上反映了“文革”发生原因的复杂性。从一个角度看，某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转换一个角度看，这种说法又是有缺欠的，不完整的。有的说法甚至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甚至谎谬的结论。不过，说法虽多，众所公认的权威性专著，至今尚未出现。
1996年“文革”结束20周年时，西方开过几个小型的研讨会，新观点不多。比较著名的是“两个文革”说。即认为“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个，实际上是两个，即一个是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下层的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有人把后一种斗争说成是“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斗争。”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还有几位学者，如徐友渔等，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种“两个文革说”算不上什么新观点，只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的无限拔高而已。发生原因十说的概括，大体上还是可以反映目前已有的各种观点的。
2.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又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文化大革命”客观地说，又是复杂的中国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一是它不仅涉及国内也涉及国际，不仅涉及党内也涉及党外，不仅涉及党政领导层也涉及广大群众。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涉及中国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条战线和方方面面的一件大事。全国八亿人几乎没人能够置身事外。“文革”十年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文革”风暴未曾刮到的世外桃源。因此，就要求每个“文革”史的研究者，脑子也要复杂一点，要努力全面观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尽可能地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
大变动时代的沉重插曲
3.研究“文革”发生的原因首先离不开它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大时代。“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别的年代，别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看似偶然，其实带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在196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中，忽然问到会的人员：“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毛泽东自己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注：转引自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引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说是“小插曲”，可能反映的是毛泽东那种恢宏的气魄和浪漫主义的性格。是一种语言的幽默。因为毛泽东自己也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小事。一直到临终他还认为是自己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历史的插曲，同时代联系起来，有道理的。
4.20世纪六十年代，确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兴起期，也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开始腾飞期。从长远的观点看，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也许是更根本的、更深刻的。但从当时的世界政治舞台看，突出显示在全球局势中影响最大的却是三个高峰期：
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高峰期。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64年美国侵越战火的烧向越南北部三大事件可作为标志。这三件事都使两大阵营的对峙达到高度紧张，甚至有引发热战的可能。这种冷战对峙高峰的大格局，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独立、保卫自身安全，坚持反帝斗争使命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中苏两党分歧和论战的高峰期。表现在1961年两党在苏共第22代表大会上的分歧，1962年苏塔斯社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公开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1963年开始的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196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共产党修复两党关系的努力受挫折，以及苏联大兵压境、策划对我原子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等。这种状况使中共中央更加认定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党，必须加强反修斗争，勇敢地承担起在国际共运中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义务。同时，也加强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紧迫感。关于中苏两党分歧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具体影响，在下边的分析中还会较具体的论及。
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高峰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大浪潮。四十年代后期，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独立为代表，出现第一次大浪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其最高峰。五十年代后，民族独立解放浪潮向非洲转移。除埃及、突尼斯、苏丹、摩洛哥等少数国家在五十年代获得独立外，大部分国家获独立的时间在六十年代。如：马里、毛里塔尼亚、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索马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刚果、利比亚等。西方在数百年间用铁与火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终于土崩瓦解。这一高峰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受鼓舞，以致把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误认为是期盼已久的世界革命高潮的来临。期盼着在世界人民革命的浪涛中，彻底埋葬帝修反。1965年9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可以说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这样，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自认为是世界革命的先锋和榜样，而且认定埋葬帝修反的神圣历史使命已经具备了现实的行动条件，愿意为之牺牲奋斗。
5.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仅仅局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起码也要联系到整个20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巨大而激烈的世纪。无论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变革和矛盾冲突的激烈，以及意识形态撞击等方面，莫不如此。20世纪确实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而从共产党人的角度回首已经过去的20世纪，又确实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认识清楚，也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一）如何认识帝国主义，是否已经到垂死阶段，已经到了可以埋葬帝国主义的阶段；（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到邓小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论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60年代，中共中央和全党，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中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误解和对苏联模式的神圣化。但是，却坚定地相信中国当时搞的一切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苏共搞的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甚至是修正主义，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样就油然而生地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在全世界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而吸取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教训，先要揪出“睡在我们身旁”、“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注：《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也就顺理成章了。
6.综上所述，我认为：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而巨大的年代，也是整个人类历史面临社会制度根本性变化的年代。在这个特定的大气候中，探索、比较、撞击、融合，并为此而付出必要的代价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而“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领导全党和亿万人民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勇敢新探索。或如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的“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当然是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没有成功的“演习”。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叫作：它是大变动时代的一个沉重的插曲。因为“文化大革命”无论在时间、规模、深度、影响和代价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还是叫它“一个沉重的插曲”比较适宜。
有人提出对时代应有更广阔一些的了解，如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代，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时代，由封闭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时代等。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似乎与本专题距离稍远些。
多种矛盾的蕴积和总爆发
7.大气候是必须考虑的首要条件，但“文化大革命”何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爆发，又有它特定的具体因素。仅仅从大时代、大气候作宏观的研究，往往很难找到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的规律，科学而准确地揭示其动因。所以不研究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多层次的具体因素，同样是不能搞清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面对的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的蕴积和总爆发。
8.当时国内的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四种：
(1)广大群众同领导上官僚主义的矛盾，或简称干群矛盾。主要表现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为完成高指标而盛行的强迫命令风，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还有三年困难时期的干部特殊化，特别是与民争食。河南信阳事件就是一个因领导浮夸谎报粮食产量，又拒不检查纠正，以致造成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突出的坏典型。
广大群众对领导脱离群众，干部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作法心里有气，某些地方出现干群的尖锐对立。毛泽东提出“走资派”作为“文革”中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把矛头指向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所以有那么多群众热烈响应，除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而产生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坚定信念之外，客观上确实存在这种矛盾，群众对某些干部有气，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2)党内矛盾，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之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上出现分歧。对“三面红旗”的分歧，根源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所以，很难化解。突出地表现在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国内形势估量，对外政策和农村“三自一包”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导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从而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加以通过，使“左”倾错误在全党占居支配地位，并日益恶性发展，以致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印象。
总的观点分歧必然要表现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例如信阳事件，有的领导同志认为是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但毛泽东却认为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复辟”，是“阶级报复”。这自然进一步影响到对全局的估量。
党内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人否认。但分歧到何种程度，认识并不一致。大致有三种看法：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党内意见分歧。如何准确判定，尚需深入研究。
(3)党同知识分子的矛盾日趋突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特别是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整个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总体上看就日趋恶化。虽经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脱帽如冕”的努力，但难以影响全局。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大学生（主要是文科）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滋生的土壤和被西方“和平演变”的温床。这样“文革”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成了“革命对象”，就不是偶然的了。正是这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的深刻矛盾，反转来又被说成是“文革”发动的一种依据。
(4)人民群众同已被打倒地主阶级和其它敌对分子的矛盾。按照当时的说法叫作：“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影响下，确有极少数人蠢蠢欲动，幻想变天。而这极少数人的行动，又被夸大为整个敌对阶级，似乎到处都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种历史遗留矛盾的激化。“文革”中大批“黑五类”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可以说是这种矛盾存在的一种扩大化和人为激化的表现。
9.当时国际方面存在着三大矛盾：
(1)中苏矛盾。这是对“文革”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的一大矛盾。
中苏分歧的原因是什么？看法不尽一致。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种因素：
一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离经叛道，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陷入了修正主义泥潭；而苏方则认为中共无视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条文，犯了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因素。中苏关系的急骤恶化是从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事件为发端的。毛泽东明确表示有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一步也不能让，鲜明地表现这个特点。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介夫时也特别强调：“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现在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三是领袖个人的因素。赫鲁晓夫文化素养养，粗鲁蛮横，又继承苏共党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而毛泽东一生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信念，又加上晚年的骄傲和个人专断，难得听进别人的不同意见。在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这两个领导人发生冲突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当时双方采取的指名攻击对方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冲突。这三种因素纠缠到一起，再加上其它原因，就使毛泽东终其一生难以与苏共和解。
那么，中苏分歧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那些直接影响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制造了一种“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当时报刊的大批文章报道给广大群众造成一种深刻印象，列宁亲自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世界上最老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改变颜色；这种危险在中国也已经迫在眉睫，从而造成一种普遍的急迫而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同时，一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感又油然而生。于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等口号，刷遍大街小巷。这种盲目的信念狂热，曾是许多人、特别是大批青少年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力。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批修斗争的普及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
第二、在国际大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发展，更加完备化和系统化，终于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宣称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创造性伟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等，这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
第三、促进了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只来于对所谓赫鲁晓夫教训的总结，也同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六十年代的多次讲话中很突出。例如他针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革命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讲话，强调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中，他说：要准备后事，抓接班人问题。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5条标准。（注：五条标准是：(1)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2)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为少数，不为剥削阶级；(3)要能团结大多数；(4)要有民主作风，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长作风；(5)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1966年6月，在杭州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谈话更直接。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说明从总结赫鲁晓夫的教训，到急迫地考虑更换接班人，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
第四、促成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很大，相当普遍。当时流行的一条毛主席语录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这段在特定时期特指的语录被绝对化。因此，凡是“苏修美帝”提倡和赞成的，一定是坏东西，要反其道而行之。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都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歧视、排挤或打击，从而扼杀了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创造性思维。到“文革”爆发前已基本上听不到不同意见的声音。这种错误思维方式促使人们毫不犹豫地服从错误领导，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
所以，中苏矛盾，特别是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名的中苏两党大论战，确实是一付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推动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恶性膨胀的重要因素，为“文革”的发动作了直接准备。
(2)中美矛盾。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大气候所决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同美帝国主义已是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朝鲜战争更激化了中美矛盾。所以。中国公开宣布外交上“一边倒”。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美国国会在五十年代初发起反华浪潮，麦卡锡主义的猖狂和许多“中国通”的受迫害，大概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此后几十年，中美关系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因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我认为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对由美国倡导的推进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这是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经常号召全国人民特别要警惕的。而其重点又放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上面，要他们防止西方思潮的影响，不要当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不要成为和平演变的土壤。
二是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1961年起，美国发动“特种战争”，支持南越吴庭艳政权、镇压越南人民的革命运动。美国方面曾宣扬说，是为了防止中国革命胜利在印支半岛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美国这位老对手把战火在中国南大门附近燃烧，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的深深警觉。特别是1964年8月发生的所谓北部湾事件。美国以此为借口多次派飞机轰炸越南北部和首都河内。而且美机多次入侵中国的领海和领空。毛泽东为此而改变了徒步考察黄河的计划，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入准备打仗。他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备战问题，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要抢时间集中力量搞好三线建设。为此改变了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向和重点。中央还专门成立了防止突然事变的小组。这些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防止美国可能发动侵华战争的态度是严肃的，准备是认真的。
这一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反帝”，提供了理论和事实的依据，使中国广大群众增强了美帝国主义威胁着社会主义祖国的现实危机感，为当时正在越烧越旺的政治狂热增添了助燃剂。从这个角度说，美国也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帮了点忙。
(3)周边矛盾。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是：一是五十年代流窜到缅甸境内的蒋军残部，根据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命令，增中军费和补给，要“打进云南，策应西藏”、“以击引暴，以暴致乱”。由于中缅关系比较友好，双方达成协议，两国军队南北夹击。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应缅方之请过境出击，沉重打击了蒋军残部，使蒋方计划未能得逞。二是中印边境战争。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事。这些事件，虽然对“文革”的发生并没有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也增加了中国广大群众的不安全感，有助于激发青年人保卫祖国的热情。
总之，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是相当严峻的。确有南北夹攻，四面包围之势。这是任何大国的领导人都不能忽视或掉以轻心的。当然，如何判断和选择合理的对策，对中国党政领导人还是具有相当空间的。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革”
10.有了上述国内和国际上客观存在的诸多矛盾，是否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爆发呢？还不能这样肯定。因为还必须加上主观方面的因素。如果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话，这个东风就是领导条件。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而在党内能够作出如此重大决策的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可以说，当时毛泽东的认识和决断决定着整个中国亿万人的命运。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呢？我认为并不违反。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构成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这就是说，面对同样的的国内和国外的诸多矛盾，不同的领导人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采取不同的政策。设想当时党中央作最后决策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周恩来，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吗？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这就是说。只有毛泽东才会作出那样的总判断，并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当时十分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总观“文革”的全部历史进程，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即使会有别的政治运动，但决不会发生那种样式的十年动乱。
11.“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点呢？我曾把它概括为六点，即：
(1)领导特殊。名义上仍是共产党领导，但党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被踢开了，从省委到支部的各级党委也被踢开了。实行的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
(2)理论特殊。即指导这次运动的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而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创立的。
(3)对象特殊。不是历来的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而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个特殊的革命对象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4)方法特殊。是所谓的“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以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等名目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和战斗队。而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欣赏和一贯倡导的。
(5)目标特殊。即“反帝反修”、“打倒帝修反”，“保证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等等，给“文革”戴上闪烁着迷人光芒的神圣光环。这个神圣光环最集中体现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6)矛盾特殊。由于理论错误和指导方针的错误，必然造成矛盾性质的混淆。既有党内矛盾，又有党外矛盾；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既有国内矛盾，又有国际矛盾。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使人一时很难认清，敌人在哪里，谁是敌人。
这些特点，无一不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作风、甚至个性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这样一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12.问题是，被奉为一贯正确的英明领袖、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呢？这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判断是脱离实际的，不正确的。而所以如此，是受他的思想体系决定的。当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左”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骨干，而毛泽东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大师。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中，他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深刻剖析中国社会，独创性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团结亿万农民；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建立起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阶级敌人；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创建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战争，打败了美国给予大量钱物支持的八百万国民党军，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切胜利无不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无一不是正确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胜利。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陆确立，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毛泽东仍然留恋和坚持过去曾给他带来无数辉煌胜利的阶级斗争的成功经验，却造成了1957年以后20年中一连串的严重错误和挫折。从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错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但毛泽东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1975年批邓时仍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它一切都是目。”可谓坚持到底，终生不悟。在不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坚持阶级斗争的老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理论上错误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在晚年悲剧的根源所在。
其次，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之所以发生错误，同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了解，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存在“左”的空想成份是有关的。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和反复比较，人们一时难以准确把握，这是认识的一般规律。毛泽东虽然是伟大理论家，但也不能超越客观历史进程，更不能洞察一切。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一生坚信不移，但准确把握也要有一个过程，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对他苛求。问题是，在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里存在着一些“左”的空想的成份，对他的认识和判断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例如“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简称五七指示）中，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就有比较完整的表述。我们认为：“‘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去观察和衡量六十年代的现实中国，毛泽东自然是不会满意的，自然会把很多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合理的社会现象视为弊端，自然会把很多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建议和措施视为修正主义异端，自然会得出党和国家正在变质的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
再次，毛泽东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默认和支持个人崇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脱离了党中央领导集体。“三脱离”的结果是造成判断和决策的失误。这说明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文化和体制的影响，也难以完全肃清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
只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革”
1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实行集体领导原则。那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什么能够在党内畅行无阻，不仅得不到领导集体的纠正而且受到高度赞扬呢？除了当时“左”倾思潮在党内占支配地位，而且带有相当宽广的群众性，党内理论水平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少数人别有用心煽动个人崇拜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的体制有欠缺。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存在的。
例如：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调查研究的主渠道当然应该是各级组织系统。可惜，随着“左”倾思潮的蔓延和统治，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这个主渠道反映上来的往往不是下边的实际真实情况。这些虚假不实的调查报告，反而成为作出错误决策的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当时政权有1/3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依据的几个主要调查报告，就有陈伯达在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蹲点报告，河南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等。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有一个讲话说：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1/3的地方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从社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的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其它的主要论断，也都有一批调查报告被毛泽东批转各地。
毛泽东曾说过：“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4页。）毛泽东的头脑也是一个加工厂，而且是高级的思想加工厂。下边供应的材料有问题，连党的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写假报告，难怪毛泽东作出的判断也自然就距实际越来越远了。
14.具体分析“文革”前的状况，有哪些突出的体制方面的问题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1)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不完善，党章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都不能按期召开，也难以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党中央委员的应有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2)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使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和其它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法制不健全，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人民代表的应有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作为一纸空文，甚至连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保障，以致虎狼横行，冤狱遍神州。
(3)事实上的领袖终身制和领袖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成为个人崇拜的基础。而个人崇拜的盛行，又反过来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成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严重障碍。
(4)在思想理论上的某些失误，不利于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如民主手段说、党委大权独揽说、“马克思加秦始皇说”、两种个人崇拜说等。
总上各点，我认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问题上，处于主导和积极推动的一方，确实是他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下了错误的决心，采取了错误方法，以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不能完全把错误归之于一个人。
一是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潮，已成为全党甚至是全民的共识。例如，“九评”是全国一片叫好声，连赵朴初居士都写诗说：“秃头顶不住羊毫笔”。《五·一六通知》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是一片叫好声，可见一般。
二是发动“文革”是中央全会通过的，在组织上讲是合法的。到会的中央委员没有反对票。
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亿万人民是欢欣鼓舞的。红卫兵、工人、农民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态，也是真实的，而不是作秀。这种状况值得深思。
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344页。）我们也必须把毛泽东放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潮流中的适当位置上去考察，才能通过他而深入到引起“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动因上去。
15.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必然是合力的结果。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成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以至“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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