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2000年世界易经大会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中华文化论文,地位论文,大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经》在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随着经学的终结，《易经》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然而《易经》与《乐》、《诗》、《礼》、《书》、《春秋》具体之学不同，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因而一直受到重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易学研究成为热点之一，国际易学研究也空前高涨，国际易学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易经大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发起召开的。因此，本文以于2000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2000年世界易经大会”为契机，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成果为依据，对《易经》在中华文化的地位、《易经》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世界易经大会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以及此次“世界易经大会”的时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易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典籍。据《易经·系辞下》中所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记载，八卦的起源已有约五千年的历史（注：2000年11月9日，中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规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向外界宣布，该工程的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将夏代始年确定约为公元前2070年。并指出：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由此往上，可以追溯中国文明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与走向。据此，由夏商周三代往上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易传·系辞下》所载：伏羲氏作八卦，神农氏、黄帝、尧、舜，皆对《易》之重卦皆有所作的发展史。舜之后为夏，由夏之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向上追溯约千年，为伏羲氏作八卦。《易》之产生年代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大体是相应的。）。如果说这一记载尚属于传说性质的话，那么从学术界公认的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来说，也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所谓成书，指由阴（－－）阳（—）两种符号，组成八卦。八卦相重组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系统，以及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作论断、说明的卦辞、爻辞文字系统。这种由符号系统所表现的卦象、爻象，与文字系统所作的论断而构成一部体系严密的典籍，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之为一部奇书。
《易经》是用以筮占吉凶的筮占之书。但《易经》筮占与用龟甲占卜不同。龟卜是通过灸龟甲，使龟甲自然呈兆，由所谓“沟通天人”的巫，据兆而传达上帝的命令。而《易经》筮占则是用箸草按一定的数字模式推演成卦，再根据卦象、爻象、以及卦象、爻象变化的规律来判断吉凶，其中包含着人的智谋因素。这正是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在其所著的《周易内传·系辞上传》中所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卦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又说，“若龟之见兆，但有鬼谋而无人谋。”因此，《易经》虽为筮占之书，却蕴涵着深刻的宇宙人生哲理。从《左传》、《国语》中所保存下来的《易经》筮占记录中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在筮占中已经开始探求蕴涵在《易经》中的奥秘。这从断卦时所遵循的卦象、爻象说、变卦说，取义说之外，还与筮占者的身、位、时、事、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而断吉凶，开始将变易思想和社会道德引入解《易经》系统。到了春秋末期，儒、道两家各依其思想理解《易经》，阐发《易经》中蕴涵的宇宙人生哲理。儒学创始人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足见其对《易经》的重视，也显示出《易经》的价值。另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明孔子对《易经》作过反复研究。这一记载，成为后世所谓孔子作《易传》的根据。虽然从宋代之后，此说受到了质疑，但孔子研究并整理过《易经》是不可否认的。据最新考古发掘出的帛书《易》中之《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皆记载了孔子与《易》之关系。在帛书《要》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是相同的。孔子的弟子对他老年喜好《易》提出了疑问：“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在回答疑问时指出：“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他是从德义方面研究《易经》的。孔子揭示了《易经》中蕴涵的德义，而道家则揭示了《易经》中蕴涵的哲学思想。《易传·系辞上》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显然是与道家哲学是相通的。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易传》是以道德、哲学解《易》的总汇。
汉代，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易经》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中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求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故，犹五行之更用事焉。”这是说，“六经”中的《乐》、《诗》、《礼》、《书》、《春秋》皆为专门之学，即所谓“五常之道”，各有其具体的用途，并且随着时代需要而“变故”，而《易》是居于“形而上”的哲理之原，为《乐》、《诗》、《礼》、《书》、《春秋》的理论依据，即所谓的“五学”之原，其作用是无限的，即其“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周易》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典籍，而且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典籍。
《周易》的影响，首先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历代的哲学家大多是通过解《易》阐发其哲学思想，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先秦的研究成果汇编为《易传》，汉人已将其与《易经》合编而为一体。汉代以后，研究《周易》者，基本上可以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对两派演变作了简要概括：“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之宗，已互相攻驳。”这里是所谓易学史上的“象数与义理两派之争”说。义理派反对象数派，如京房和焦延寿那样，以象数推演灾异，将象数研究引入禨祥迷信。但不能以此完全否定象数派在易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义理派研究《易》，也不能完全脱离象数，如果完全脱离象数，义理就凭空而无所依，也就无从谈起。不仅义理派对《易》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象数派对《易》哲学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贡献，如汉代象数派的“卦气说”（以阴阳二气与天文历法相结合，用《易》的卦象解释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变化），对元气自然论哲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即使《易纬·乾凿度》之类以神学解《易》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宇宙生成变化思想，对宇宙生成论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其影响。宋代陈抟所传下的图式，为周敦颐和邵雍所改造，形成以图式解《易》的新象数派，对宋代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将性与天道沟通起来，因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邵雍则以陈抟的先天太极图，创立了他的先天易学，成为宋代新象数派的代表。
义理派则是纯粹从哲学意义上研究《易》的，通过解《易》建立其哲学体系。魏之王弼是通过注《周易》与《老子》、《庄子》，创立了玄学思想体系；宋之程颐、朱熹也是通过解《易》，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大都如此：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就是通过解《易》创立的，他的代表作就是解易的《正蒙》；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其著作不仅有《张子正蒙注》，还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不仅古代哲学家如此，即使近代哲学家中，也有不少哲学家是通过解《易》创立新哲学体系的。近代康有为创立的进化论哲学，就是以《周易》的变易观与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而创立的。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位大师的熊十力，其哲学体系的创立，也与《易》分不开。他在《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赘语和删定记》中说：“余晚而好《易》，恒潜玩爻象，以求圣人之意。初研佛法，从世亲、护法唯识之论入手，甚喜其精析。及入之深，颇厌其支离琐碎。求之龙树，未免耽空。盖澄思累年，而忽有契于《易》。《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惟绳佛之短，而融其长。”又说：“《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毕竟归本于《大易》。”由此可见，熊十力由佛教唯识论，到创立他的新唯识学，是“融《易》以入佛”的结果。晚年他由新唯识学，再进而创立他的大易哲学，则是完全“宗主在《易》”。现代新儒学研究者将熊十力的哲学，称之为新唯识学。本文则认为，熊十力的哲学，最后归宗于《易》，应该称之为“大易哲学”。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韻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这就是，各学科都与《周易》有联系，正如熊十力所说：“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易传·系辞上》中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由《易经》开其端，《易传》集其成，后又经二千年历代发展的易学实为中华文化之根干。
二、《易经》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易经》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源，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文化中一部奇书宝典。《易经》早在汉代就传播于朝鲜半岛。
汉代之后，中国内乱，后处于南北分裂、对峙，朝鲜半岛随脱离中国而独立发展，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为三国，《易经》与儒学在三国中先后得到进一步传播。高句丽在小兽林王（公元372-384年）时期，重视儒学经典，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高句丽不仅有官方太学传播儒学经典，还有“扃堂”，即私塾。《旧唐书·高句丽传》中记载：高句丽“俗爱书籍，至于穷里卑贱之家，各于街上，造大屋，谓之扃堂，使未婚子弟，昼夜于此，诵经习射。”说明儒家经典，包括《易经》，已普及民间。百济也重视儒家经典，设置五经博士。新罗于公元682年设立太学，以《周易》等儒家经典为教育科目。新罗惠恭王还亲自到太学听讲儒家经典，足见其对《易经》等儒家经典的重视。由于新罗主动接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赞美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
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朝鲜的李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李朝实行独尊儒学的政策，代表中国儒家新发展的朱子学在朝鲜占有统治地位，涌现出李穑（公元1328-1378年）、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李票谷（公元1536-1584年）三位儒学大家，成为经学，特别是朱子学在朝鲜的传人。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评价极高，他作《太极图说解》加以阐发，并作《周易本义》阐发自己的易学思想。朝鲜朱子学也是从研究易学开始的，李退溪十九岁时作一首七律诗：“独爱林庐万卷书，一般心事十年余，迩来似与源头会，都把吾心看太虚。”表明他十九岁时的思想已与《易经》相融通了。因此，他二十岁时，贪读《周易》（注：《韩国哲学史》（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他继承朱子易学，并将易学的变易原理与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将易历算化、现实化、生活化。
《易经》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至今更为广泛而深入。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以太极图形为国旗图案，韩国柳承国在其《太极旗的原理和民族理想》一文中说：“太极旗是象征着大韩民国的理念和民族精神的国旗，是白地儿中间有一圆形的太极，太极由两种颜色青色和红色组成，分别含有阴、阳两种含义，太极的周围是乾坤坎离四卦，”并对其具体含义作了说明：白地儿“表现了传统上就尊重白色的白衣民族的纯洁性和单一性；”一圆形的太极图是因为“太极是宇宙万象的根源，是作为人间的源泉、永不灭亡的真理。”又说：“不但万有包含了太极的原理，人道的极致是人极，而人极即是太极”；阴阳两仪其含义是阳代表天，阴代表地，“在天和地之间产生了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同样在阴阳的循环和调和中百事万物生长繁荣”；乾、坤、坎、离四卦实际上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的缩略，“表示阴阳作用在空间上的广大无边和时间上的永远无穷。”四卦的特征是“乾作为天道意味着至公至善的正义；坤作为地象征着厚德丰饶等共同利益；坎作为水性表示智慧和活力；离作为火性意味着光明和热情。”指出“正义、丰饶、光明、智慧“这四种东西是我们大韩民国的国是”（注：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8页。）。由此可见，《易经》在韩国的至尊地位。
《易经》与其他儒家经典是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的。公元513年，百济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扬尔东渡日本。三年之后，又派五经博士汉安茂代段扬尔。钦明天皇十四年（公元554年），百济王派五经博士王柳贵、《易经》博士王道良东渡日本。这里明确提到《易经》博士王道良，说明由他专门传授《易经》。儒家经典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的社会改革。于推古女皇十一年（公元603年）进行“推古改革”，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公元646年）进行“大化改新”的圣德太子，年轻时就仰慕中华文化。《日本书记》中说：圣德太子“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而悉达矣。”内教指佛教，外典指儒家经典。天智天皇（公元622-671年在位）时，日本依中国教育制度，开始设立大学寮和国学。其后，文武天皇在公元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与元正天皇在公元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中都有“学令”部分，对设在京城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大学寮和地方的国学，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诸方面都有明文规定：大学寮设博士、助教，教授经学，“凡博士，皆取明经堪为师者。”大学以《孝经》、《论语》二经为必修；《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诸经为选修。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国宋明理学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赞扬宋代新儒学，他说；“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绪哉”（注：源了圆著，《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研究》，创文社1980年版，第159页。）。他编纂的《四书五经倭训》，就是采朱子学观点，用日语对《四书》、《五经》进行新的注释，使《四书》、《五经》在日本更得以广泛传播。继藤原惺窝之后的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由于其深受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兴宠信，直接参与“起朝仪”、“定律令”，将朱子学官方化。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及其弟子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崇尚阳明学，积极从事地方讲学，把儒家经典普及到下层市民之中，扩大了包括《易经》在内的儒学的社会影响。
明治维新时期，儒家经典受到西学传入的冲击，但由于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儒学“尊王攘夷”论反而成为维护明治天皇，反对慕府的理论工具。因而儒家经典在日本近代仍有其巨大影响，研究《易经》的专家很多，易学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易经》通过越南传播到东南亚的。近代以来，随着移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华侨增多，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开设私塾，传播儒学经典，《易经》在东南亚各国也广泛传播。
《易经》传入西方各国，始于十七世纪末叶，也就是中国清代的康熙年间。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对《易经》颇感兴趣，他们通过书信向西方传播了《易经》的内容，引起西方科学家对《易经》的兴趣。西方传教士将《易经》译成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等西方文字，使《易经》在西方各国得以传播。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深入发展。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公元1873-1930年）长期在中国传教，研究《周易》，将《周易》译成德文。他翻译的德文本《周易》被誉为西方现代最佳译本，后又被译成通行的英文本。其子卫德明于1906年出生于中国，继承父业研究《周易》，四十年代末赴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其代表作《变化的哲学——周易八论》，英文为Change:Eight Lectures on the 1-Ching.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研究《周易》的一部佳作。《易经》在前苏联也有一定影响。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1897-1937年）的《周易研究》，虽然在他逝世二十三年之后，于1960年才得以出版，但他这一研究易学成果，不仅在前苏联有相当影响，而且于七十年代末还被译成英文版，其英文本不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且使《易经》在西方各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易经》的影响。
《易经》之所以能在世界广播传播与影响，首先是《易经》的人文精神。《易经》的《彖传》中最早指出“人文”概念。《易经》贲（
）卦的《彖传》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首次出现对“文化”的表述。中国古代所谓文化，指的就是人文教化，这是文明的标志。《彖传》还把“文明”与“变革”联系起来，通过变革，促进文明发展，《易经》革（
）卦的《彖传》，中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之矣哉。”《易经》的《象传》从卦象中引申出人文道德精神。其中以乾（
）、坤（
）二卦为代表。乾（）卦的《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应该效法天的刚健之象，而自强不息；坤（）的《象传》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说，地势是柔顺的，应该效法地的柔顺之象而厚德载物。这种人文精神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对东方，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民族精神以积极影响。
其次是《易经》的整体与辩证思维模式。《易经》是一个包括符号系统和文字解说系统的完整体系，就完整体系统又是以阴（－－）阳（—）两个基本符号为基础而建构的。阴阳的相反相承辩证运动化生万物。《易传》将《易经》中蕴涵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上升为哲学体系，概括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变易哲学。这些思想传播到西方，受到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的重视。从1701年，莱布尼兹与当时旅居在清王朝都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白晋的有关“二进制”原理的通信中可以发现，白晋在收到莱布尼兹发现“二进制”原理的来信之后，在回信中，将他从《易经》中发现的六爻易卦与二进制的关系告知莱布尼兹，并附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和次序图。莱布尼兹正是在接到白晋的信和易图之后，才决定将其发现的“二进制”原理公开发表，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足见莱布尼兹对《易经》的重视。德国卫德明教授将他研究《周易》的代表作定名为《变化的哲学——周易八论》（注：董光璧：《易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57页。），说明对《易经》辩证思维的重视。
再次是《易经》的应用价值。《易经》虽然神妙莫测，但又不离日用，其智慧给人以智谋启迪，使之应用于决策与管理；其人与环境统一原理，使人寻求最佳的生存环境；其人生哲理，引导人积极应世，趋吉避凶，成就事业。因此，《易经》不仅在世界广泛传播，而且其影响力日益扩大，使《易经》风行世界，特别是美国。《易经》类书籍在美国年销量达十余万册，说明《易经》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三、“世界易经大会”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感到无比自豪，皆愿为扩大《易经》在世界的传播发展而尽力。1997年12月27-31日，由旅居马来西亚的华裔、华侨成立的马来西亚易经学会发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了“世界易经精英大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印尼、新加坡的易学研究组织的代表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马来西亚易经学会会长陈瑞哲在致开幕词中指出：“我们主办‘世界易经精英大会’的宗旨是促进国际之间学术交流、开发易经科学化、生活化的新论点。”参加此次大会的各国与地区的易学组织团长及会长联席会议，议决将“世界易经精英大会”改为“世界易经大会”。
第三次世界易经大会由中国台湾明山园易学研究会主办，1999年在中国台湾省云林县举行。当时由于发生大地震，大会虽然如期举行，但与会人数不多，影响不大。
“2000年世界易经大会”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办，国际易医研究中心（香港）、江苏省周易文化研究会、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系、广州冰鉴文化艺术研究服务有限公司协办，于10月25-30日在古都南京举行。这次世界易经大会是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召开的，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不仅是世纪盛会，而且是千年盛会。因此，以“千年易学盛会，传承中华文化”；“传承古易，开拓新学”为大会宗旨，把“新世纪的科学易与人文易”作为大会研讨的主题，开展易学与哲学、易学与科学（包括易学与天文学、中医药学、环境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系）、易学与管理学、易学与艺术、易学与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广泛研讨与交流，突出学术性、开放性、兼容性，以及“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精神。
会议期间，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易学专家、学者四百多人参加了大会，提交论文三百多篇。其规模是空前的，真可谓“千年易学盛会”。
这次“世界易经大会”得以空前规模举行而取得圆满成功，首先是得天时。所谓天时，一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使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而且促进了文化繁荣，扩大了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二是指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特殊的时代意义。其次是得地利。会议是在《易经》发源地中国大陆举行，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召开的，有其独特的地利优势。再次是人和。与会的代表为开好这次千年易学盛会和协共济，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这也正是《易传》中所说的天、地、人三才之道。
“2000年世界易经大会”圆满成功，完成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2001年世界易经大会”将由新加坡易学会主办，在新加坡举行，接续此次大会，推进易学在新世纪、新千年的新发展。
展望新世纪、新千年将是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科技，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以人文关怀为代表的新文化是新时代的三大主题，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智慧，将会为新时代三大主题之新科技、新经济、新文化的发展提供启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的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因此，量子学的创始人，丹麦大物理学家玻尔教授，在他被封为爵士的时候，选了中国太极图案作为他的徽章，象征着中西文化的融合。”（注：《周易应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辑，陈立夫《序》引。）说明《易经》对现代科学发展有其启迪作用。当代一些战略家、大型企业总裁应用《易经》原理，从事全球战略、宏观经济控制、企业管理，人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说明《易经》对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与人文关切的价值，将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易传·系辞上》中的名言，《易经》将在新时代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出其独特的贡献。
易学是讲会通的，《易传·系辞上》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易学也将在新时代的大变革中，通过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交流，融合会通，从而得到新发展。新易学将在新时代中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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