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与世界华商经贸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商论文,文化与论文,经贸论文,世界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文化研究
世界经济世界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促进了“地球村”概念的兴起与“寻根意愿”两股思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交互影响现象的发生。如何从文化与经济的联姻互动关系上，总结华人成功的历史经验，探寻其发展趋势，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际意义。
（一）依靠网络支持，依靠网络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在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尽管估算的数据不一，也难做到精确，但已被公认为是国际资本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劲旅。而且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无论从东南亚投资市场还是中国大陆市场的情况看，华资（包括港、台、澳资本）的份额都占重要地位并呈上升趋势。按照1992年10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载的“新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乔尔·科特金的一篇文章披露：“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总投资已开始超过日本。”在科技领域，华裔家庭由于历来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第二代、第三代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济济。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占有相当杰出的地位。
海外华人战后的优异成绩，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人们从不同角度寻找他们成功的条件和原因，有人从深层次探讨把这种成功归结为海外华人的“创业文化”；也有人从华人的运营方式上探讨，把它归结为经贸网络的支撑。其实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成功的动力源，后者是取得成功的道路。
有人曾对东南亚最成功的华商郭鹤年、林绍良、陈弼臣等财团的成功之路专门作了研究。指出：“林绍良在建立其商业帝国时，不断地以伙伴制的形式与其它人结成一个又一个伙伴公司，在国内外以伙伴制缔结政治或经济联盟，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在一个又一个的伙伴公司的基础上形成华谊仁集团（按：指由林绍良、林文镜与苏哈托家族共同创办的印尼最大的企业华仁谊根札拉企业集团）及三林集团的商业王国。”①又指出：“在东南亚在传统的华人伙伴制基础上逐步凝聚自己与伙伴的力量，缔结国内外政治经济上的联盟，而建立起举世瞩目的纵横四海遍布全球的商业王国者，除了印尼首富林绍良之外，事实上还有大马糖王郭鹤年，也是擅长以伙伴制建立关系网与商业王国的成功企业家。”②作者认为：他们成功秘诀全在于利用伙伴制，利用海外华人商业网络。③陈弼臣伙伴集团创办的盘谷银行，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盘谷银行是1949年由泰国曼谷唐人街的一群潮州黄金进口商合伙创办的。另有资料称，是陈弼臣于1944年与朋友合资创办的。主要创办人有陈弼臣、周秀辅、郑锦云、林碧枝。陈弼臣苦力出身，白手起家，讲信义、重人情，以传统的华人的商业经营哲学与方式，不仅广泛结识大商号和企业家，而且也一改大银行眼中只有大商家的陋习，与各阶层的客户广结善缘，获得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在国外，逐渐发展成为亚太华人商业贸易的融资网络。经过半个世纪的耕耘，从开始时一家仅有排屋两间、职员23人，发展至今日430家国内分行，18家海外分行，占有泰国总贷款额的29.6%，总存款额的28.13%，外汇买卖的33.3%，成为东南亚第一大银行的规模。1990年资产总值达161亿美元，跨入世界300家大银行之列。有人总结它的成功因素是：“在于准确无误的市场定位，在国内国外都主动上门争取华人中小客户作为客户根据地，又加之为客户穿针引线，提供商情，提供进出口融资等的配套服务，从而成为海外华人商业融资网络。”④从盘谷银行的实证看，华商贸易与融资网络绝不仅仅是一种无组织的松弛联系，而是有组织性的真正的商业网络。
海外华人商业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伙伴制基础上的，它源远流长，有人认为“可以追溯至唐五代十国的传统伙伴制”⑤。在海外，早期的南洋（即东南亚），贸易和投资在华族同乡之间进行。所以海外华人的这种商业网络联系，早在国际直拨电话、传真机及航空旅行出现之前已经存在”。⑥
（二）海外华人经济的国际化与华商网络联系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动荡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形成了华族以东南亚为中心向全世界扩散的规模巨大的再移民浪潮，使华族人口遍布五大洲149个国家和地区，而且90%以上都成为所在国的公民。随着国籍和政治认同的转变，心态也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但是，对于华族族群的大多数，以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认同却依然存在，家族内部的联系，反而扩大成为国际间的网络，这样使华人资本呈现出非常特殊的两重性；从家族成员国籍看，往往父在甲国，兄在乙国，弟在丙国……从家族资本来看，又统一于一个跨国集团公司之中，所以华人资本在属地化（成为各个国家的民族资本构成部分），集团化（也与当地主体民族资本结合）的同时，又国际化、现代化。华人资本这样特殊的品格，同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世界化、一体化双重发展的走向是一致的。同时又因其历史自然形成，由亲缘、地缘、业缘转化的涵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贸网络，而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且可以起更为积极的作用。
1990年1月，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长杨林丰博士在出席澄海会馆庆祝银禧纪念联欢会上的讲话中说：“随着世界各地的宗亲互相增进了解，应可彼此在生意与商业上通过联营企业携手合作，就像世界性的公司一样，通过世界性的联系与本地知识合作。”他指出：“由于环球化已成为国际贸易与商业的有效方式，世界宗亲的联系可以在一个新的竞争世界里互相扶持。”还指出：“这样的一种网络，有助我们加强彼此保存文化、传统与遗产的决心，继续发扬我们先辈的美德，传授给我们的子女，并为下一代开拓前景”。⑦
1991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暨世界华商大会筹委会主席陈永裕说：“今日企业界的口头禅是‘环球化’……华人的环球化是历史事实，我们应加强我们的共同性和共同传统，从而才能分享与了解我们特有的民族性。”“尽管国籍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国际华商联络网，它不但可以使华商受益，也同时使所有的商业界受益，在这过程中，也可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对我们来说，这种无形的友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⑧现任新加坡总统、当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王鼎昌也说：“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大家互相合作。在这个航空交通和通讯十分发达的时代，同世界各地商界人士联营企业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现象。亚太边缘国家的经济在九十年代以及将来的二十一世纪里将会继续蓬勃发展。我希望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彼此交换经验和心得，在国际华商界里建立起一个经济合作的网络，以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投资盈利”。⑨
1993年11月22日第二届华商大会在香港召开。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会上作了《有作用的联络网》的专题演讲，提出了建立世界华商有效的网络联系的建议，获得世界各地华商组织领导人的热烈响应。李光耀的建议是出于如下的基本估计：(1)世界华商“经济网络的联系有着相当大的潜能”，这是由于“估计在10年内将有大批的华族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散布在世界各大城市，包括太平洋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悉尼、墨尔本、奥克兰以及纽约、波士顿、多伦多、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2)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为建立世界华商经济网络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凡是在外形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都会对彼此产生自然的感情，如果他们也具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这种亲切感就会加强，从而促进和睦关系，相互信任，为商业上的来往关系奠下基础。”(3)新的电信与运输科技使建立世界华商有效的经济网络成为可能。(4)海外华人历史形成的网络为建立有效的华商经济网络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提出：世界华人网络联系早已存在，“他们经营业务的方法，主要是依传统的、高度共识的亚洲形式，从日本的系列公司到印度的联营家族公司以至华人的家族网络”。而现代的电信与运输科技，则使“网络联系变得更加快捷有效”。⑩
李光耀提出建立世界华商有效的网络联系的建议，获得了世界各地华商首领的广泛支持。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总会长认为：“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可有效地促进华商经济的增长。”槟城中华商会会长林玉唐认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应该成立永久秘书处来落实此建议”。澳洲维多利亚省华联会委员戴国屏认为：“设立华商联络网并没有政治色彩，因此比较实际”。日本神户中华商会会长林同春认为：“设立联络网是华商迈向现代化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海外3000万华人的力量获得团结和凝聚，将是一股很大的力量”。(11)
以上事实说明：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双重导向发展的趋势，在世界华商中必然发生一种加强世界范围华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以争取机会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经济发展的经济驱动力；同时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也必然在华商之间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两种合力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如香港大学王赓武教授所说：“（世界华商）这种网络会自然形成，因为大家身在海外，同在一条船上，彼此会很亲切”。(12)
（三）“五缘”文化与世界华商经济网络
华族文化同西方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华族文化核心是以群众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心理风习重情谊，基于义务责任和奉献。从观念上说，它追求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它具有三个方面显著的特点：(1)“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份，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需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2)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功能，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把握事物。(3)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主张“和为贵”，提倡“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相亲”（《中庸》），追求社会和谐、伦理人格、世界大同。对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国的先哲历来是从整体上去理解人，把人看成是群体关系中的一个分子，一个角色，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华族文化的这些核心概念，在人际关系的嬗变中，上古表现为“六亲和睦”的自然人伦；西周以后则表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内涵的“五伦”关系；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意识的高扬，“五伦”关系也就进一步演化为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函的“五缘”关系。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它包括了血亲、姻亲和假亲；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亦即通俗所说的同乡；所谓神缘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关系；所谓业缘，就是同学同行关系；所谓物缘，就是以物为媒介，实质是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关系。“五缘”关系既区别又联系，形成华族社会人际网络。这样的社会人际网络在外部条件（比如遇到外部的侵略和竞争）的作用下，人们为了某种需要便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团体。比如宗亲会、同乡会、寺庙神社、学会协会以及多种多样的研究会乃至比较短暂的博览会、文化节庆活动等等。这些社会团体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发挥其对族群个体的整合作用。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支持社会和制度的继续存在下去终归是人与人关系构成的网状组织，而不是只有暂时关联的每一个孤立存在”。(13)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五缘”人际网络也可以说是维系华族社会延续下去的坚韧纽带和沟通桥梁。(14)
近现代的海外华族移民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移民，乃是属于“国弱外流”寻找谋生去处为目的，其背景原本出于家族性、地域性，即不是出于政府的有计划安排，乃是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华族移民以家庭为基础，一家带一家移居海外，一家生一家又落地生根，经济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载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依靠自己的双手和乡亲的团结互助，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兼及神缘、业缘和物缘，结成各种形式的团体，守望相助，由近及远，形成有形和无形的华族社会网络。二战之后，由于经过再移民华族分布面的扩大，由于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经营范围的扩大并日趋国际化，海外华人的观念也冲破过去小范围方言群的帮派藩蓠，从低层次的帮派认同而上升到华族的认同。所以尽管90%以上分别入籍于五大洲140多个国家，但华人社会的“五缘”性社团组织从总趋势上还是蓬勃发展的。下面是华侨、华人社团历年发展情形的一览表：
年次总计材料来源
19514872（台湾）《华侨志·总志》
19524900（台湾）《华侨志·总志》
19533732（台湾）《华侨志·总志》
19544596（台湾）《华侨志·总志》
19554926（台湾）《华侨志·总志》
19888900（台）中央日报1988年2月20日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由于世界经济世界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的加速和华人经济属地化、国际化的加快，华人社团国际化和经济化的趋势也加快了。世界性华人社团纷纷涌现。“据统计，目前世界性社团，至少有60多个。其中血缘宗亲性质的25个，地缘同乡性质的15个，业缘同行性质的13个，超越以上三缘的联谊性质的7个。”(16)这些世界性的华人社团一般具有如下的特点：多由华人工商业者发起，不少还得到国际著名华人大企业家支持；重视乡情，重视经济，重视同乡福利，政治色彩较淡；在开展活动时，交流工商信息，共同发展华人经济常常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例如：1980年成立的国际潮团联谊会，它成立时的宗旨除联络乡谊外，还明文规定：“沟通贸易，促进文化，繁荣经济，互相交流”。这个联谊会每年举行年会，研讨经济问题都占会议内容的三分之二。
文化对于经济的主要作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经营者行为的潜在指南，对经营者经济行为起导向的作用；二是以特定的价值认同和亲近感，转化为人际网络、合作伙伴。华族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中心主义，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在近、现代人际关系上形成了以“五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又通过各种各样的“五缘”性社团的整合，从无形而变成有形。这种网络，在当今世界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和商场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非关税壁垒日显严重的情况下，成了穿越上述障碍的天然孔道，在国与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从当前世界各地华人社团初露端倪的属地化、经济化、国际化趋势，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华人以亲缘，地缘为核心的“五缘”人际关系，将更为广泛地在经济上转化为“关系企业”、“伙伴公司”。企业家们将充分利用这种天然的人际关系网络，寻找合作伙伴、筹集资金和资讯，发展业务活动。以本国本地为基础，逐步扩大，通过多边的重合和关联，从企业内部资源的结合，到企业之间资源的结合，进而超越国境，在世界市场内将经营资源相互结合，形成一种不拒绝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各国友族资本和西方资本）参加的开放性的“蜘蛛网”状的“有容乃大”的世界华商经济网络。这无论是对于华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都是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注释：
①范蠡：《东南亚传统华人伙伴制建立的最大跨国公司——林氏伙伴》，1993年2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第23版。
②③④⑤范蠡：《以传统伙伴制建立起来的跨国大企业——郭氏兄弟》，1993年10月4日香港《星岛日报》第25版。
⑥⑩李光耀：《有作用的联络网》。1993年1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⑦《世界宗亲搞合作，可通过联营企业》，1990年1月6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⑧陈永裕：《在首届世界华商会议8月10日经济课题代表大会致词》（首届世界华商大会文件）
⑨王鼎昌：1991年8月12日《在世界华商大会闭幕宴上致词》（首届世界华商大会文件）。
(11)(12)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3年11月23日、24日。
(1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03页、第294页。
(14)参见拙作：《“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二期。
(15)此表转录自：方雄普、谢成佳主编《华侨华人概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381页。
(16)《华侨华人概况》，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