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贴纸论文,元代论文,杭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6年至1907年间，德国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在我国吐鲁番木头沟的伯孜克里克佛窟中捡得一片印字文书，这是被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编为TⅢM137号(ch1103)的纸片。纸片已残，但其上所印文字5行较完整，为木刻印板印成，5行字之外有双线外框，长宽均为9公分，现据本人所得图片录其形状及文字如下左（简称甲件）：
事情无独有偶，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伯孜克里克清理洞窟残渣垃圾中，也清出了相近似的木刻印板文字纸片二件，其中一件纸形比较完整，带有双线外框的文字，也是5行，原来斜印在一白纸的中间。虽然出土纸的上边及右侧被裁剪去一部分，但在印板文字外框之外，仍能看清有明显的折叠痕，显示出包过某种平面物品的特征。此件现藏吐鲁番博物馆，其图版见于该馆编《吐鲁番博物馆》第110页。在吐鲁番文物中心编撰的《吐鲁番新出土文书及研究》一书中有录文及说明，现将该件形状及文字转录于上右（简称乙件）：
上列二件，形状一致，框内文字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撰写者均明白表示自己是“打造南无（柜）佛金诸般金箔”的铺家；其次，均标明了开铺的地点，一个“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一个在杭州官巷的崔家巷口；第三，均希望“不误主顾使用”。从这些共同特点看，印文具有介绍本铺经营项目、开铺地点、宣传自己有讲“信实”、不误主顾使用的声誉。由此不难推断，这二件纸片是为推销该店所打造金箔的一种经营广告。
从1980年发现的乙件印文纸上的方形折叠痕判断，该纸是用来包裹金箔的。这种印有经营广告内容的包装纸，古代称之为“裹贴”。裹者，包装也；贴，即具有招贴之意，即招引人们知晓贴于它物上的广告。上述二纸，既具有包装功能，又含有招贴广告内容，故名之为“裹贴”。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商家铺市销售商品均需消耗大量“裹贴”，于是出现了专门制作这种“裹贴”的作坊。如南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临安城中的团行时说：“其它工使之人，或名为作”，在众多所列中，即有“裹贴作”。上述诸纸有可能原产于杭州的这类作坊，当然也不排除商铺自行制作这类“裹贴”。
二件印文均由右及左，乙件印文第1行前三字缺损，据甲件印文“信实徐”三字推测，或许也是“信实□”一类的用词。信实，则是古往今来人际交住中的一种基本准则。唐孔颖达在对《礼记·礼运》篇中的“讲信修睦”注疏时说：“信、不欺也”。信实，或可作诚实，亦如今日“讲信誉”之谓。印文在铺名前冠以“信实”，起着自我宣传的作用。“打造南无佛金诸般金箔”中的“南无”、甲件作“南柜”。“南无”为梵语词，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云：“南无，或作南谟、或言那模，皆为归礼译之”。由此知“南无佛”，即归礼于佛，是对佛表示一种归诚的敬意称谓。至于“南柜佛”，就不好理解，“南无”，确有多种译字，如南谟、南摩、那模、纳莫、囊漠、娜母、纳慕等，但不见有“南柜”佛；或者另有寓意，如将“柜”作柜房理解，可能有“南柜”、“北柜”之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尚待实证。
两店铺座落的地点在杭州，究竟是何时的杭州？正是须弄明白的关键问题。乙件上有“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此泰和楼属南宋临安城（即杭州城）内官办的官库酒楼之一，宋人周密撰《武林旧事》卷6酒楼类载：
以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官中趁课，初不籍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
从上文得知，泰和楼，又可写作太和楼，属官酒库中的东库。《武林旧事》卷5“湖山胜景”类，以丰乐楼为中心，划楼南为南山路，楼北为北山路。由此，特别介绍了丰乐楼的沿革：
丰乐楼，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踌重建，宏丽为湖山冠……旧为酒肆，后以学馆致争，但为朝绅同年会拜乡会之地。
南宋周淙所撰《乾道临安志》卷2楼类载有丰乐楼：
耸翠楼在丰豫门外，政和七年，郡守徐铸命钤辖杨靖於湖堂之右，以众乐亭旧址临湖为耸翠楼。今丰乐楼。
政和为北宋徽宗年号，七年为公元1117年，是年在众乐亭旧址建起来的楼名为“耸翠楼”。所谓“今”，即周淙作志时的南宋乾道间(1165-1173)，据最后一语，至乾道时，是楼才名“丰乐”。《乾道临安志》卷1库类记有当时十一酒库，其中三库下有注文：
赡军南酒库在朝天门外（有和乐楼）
东酒库在柴垛桥之东（有大和楼）
西酒库在三桥之西（有丰乐楼）
大和楼，从其所居位置及东酒库名判断，即是太和楼。由此则知，乾道时官酒库以酒楼名出现者，仅此三座，而在稍晚的《武林旧事》中，便有八座楼名了。可知太和诸楼名，兴起于南宋孝宗统治时期，即乾道、淳熙间(1165-1189)。
太和楼在柴垛桥之东。南宋末吴自牧《梦梁录》卷7大河桥道条下载：“常庆坊东北曰太和楼桥，俗名柴垛”。因此，穿过此桥的大街，应即是泰和楼大街。名楼一经出现，街以楼名，总需经历一个时期，或许这已是元代的事。作此推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南宋自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建都于此，便于“是年十一月三日升杭州为临安府”了（《乾道临安志》卷2），直到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才又恢复杭州名。《元史》卷62地理志5杭州路条：
杭州路：上。唐初为杭州，后改馀杭郡，又仍为杭州。……宋高宗南渡，都之，为临安府。元至元十三年平江南，立两浙都督府，又改为安抚司。十五年，改为杭州路总管府。
可以说，南宋一朝基本上无“杭州”这个地名。而甲、乙二件印文上均署地名“杭州”，可见二纸只能是元朝至元十五年以后的包装纸。
甲件印文有“住杭州官巷，在崔家巷口开铺”。官巷，也是南宋临安城中留传下来的地名。《梦梁录》卷13铺席类记载了南宋末年临安城中的各类店铺，摘引如下：
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内：飞家牙梳铺；齐家、归家花朵铺；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马家、宋家领抹销金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
这一记述反映了南宋临安城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由此得知，杭州官巷地处商业繁盛之区。在官巷里，多是销售金银珠翠等华丽装饰品的铺席。而打造销售金箔的徐铺，位于此官巷内的崔家巷口开铺，也就很自然了。南宋临安城是公元1276年（宋恭宗德祐二年，即元至元十三年）由宋恭宗投降，元军和平接管的，没有经战火摧残，故至元后仍能保持工商繁盛。这在《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中有记载：“雄伟壮丽的京师（杭州）市”、第77章“再谈大城市杭州的其它详细情况”中也有许多生动的描述。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杭州“裹贴纸”，也正是这种繁盛的物证。
元军和平接管临安城的前一年，即公元1275年，正是高昌回鹘国遭到蒙古贵族海都、都哇集团猛烈围攻的时候。都哇等的多次进攻，给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严重破坏，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才在此建立和州宣慰司。此后，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又逐渐恢复，伯孜克里克的佛窟才得以重新修整装饰，这应是杭州产的诸般金箔运来吐鲁番的大背景。如果没有元统一后全国的和平安定环境，没有吐鲁番经济的恢复和佛教的兴盛，也就不大可能有大批杭州的金箔不远万里运到伯孜克里克的佛窟中来。
用纸做物品包装，在中国恐怕与纸的发明相伴而出现。近年多次的地下考古发现一再证实，早在西汉，我国已有了纸的使用。1990年在敦煌的汉悬泉置遗址里，甘肃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批汉简，与一些有西汉纪年简牍相伴而出的纸片就有若干件，其中有一件大纸，几乎一市尺多见方，其上书有九字：
巨杨左利上缣皁五匹。
据《史记》卷15《六国年表》3：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徙于钜阳。”又据《玉篇·金部》，钜与巨相通，而“杨”应正为阳字。钜阳为地名，又称“巨阳邑”，汉代属汝南郡汝阴县地，即今安徽阜阳县北。左利应是人名。皁，据《玉篇·白部》：“皁，色黑也”，缣皁，似可作黑色缣来理解。全文的意思是：巨阳邑的左利上交黑色缣五匹。在弄明文字本意后就不难判断，这是一张五匹丝织物的包装纸，其时代在西汉，这或许是迄今所见的中国最早的包装纸。
敦煌悬泉置是西汉通西域大道上的重要驿站，淮河流域住民上纳的缣，转输到了这里，只能理解为通过官府或军队带来的可能性。至于这类文字纸，尚不能定为中国早期的“裹贴”。因为它虽具有包裹、包装的功能，但其文字只在于说明物品来历、性质，并不具宣传自己、广为招徕顾客的招贴广告性质。
如果仅从包装包裹纸功能考虑，西北地区出土的古纸中所在多有，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所出包裹经卷的经帙上的贴纸，也可算作“裹贴”，但不具招徕顾客购买的性质。吐鲁番阿斯塔那64TAM30号墓所出成药萎蕤丸，即是用白麻纸包裹的（见《文物》1973年第10期第19页），纸背书写着药丸服法：“萎蕤丸，每空腹服十五丸，食后服廿五丸，一依方忌法”（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88页）。这段文字具有广而告之的性质，但无招徕顾客的含意，严格讲还算不上正规的“裹贴”，这是见于唐前期的包装纸。
“裹贴”广告的目的在于广为宣传自己的产品，让主顾购买、使用自己生产、销售的物品。因此，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商品生产者在不太受限制的情况下，能常年大量地生产、销售自己的产品；二是有广泛传播或宣传的手段，而雕板印刷则是作这种宣传的可使用手段。至于靠书写手抄在商品包装纸上作商品宣传，或许也出现过，恐怕很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雕板印刷术，经向达氏考证，在唐代已用于佛像与佛经的印制。中唐以降，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活跃，坊市制的被打破，雕板印刷逐渐与商品相结合，如白居易、元稹的诗作，在封建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扬、越一带，多被时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谓“模勒”，就是雕板印刷，至于在市肆中印制这些诗作的同时，是否也有宣传这些印家的“裹贴”内容，就不得其详了。不过，在敦煌卷子中，我们看到，在唐末五代已出现与“裹贴”相近似的东西。
敦煌藏经洞出有一件来自成都、于唐中和二年(882)印制的具注历，此历首行书云：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樊赏，应是成都城中以雕板印刷为业者，书首标示印家姓名、地点，具有着杭州徐铺裹贴类似的性质，所不同者，徐铺的广告印在“裹”、即商品的外包装上，而成都樊赏家的广告直接印在商品“历”自身上，至于历外是否还有“裹”，已无从判明。不管用何种形式表达，其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这是何地谁家产品。
如上所论，在唐代后期，完全具备了产生商品的包装广告“裹贴”的条件。到了宋代，随着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已出现了专门制作各类“裹贴”的专业作坊“裹贴作”，这是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标志，也是商品市场向社会拓展的一种反映。尽管现在留存于世的这两件典型的商品“裹贴”为13世纪的元代所印制，也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对于研究我国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它则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宝。
［作者附记：在学术研究上求真务实，是唐长孺师一贯倡导的学风，即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通过对大量材料分析比较，透过现象，察其本质，从小见大，由微知著，以此来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唐长孺教授毕生致力于此，对中国古代史的学术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遵循他的学术道路和方法，继续研究一些新问题，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本文就是在这一精神昭示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