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进程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4)06-0020-06
文明是在迎接挑战中走向新生的。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主动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更好地顺 应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民主化潮流，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是当今中国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是中国迎接全 球化、民主化挑战的基本选择。同时，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需要深入探讨其国际国 内环境、战略选择、现实道路和长期任务等重要具体问题。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
一、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为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指人类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的形成，就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20世纪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表现为市场经济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贸易、金融 、投资等经济活动区域化和国际化，国际政治地位的突显和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的不断 高涨，以及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各文明体系之间交流和对话的日益加强。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本身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启并日益深化的。虽然开始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被动回应。但毕竟促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逐步 抛弃封闭的夜郎自大心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掀起了洋务运 动、维新变法，甚至清王朝的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在内外压力下开始试图仿效西方政治制 度的某些形式，实行“新政”和宪政改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观念 逐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进步人士对封建传 统保守势力的一次扫荡，也是中国人在应对全球化挑战进程中一种新的抉择，中国人对 全球化中的进步趋势开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 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革命性回应，逐步走向理性和自觉。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以 及加入WTO，使中国开始真正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表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 的古老民族由被动到自觉逐步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回归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呈现勃勃 生机和复兴之势。
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保守的民族，她本身就是多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走向融合的产物。凡是先进的东西都被中国人所收受，并发扬光大。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同样也是一个伴随着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可能对我国的民族经济、国家主权和安全、民主化道路的选择以及政治稳定等带来挑战。但它又可以促使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文化资源和国际条件，使人们在与先进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比较 中，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提升社会的法制化程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给中国民 主政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从而逐步克服政治现代化的结构性冲突。所以，我们说，加 入全球化进程为中国加快民主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因素孕育和发展的过程，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变革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给以校正的过程。因而，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较量、竞争和互动的过程，这在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走向高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时期；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是社会主义运动遭 遇坎坷和重大挫折的时期，社会主义未能很好发挥其对全球化发展的校正作用。苏东剧 变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遭遇重大挫折的标志性事件，其发生从根本 上讲，在于未能很好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从而使其政治、经济体制以 及意识形态逐步走向僵化，成为与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发生偏离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其民主政治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是苏东共产党长期以来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忽视执政 能力建设，拒斥文明进步潮流的必然结果。
苏东剧变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人类总是在失败和挫折中日益走向成熟和进步。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开启了现代化的航船；但“南巡讲话”所提出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改革思路，则是在苏东剧变后所作出的明智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对全球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从一开始就注意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向全球范围的扩展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利益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和市民社会被孕育出来，这将会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土壤。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市场化趋势，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日益分化，单位体制有些已经解体，有些正在松动；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利益正在重新调整；地区和城乡国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矛盾和危机逐渐由隐性变为显性；当前腐败现象尚未有效遏止，党群干群关系还较紧张。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按照现代民主理念，民主不仅是 人民的统治，是人民选择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而且是利益的表达机制和调节机制。正 在崛起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和一些弱势群体，都在寻求政治表达和利益 表达的载体和机制。如果不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那么这股力量就可能寻求非常态的 政治参与形式，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政治和社会动荡。从国际经验 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之间是个危险期，(注：1000—3000美元这 一数字概念是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提出的，意在说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 的相关性，认为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危 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参见《第三波》第68—8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搞得不好 ，就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拉美现象”。而我国 经济建设的有关指标正在向此区间推进，因而不能不有所警惕。
总之，全球化使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苏联解体为中国民主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鉴戒。我们既不能盲目冒进，又不能无所作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化与利益的重新调整，公平问题的凸显和腐败问题日趋严重，迫使我们必须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1](P177)
二、以宪政精神和宪政思维为指导，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入民主政治阶段和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走向胜利的过程。近现代以来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又是和宪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宪政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虽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宪政精神和宪政思维的贯彻则是其共同主题。以人民主权、自由、人权、法治、有限政府等为基本内容的宪政精神和依宪治国、按宪政原则办事的宪政思维，是宪法得以贯彻、宪政实施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曲折，实际是宪政意识薄弱和宪政思维缺乏的结果，其“核心就在于宪政精神未能在全社会真正树立并扎根于人们的内心。”[2]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既反映了宪政实施的诸多困难， 也是宪政精神和思维与传统政治思维尤其是人治和专制政治思维的冲突。近代以来，中 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虽有两次大的宪政运动，以回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但最终都以 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自身未能树立起宪政精神，形成宪政思维。人民主 权、基本人权、法治和有限政府等并未成为宪政试验的指导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宪政迟 迟不能实施，最终以空洞的宪法包装君主专制或国民党军事独裁的内核。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宪政实践开始起步，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 通过宪法和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得以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 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基本法律的颁布实施成为宪政实践的初步保障。但我们同样可以看 出，中国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由于未能形成系统成熟的宪政理论，更由于宪政精 神未得树立和宪政思维的缺乏，宪政发展相当缓慢，人治、个人专断、政府权力膨胀、 党政不分等长期存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坎坎坷坷，未能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与依法治国很好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法治的大力倡导和法制建设的加强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得到确立，并广泛深入人心。但社会主义宪政和民主的发展， 还需要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即充分保障人民主权，改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 而，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 的重要特色，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选择。这实际是对宪政精神的浓缩和体现， 也是在新形势下对全球化进程中政治文明发展趋势的响应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以来 世界民主潮流的应变。但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历史的惯性，宪法至上和依宪办事 的思维习惯还有待进一步养成。
自中共十四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目标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路与轮廓愈来愈明确、清晰。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3](P31)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党自身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执政要求。所有这些，使得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挑战和推进民主建设方面更具理性和自信，体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将在中国与世界、中华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总结20世纪世界三种主要类型民主兴衰的经验教训和一些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在宪政精神和宪政思维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政治 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权力制约和监督等 方面的具体长处，以利于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丰富人民当家作 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总之，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成果，在推进宪 政的过程中，加快制度创新，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五十多年的执政活动所作出的历史结论。
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增强执政合法性，是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现实道路
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全球化不仅把资产阶级兴起后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域和国度，也把作为现代民主制度重要内容之一的政党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实行政党政治，并形成众多具体的政党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政党制度是否合理、稳定和成熟，是衡量一国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20 世纪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纷纷实行政党 政治，开始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建设进程， 几经起伏，并未因诸多政党的存在、竞争而达其目标。政党和政党政治一度时期成为各 派政治力量争夺权益的新式工具，党派倾轧、党内专断、党国一体是一些国家长期存在 的事实；一些国家因对多党竞争的盲目崇拜而产生无序和过度竞争，导致社会秩序的长 期混乱和经济衰退。简言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因多党局面的形成、政党制度的建立 而形成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说只是照搬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而未有民主事实。同 样，近代以来的中国，也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政党和政党政治，尤其 是民国初年多党局面的出现，成为中国开始走上民主道路的一种表象。这种昙花一现的 多党政治之后，便是国民党几十年的一党专制，民主并未长成。发展中国家和近代以来 中国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表明，政党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真正有益 于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既要看它能否体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政党政治运行的内 在规律，也要看其政党政治能否体现本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其国情。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焕发了生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其他政党积极参政、协作的多 党(合作)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几十年的历史表明，这种政 党制度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应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建 设和人民群众民主要求的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还需改进和完善，尤其是忽 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共产党如何扮演好执政角色，仍 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苏东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与其政党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尤其是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民主也因此发生挫折。这再次证明，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政党制度建设是民主政 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国情，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政党政治的发展来推动，而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又在于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建设，也即党内民主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民主，这种人民民主又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需要党来领导和支持人民建立、完善民主制度，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虽然这一思想是一贯的，但以往由于党内民主发展不够，制约了人民民主的发展。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自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发展党内民主。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现实道路。自中共十四大以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等要求的提出，实际也都是对发展党内民主的最基本的规范要求，也适应了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党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实现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增强执政合法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遵循执政规律，成为促进党内民主发展和推动人 民民主发展的重要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在政治权力的宏观运作中，宪法的权威性获得了提高，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共政治权力运作的制度化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最具实质的特征；在政治权力的微观运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权力的行使还存在着许多越轨现象，但政治体制中规范化因素正在增长；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发展是体现政治进步最明显的方面，也是近些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最为直接的表现。[4]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政治体制中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还有许多欠缺；利益的表达和调节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和实现形式还不够充分；人治因素在政治体系中尚未清除其影响；特权思想、官本位、腐败等现象还严重地侵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构成威胁。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因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显得相当紧迫。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中共十六大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3](P52)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十六大的思想，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统一起来，提出民主执政和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5](P14—19)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条件，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推动人民民主健康发展。这一方面是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的政治素质较高，所以党内民主可以先行一步，从而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比如党内普选制、竞选制等就可以在一定的层次和范围逐步推开。
政治体制改革，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在传统观念中，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可以一劳 永逸地拥有执政地位，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苏东剧变的血的教训打破了这个神话。巩固 和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共产党要自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 党的转变，增强执政意识，实现执政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要树立对合法性的忧患意识，不仅要重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选择，而且更应重视社会发展对于执政 地位的现实要求。二是要实现合法性模式的转变。即把合法性的维护从主要依靠领袖威 望、意识形态和政绩转向民主制度，通过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制度，发挥制 度的刚性作用，来克服和避免合法性危机。三是注意发展和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建设 ，以党内民主制度化推动和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2]
总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巩固执政合法性是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现实道路。
四、清除封建意识，培育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任务
全球化的开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联，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的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在欧美等地确立以后，全球化的发展就更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向世界落后地区的传播，与当地的前资本主义体制，尤其是封建体制发生 冲突，促使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自20世纪以来，由殖民地半 殖民地演变而来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了不少现代形式和色彩， 但封建思想和意识仍是阻滞社会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家的政治 制度长期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如家长制、个人专断、家族统治、终身制等)，旧中国国 民党以共和制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其实质也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虽 有过反封建的举措，但长期未能清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无论苏东，还是中国 ，都未能例外。在人类政治文明已获巨大发展，民主政治愈加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今，清 除封建思想影响，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障碍已显紧迫。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多数是在东方建立的，受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商品经济不发达，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家长制、宗法等级制度、皇权思想影响深远，具有集权主义传统，臣民文化源远流长；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淡薄。[6]苏东剧变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对封建主义残余清除不够，对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应变不力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变局。这一历史教训需要我们深刻汲取。“坚持反对封建主义，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健康发展的长期任务。”[2]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P332)“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 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7](P3 35)
封建主义之所以根深蒂固，不仅是因为历史的文化积淀，而且是因为小农经济这个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没有动摇。中国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p693)虽然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小农的人数有所减少，“市民”在迅速扩大，中间阶层正在成长(这个阶层是民主的中坚力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在加强。但封建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多表现，不易很快消除，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清除封建意识，旨在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具体表现就是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社会译自“Civil Society”，又译“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它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明确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把它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进一步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公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9]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和谐精神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人际和谐(和为贵、仁者爱人 、谦让)、身心和谐(文质彬彬、知足者常乐)。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 同时，落实科学发展观，着重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和腐败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分享 到改革的成果。要创建平等竞争的社会机制、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以及社会保障机制 。按照WTO的要求使企业、公民享平等的国民待遇，尤其要克服农民的无组织状态和权 利残缺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肃清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制 度创新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归结起来，必须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 调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增强公民参与意识和民主法制 意识，积极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全球化与民主化是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已经明智地走上全球化这个风险而光明的道路，同时也选择了通过民主化来推动现代化的和平崛起之路。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昭示我们，中国的希望在于政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把握和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复兴民族的必由之路。而全球化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又警醒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他国他民族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合理之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有益经验、社会主义民主自身兴衰的教训，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参考。
收稿日期：200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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