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与未来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中国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导致世界各国（主要是东西方）文化与哲学的交流、碰撞、矛盾、冲突与融合。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一冲突与融合的历程必将导致世界哲学的产生，因此世界哲学还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而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与此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哲学就是那“唯一的哲学”本身，整个一部哲学史就是“唯一的哲学”本身逻辑演变的历史。鉴于从历史的角度把哲学史看作是“唯一的哲学”本身逻辑演变的历史在我国哲学史界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并且是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因此这里不作赘述。在这里仅从未来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哲学何以可能以及世界哲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西方哲学东渐是世界哲学产生的前提和根据
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历史经历了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生产与交往的世界化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世界历史的涵义可以从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去理解，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以及由此引起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更替；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导致各民族文化与哲学的交流、碰撞、矛盾、冲突与融合，并最终导致世界哲学的产生。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哲学是该民族的生存方式或精神家园。不同民族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人口素质的不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地会具有不同的文化与哲学。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哲学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对于它自身而言都有一个独立于其他文化与哲学的逻辑演变的过程。这一点是与该民族自身的历史相一致的。但是，当西欧资产阶级开创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或趋势的时候，各民族的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便不得不屈从于未来的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世界文化与世界哲学。而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早期，各民族的文化与哲学之间的交往又不得不服从“强权便是真理”的原则。因此对于一个落后民族来说，它的文化与哲学的近、现代化就只能是西欧资本主义化。如果一个落后民族的文化能够为先进文化所同化，那么这对于个别民族的命运来说诚然是一场悲剧，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落后民族本身固有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彻底的西欧资本主义化对于该民族来说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落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各民族文化及哲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便在所难免。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必将不断地趋向各民族文化及哲学的融合，从而导致世界哲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二战的结束、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中心论的消解，世界文化出现了新的格局，即世界文化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与哲学，以及如何用中国的眼光解读西方文化与哲学便是不得不加以解决的两大文化课题。
世界哲学，严格说来，是西方哲学东渐与东方哲学西渐双重变奏的产物。但是，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导致的各民族文化与哲学（主要是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矛盾、冲突与融合的进程主要是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展开的，因此西方哲学东渐对于世界哲学的产生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文艺复兴之后易北河以西经济文化繁荣中兴起的近代‘西学’，逐步东渐，直达中国。中西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汇合，四百年来，历史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这一艰巨而复杂的文化移植和溶化工作。”[①]一般说来，西学东渐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十七世纪即明末清初开始，西方学术文化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媒介传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汇合交流史。在十七世纪，西学送上门来，中西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但在18世纪，以宫廷内权力之争为诱因，中国全面驱逐外国传教士，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被中断。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迅速形成。西方列强破关入侵，中国以深重的民族苦难进入近代。世界历史走向中国，中国被拖入世界历史；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在深重的中华民族灾难的背景下加以展开。
其二是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方面使文化移植和溶化工作具有新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却在某种意义上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是西学东渐的最高产物，它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为背景与基础，同时又是这种变革的前提与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惨痛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就是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惨痛的教训就是教条化、封建化、简单化与庸俗化。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可以对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1949年以前是一系列的战争，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是在“山穷水尽”中艰难地进行；1949年之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格局所产生的历史惰力，使我们在文化思想上逐步趋于狭隘化；破字当头的批判运动，助长了真理观上的形而上学；故步自封和盲目自大，更使我们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其脱离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失去了吞吐百家和综合、熔铸各种科学文化成果的能力，乃至陷入作茧自缚的自我封闭状态。”[②]反思历史，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拨乱反正，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从80年代开始，西学东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面对21世纪，哲学的发展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是积极参与东西方哲学的大融合；其二是作好中国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工作。特别是自我超越尤其重要。自我超越就是要超越本土文化的“视界”，以人类普遍价值为标尺。这也就是立足于未来的世界哲学来检视中国今天的哲学。鲁迅曾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③]这也就是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与哲学、参与世界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性任务。
二、世界哲学是从作为自然倾向的各国具体哲学中反思到的“可能性
存在”
“世界哲学与未来中国哲学”是从西方哲学东渐中，或者说，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中引申出的当今中国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在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世界哲学究竟是什么？它是“唯一的普遍哲学”的代名词，抑或各国具体哲学的集合？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哲学界有两种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坚持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从“唯一的普遍哲学”的观点看待世界哲学。黑格尔认为，既然真理是唯一的，那么哲学也只有一个，因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或关于真理的必然性的科学；不过，哲学的唯一性与真理性同哲学体系的分歧性与多样性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哲学体系的分歧多样对哲学本身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只是因为与作为全体的唯一的哲学的本质的关系和联系而有自己的存在并获得自己的意义。黑格尔的这种哲学史观在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之后被当作是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方法。根据这样的哲学史观，整个一部哲学史就是那“唯一的普遍哲学”自身逻辑演变的历史，并且这种逻辑演变是与世界历史相一致的。从这样的哲学史观便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一个结论，即世界哲学就是那“唯一的普遍哲学”本身。这种倾向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一元论的观点，虽然当它的视野朝向过去的时候，它对于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它的视野朝向未来的时候，它便以合规律性取代合目的性，从而认为未来的哲学发展是被规定了的，显然这是错误的。社会发展中从而文化发展中的“合规律性”只是类比于而不是等同于自然发展中的合规律性；严格说来，它是指合目的性，即合乎人类的理性或善。由于目的或善是与自由意志相联系的概念，自然界没有目的只有规律，因此任何关于自然界的目的论解释只能导致神学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但是，对于社会与文化来说，却没有自然界那样的合规律性，只有跟善或自由意志相联系的合目的性，只是这合目的性显得象是合规律性罢了。自然界并没有上帝为它设定什么目的；但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却有人或人的理性在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设定目的或善。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与文化领域，任何形式的一元论或决定论都是对真理的背离，都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另一种倾向是把世界哲学当作是各国具体哲学的集合，认为没有哲学本身，只有具体的哲学；没有中国哲学本身与世界哲学本身，只有具体的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这种倾向显然是以静态的观点看待世界哲学与各国具体哲学之间的关系，误认为这是一个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它对于抵制一元论从而抵制人类心理深处的自我中心主义无疑是有意义的；不过，由于缺乏文化反思的基本态度，因此它无法从各国具体哲学反思或“理智地直观”到世界哲学本身的存在，而只是把世界哲学当作是各国具体哲学之集合的一般名称或抽象概念。
我认为，世界哲学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唯一的普遍哲学”本身，但却不是已经实现的东西，更不是各国具体哲学的集合，而是一种由各国具体哲学相互交流、碰撞、矛盾、冲突、融合并在未来不断地实现的却又不断地开放的“可能性存在”；它不是被先天地设定的，而是需要后天地去发现、去阐发、从而去建构的；它的存在是我们通过对作为自然倾向的各国具体哲学的存在所反思或“理智地直观”到的一个“应当”、一个“理想”或一个“价值”，就像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一种“应当”、“理想”或“价值”是马克思通过工人的异化劳动所直观到的一样。如果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交往的发展，各民族历史自15、16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与哲学东渐便开创了中西文化与哲学交流、碰撞、冲突、矛盾与融合的历程，简言之，开创了世界文化与世界哲学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各国具体哲学中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外在偶然的东西、世界观体系的东西，将逐渐被淘汰、被否定、被埋葬；而属于永恒生命的东西、内在必然的东西、基本原则的东西，将被保留、被肯定、被吸收。如同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每个国家或民族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一样，在世界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国具体哲学应积极走向对话，否则的话将永远地被摒弃于世界哲学或真理的大门外。真理或本体是一元的，而认识则是多元的。历史给每个民族所提供的机会是均等的：在世界历史的创造中是这样；在世界哲学的建构中也是这样。
三、作为未来中国哲学之素材的中西文化精神
世界历史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历史；西学东渐走向中国，中西文化与哲学在中国汇合，那么，中国哲学又如何走向世界呢？换言之，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是什么呢？在这里必须抛弃近代史上曾有过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之类陈旧的思维方式。既然西学东渐导致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流、碰撞、矛盾、冲突与融合，因此，清理中西文化精神便是正确地把握未来中国哲学走向的唯一可靠方式。文化精神是指潜藏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中生生不已的一种创造性力量，因此是该民族之灵魂的象征。文化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变的或发展的，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尽管作为历史文献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同时代的文化典籍之间却存在着该民族之文化精神的逻辑演变过程。
中国文化精神通常被当作是“内道外儒”式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哲学通过伦理学的进路，在寻找道德的形上学根据的过程中阐发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基本特征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僧侣主义的，而是真正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后使政治伦理化。易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内圣外王之道。“至善”既是道德上的最高理想，又是政治上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人文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精神。不过，这种人文精神的不足在于缺乏坚实的知识论基础。
至于西方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它是指西方文化典籍中所共同地体现出来的创造性力量，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与希伯莱；其构成是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西方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深入钻研西方哲学原著是把握西方文化精神的唯一可靠途径。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标准与目标固然是在于“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④]但与此同时是在于从西方哲学中清理其文化精神以构建未来中国哲学。西方理性精神是指通过分析的方法或思辨的方法以把握宇宙总体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或信念，它包括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其中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客观主义与本质主义。西方人文精神是西方哲学把研究视野从对外在世界的理性探询转向对内在世界的理性探询的结果。在这种“转向”过程中，西方哲学既阐述了一种与科学的理性精神相一致的人道主义，又因发现理性不能够囊括全部的人性而阐发出一种与理性精神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往往表现为甚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则表现为诡辩主义、怀疑主义（包括不可知论）与神秘主义，而神秘主义则总是与宗教精神纠缠不清。质言之，西方人文精神是指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或确切地说，是对人的存在状况与内心世界进行理性探询或非理性体验，从而试图寻找人的本质及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西方宗教精神是指试图把宗教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以理性阐释宗教信仰，或确切地说，是通过罪感意识或历史悲剧意识表达的对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终极关怀。西方文化与哲学的发展就是通过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三者互动而实现的。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五四时期所高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只不过是属于西方理性精神的基本内容，而西方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当时则是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的。
未来中国哲学必然会通中西文化精神，即使中国人文精神同西方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实现融合。那么，究竟要在什么基础上会通中西文化精神？换言之，在会通中西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究竟如何确立正确的主体意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过程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应该从世界的视野、从未来的角度去探索，而不是简单地把现有的意识形态就当作是会通中西文化精神的主体或基础。因此，确立正确的主体意识与会通中西文化精神是建构未来中国哲学这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换言之，未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只能在会通中西文化精神中去建构、去塑造、去阐发。
四、未来中国哲学的基本构架
对于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而言，要解决一定的问题（issues）必须建构一定的方法（method），而这方法却不可避免地是奠定在一定的原则（principle）的基础之上。会通中西文化精神的未来中国哲学必须阐述它的原则、方法与对象。
1.个体性原则是未来中国哲学所依据的最高原则
在有关哲学所依据的原则的问题上，西方古典哲学长期以来把逻辑上的矛盾原则（如亚里士多德）或充足理由原则（如莱布尼茨）当作哲学上的最高原则，个体性原则倒只是依附性的原则；而中国古典哲学在一开始则正确地阐发了以“自”为本的个体性原则，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根据涂又光的解释，《老子》中“自然”不应译为“nature”，而应译为“self-so ”；《老子》既不是反个体的，更不是反文化的；以自为本的道家是中国哲学及文化的主根与主干。[⑤]这种解释是符合《老子》本义的。未来中国哲学必须把《老子》中的个体性原则当作自己所依据的最高原则，这样便可以在中国元典中找到自己的根。个体性原则是与主体性、自由相一致的原则，哪里没有个体性，哪里便没有主体性，从而哪里便没有自由；反之亦然。所谓个体性原则是指确定个体或“自”的本体优先地位，让个体充分地展示其生命力量。这里的个体或“自”既指人，也指物（动物、植物、矿物）。个别的人是一个“自”，个别的物也是一个“自”。以个体或“自”为本，既可以排斥“自我中心主义”，也可以排斥“人类中心主义”。
2.主客合一的方法是未来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
众所周知，哲学之异于科学的地方在于它的方法不是对象的外在形式，而是对象的内在本性或灵魂；因此哲学的方法只能是主客合一的方法，尽管这种主客合一的方法既可以采取理性主义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非理性主义的形式。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只是它缺乏西方式的知识论基础，并且往往采取神秘主义的形式。把主客合一的方法确定为未来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既是哲学的本性使然，也是符合中国的传统的。主客各一就是主体以自己的生命去领悟对象（宇宙之道）的过程，一方面是知“道”（表现为认识），另一方面是体“道”（表现为道德）。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纯粹理性一方面先天地认识外部对象，另一方面又成为意志的规定性原理的基本精神。主客合一的方法决定了未来中国哲学只能是由知识论入门的道德形上学。这既体现了西方古典哲学的精神（即通过知识、超越知识以达到道德的境界），又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初涵义（由伦理学入门，通过实践，以确定道德的形上基础）。
3.一个被称作文化世界的超现实界（或理性世界）是未来中国哲学活动的地盘
未来中国哲学依据自己的原则与方法所确定的对象是会通中西文化精神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民俗层，包括风俗习惯与礼议交往等；其二是观念层或符号层，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与科学等；其三是非符号的意义层，它是观念层与民俗层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与根据。不过，这里所谓文化世界并不简单地是指既有文化现象的集合而言的，而是指作为人之存在方式或精神寓所的“应然世界”而言的。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它就是柏拉图所追求的“理念世界”；从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讲，它就是康德所阐发的“理智世界”。简言之，它就是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结构）。外在的物理世界是科学的对象；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才是作为超科学的哲学的对象。把这样一种超现实的理性世界确定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对象可以彻底摆脱哲学研究中自然主义（或实体主义）的梦魇的纠缠，一任精神之在自由境界中飘扬。不过，在精神飞扬的地方却不能使哲学停留于抽象的理性王国，而必须以之为价值尺度，对现实世界或感性世界进行伦理评价。未来中国哲学以文化为对象，并不是如思辨哲学那样试图凭“范畴”构造世界，更不是如极端的分析哲学那样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分析消解物质实体，而是在于：一方面试图通过文化以“突入”实在（或宇宙总体或存在之大全），这表现为知识论；另一方面试图以文化为依据，“规范”现实的社会生活，这表现为伦理学。
总之，未来中国哲学是以个体性原则为最高原则，以主客合一式方法为根本方法，以理性世界为研究对象的道德形上学。这种道德形上学之异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地方是它具有庞大的知识论基础；之异于西方哲学的地方是它摆脱了自然主义（表现为实体主义或心理主义）的束缚；因此，它是中国式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与西方式的“元物理学”（Meta-physics）的统一，是中西文化精神融合的产物。
注释：
[①]萧疌父：《十七世纪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文化：中国与世界》第2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页。
[②][③]参见萧疌父：《吹沙集》，巴蜀书店1991年版，第44、53页。
[④]参见陈康译注柏拉图《巴门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⑤]参见《“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述评》，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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