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经济与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国民经济在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工业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以及宏观经济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促使生产要素向知识密集的优势区域和科技企业集结，更加突出了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一系列诸如经济运行质量下降，效益水平不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格局仍然存在，经济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对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创新、信息交流和科技进步，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工业经济中技术结构仍然在总体上以初中级技术为主，科技产业化、商品化、集约化程度较低，先进生产技术主要依靠国外引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相称，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方面所具有的强大优势压力，而且也面临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激烈竞争。事实上，世界范围的人力资源的智力化，知识创新、应用和扩散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将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主流。仅仅依赖资金、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经济模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落差”缩小时，增长成本就会迅速递增，依靠“投资热”维持经济扩张和增长就难以为继。有事实的论据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近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早在80年代后期引起市场动荡的日本“泡沫经济”，正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障碍所造成的。由于国外大量资金流入掩盖了所在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旦资金流入减少就使其结构问题暴露无遗，从而导致了一场震惊全球的金融风暴，这进一步凸现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其产业化、集约化的重要作用。今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开发，成长最快的是科技产业。数字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许多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60%，科技产品利润率是中国的100倍。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领先及科技产业强大的生产率，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
中国21世纪要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实现工业科技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按照市场需求形成市场—信息—科技—产业的的工业发展机制；以持续创新能力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以知识经济扩张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创新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所建立的合理体制为保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知识经济的高度化发展，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质性、集约化转变。
二、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与科技发展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不同于其它经济形态的是，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积累和利用，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形成高科技产业为主要基础的知识经济体系。按照联合国组织分类，高科技不是传统产业技术的简单创新，它是由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空间科技、海洋科技以及环保科技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构成。因此，知识经济的提出，是科技经济高度发展与人力资源智力化达到一定阶段水平的必然产物。虽然有关经济增长与知识生产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和实践的求证，并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结论。但长期以来，知识生产和科技进步能否成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源泉，其如何在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发挥特殊的作用，却形成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两种主要不同的理论体系：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一理论下所形成的经济模式把劳动力和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投入作为主要源动力，认为巨大的经济扩张的推动力主要是资本、劳动力资源的广泛流动，资本积累的不断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则被认为相当少，是一种不可解释的残余因素。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出发，据此构建了经济增长模式，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一理论影响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以至于低估科技进步贡献的理论不断产生。由于解释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预测和国家经济建设现实之间的差距，许多表现出产品创新贡献的技术成果，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等因素都被增长因素分析排除在外。与哈罗德—多马模式不同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承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但其模式又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外生的变量，使其合理性受到影响。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对创新发展的深刻分析之上的。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知识增长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科技进步或创新更为重要。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假设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只依靠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就会增加资本对生产的比率，即“资本系数”，结果是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因此，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就要加大科技投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著名学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 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增长模型的基础是：(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2)大部分技术进步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3)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毋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根据这种理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技术、知识直接列入生产体系中考虑，作为生产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技术、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技术、知识的储备，还可以增加其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承认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中心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却在更大程度上将技术进步视为具有从属性的相关因素。虽然两种理论都认为市场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明显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来，市场是供求的唯一仲裁者，市场价格决定竞争力，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市场本质的不完善，强调市场在推动科技交流中的作用。
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实，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以早期关于知识产业的研究为例，本世纪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几次重大知识产业贡献和技术创新。有说服力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力和资本的任何一个或两者相加的贡献都大。美国50年代知识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80年代，知识生产增加到34%，经济增长因素中生产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持续上升。这证实了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增加有50%-70%起因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生产率的提高。90年代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科学研究与创新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中的支持作用日益增大。最新情况表明，进入知识经济一体化阶段使知识生产及其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龙头。以美国为例，1997年企业研究开发与创新的投入额占总投入额的60%，增长率为5%，在国际市场中有重要地位的300家美国公司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企业开发总经费的88.3%，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有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缩短到半年。现代经济发展与竞争已由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转向智力、知识和创新，因而改写了传统产业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内质性变革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当然，科技转化为经济规模以及形成知识经济体系，要有一个科技储备和人力资源智密化及科技产业化的过程。实践表明，一般渐进型创新产业的中周期大约为20-30年，有些产业的中周期为10年，因而，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式的提出，事实上都与国家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素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按照要素集成度（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结构变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也有分为五个阶段）。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劳动力的廉价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对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本的作用只有与资本积累和知识扩散、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集成结构和供求关系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劳动力、资源、资本和知识、技术等在阶段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但知识生产、应用以及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阶段性放大作用却贯穿于始终。
三、知识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要素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变动因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作用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模式。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主要方略，以科技创新为主体的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各国产业结构迅速演变必须面对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国内外经济增长史表明，由于知识、科技密集度不同，推动经济增长也以不同形态的方式进行：在技术对经济促进作用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增长一般表现为粗放型经济方式；在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科技进步与经济体制的协调改革，合理地配置科技经济资源，增加要素投入的质量，实现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依靠科技产业数量扩张和结构优化，一般表现为科技产业增量结构为主的集约化方式。在集约化增长方式下，增长速度虽然不如工业化数量扩张迅猛，但却能保证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除了内质性因素的作用，还与市场体制的发育和完善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以及竞争性市场对经济增长行为的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制约束主要通过计划指令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计划为原则；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制约束主要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体制约束取向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发展。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的增长数据分析，1957-1978年间，工业总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为0.4%，表明在增长中几乎没有技术的贡献；而在1978-1985年间工业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达到了4.8%以上，表明自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增长方式已明显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研究证实，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转变因素有许多方面，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转变，取决于知识生产、扩散作用下的制度创新，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水平，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集约化程度。进入信息革命时代，经济增长在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等高科技产业的带动。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特征的概括，展示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知识性内质变化和市场竞争外部作用的合力因素，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质态结构的异同，正是内外合力因素作用的结果。效益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高，体现出科技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知识应用对科技产业化、经济集约化的能动作用。科技产业化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其资源配置方式向知识创新、人的素质、科技投入、软件设计等迅速转移，形成人的知识素质水平、科技实力和尖端技术的突破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的繁荣，同时，增加知识速率和利用
科技成果的能力也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因素。经济增长方式在知识、能力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将会在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沿着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轨迹，形成新的集约化增长模式。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要素集成的结果。尽管知识生产和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日剧增，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结构的改善等，都将会作为一种新知识经济增长的组合要素和条件，促进经济科技进一步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
四、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
知识经济的出现与知识创新和科技长入经济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从科技经济发展的角度，经济增长方式按科技长入经济的程度，可分为：(1)以要素投入增加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2)以全要素增长率（一般用以说明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为标志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3)介入两种方式作用于边际状态的“混合型”经济增长方式；(4)当今知识生产、扩散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经济向科技经济演变对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技术创新活动是打破经济均衡的主要动力。由于各种技术创新的阶段不同，进入经济活动的时间也不同，各种创新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变动。作为经济周期变化的基础，每一个周期都包含一次知识变革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专利、发明与创新及其普遍应用都会引起利润边际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事实上，战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创新和科技经济一体化有越来越明显的互为作用。据专家估计，在本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的作用为5.2%，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比重就迅速上升到40%，70年代上升到60%，到9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已达到80%。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中，资金、劳动力的作用在逐步减弱，而科技投入及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逐年递增。知识生产与信息扩散，科技投入的递增，促使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时，科技投入的递增，也进一步加快了“资源推动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变型，并通过合理结构的“投资推动发展”，过渡到“创新推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一些进入“创新推动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科技产业部门的研究开发支出已超过投资额，企业成为科技投入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产业投入的倍增方式形成了高回报率。有关测算表明，科技产业投入的受益率平均水平为30%，比传统产业的投资受益率高1倍，而每1元集成电路产值可以带来10元电子工业产值和300元的国民经济增长。联合国工业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在全世界的GNP中，65%以上与知识经济的科技产业有关。科技产业投入形成的倍增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产业基础，也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知识、科技和人才的储备。
事实证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生产、扩散以及科技创新作用下的结构调整有密切的关联。所谓结构调整，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Chenery的定义，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互具有紧密关联关系的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从70年代至80年代亚洲经济起飞，创造“经济奇迹”，到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依靠知识创新促进科技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这些都为知识经济增长结构派的观点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与新经典派不同的是，结构派观点认为，经济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不能通过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产生必要的结构性调整就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其主要观点是：(1)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中心；(2)结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3)结构变化的实现会使经济增长得到提高；(4)结构变化并不是一定能实现的。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的实验性研究表明：工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通常取决于阶段性知识和科技作用于结构调整和把握结构性变化的能力。一些典型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的事例支持上述的观点。为适应信息革命的迅猛进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西方国家加快了以促进新兴产业为目标的结构升级和调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倾斜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引进技术并将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产业化，扩散到产业经济系统，如将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成果进行转化、扩散和转移，形成大规模的科技商品化和产业化，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如美国信息科技应用推广形成的软件产业已超过了飞机制造业和制药业，成为仅次于汽车和电子的第三大产业。1996年美国全年的新增产值2/3是通过信息科技等科技企业创造的。同时，对现有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契机，加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高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此外，为配合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中心城市和地区还加快了以软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城市产业置换和分布结构的调整。结构派和新经典派的歧见就在于：结构性调整和组合，可以寻求和产生新的增长方式和更大的比较优势。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科学知识和技术产业化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结构变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现象：一旦实现知识涵盖的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科技产业的比较优势和新的增长方式，就必然加速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经济技术结构和阶段发展水平发生内质性变化。
从目前来看，中国现阶段转型期结构调整也与知识经济在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是，较之发达国家，中国的结构调整有更大的难度。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以及在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而中国的结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及在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条件下进行的，整个转型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同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包括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适应国际经济科技结构调整要求，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实现科技的产业化、国际化。二是加快改革开放，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中国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发达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根据国情现状、工业化阶段水平和科技贡献率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科技创新、知识生产和扩散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加大传统产业结构的内部重组和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促进产业的升级。按照产业经济理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知识生产和科技进步。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证实，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比较生产率的差异，表现为生产要素从比较生产率低的部门向比较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期间，不同部门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差异，以及不同发展阶段资本、技术密集度、吸引技术的能力，决定着其生产增长速度的不同。研究表明，部门之间的生产率上升率依次按制造业、基础设施与采矿、服务业、农业递减。在制造业内部，通常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业生产率较之其它工业的增长快得多，如1955-1973年日本生产率上升最快的是电力机械、机械、运输设备、化工。从1988-1992年生产率现状来看，我国生产率上升依次排序为：重加工工业、以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原料工业、采掘业等。因此，通过科技进步促进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途径。当然，经济增长的粗放型与集约型划分通常只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定义的，一般与科技进步类型是劳动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并无必然的联系。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一个产品创新、科技进步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要素比例变化）。如发达国家用信息技术和机电一体化设备武装轻纺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科技投入的加大使其使用要素比例发生变化，扩大最终
产品、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设计水平，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精加工和高附加值，使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源相对减少，资本相对增加，形成形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内质为技术密的边际类新产品。另一方面，高科技的作用促使生产逐步转移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使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萎缩，一些新兴产业迅速崛起。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中，仅仅注入一些高科技的传统产业并不是高科技产业。按照国际工业园区规定，只有高科技比重大大超过70%时，传统技术才会转为高技术。研究表明，到2010年信息科技中的软件产业、生命科学产业、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科技产业，海洋科技产业和有益于环境的环保产业的产值，将会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传统产业。这预示着知识经济的形成将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使结构升级的国家经济增长的收益率不断递增，进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现有的产业的高科技改造，促使科技产业迅速建立并不断产生扩张效应，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素密集度迅速发生质态变化。
总之，实现21世纪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应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通过知识资源和资本的合理有效的运作，实现科技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按照市场需求建立市场诱导—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运作机制，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主导，带动整个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高，真正形成一种高科技产业扩张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动态结构。以产业结构知识化、内质性的变动和高度化发展，全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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