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
王庆丰 苗翠翠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架构。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突破了霸权治理的控制论思维方式，确立了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理念，意味着世界秩序中人类共处模式的革新；在价值观念的意义上，超越了利己主义原则和人们的逐利行为，把人真正地理解为“类存在物”，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性”理念；在逻辑结构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从“特殊利益”转向“共同性”，从而找到了真实的共同体根据。从新型共同体理念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集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于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共同治理 类存在物 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各种共同体形态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关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现实需求的产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看，共同体历经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具体表现为血缘或地域共同体、资本主义共同体具体表现为经济或政治共同体(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未来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具体表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等三种共同体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置于这一大的共同体发展逻辑下去定位和审视，其最为真实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源自以时代性的发展求索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责任担当。人类性问题是指涉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生存发展之基的根本问题。当前，我们所面对的重大的现实问题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永恒化、教条化，以致从根本上排斥任何一种对更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全新理念和崭新秩序进行探索的可能。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以所谓发展的合理性遮蔽了更为本质的人类性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看，我们对人类性问题的准确把握应秉持“批判”与“建构”双重维度的辩证统一。首先，重新审视以及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建构的世界秩序所持的基本立场、运用的思维方式、导向的价值旨趣。其次，积极地探索并构建一种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理念和新的世界秩序。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启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以自身经验性的发展和总结来证明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为世界各国提供个体性案例，而应该在哲学的层面上以时代性内容求索人类真正关切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最深远的发展问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不是解决囿于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东方还是西方的派别式争论的问题，而是切中人类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人类性的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深厚的哲学理念，并且唯有从求索人类性问题的高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彰显其内在的真实含义和根本的价值旨趣。
最后，一定要改变教师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课件教学、学案教学、“杜兰口”模式、“思洋”模式等都是合作学习的一些有益探索，但它们只是教学的不同形式而已，形式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们要积极地倡导问题化、参与式、探究性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积极地去探究历史问题，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说明和论证历史问题，能够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言之有理、言而有据。
快递行业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使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满意度能够提高。快递服务的过程中，普遍会遇到很多快递人员服务态度不够好，或是在工作程中对物品的不重视随意堆放，不能谨慎对待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使顾客物品损坏而造成经济失损，导致顾客投诉。所以，要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通过顾客满意度的数据设置合理的奖惩制度。在服务人员的工作过程中也要有合理的标准化操作，可以更好地提高收派服务的顾客满意度。
一、“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现有国际秩序格局发生深刻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而提出的新理念。全球治理的问题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而形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关注和处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某些区域性问题或国家自身的存在的问题，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地理大发现以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的历史变成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区域性或国家性问题逐渐超出地域性限制，转变为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全球性问题。“唯当‘世界历史’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决定性地开辟出来之时，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问题”[1]。
上述例子，例1～例4“未”修饰谓语，例5和例6“未”与副词“尝”连用修饰谓语“渡水者”、“见其愠色”，“未尝”连用译为“不曾”，在《齐》中仅1例，在《周》中仅3例，例7“未”后的代词“之”作宾语前置，在《春秋公羊传》中已经有此用法。由两部文献可见，此时期“未”多修饰谓语，多与能愿动词“能”“可”等连用，修饰动词性谓语中心时，带不带宾语也是自由的。
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8]582-583据此可知，市民社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契合的发展阶段，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契合点共同指向“财产关系”。当“财产关系”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领域的时候，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便破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中人的依赖性关系，并使人获得了独立性。这一变化使市民社会具有双重特质，即兼有“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强调个人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运用。自由是一种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个人自由的实际运用集中体现在对私有财产的应用中。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运用意味着他人不能损害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或既有利益。人的独立性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双重特质表明市民社会中公民的“个体性”与“财产利益”具有一致性。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尖锐地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8]41。这样的自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只着眼于私有财产的利己的自由。“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8]52。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最典型地彰显了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个体性”不仅表现为一种脱离了政治共同体的束缚，表面上获得了个人自由与各项政治权利的独立性，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以追逐金钱利益和资本增殖为目标的对物的依赖性。
“权力体系”“霸权治理”及其所呈现出的二元对立结构根源于该模式背后隐匿的逻辑前提，即科学主义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主张人类利用自身的智慧，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力量对人类之外的自然界进行征服与控制。正是“对自然的操纵控制态度，形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必然发展为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控制甚至专制”[3]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性事务或全球问题，呈现出一种社会或世界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支配与统治的必然趋势。具体而言，这种必然趋势体现在两种基本局势中：一种情形表现为一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权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强势干涉、支配与统治；另一种情形表现在一些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权国家之间，这些国家通过“均势”“制衡”的方式保持对峙，这种“均势”“制衡”体系可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这一合约是17世纪中欧地区历经“三十年战争”的摧残，参战各国最后彼此妥协的产物。正像基辛格指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4]。可知，“均势”“制衡”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暂时和平局面，一旦权力结构发生失衡，就会出现第一种情形中非均势的霸权或强权局面。
霸权治理模式之所以会导致现代世界秩序的失衡，正在于控制论思维方式固有的界限以及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错位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澄明和厘清物的逻辑。资本的文明面所凸显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以及物的逻辑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36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人类通过发现科学、掌握规律、发明工具、革新技术的方式有望成功地征服自然或操控自然，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资本的无限增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工具理性以及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的运用正是在人类对“物”(如自然、工具、财富、资本等)的关系上具有“效准”，然而一旦运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处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则会造成逻辑的错位。知性的控制论思维方式强调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并以客观性尺度或物的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的依据和标准，造成咄咄逼人的“真理的霸权主义”，甚至造成意识形态专制的危险，最终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例如，奉行“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必然争霸”的理念、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就是以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看待每个国家，从根本上干涉、排斥他国的发展。
如上所述，市民社会或其成员“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利己主义为原则”“以孤立性、封闭性为特征”“以个体性为立脚点”“以零和博弈为模式”，无法构建真正和谐的世界秩序和关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为此，马克思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3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或真正的联合体不再是市民社会那样把他人的自由发展当作自己自由发展的界限，把主权国家的特殊利益强加成为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而是人类社会将他人的自由发展看作自己自由发展的条件，主权国家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普遍利益具有一致性。
凝结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和现实体现。首先，突破了控制论思维的教条和僵化的局限。中国方案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深刻地揭示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6]世界上并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新旧霸权之争的共处模式，但以意识形态的专制强制甚至统治他国，就可能自己给自己竖起一道围墙。“无修昔底德陷阱”“无霸权体系”等观点和主张表明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不再囿于控制论思维方式获得对他国的支配权，而是运用辩证法思维方式构建与他国的和平共处、共赢共享的融洽关系，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形成“共同治理”的相处模式。其次，这一方案并非在知识论的层面上以“共赢共享”的新词置换“霸权治理”的旧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新的内容扩充西方中心主义共同体的治理体系，而是在生存论或实践论的意义上革新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否弃霸权治理的治理方式，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强国必然强权是在控制论思维方式的逻辑语境中成立的。而中国则“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众为根基”，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中国主张并践行在国际事务和全球问题上，各国相互尊重、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把“冲突点”“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合作则共赢，分裂则俱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7]。超越零和博弈的竞争争霸，强调休戚与共的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正是从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转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根本体现，这正是中国智慧理论自觉的当代表达。
当然，解决全球性事务的思维方式和现实路径不仅只有自觉运用辩证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种方案，但是在关切人类性根本问题的意义上，切实解决全球性事务或国际性难题，突破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和变革霸权体系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必要且迫切的。我们不仅要辨识和超越现代国际秩序霸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作为其内在逻辑前提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要重构新的世界秩序，革新人类的共处模式，重新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真正解决久未解开的国际性或时代性难题的历史开端，而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意味着世界秩序中人类共处模式的革新。
二、“类存在物”的人类性理念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共同体从“虚幻的共同体”形态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形态的转变奠基于从市民社会的“个体性”立场向人类社会的“人类性”立场的转变。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以来，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9]52。“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在“命运共同体”中，人类性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人类性问题以“人的‘类本质’”为根据，以关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旨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的观点——“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类本质”。马克思明确阐释了“人类性”的基本特征，“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162。人的类本质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批判对人的本质进行形而上学断言或抽象的界定，他从现实性的角度指出人的本质在直接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类本质及其现实性的意义上，马克思断言“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1]394。与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个体性相比较而言，建立在类本质基础上的人类性从以下两个维度显示出其现实性和独特性。
世界市场或世界历史开辟以来，封建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封建的农业、独立的手工业)已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机器化运作的大工业、自由竞争的商业)。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6。经济上的“发达—落后”结构、政治上的“主导—附属”结构、文化上的“文明—野蛮”结构等造成前者对后者具有支配性(后者对前者服从性)的霸权治理的后果。由此，伴随世界历史的开辟，逐渐形成一种由资产阶级作为主导力量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构成现代世界秩序的典型治理模式。霸权治理模式正是这种“权力体系”在处理国际性事务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原则和人们的逐利行为形成资本增殖逻辑的现实表达，秉持个体性的哲学立场是资本增殖逻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物(资本)的逻辑僭越甚至支配人的逻辑所引发的将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竞争与角逐、人与社会之间日渐增加的陌生与疏离。资本的逻辑或物的逻辑所表征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资产阶级固守私有财产，把他人看作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界限，这样生成的个体性必然带有孤立性、封闭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断追逐资本的增殖和利润的攀升，将“物”的多寡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从而遮蔽了人的尺度和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相融性。个体性不仅表明市民社会始终站在少数资产阶级及其利益的立场上，而且将所有人都置于封闭的、逐利的普遍状态中。
西方中心主义的共同体以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为中心，主权国家主要以实现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为目标。然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压倒性的优势和主导性、支配性的地位虚幻地认为自己所属的特殊利益的共同体与普遍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把主权国家的特殊利益强加为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从而造成共同体内部或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并以零和博弈的模式、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张处理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而导致治理的失灵。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8]536“虚幻的共同体”必然不是着眼于所有成员国的发展，而是倾向于那些拥有“资本”和“话语权”的发达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与联合，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与形式上的联合。
就共同体的具体含义而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和阐释。布莱恩认为，共同体“不仅被用来描述一套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也被用来指称那些更广泛的、想象的(甚至是虚拟的或全球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可能根据文化而界定，比如界定为‘种族共同体’；或者可能根据某种假定的共同特征来定义，比如‘同性恋共同体’”[12]606。威廉斯把“共同体”(community)界定为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生活有机体[13]79。霍林格尔认为，共同体指“某个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或者不过是一个共享某种独特的特征、实践活动或居住地点的人类集体”[14]24。滕尼斯指出，“共同体的存在取决于共同归属的意识以及对相互依赖状况的确认”[15]69。由以上诸多学者的界定可知，“共同体”是一个描述群体的概念，指一个具有共同属性并以此为纽带的群体。“共同体”概念凸显出“共同属性”这一关键“纽带”。从共同属性的维度看，共同体的历史谱系呈现为如下序列：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血缘共同体(以血缘与家族宗法为纽带)或地缘共同体(以相邻地域或共同疆界为纽带)，这类共同体多为族群或王朝性质的，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二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建立了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和相互联系，冲破了以往以血缘或地域为共同属性或纽带的共同体及其封闭性和狭隘性，构建了以特殊利益为共同属性或纽带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则主要呈现为经济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以权力为枢轴，经济共同体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和利益为纽带的共同体具有排他性、支配性或依附性的固有界限。新型共同体的建构主要聚焦于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进行重审、反思，不能无批判地接受现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提供的前提与成果，否则构建新型共同体将成为一句空话，要么重蹈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覆辙，要么只是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某种修补或填充。
以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治理全球最重大的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必然导致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短路。只有对资本主义共同体及其构建的世界秩序“权力体系”进行深入审视和彻底批判，只有对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进行革新与转向，才有可能探索出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尽管国际局势不断发生变化，但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依然构成现代国际秩序的逻辑前提。在处理国际性事务的过程中，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必然走向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 “霸权治理模式”下的对立结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以确立在世界秩序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为根本目标，各主权国家在控制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只为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并非真诚共建共享新的世界秩序。各国之间以表面的“均势”与“和平”遮蔽了内在的“冲突”与“对立”，这些正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与困境所在。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出新的全球秩序理念：“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5]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之所以不会落入强权逻辑、崛起必然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向，即从控制论的思维方式转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是对控制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与克服，也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实现思维规律和能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8]502。马克思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方面把握现实，这种理解只能具有一种直观的特性，因此只能达到对单个人或市民社会的直观把握。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主张从主观方面、实践方面把握现实、理解人类及其活动所具有的能动特性。马克思从哲学基本立场或立脚点的视域从根本上区分了新旧哲学。旧哲学基于市民社会或单个人的立场解释世界，而新哲学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立场改造世界。新旧哲学的根本差异深刻地揭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
1.2.4 检测IgG、IgM、IgA 抽取外周血2～3 mL于含纤维蛋白酶促凝剂的管中(橘黄色管盖)，应用西门子BNⅡ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检测IgG、IgM、IgA的表达水平。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人类性”集中表明人并非抽象地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建立在与其他一切人和谐统一的相互关系中。超越了原子化的个人、利己精神的个人，“类本质”“类存在”“人类性”意义上的“自由个性”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冲突、相分割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和谐共存的基础上；他人的自由或自由财产不是自身的束缚和界限，而是他人的自由发展成为自身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实现。只有在人类性的意义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生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首先，从人与物的关系维度看，“人类性”突出表现为人不为“物”所束缚，并能够利用“物”自由自觉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因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8]163，人进行的才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自由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类存在物”意味着人的生命不仅仅是种生命，还是类生命。类生命是自为生命，是生命活动的主宰者和支配者，是自由自觉的类主体。我们只有在“人的‘类本质’”的意义上把握和理解中国积极主张并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懂得这个中国方案何以能够解决世界历史形成以来至今出现的全球治理问题。
与教学科研双肩挑的教师人员相比，从事机能实验教学的实验人员工作地位较低。这是由于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各高校普遍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2]，高校各项政策都向科研倾斜，进一步降低了较少有机会参与科研工作的技术人员的地位。从加强高校教学建设的角度，增加对教学的投入，重视实验教学，关注实验人员的工作状态，理解他们的诉求，给他们提供可以继续发展的机会，这将直接影响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根本上提高其工作地位[3]，使其愿意在教学工作上投入精力。
城镇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异，表现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决定了城乡两种文化矛盾的对峙。如何去应对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是选择其中一种，还是选择两种文化的融合，这依然是实践中的问题。城镇文化的发展以大众传媒来影响农村文化，从广播、电视到电脑、电话的普及，城镇文化以爆炸式的方式冲击着广大农民的视野和观念，导致许多农民忽视了传统的保护，很多民俗、民间艺术失去传承，一些极具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古村落、古建筑缺乏适当的保护。传统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让位和消亡。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民社会”状态中的人是个体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8]42。“人类社会”意义上的人是“类本质”的人，他们破除了“物”(资本)的束缚和支配使之成为他们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进而成为自由自觉自为的主体；以“个体性”为基本立场形成的“共同体”只能是单纯的赤裸裸的“利益共同体”或“虚幻的共同体”，以“人类性”为基本立场构建的“共同体”才有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赢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并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
三、“共同性”的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蕴含着求索人类性问题辩证法理念，而且以“人类性”为哲学立场深刻地切中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思维方式和哲学立场所发生的转变意味着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不会重复覆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看，共同体历经从狭隘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的转向，从利益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转向。共同体的两次转向昭示着现代社会构建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构建新型共同体呈现出的新思路、新理念、新路径。
（一）发展优势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以牛羊肉为代表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制品的绝对消费量和相对消费量均与日俱增，这就决定了武隆县必须在巩固生猪产业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草食牲畜，力争在2015年实现全县畜牧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另一方面在重庆市主城九区被列为禁养区和限养区后，武隆县作为距离主城九区最近的区县之一，其生产的畜禽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同时渝湘高速、渝怀铁路、乌江航道和319国道提供了便利物流条件，加上武隆县丰富的饲草资源，这三大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武隆县牛羊产业发展的前进步伐。
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在本质上也区别于其他群居的动物物种，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话，这种实践活动的展开则依存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的历史谱系来看，不论是人对人的依附性关系，还是人对物的依赖性关系，甚至人的自由发展对他人的自由发展的促进性关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生存与发展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在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上，人类无法完全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依附或从属于共同体，而是具有自为实践和积极构建的共同体的向度。基于构建共同体的必要性和构建新型共同体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对“共同体”本身进行历史谱系的考察，进一步促使我们在反思、审视、批判传统共同体的局限性的同时，为构建新型共同体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登高远眺，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豪迈而畅快，心中又有一种在大自然面前的敬畏之感。我问正在最高的山石上做展翅状的朋友：“什么感觉？”我原本以为，他一定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类的感受，没想到他很慎重地吐出了三个字：“渺小感！”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共同体主要呈现为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这两个方面能够成为我们分析传统共同体的棱镜，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共同体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局限性的两个着力点。政治共同体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如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18—19世纪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日不落帝国”英国，20世纪上半叶妄图称霸而引发世界性大战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下半叶争夺国际霸权的美国和苏联，21世纪频频干涉他国内政与外交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达国家争先而起、不甘示弱、强国争霸、各领风骚。大国为争夺霸权而斗争，较弱国家被迫求得暂时安全而加入联盟或者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21世纪世界终于呈现为较为稳定的多极化格局和多边主义的国际关系，却屡屡遭遇瓶颈，出现了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复兴。主要表现为：其一，在合作组织或其他共同体中，一些大国对多边主义的国际关系表示冷漠或中立，对单边主义却异常热情，为全球化制造各种逆潮流的阻力。对全球贸易自由搞高关税的贸易壁垒，将跨区域合作转变为区域内小范围合作。其二，更有甚者，一些国家直接以“退群”的方式任性地放弃多边主义合作，攫取合作成果，推卸应尽责任。争夺霸权或搞单边主义的行径再一次印证了当前既有的政治共同体只是以各主权国家联合共同发展的名义行个别发达国家追求国家中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之实，这种共同体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冒充的共同体”或“虚幻的共同体”。
自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以来，经济共同体最为典型的形态表现为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盟(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1989年)、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经济共同体主要聚焦于经济利益方面，各成员国能够获得优惠政策或利益优先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某些特殊利益为核心的理念在经济贸易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种情形：其一，为了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利用强势地位尤其是对共同体外部的国家不时地借口实施惩罚性关税，贸然发动贸易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如美国发动的美俄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等；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他国货币升值，如美国压迫日元升值，强迫人民币升值，旨在削弱他国货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地位，遏制他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论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战，同样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虚幻的共同体”的判断，以个别发达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为共同体的纽带，不仅对经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或组织的发展形成桎梏，而且极易加深经济共同体内部成员国家之间矛盾甚至引发冲突。
综上可知，经济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矛盾和界限再一次表明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实质正是以“特殊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等——为共同属性或纽带而形成的共同体。要构建新型共同体必然需要克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矛盾，要克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矛盾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特殊利益”这一关键扭结。新型共同体并不在于共同体的名称叫什么，在“共同体”概念的意义上，新型共同体在于“共同属性”——构建共同体的纽带——的根本转变，即从“特殊利益”转向“共同性”。关于“共同性”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6]874由此可知，在所有制的意义上，共同性指的是一种不同于私有制的社会成员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从所蕴含的角度看，共同性指涉什么的共同性，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资本的共同性、劳动的共同性、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突出强调了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被共同占有等。超越特殊利益的私人所有、彰显社会资源的共同占有成为“共同性”概念的核心支点。共同体的“共同属性”或纽带从经济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诉诸的“共同性”。这一转向表征了：一是新型共同体的当代形态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效准”在于“共同性”这一关键扭结。新型共同体的当代形态是基于“共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性”在直接现实性上表现为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等三者的有机统一。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民众为根基，民众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是生存和发展，在同一个地球村，大家命运与共，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排斥异己、造成冲突、搞乱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尊重互信，强调多边合作以及各国的共同利益。它超越了经济政治共同体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利益为核心的状态，超越了以强势方的特殊利益掩盖共同利益的不合理做法。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简言之，彰显并贯彻了持久和平、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理念，这就强调了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和自我独立性的统一。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新社群主义的重量级代表人物阿米泰·埃兹奥尼指出的那样，要同时强调秩序与自主这两种价值，而不仅仅是扩大了其中一种价值[17]。在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环境中，各民族国家以及各群体之间能够在极大的程度上保持独立、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达成和解、实现共赢。超越经济政治共同体的排他性、支配性或依附性的固有局限，超越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每个民族国家和每个群体的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一切国家和其他群体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鲍曼所说：“没有自由的共同体意味着奴役。”[18]142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共同体的虚幻的自由，从而追求真正的自由，建立真正的自由的命运共同体。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共同的责任意识，批判那种只攫取果实不承担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共同体”是所有成员共同渴望构建的。因为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19]4。个体渴望构建一个能够为自己提供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环境的共同体，渴望构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571。这种“自由”需要“联合”这一行动，“联合”是命运共同体成员自为自觉的一种实践，这种对“真正共同体”的渴望与追求、行动与实践正是责任意识的自觉体现。在共同体中，责任意识最典型地体现在各成员积极主张“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20]13，在处理共同事务时，讲求团结而非分裂、联合而非冲突、合作而非竞争、共建而非排斥、共享而非独霸。
总之，从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逻辑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前资本主义时期血缘地缘共同体和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反思与批判，而且是对后两者的现实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理念”，深刻地蕴含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有机统一，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的有机统一。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成为人类所渴望的真正的现实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征的就是“真正共同体”的现时代形态，对以往共同体的批判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就是对“真正共同体”的不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直接体现为一种“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又蕴含着“类存在物”的人类性理念和 “共同性”的新型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治理理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全球事务方面最直接地形成了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定向的合作共赢共同治理的新理念，这一新理念从根本上有别于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定向的权力优先的霸权治理理念。从“类本质”的理念看，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新哲学的出发点，“类生命”“类本质”的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据，揭示了市民社会以“个体利益”为核心所导致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指向一切人、一切群体、各国的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一切人、一切群体、各国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和谐的真正的共同体。从新型共同体的“共同性”理念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集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于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在上述三重哲学理念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现行的全球秩序体系和国际格局有清晰的认识，进而使全球性事务有望得到合理与有效的解决，在批判以往“虚幻的共同体”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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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y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ng Qingfeng Miao Cuicui
Abstract :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new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sense of thinking mode, it breaks through the cybernetic thinking mode of hegemonic governance, establishes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common governance, which means the innovation of human coexistence mode in the world order; In the sense of values concept, it transcends the principle of egoism and people’s behavior of interests seeking, and truly understands people as “quasi existence”, which is a real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In the sense of logical structur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structs the basis from “special interests” to “commonality”, thus finding the real community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oncept of communit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community of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values and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Common governance Quasi existence Commonalit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 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苗翠翠，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6-0027-10
[责任编辑 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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