騾驢馲駞，銜尾入塞——漢代動物考古和絲路史研究的一個課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銜尾入塞论文,騾驢馲駞论文,一個課題论文,漢代動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漢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形成了一個歷史高潮。物種的傳入，除農作物、經濟作物之外，還包括畜産。《鹽鐵論·力耕》所謂“騾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體現了這一情形。《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稱“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爲匈奴“奇畜”，應與匈奴曾經全面控制西域有關。駱駝和驢騾的傳入，推進了漢地運輸動力的開發。相關漢代簡牘資料與漢代畫像資料以及漢平陵陪葬坑驢的骨骼的出土，都是這一歷史現象的文物證明。相信今後以此爲主題的漢代動物考古，將會有更重要的發現。漢代西北方向的商業經營，可見以織品交换牲畜的情形。所謂“騾驢馲駞，銜尾入塞”，也是絲路貿易史值得重視的貿易方式。
一、“馲駞”的引入
漢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冒頓單于遺漢書，“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①駱駝與騎乘駕車用馬並列，當亦作爲交通運輸動力奉贈。居延漢簡中可以看到使用駱駝運輸的簡文，如：
出茭三石 四月庚辰候長霸以食橐他六匹行塞至廪宿匹二鈞（285.11）
又有簡文記録收虜□長趙宣“見塞外有野橐佗”，以張宗馬“出塞逐橐佗，行可卅餘里，得橐佗一匹，還未到□，宗馬萃僵死，宣以死馬更所得橐佗歸宗，宗不肯”（229.1，229.2）②，雖然價值不相抵，但當地應當都以“橐佗”騎乘馱運。敦煌漢簡亦可見：
長使者陳君食時□橐佗匹（1923）
一些資料反映，駱駝又多屬于官有，如敦煌漢簡：
出茭一鈞七斤半斤以食長羅侯壘尉史官橐他一匹三月丁未發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食十二斤半斤（2066）
明確使用“官槖他”名號。羅布淖爾漢簡則稱“官駝”：
□□□□□家屬六人官駝二匹食率匹二斗（41）
“官駝”或“官橐他”食料有統一的定量，而“行道食”又有特殊的標準。
東方朔《七諫·謬諫》中寫道，“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洪興祖注引應劭曰：“騕褭，古之駿馬，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此句正可與劉向所謂“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對照讀，說明駱駝一般是不用來牽引乘車的。西安東郊河坡出土彩繪陶塑駱駝模型似未“騰駕”，亦不負重。山東滕州山亭出土漢畫像石駱駝畫面則不清楚是否負載。
河南新密發現的漢代畫像卻可以看到以駱駝繫駕乘車的畫面③，說明駱駝不僅已引入中原，在交通運輸中的使用範圍也有所擴展。可以想見，當時可能還有使用駱駝以系挽載重貨運車輛的情形。山東微山兩城漢畫像石負重駱駝圖，則體現了西北方向駱駝用于運輸的傳統形式的簡單繼承。河南新密漢畫像磚駝車圖和山東微山兩城漢畫像石負重駱駝圖都是駱駝作爲運輸動力在內地普遍應用的文物實證。
陝西咸陽漢昭帝平陵二號從葬坑東西兩側呈對稱形式各開鑿有二十七個拱形頂長方形洞室，共計五十四個。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年發掘，發現每個洞室都分別放置一頭牲畜。“通過鑒定，全部動物可以分爲駱駝、牛和驢三大類。其中駱駝三十三匹，牛十一頭，驢十匹。”據動物考古學者袁靖記述，“駱駝可以分爲單峰駝和雙峰駝兩種，單峰駝起源于阿拉伯地區，雙峰駝起源于阿爾泰山一帶。我們現在還没有能力對駱駝骨骼進行鑒定，判斷其是雙峰駝還是單峰駝。但是依據三號坑內放置供皇帝乘坐的車駕，其中有木頭製成的駱駝駕車，駕車的駱駝共四匹，都是雙峰駝。我們由此推測二號坑內的駱駝爲雙峰駝。”④這一考古收穫告知我們，漢昭帝時，駱駝被皇家看重，但是也承擔了“駕車”的勞作。
《後漢書》卷一九《耿恭傳》記載，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漢軍會擊車師，繳獲駱駝居于諸畜之首，當然主要是由于駱駝對于交通運輸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重要信息，也體現西域方向曾經是駱駝“入塞”的主要來源。
二、“驘驢”“入塞”
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九有“驢驘”條，注意到秦漢時期驢、騾的引進：“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于塞外。”《逸周書》說到，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爲獻。據說“驢父馬母曰驘，馬父驢母曰駃騠。”《呂氏春秋·愛士》：“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李斯《諫逐客書》說，“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駿良駃騠，不實外廄”。⑤鄒陽于獄中上書梁孝王，說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于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⑥《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寫道，“其奇畜則橐駞、驢、駞、駃騠、騊駼、驒騱。”司馬相如《上林賦》說到漢武帝時以“騊駼、橐驘、蛩蛩、驒騱、駃騠、驢騾”充入上林事。其種出于塞外的驢騾等等，起初只是因珍奇而名貴，以觀賞價值畜養，尚未進入社會經濟生活。然而自漢武帝時代起，基于交通發展的迫切需要等原因，“驘驢馲駞，銜尾入塞”，大規模引入之後，則往往用作交通運輸的動力。
賈誼《吊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謬諫》：“駕蹇驢而無策。”劉向《九嘆·湣名》：“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顔師古解釋說：“言使駿馬馳騖于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驢騾得以作爲文學象徵，正由于當時已經被普遍使用于交通運輸實踐，“轉運”“于屈曲艱阻之中”。上層社會以騏驥馳逐爲時尚而不齒驢騾之蹇疲，則反映出馴調驢騾用于運輸，也是由下層勞動者創始。漢靈帝光和四年（181）于後宮“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⑦，史書録爲醜聞。⑧司馬彪曾經嚴厲批評道：“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並以爲“遲鈍之畜，而今貴之”，是“國且大亂，賢愚倒植”的徵兆。⑨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記載，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益發軍再擊大宛，“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說明驢騾等西方“奇畜”在交通運輸活動中已經表現出相當重要的作用。敦煌所出西漢晚期簡中，也可以看到驢應用于交通的內容，如：
降歸義烏孫女子
復帬獻驢一匹騂牡
兩抾齒□歲封頸以
敦煌王都尉章（1906）
□武威郡張掖長□驢一□（1913）
又如敦煌漢簡：
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981）
簡文可見“驅驢士”職名。每位“驅驢士”“驅驢”十匹，也反映了這種運輸勞作的具體情形。
不過，從現有資料看，驢騾等大致較早在西北地方用作運輸動力⑩，後來方逐漸爲中原人騎乘役使。騾則因特殊的繁育方式，數量更爲有限。
《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記載，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求學，“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李賢注引《東觀記》曰：“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可知兩漢之際長安地方以驢僦運已經成爲一種營生手段。
東漢時期，驢騾用于交通運輸的情形更加普遍。杜篤《論都賦》中，有“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的文辭。（11）武都“運道艱險，舟車不通”，曾使“驢馬負載”。（12）《說文·木部》所謂“極，驢上負也”正可以爲證。段玉裁解釋說：“當云‘驢上所以負也’，淺人删之耳。《廣韻》云‘驢上負版’，蓋若今馱鞍。”東漢時北邊“建屯田”，“發委輸”供給軍士，並賜邊民，亦曾以“驢車轉運”。（13）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人起義，夜有流星光照營中，“驢馬盡鳴”（14），說明驢還被用作主要軍運動力。河內向栩“騎驢入市”（15），薊子訓“駕驢車”詣許下（16），都說明中原役用驢的情形。《太平御覽》卷九〇一引《風俗通義》說，當時“凡人相駡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皆如‘死驢’。”巴蜀地區亦有用驢挽車情形，成都人張楷“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17）諸葛瑾面長，孫權曾以驢取笑之（18），可見到東漢末年，江南地區也對驢逐漸熟悉，已不再視驢爲珍稀的“奇畜”了。
驢較適宜于“屈曲艱阻”的山地運輸，又堪粗食，壽命長于馬，抗病力也較其他馬屬動物强。騾則又有挽力强的特點。因而驢騾都很快在交通運輸中成爲普及型動力。
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曾計劃從都慮至羊腸倉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勝筭”。于是漢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成功地承擔起轉運任務，“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19）這一史例說明“驢輦”曾經成爲大規模運輸的主力。王褒《僮約》以“食馬牛驢”（20）、“調治馬驢”作爲莊園中主要勞作內容，又體現出驢騾在更普遍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諸葛恪敗曹魏軍，“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21），也說明驢騾普遍用于軍運。
三、內地“驘驢”的考古發現
漢地有關“驘驢”的文物資料，可以與文獻記載的相關內容對照理解。
山東滕州黄安嶺漢畫像石所見運車畫面，運載的似乎是兵員。牽引車輛的牲畜突出顯示與馬不同的“長耳”，很可能是驢，或者是騾。
山東鄒城石墻村漢畫像石所見輜車，後有人俯首行禮。乘車者當爲身份尊貴者。牽引輜車的牲畜“長耳”，似是驢。考慮到畫面上方龍的形象後足可能與牲畜的耳部重疊，則畜種也可能是騾。
渭北西漢帝陵區中平陵從葬坑發現驢的骨骼，是漢代有關“驢”的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據袁靖記述，漢昭帝平陵二號從葬坑從葬“驢十匹”。他說，“我們在這裏要强調的是驢和馬在不少地方有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比較典型的區別在于牙齒。如驢的齒列比馬的短，驢的臼齒無馬刺，馬的臼齒有馬刺。驢的臼齒下後尖和下後附尖呈U字形，馬的則呈V字形。驢可以分爲非洲野驢和亞洲野驢兩種，根據動物學家的研究，世界上所有家養的驢都來自非洲野驢，亞洲野驢没有被馴化爲家養的驢。”
袁靖指出：“由于漢昭帝死于公元前74年。我們可以斷定至少在公元前74年以前。”“出自非洲的驢已經作爲家養動物，通過文化交流傳到了陝西西安一帶。”（22）平陵發現的驢，是中國內地迄今最早的有關“驢”的文物資料。取得帝陵從葬的資格，可能因遠方“奇畜”而受到皇族的寵愛。（23）作爲“出自非洲的驢”，應是經由西域進入中土。
西域地方出産“驢”。據《漢書》記述，鄯善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烏秅國“有驢無牛”，罽賓國“驢畜負糧”，“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驢畜”的說法，透露“驢”是用作交通動力的主要畜種。康居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24）“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漢與烏孫聯軍合擊匈奴、車師，僅漢軍就繳獲“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
漢武帝輪臺詔有言：“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25）可知河西地方較早役使“驢”。而匈奴使用的“驢”，應當也是由這一通路走向蒙古草原。
四、關于“橐駞驢騾”匈奴“奇畜”說
《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介紹匈奴的生産和生活，關于匈奴的畜牧業經營，有這樣的文字：“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也有釋“駃騠”爲“騾”者。裴駰《集解》寫道：“徐廣曰：‘北狄駿馬。’”司馬貞《索隱》：“《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廣异志》：‘音决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26）《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載《上林賦》也可以看到“駃騠驢騾”字樣：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
，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也說“駃騠”生于北方寒冷地帶。《文選》卷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李善注引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顛，騱音奚，駃音玦，騠音提，騾驘同。”《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史記》曰：“匈奴畜則駃騠、驒騱。”直接稱之爲“匈奴畜”。《淮南子·齊俗》高誘注也說：“駃騠，北翟之良馬也。”
《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按照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提示，應作“馬父驢母驘也”：“謂馬父之騾也。言‘馬父’者，以別于驢父之騾也。今人謂馬父驢母者爲馬騾，謂驢父馬母者爲驢騾。不言‘驢母’者，疑奪。蓋當作‘馬父驢母驘也’六字。”段玉裁理解，“駃騠”是“馬父驢母”生育的“驘”。（27）
關于匈奴馴用的“騾”和“驢”，文物資料是有所反映的。我們看到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藏戰國圓雕立驢青銅竿頭飾，應是實際生活中“驢”的形象的表現。包頭觀音廟一號墓出土漢畫像磚則有騎乘“騾”的畫面。西豐西岔溝青銅飾牌所見驢車，則是“驢”在草原運輸實踐中已經作爲車輛牽引動力的實證。
我們注意到匈奴文物確實存在使用“驢”與“騾”一類牲畜的實際證明，分析這一信息，應當關注匈奴曾經全面控制西域的史實。（28）
五、以“駃騠、騊駼、驒騱”爲對象的動物考古取得進展的可能性
“駃騠”的屬種尚未明確，其他如“騊駼”、“驒騱”等，也都需要以動物學史研究推進爲基礎的說明。
漢代中原人對于北方畜種知識的不完備，還體現于有關“野馬”的記述中。《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載《子虛賦》說到“野馬”：“軼野馬而
騊駼。”“野馬”和“騊駼”並說。裴駰《集解》：“徐廣曰：‘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車軸頭。’”司馬貞《索隱》：“
騊駼。上音。，車軸頭也。謂車軸衝殺之。騊駼，野馬。”據司馬貞說，二者都是“野馬”。“野馬”，似被看作執獲和獵殺的對象。又言校獵事時寫道：“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豳文，跨野馬。”司馬貞《索隱》：“跨壄馬。案：壄音野。跨，乘之也。”所謂“跨野馬”或寫作“跨壄馬”。“跨”當然可能有超越的意思，但是更直接的理解應是言馴用騎乘“野馬”。也就是說，應當可以理解爲描述北方游牧民族馴養草原馬科野生動物的勞作。
漢武帝時代，初至河西地方的漢人注意到“野馬”並有捕獲馴用的嘗試。《史記》卷二四《樂書》：
……又嘗得神馬渥窪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
“得神馬渥窪水中”句下，裴駰《集解》引李斐曰：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于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异者，與凡馬异，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异此馬，云從水中出。
所謂“野馬”在特殊情况下被看作“神馬”、“天馬”。其特徵，是“與凡馬异”。所謂“群野馬”的表述方式，也值得注意。
居延漢簡中可以看到有關記録，可以説明我們理解漢代人筆下所謂“野馬”。例如：
（1）野馬除（50.9）
（2）即野馬也尉亦不詣迹所候長迹不窮（E.P.T8：14）
（3）野馬一匹出殄北候長皆（E.P.T43：14）
（4）□以爲虜舉火明旦踵迹野馬非虜政放舉火不應（E.P.F22：414）
上舉（2）（4）均言“野馬”“迹”，似可說明這種原先成群頻繁活動于草原戈壁的野生動物，可能已經經常避開人類開始占有的定居地。（3）“野馬一匹”，則言原本群居的“野馬”離群獨自活動情形。（4）又言成群“野馬”夜間馳行曾經被誤認爲匈奴“虜”入侵，烽燧值班士兵于是“舉火”，“明旦踵迹”方判定只是“野馬”群經過。（29）漢代西北邊塞戍守者親身接觸到的“野馬”，尚不清楚典籍中保留的文人記録是否會寫作“騊駼”、“駃騠”等等。但是，北方草原民族熟悉的這些野生動物作爲“正北”“爲獻”的“奇畜”進入中原的可能性無疑是存在的，中原人起初多數未得親見，信息傳遞中發生名號歧异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
根據現代生物學考察收穫，因生存條件惡化，“野馬”現今分布的情形未可樂觀。“産于我國甘肅西北部和新疆附近地區及準噶爾盆地，蒙古亦産”的野馬，“數量稀少。爲世界上唯一生存的野馬，在學術上有重要意義。”（30）現今野馬已經是世界甲級瀕危動物，據說20世紀70年代以後，已經没有發現野馬在野外活動的記載。居延“野馬”簡文也很有可能是世界比較早的對于這一野生動物品種的文字記録之一，可以看作珍貴的生態史資料。
有關“塞外”畜種的辨別和考察（31），似乎只依據文獻資料已經難以繼續推進。動物考古工作的進步，寄托著相關研究取得突破的希望。
六、絲路史值得重視的貿易方式
塞外優良畜種的引入，有西域國家貢獻的情形，如前引《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謂漢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冒頓單于“獻橐他一匹”等事。當然亦有戰争征服的因素。如前引《後漢書》卷一九《耿恭傳》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攻交河城”，戰利品包括“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事。這些情形，可能並非西方“奇畜”進入中原的通常方式。
《鹽鐵論·力耕》記載的既可以看作政策說明的政論，又可以看作經濟史之寫實的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强本亡。使治家養生必于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御史大夫論對外貿易的經營，其實有政治意義，即所謂“御輕重而役諸侯”。絲綢之路的貿易形式有多種（32），此說揭示了可能是最通常的形式，即以絲綢直接獲取“外國”物資：“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
政治家的目的，是“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异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而我們討論這一問題更爲注意的，是絲綢之路貿易以“中國一端之縵”出口，换取了“騾驢馲駝”、“驒騱騵馬”“內流”，豐富了“國用”和“民用”共同的資源。
以往分析漢帝國以畜力作爲運輸動力形勢的改善，多重視馬政的經營。現在看來，絲路正常貿易獲得“騾驢馲駝”、“驒騱騵馬”這類“外國之物”的方式，也是不宜忽视的。
①《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
②參看王子今：《簡牘資料所見漢代居延野生動物分布》，《魯東大學學報》2012年4期。
③密縣文管會等編：《密縣漢畫像磚》，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
④袁靖：《動物考古學揭密古代人類和動物的相互關係》，《西部考古》第2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94頁。
⑤《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參看王子今：《李斯〈諫逐客書〉“駃騠”考論——秦與北方民族交通史個案研究》，《人文雜誌》2013年2期。
⑥《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
⑦《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⑧《續漢書·五行志一》：“靈帝于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于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
⑨《續漢書·五行志一》。
⑩《說文·馬部》：驢“似馬，長耳”。段玉裁注：驢騾等“太史公皆謂爲匈奴奇畜，本中國所不用，故字皆不見經傳，蓋秦人造之耳”。《漢書》卷七○《常惠傳》寫道，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擊匈奴。“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騾橐佗五萬餘匹……”據《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龜茲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參看王子今：《漢匈西域争奪背景下的龜茲外交》，《龜茲學研究》第5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由“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俗語，應當考慮到龜茲等西域地方作爲驢騾引入原生地的情形。
（11）《後漢書》卷八○上《文苑列傳上·杜篤》。
（12）同上，卷五八《虞詡傳》。
（13）同上，卷二二《杜茂傳》。
（14）同上，卷七二《董卓傳》。
（15）同上，卷八一《獨行列傳·向栩》。
（16）同上，卷八二下《方術列傳下·薊子訓》。
（17）同上，卷三六《張霸傳》。
（18）《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其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裴松之注引恪《別傳》又說到，“（孫）權嘗饗蜀使費煒，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煒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煒啁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又爲趣答。是爲巴蜀地區和江漢地區俱已多見驢騾的例證。
（19）《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
（20）日本學者宇都宮清吉《僮約研究》中“《僮約》校勘記”說到，《初學記》“餧食馬牛”四字《類聚》作“食馬牛驢”四字。今按：《太平御覽》卷五○○引文作“飲食馬牛”。
（21）《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
（22）《動物考古學揭密古代人類和動物的相互關係》，《西部考古》第2輯，第94頁。
（23）西漢薄太后南陵20號從葬坑曾經出土熊貓和犀牛骨骼，頭部位置放一陶罐，應當是墓主珍愛的豢養動物。王學理：《漢南陵從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談大熊貓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關問題》，《文物》1981年11期。
（24）《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25）同上，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26）《列女傳》卷六《辯通傳·齊管妾婧》：“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
（27）《爾雅翼》卷二二《釋獸五》“駃騠”條：“《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故《傳》稱‘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言其過于驢爾。”
（28）參看王子今：《論匈奴僮僕都尉“領西域”“賦稅諸國”》，《石家莊學院學報》2012年4期；《匈奴“僮僕都尉”考》，《南都學壇》2012年4期；《匈奴西域“和親”史事》，《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5期；《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貿易》，《社會科學》2013年2期。
（29）王子今：《簡牘資料所見漢代居延野生動物分布》。
（30）《辭海·生物分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5年，第571頁。
（31）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九《驢驘》强調“驢騾”來自“北蠻”“北狄”地方：“然其種大抵出于塞外。”
（32）參看王子今：《漢代絲路貿易的一種特殊形式：論“戍卒行道貰賣衣財物”》，《簡帛研究彙刊》第1輯“第一届簡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簡帛學文教基金會籌備處2003年5月），《西北史研究》第3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