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与民族特色——论西南地区兄弟民族文学与汉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民族特色论文,民族论文,兄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文化传统的国度。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诸多民族的分合聚散,争攘不一,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各个民族在激烈的变化中,不断吸收和同化新鲜血液,而又始终不割断其文化传统,从而使我国出现了繁花似锦,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与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而且在思想文化,乃至道德、心理等精神方面也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素质。本文试图从我国西南地区兄弟民族文学与汉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特色的形成等有关问题。
一、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乃至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远不说史前氏族社会的衍化变迁。就已载入典籍的历史来看,各部落与民族间的迁徙、融合、分化也有着漫长复杂的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兼并战争放弃了“尊王攘夷”的口号,预示了“华夷一统”的最初轮廓;第二次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见雏形;第三次是隋唐宋辽金西夏时期,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形成一个高潮。到了元明清时期,才确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局面。我们今天常说炎黄子孙,华夏子孙,其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同一民族的。黄帝、炎帝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联合起来与蚩尤作战,蚩尤又是另一个民族。尧、舜、禹这三位首领原来也属不同民族。夏禹之后到了商代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结束了各族间氏族或部落联盟的独立状态,形成了被统治的民族向统治王朝称臣朝贡的新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民族的迁徙和民族之间的结盟与斗争,相互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民族间相互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华夏族,在汉王朝建立之后,华夏族与一些民族融合成为汉族。而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民族,如匈奴、契丹、鲜卑等,后来都不存在了,并不是完全被消灭,而是已与别的民族融合。北匈奴的一部分与鲜卑族融合,而鲜卑族又与汉族及其它民族融合;契丹与蒙古族及女真族融合。一些兄弟民族融入汉族,汉族也融入其他民族。例如,去海南岛的一些汉人融入黎族。《方舆志》曾记载,唐代李裕德的后代到海南岛,因久居黎地,习尚黎族,最后成为黎人。由此可见,各民族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分化和融合才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因此,不少民族在其“创世纪”的神话和传说中,都讲到自己和其他民族是同一祖先所生的兄弟。
正因为民族本身都是在长期的迁徙中融合和分化而形成的,作为民族精神素质表现形态的民族文化,也是在民族之间长期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而逐步形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以降,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周围边缘地区人口不断迁徙,各族之间日益频繁的干戈征战后玉帛交流所确立的“夏”与“夷”,“中国”与“蛮荒”的对立,到了战国的后期“华夷一统“的政治趋向,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互相渗透,产生了华夷一统,五方之民共为天下的整体概念,在文化上形成了华夏文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比较注意民族观念问题。孔子以“礼”论事,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笔削《春秋》,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另一方面,又提出各民族亲近兼容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在民族问题上就逐步形成了华夷贵贱尊卑的民族观念,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就很难做到民族平等了。
正因为在民族的交往中缺乏民族平等,在民族争战中,胜利了的民族总是想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去融化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所以在民族融合中,文化的融合往往是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即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但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究竟“谁胜谁负”的问题,有时又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例如,满族统治者进关,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国之后,清朝的文化融合却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清兵入关以后,特别是满族统治者统一中国以后,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经济上采取安定社会,恢复农业生产的各种措施,招抚流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税赋,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农业经济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则采取武力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加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这是因为清兵入关以后,明朝的文武官僚,纷纷投降变节,帮助满族统治者镇压人民、统治中国。这样一来,清统治者意识到可以利用汉人的文化传统来统治汉人。他们了解汉人的心理,因而在政治上加强专制的前提下,尽量保存汉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的文化道德。满族的皇亲国戚,从小也开始接受汉人的教育,接受孔孟伦理的熏陶。汉文化反而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文化。在民族融合中,清朝的文化反而被汉族的文化所融合了。这是在民族文化融合中一个特殊的范例。但同样说明,在民族融合中,文化融合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用这个规律来解释各民族文化发展中,有融合的一面,又有独特继承的一面,这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西南地区兄弟民族文学与汉文化有着悠久的渊源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西南(云南,贵州,四川)居住有二十多个民族。这些民族的分布主要是沿金沙江流域与元江流域居住着的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哈尼族;沿澜沧江流域居住着的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沿怒江流域居住着的景颇族、崩龙族、阿昌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贵州高原居住着苗族、侗族、布衣族、仡佬族、水族、土家族,等等。当然,西南地区也还居住着其他一些民族,例如川西北,居住着藏族、羌族,云南还居住有蒙族等,我们只能大体上而言,不能一一罗列。
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人口多寡不一,经济文化发达程度也不同。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在以辛勤的劳动,开发自己的家园,参与创造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了我国精神财富的宝库。相当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兄弟民族,包括对西南地区兄弟民族在文化上、文学上所作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以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实际上都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而兄弟民族的文学成就并没有纳入其中,或者偶尔提及,也只是轻描淡写。这是不应该的。事实上,我国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在文学上也有着相当大的成就,例如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方面,它的成就往往比汉文学要更大更有特色。
西南兄弟民族地区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马克思称人类的童年时代是产生神话和古代史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与大自然结合得很密切,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原始森林中狩猎,在未整治的河川里捕鱼,经常与狼虫虎豹接触,奔走于风、雨、雷、电之下,而人们象儿童那样想认识这些现象,又没有科学和知识加以解答,因而就产生许多幻想,出现了许多神话。彝族的史诗中就包含着许多神话故事,如史诗《梅葛》中有关描写“创世”开天辟地的神话;彝书《查姆·衣德英拉都》里有万物起源的神话;纳西族古代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来源,以及人与天神鬼怪作斗争等神话,如《人与龙》、《丁巴什罗》、《都支格孔》、《杀猛妖》、《祖先的来源》、《黑白战争》等,大都被记入了《东巴经》里;白族的神话,有创世神话、图腾神话、本主神话和观音神话,大都描写天地、人类、万物的起源,以及他们把鸡奉为原始图腾的一些神话传说;哈尼族的神话,大都保留在他们的史诗中,如《奥色密色》、《古老时候的人》、《母女俩的故事》、《哈尼祖先过江来》等等;傣族大部分居住在云南南部的河谷地区,分为三个支系:傣那、傣防、傣雅,有不同的方言,也有文字。傣族几乎全民信奉小乘佛教,不论文化或生活,都打上佛教的烙印。傣族民间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是神话和传说十分丰富,而且神话和传说往往结合在一起。其中关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的古老神话就有五、六种之多,如傣族长诗《变扎戛帕》中,说到人类的起源,就讲到世间本来没有人,天神用手捏泥巴,捏了一个男人和个女人,后来他们结了婚,这样使人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此外如基诺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崩龙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苗族、侗族、布衣族、土家族等都有着大致相似的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我国西南地区兄弟民族有着人类童年时期的丰富想象力和富于幻想的思维特色。
我国兄弟民族文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们有着内容丰富的史诗和叙事诗,兄弟民族史诗很多,其中最为宏伟,在世界上引起重视,成为专门研究学科的就有三部:即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这三部史诗都是以英雄人物保卫家乡,保卫民族,捍卫真理和正义,反对侵略和邪恶的英雄事迹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而且在艺术上都能给人以很高的美的享受。我国西南地区兄弟民族的史诗,虽然没有上述几部史诗那么大的规模和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有些史诗也是很可观的。例如彝族有名史诗《勒乌特依》(意即历史的书)以及同类的口头故事中,突出地表现了彝族劳动人民“藐视神灵,驯服万物,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而彝族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则描写了彝族支系撒尼人阿诗玛和阿黑妹俩敢于同财主和恶势力斗争,争取自由的性格和光彩动人的形象,今天已经广为流传。纳西族的神话史诗《创世纪》,内容丰富,结构宏大,充分地表现了纳西族古代人民超拔的想象力,以及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此外,彝族还有描写部落战争的史诗《黑白战争》、《哈斯战争》等,也很有气势,不过它们载入《东巴经》时,不同程度地掺杂了宗教的成分。哈尼族的史诗往往是同神话和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例如在哈尼族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深也最完整的优美神话史诗《奥色密色》,就包含着“开天辟地”、“民族起源”、“兄妹成亲”、“民族迁徙”、“分年月日”、“安家”六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描述哈尼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傣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光彩夺目的长篇叙事诗。据德宏有关方面调查,光歌颂阿銮的长诗就有650多部。阿銮不是单一个人,而是一个典型,即出身贫寒,从小就受尽生活的折磨,长大后也受尽迫害,但他总是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最后取得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英雄史诗。叙事长诗《召树屯》,故事曲折动人,既是爱情故事,也是英雄故事,召树屯出生以后经历的种种磨难直到最后成了勐板加的国王,让人们了解了傣族的一部详尽的历史。拉祜族是居住在云南思茅、临沧地区一个约30万人口的民族,他们同汉、傣、佤、哈尼、布朗、彝等兄弟民族交错杂居,但很大部分在解放前还保留刀耕火种的低下生产水平,甚至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但拉祜族人民用集体的智慧创作的民族史诗《牡帕密帕》,却生动地反映了古代拉祜族的历史风貌,而且溶入了大量的神话,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居住在云南西南部属于棕色人种的古老民族佤族,有一部在佤族群众中广泛传唱的史诗《西岗里》(即《葫芦的传说》),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研究佤族远古历史的珍贵的文献。居住在云南德宏地区的景颇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富于诗意的民族,口头文学十分发达,几乎每一代人中都有一些杰出的歌手。在景颇族口头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最被人们喜爱的是史诗《穆脑斋瓦》(即《历史的歌》),记述了景颇人民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而景颇族的叙事长诗,已收集到有十多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人和自然界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歌颂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如《凯诺和凯刚》;另一是反映青年男女婚姻的不自主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如《腊必毛垂与羌退必波》、《恩戈弄与洛培马扎堆》等。崩龙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口头传唱的《历史调》、《芦笙哀歌》和《下缅甸调》记述了崩龙族的历史和真实的爱情故事。人口只有四千多人的独龙族,也有着自己的创世史诗,这部共分六个部分七百余行的史诗,曲折地反映了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过程。苗族有许多古歌,如《开天辟地》、《枫木歌》、《滔滔洪水歌》等,侗族的神话传说《洪水滔滔》;布衣族的《开天辟地》、《十二个太阳》等传说,内容大致都很相似。
当我们在了解了西南地区兄弟民族中的这些文学现象(主要是神话和史诗)之后,再来回顾一下汉文学中的一些文学史实,就不难看出它的深厚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除了《易经》和巫术文学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代的神话与传说了。神话是初民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反映人类和自然界的斗争,如宇宙开辟,人类起源,整治洪水,太阳神,火神等等,均为神话的主要内容。传说故事,则大都是叙述古史事迹和英雄行为,到了后来,神话传说的故事,辗转相传,神话中的神变成了人,传说中的人又变成了神,神话与传说,混淆不清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如有巢氏的构木为巢,燧人氏的钻木取火,庖牺氏的纲窖捕鱼等,都说明神的存在与劳动联系在一起。再如《山海经》里所叙述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故事,表现古代劳动人民的坚强与勇敢。再如太阳神,风神,雨神等等同劳动过程和生产斗争都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著作中,神话材料保存最多的是《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此外,《穆天子传》、《庄子》、《国语》、《左传》诸书中,反映上古初民的生活愿望和英雄主义的内容有女娲造人与补天,后翌射日,大禹治水,共工触天等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或者产生于民族的迁徙与分裂之前,或者产生于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之后,因此,各个民族却几乎有相同或相似的神话传说,这就很不奇怪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兄弟民族与汉文化有着悠久的渊源关系。至于作家文学,更显示出它的渊源了。
三、西南兄弟民族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中华民族的文学应该是中国各兄弟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个宝库里,蕴藏着各民族文学的宝藏。兄弟民族文学的成就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没有充分体现在现有的中国文学史里。一方面是从事文学史写作的人没有全面地充分地研究各民族文学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兄弟民族文学自身缺乏研究和理论总结。其实有些兄弟民族文化悠久,早就有了民族的文字和自己的作家。如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纳西族等。有的已有全国影响,如清代满族的李直夫是著名的杂剧作家;维吾尔族的贯云石是著名散曲作家;明代蒙古族的杨纳是著名的杂剧家;清代满族的纳兰性德是杰出的词人。这些作家的许多优秀作品,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我们前面讲到兄弟民族的神话和史诗,都具有它不可企及的独创性和民族特色。就作家文学来说,西南地区也有着相当的成就和影响。
我们这里首先以白族文学为例。远在南诏国之前,白族的文学就很值得重视。当时,白族与汉族已有来往,汉文化对白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诏国以后,白族以汉族文字为通行文字,不断派人到中原学习汉文化,汉族的一些文人学士也到南诏任职,教授汉文学,因此,历史上出现了用汉文写作的白族作家,诗人,南诏正是唐诗的黄金时代,所以南诏文人中也以诗人为多,如弁牟寻,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杨布燮,殷宗义,郑昭淳等,都是当时善于写诗的。南诏宰相杨奇鲲,汉文学修养很深,是南诏有名的诗人。他的《途中诗》、《岩嵌绿玉诗》都载入《唐诗》中。南诏国门口立的《南诏德化碑》不仅是研究云南历史,特别是研究南诏史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非常优秀的散文。明代嘉靖年间白族著名经学家、画家和诗人杨哺所作的民歌体的长诗《山花碑》,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苍山洱海的山川文物和白族的社会风尚,语言流畅生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明代正德年间诗人杨士云,为人刚直,不畏权贵,他弃官回家后写的诗反映了他乐于清贫的思想,也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清代有李元阳、师范、王嵩、师道南、李于阳、赵藩、赵式铭等,都是有名的诗人。至于近当代,则有马曜、杨明、杨苏、晓雪(杨文翰)、张长等作家、诗人为世人所知,有的甚至有全国性的影响。
彝族有比较完全的文字,滇,黔两地曾发现有彝汉文对照的明代石刻,但彝族没有印版书籍,留下来的经文书籍全是手抄的。至于作家文学,则是当代才发展起来。彝族作家中著名的有李乔、普飞、苏小星、熊正国以及青年诗人吉狄玛加等。其中以李乔在全国最有影响。李乔于辛亥革命前夕生于云南红河石屏县一个贫苦的彝族家庭。三十年代失业流浪到上海,即以矿工生活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走丁》。全国解放后,先后写出了反映凉山彝族新生活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反映凉山民主改革的长篇小说《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这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合称为《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是值得注意的反映彝族地区解放,民改,建设过程的长篇画卷。此外作者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挣断锁链的奴隶》,散文集《小凉山漫步》等。新时期又创作了新的长篇《大地在阵痛》。普飞是个业余作家,发表过一百多篇作品,被分别收入了他的《重赶峨山街》、《妇女队长》等小说散文集里。苏晓星是贵州赫章县人,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阿爹与荞荞》、《种花人》、《小镇欢歌》等,收在小说集《彝山春好》里。熊正国也是贵州赫章县人,1957年开始写作,先后写出了《高炉边的彝家》、《雪山湖泊的序曲》、《双龙河畔的声音》等小说和散文。
傣族的文化,有著名的傣戏,其中有云南盈江干崖地区倒数第二代的干崖土司刀安仁,他是封建土司的贰臣逆子,参加过同盟会,死于军阀手中。他酷爱戏剧,也是一个诗人。他曾留学日本,据说著有《游历日本诗集》五本,《狱中诗》两本,均已失传。他改编了剧本《相勐》,还有唱本《喊千庄》。作为一个傣族统治者,他对傣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解放后,傣族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歌颂边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歌颂各民族翻身解放,歌颂共产党领导的诗歌。如《三个傣族歌手唱北京》就是突出的代表。著名歌手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除了唱,还有自己的创作。如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长诗《彩虹》等,都表现了他们对新社会的感情。德宏傣族老歌手庄相创作的长诗《幸福的种子》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此外,新一代作者,如岩鹏的《依娥的新衣》和岩峰,征鹏的诗歌、小说、散文,即有民间特色,又有书面文学的色彩。这两者的结合,是傣族文学的重要方面。
至于新时期,西南兄弟民族年轻一代作家的相继出现和成长,云南出版社曾为他们出过一套“红土地丛书”,表现了他们新的成就。
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繁荣兄弟民族文学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我国各兄弟民族同汉族一样都有着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但是由于各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经历,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因此,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阶级对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发展以有很大差距。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奉行平等互利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正在缩小,有些少数民族,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正在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一步进入了与汉族接轨的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许多资源得到开发,同汉族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在文化上也面临着一个兄弟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甚至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提出来研究。
第一,兄弟民族文学同汉族一样,如何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时代一同前进的问题。我国新时期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所出现的各种平衡,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学上打破了原来现实主义传统的单一化倾向,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观念正在发生嬗变,许多新的意识正在取代人们习惯了的传统观念,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感情正在发生着变化,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用新的观念和语汇取代传统的美学原则。于是出现了多种创作流派,在创作方法上借鉴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隐喻”、“抽象”、“写意”等新的手法,出现各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学现象。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又逐渐地成为过去,而出现了新的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人们在文学上的这些探索,对我们的整个文学,包括兄弟民族文学,都是一个冲击。我们应当如何把握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既保持我们的文化传统,包括民族传统,又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应该很好研究解决的问题。在新的潮流面前,我们既不能趋之若鹜,也不能固步自封,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家,包括兄弟民族的作家,认真加以研究,争取切实的态度。
第二,兄弟民族作家如何发挥民族的优势,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不可否定,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种客观条件,汉族文化比起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有它更多的优势,也有更丰富的经验,兄弟民族的作家不能固步自封,应该向汉族学习,取长补短,以期促进兄弟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兄弟民族作家,艺术家,又不能丢掉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云南除汉族以外,兄弟民族居住的地区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片取这不尽的富矿,我们兄弟民族作家,应该立足本土,努力开采自己民族的富矿。在艺术上也应发扬自己的特色。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会有普遍性和全国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兄弟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努力开掘本民族文化传统,真正创作出具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的东西,以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这也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总之,我认为,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扬自己的传统,赴上时代的步伐。这样,我们的兄弟民族文学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就会取得进一步的更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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