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术 非理性与西方近、现代经济理论——从马尔萨斯到贝克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萨斯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贝克尔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学术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提出的经济非理性问题，已成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新视点之一。
将非理性问题引入经济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它有助于使日趋抽象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向“现实人的经济学”转变，现实的人，既有理性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2）有助于考察经济理性在市场运作中的有效空间， 从而防止经济唯理性主义倾向的滋生和蔓延；3）有助于从人的心理层面、 精神系统、行为特征、决策机制等方面来揭示市场不确定性、信号不完备性、市场的非均衡性、市场风险性、市场失灵等现象的深层原因；4）有助于开拓经济学欲望、意志、激情、集体无意识、习俗、兴趣、动机、直觉等范畴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近、现代有关非理性论述的经济理论文献的考察，旨在为国内非理性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若干可供借鉴的概念性工具。
一
翻开各种俯拾皆是的近代经济学理论著作，我们发现，最早谈及非理性问题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尔萨斯。
布劳格曾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p.70）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建立在对理性人性论的批判基础上的，其目的旨在消灭理性时代的幻想。他认为，边沁和早期经济学家把人类视为理性的动物，能够用快乐和痛苦的单位计算最大限度的幸福这一理论是违反真实人性的谬识。他说，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存在物”就象“计算一个在真空中降落的物体的速度”。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的倾向作为扰乱力的作用很强”。 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 （p.252）因此，马尔萨斯把非理性因素——情欲引进了经济学。他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他们是情欲冲动的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因此在他看来，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研究人口理论，必须从现实的非理性的人出发。
马尔萨斯的“非理性情欲”有着认识的深刻之处。第一，他的观点客观上对古典学派提倡的全智全能理性经济人的传统教条，不能不是一种研究范式上的具有转折意义上的思考。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人的欲望、习俗、情感的存在，但这些都被理论分析的经济人抽象所遗弃，理性是经济人的全部内容，而非理性则是经济人的外在形式。实际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第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已经猜测到恶的历史作用这一历史哲学的重要公理。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可是，马尔萨斯与古典学派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同时，也把人的理性的重要本质给遗弃了，并且无限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把它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后来理论家们所不予理会的。
继马尔萨斯之后，穆勒从经济学推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干扰因素”这一概念，实际上已暗含着对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猜测。尽管穆勒在方法论上有着崇尚演绎逻辑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倾向，但他对“干扰因素”会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一事实的揭露是颇有价值的。在穆勒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把特定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他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政治经济学往往作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他说：“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与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个情况是不平常的，而且没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布劳格，p.72）穆勒认为，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因为“干扰因素”能经常揭开我们理论思考中的差异或错误，这种差异向我们显示了我们原有理论基础本身的局限性，显示了在理论所概括的范围之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或重要领域的存在。穆勒的分析方法往往把理性方法摆放在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坐标上，按此逻辑推论，他提出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着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事实上，我们的理性认识经常受到的干扰也正是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威尔费雷多·帕累托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种“非理性”的别名，他把它称为“非逻辑行为”。在其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帕累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同时混杂在一起的”。
帕累托曾创立了两种相反的社会哲学，早先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要》里，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分子”的世界。而10年后，他在《论社会学》里，明确否定了“分子”的社会概念。他不讲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而代之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他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感情冲动的”，康芒斯为此指出，帕累托的观点转变实际上是又一次马尔萨斯式的转变，即从理性的时代转变到“愚蠢”的时代（即非理性的时代，当时人们对非理性持有敌视或贬斥的态度）。
帕累托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把非逻辑行为分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不合逻辑的行动，这个范畴一直为众多社会学家所忽视。非逻辑行为涉及价值观念、信仰和情感等领域。显然帕累托所强调的都是非理性的一些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决定社会行为的因素有两类：一是“恒定因素”，一是“转化因素”。前者与人的某些本能相一致，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情感的体现；后者与人的行为反应相一致，表现为个人解释自身行为和信仰的合理化方法。帕累托的非逻辑行为分析法，对后来的思想家们注重社会行为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和帕累托几乎同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本德·凡勃仑，是第一位从非理性的方法论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人。按照贝克尔对经济非理性概念的解释，非理性乃是对最大化的偏离，（西蒙，p.71）凡勃仑的分析方法已不是理性最大化范式的摹本，他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最大化偏离的影响。其思维原点和分析的概念性工具，不是理性经济人，而是人的“本能”和人的“习惯”，这恰恰是哲学意义上的两个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凡勃仑认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分为三类：1）父母的天性；2）工作的本能；3）随意的好奇心。 他照此三类考察了财产所有权制度和生产技术制度。他指出，财产所有权制度起源于第一种心理本能：侵占与劳役之间的差别，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正相一致。人类正是从男性奴役女性的心理习惯中，产生了最初的财产所有权，并构成了财产所有权延存的思想基础。同样，生产技术制度出自人类工作的本能，满足着这一本能的需要。
凡勃仑的非理性分析图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在对待社会经济生活的进化问题上，他不主张黑格尔的决定论（它恰恰与古典派讲经济事实的平衡和协调的静态学说一脉相承）。他主张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把社会经济活动的变迁视为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任何最终的极限或者完成点，它是“盲目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它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种文明单线直进的过程。在这里，凡勃仑所强调的恰恰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无序性、对规则失序的偏离性，是历史过程中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化的支配性。
凡勃仑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并未达到对非理性概念自觉运用的高度。换言之，他还不善于直接运用非理性概念来准确概括和表述他的非理性分析方法。在这一方面，他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二
1962年，贝克尔在颇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专题论文：《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Irrational Behaviour andEconomic Theory）。这篇论文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很大， 后来被收进贝克尔的经济学专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Chicago，1976）一书中。在这篇极为难得的非理性经济学论文里，贝克尔论述了四个问题：
其一，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而且有非理性行为。他批评一些人对此问题理解所持有的过分偏激的态度：要么认为，在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唯有理性行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要么强调“理性”一词代表一种过了时的心理学、一种能掐会算、一套享乐主义动机以及一些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为。他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说明，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原理如何从一般原则中产生出来，这些原则不仅涉及理性行为和具体事例中的生存行为，而且涉及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p.184）
其二，对非理性概念给予定义：“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他举例说，“一方面，家庭常被说成是感情用事、反复无常、不能摆脱怪念头的羁绊；另一方面，家庭又被说成是怠惰成性、墨守陈规和反应迟钝的。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冲动造成一系列混乱的、无法引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情况很少容许当前的变化或选择。种种非理性行为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行为部分地取决于过去的冲动，部分地取决于当前的冲动。”（p.190）
其三，提出了怠惰和冲动两个非理性行为的模型。在他看来，冲动行为可以用一种概率模型表示，在该模型中，决策可以取决于多面骰子的投掷。怠惰行为模型的决策尽可能地取决于过去的情况选择。模型的数学依据是一级马尔科夫方程。
其四，市场非理性经济单位（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这说明古典理性经济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人”之间有着可相容之处，用贝克尔的话说，“怠惰厂商及其他形式的非理性厂商也能够再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原理”。对此他作出这样的解释：从竞争到垄断的变化可使生产机会集合转向较低的产出，反过来又鼓励非理性厂商降低它们的产出。边际收益函数的影响充其量是第二位的，因为该解释总是针对最大化利润的厂商作出的。
显然，贝克尔一方面专门提出经济非理性行为希望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从骨子里仍然不全面抛弃理性经济人教条，他更多地希望能把经济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并用市场的理性去整合经济单位的非理性行为。应当说，贝克尔的观点是比较中肯和全面的。
如果说，贝克尔用极端温和的态度把非理性正式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那么，著名的经济学家H.西蒙则是用极为严厉的批判形式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程序作了彻底改变，把非理性概念作为他的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有限理性”的观点。
西蒙把“有限理性”直接解释为贝克尔的“非理性”。他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中指出：“贝克尔在一个脚注中写明，他所谓非理性，指‘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因此，我讲的‘有限理性’用贝克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理性’。”（p.71）他在该书中考察了非理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当代地位。他说，本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非理性）学说，成为古典的全面理性论的替代理论。该理论经过了相当多的经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真实决策过程同有限理性说的假定非常一致，但它不符合全面理性的假定。不少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决策行为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现象，并构成了自己的整合非理性决策的有关对策理论。如赛叶特和马奇的理论，鲍莫尔的满足最低利润约束条件的销量最大化理论，马里斯以增长速度表述目标的企业模型，莱宾斯坦将产量控制在理论可达量之下的“X—低效”理论， 威廉·森的交易费用论，拉德纳的寻求满意显示模型，等等。但是，西蒙严肃地指出，尽管时代精神的许多方面有利于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历史却并没有沿着这种垂直轨道前进。不可忽视，在经济学界仍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行为主义潮流，试图在方法论上维护古典理论。尤其是，数学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学界迅速传播，使古典理论发展到了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经济学家们只会追求优美的公式，而推迟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粗俗一面的认识。
西蒙对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突出反映在他对非理性决策发生的认识论原因作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他从市场行为者认识的本质特征来说明，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反映形式乃是人的认识本质所规定的。他说，在人的行为模型里，人的决策不是非最终达到极深刻的地步不可，不是必须囊括全部价值，并把每个问题都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环境，而且一切生命也皆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环境，乃是一个可以近似分解为各个独立部分的环境。他列举了棋手的决策过程具有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性质的例子。任何下棋高手在选择一步走法或一个策略时，所考虑的可能走法或策略不会达到100种之多。 以某种标准看，100种可采纳方法已经算得上够多的了，但它离10（120）还远着哪！ 实际上，棋手不会去考虑全部可能策略并从中选取最佳者，而只不过构造和检验相当少的可能策略；他一旦发现了一个满意策略，就立即做出抉择。所以，追求全知全能理性决策模型的人，其理论的假定是把所有的条件和约束都归于理性活动者体外的环境，而正确的非理性决策模型则认定，作为信息处理者的活动者本身的局限性，就是非常重要的约束。他在书中结语部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理性，较之它作为探索特定的局部需要和问题的工具而言，远不足以成为构造和预测全世界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创造一种包罗一切时代的所有变量的宏大总模型的工具。
其次，他揭示了市场非理性决策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其一，在需求函数、成本函数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关于活动者完全了解这些函数的假定，就代之以活动者完全了解其分布的假定了。假定方面的这种变化，会使求解最优量的计算变得困难得多。他说，无论不确定性的起因如何，其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得不在决策过程中以近似代替精确。其二，市场行为者所具备的有关备选方案只能达到不完全信息状态。所以，决策问题不可能是最大化选优问题，只能按照当下的满意尺度来进行。决策活动变成了活动者应花多大力量进行信息搜索的问题。而信息搜索本身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所以决策过程难以实现理性状态。其三，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换言之，对决策信息的计算愈是追求精确就愈是加大计算过程的复杂性，而有些信息的处理是无法实现有序计算程序，因而偏离最大化的决策形式是极易发生的。
西蒙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厂商理论或企业经济学上，占据着强大优势，瑞典皇家科学院1978年在授予西蒙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告中指出：“现代厂商经济理论或管理研究，大多数是以西蒙的思想为基础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1979年第1期，第72页。）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在其著作中肯定了西蒙对非理性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同时又感到西蒙对新古典理论的这方面的批评还是不够彻底。他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一书中指出，“行为主义者的领袖赫伯特·西蒙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概念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行为主义者的替代概念在有些方面与这种正统模型并无太大区别。行为仍由原因决定，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个人从自己的既定前提和知识中进行有意识的符合逻辑的演绎。”（p.120）
在霍奇逊看来，经济学对非理性问题的关注之所以有难度，原因是经济学家对于理性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用他的话说，经济学家在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为傲慢。他们经常断言，任何非理性行为的说法都是有损于人类威望的或是荒唐的，唯有理性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法则。实际上，“最大化远不是典型的，而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在经济领域更为普遍。”“由于行为不必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那种无限放大市场行为者的理性能力，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者认识过程的误解。他还引用了阿罗的一句话：“如果所有其他人是‘非理性’的，没有理由认为理性便能赚钱，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霍奇逊从哲学、心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行为决策不可能达到全智全能的理性程度。他认为，经济学家对理性和非理性理解的偏见的深层原因来自他们对人脑处理信息加工原理的认识缺乏像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熟悉的讨论。在市场行为者的决策机制中，由于认识和思维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系统，而行为本身又是根据不同思维层次发生的，有时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有时则是无意识、潜意识状态所激发的非理性行为。霍奇逊的非理性经济观点，准确地说，还只是一种态度，他没有创立像西蒙那样一个属于自己理论的中心概念和理论构架。在这方面，能够与西蒙并驾齐驱的（只是就开拓非理性研究的学术精神而言）是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 他的经济非理性——“X低效率”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有着很大反响。概括地说，其非理性理论有三点值得提及。
第一，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描述的企业营运方式与现实完全相悖：1.企业不是内部有效率的，即只要将工厂的内部组织进行调整， 产量就会增加；2.企业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即厂商并不按边际分析原理经营；3.存在着劳动和资本以外的某种东西在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中发挥作用。所以，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
第二，任何经济行为者都存在着非理性行为。这是因为，任何个人都具有双重性，即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这种努力是经过计算的和注意细节的。换言之，这方面的人格是我们‘理性的’自我，是在决策前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的那部分自我”，即“超我功能”（superego function）。另一方面， 又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即“本我功能”（idfunction），也就是“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遵循我们的‘动物精神’。”“就是这个本我功能导致我们‘不受约束’，就是说，使我们不愿意（但不一定能够）去计算，去注意细节和采取理性行为。”这两种倾向的存在，说明新古典所谓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决策则采取依赖于习俗、惯例、模仿的形式（这些形式明显具有偏离极大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个人的行为既包含理性因素，又包含非理性因素。因此，应该用极大化、非极大化（理性和非理性）假设来替代新古典的唯一极大化假设。
第三，任何企业内部都存在着非理性现象。企业生产过程不是一种预先理性设定的机械过程，企业也不是一部将投入变为产出的高效率理性转换器。在企业运行中，上司、同事和传统等因素都会对企业个人的努力水平发生影响，从而导致个人行为的最大化偏离。尤其是个人自身的偷懒行为以及“搭便车”行为，都会带来企业的种种非理性现象，它严重地影响着企业最大化效率的实现。
莱宾斯坦的观点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兴趣，他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新著出版，实际上把X低效率的非理性经济理论摆放到与新古典学派分庭抗礼的位置。这对于经济学长期崇尚理性分析方法的传统来说，莱宾斯坦的“X 低效率”理论和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不能不是两发进攻理性主义传统的重磅炮弹。
非理性问题不仅在制度学派、行为主义厂商理论那里得到重视，而且对于经济心理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颇感兴趣的课题。皮埃尔路易·雷诺身为斯特拉斯堡路易·巴斯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直对非理性问题十分关注。他的理论主要建立在雷诺模型基础上。在考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时，雷诺设定了一个中间层次，以便强调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质量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他的具体模型是：
dP／P＝αdL／L+βdC／C+γdR／R
这个方程式表示：生产增长（P）等于劳动增长部分（L）加上资本增长部分（C），再加上剩余因素增长部分（R）。α、β、γ则代表三个因素在一个增长单位中所占份额的各自系数：统计研究告诉我们，劳动因素的数值为0.12，资本因素的数值为0.26 ， 剩余因素的数值为0.63。因此，最后一个因素似乎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如果把这部分因素再展开，其公式应为：
dR／R＝NrK
N 代表“人的质量因素”：它测定的是市场“个人或集团的全部心理质量”，因为这些质量与经济活动有关。K表达的是对N的“经济的可塑性”，它指的是生产者的精神因素在经济上的反映。r代表的是N 和K之间的联系，它能“调整增长率的质量记录和数量测定之间的关系”。可见，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动力因素与市场行为者的精神因素（理性和非理性）相关联。
雷诺模型实际上把经济可变因素和心理可变因素相互结合起来。他所强调的心理可变因素更多的是指人的非理性因素，他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严格合乎逻辑的，而往往是一半合乎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他希望制定出一种有关这种“非理性的人”的经济理论，（p.31）他认为这种“非理性的人”是由一些“外部刺激”或自己的“内部冲动”决定的。可惜的是，雷诺的经济心理学研究最终没有从理论上把这位“非理性的人”构造出来。但是，他的这种设想不能说是奇想，从批判古典模式的经济人教条来说，西蒙、霍奇逊可能更希望听到这种分析的声音。
最后一位值得提及的学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他更多的是从市场的实务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市场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他像弗洛伊德那样，对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感兴趣，其目的并不是要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病态方面，而是要理解人在市场行为中受无意识驱使的非理性本质。他从大量的市场实证调查中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市场行为者的“行为是一种假象”。人的各种购买动机“一般是无意识的”，它们是一些与里比多冲动有关的错综复杂的机制。在多数时间里，消费者的“选择”往往是由偶然性或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对这种事实，我们根本不愿承认，“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性的幻想’”，从而使我们把理性和道德等同起来。更为正确的做法也许是宁肯讲“我们动机中有意识的方面或无意识的方面，也不要讲这些动机的理性方面或非理性方面”，的确，“我们最后往往是以特殊的、非理性的和荒谬的方式行动的，而且往往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阿尔布，p.28）
三
以上几位经济学家对非理性经济问题的重视，足以说明如下事实：1）20 世纪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程度不同地影响了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对非理性问题的关注和对理性经济人的批判，正是对“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指100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方法的陈旧和虚无性）和“经济学家顽症”（罗宾逊夫人语：即把复杂的经济系统化整为零，人为地假定很多因素固定不变，这是模仿自然科学在受控制的条件下做试验，然后从简单化的假定出发，利用逻辑推导出干净利落的结论，这是自李嘉图以来100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惯走的老路）进行彻底清算的开始。同时也说明了经济理论分析角度的创新：从“黑板经济学”向“现实人的经济学”转变；从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模式向“理性—非理性”经济人模式的拓展。2）经济非理性问题的深入讨论，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难点问题：其一，需要对理性、非理性概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反思，弄清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与哲学方面理解的异同点以及概念发展的相关性。其二，对经济非理性的价值判断，需要客观、深入、全面地分析和研究经济非理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没有这方面的共识，人们的讨论缺乏理解的公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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