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十——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笔谈）——文化进步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念论文,时代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浪潮，冲击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冲击尤为明显。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性转换和重建，无疑，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依托和全新的文化经验。于是，全球化时代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哲学理念便成为对全球化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可以把全球化看作宗主国与殖民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西方与东方的互动过程，其主要矛盾是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趋向之间的矛盾，正如研究全球化的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说：“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1]。在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中，宗主国与殖民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西方与东方曾采用了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哲学观念，来为自己在这种文化互动过程中采取的态度与行动提供根据。
文化进化论是由生物进化论发展而来。生物进化论的信奉者斯宾塞直接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化领域，同时，泰勒·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也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从而共同形成了文化进化论。20世纪50-60年代，文化进化论由莱斯利·怀特等人发展为新文化进化论。文化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系统性的、连续的变迁，这种变迁可根据某种一般性的进步或发展的标准来划分；与生物进化论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相一致，文化进化论强调文化进化的标准，即一种文化与周围环境的能量转换水平和适应能力。据此，文化进化论认为任何文化都处于整个文化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因此，不同文化之间是可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新文化进化论区分了文化进化的两个方向，即向适应特定环境发展的“特殊进化”和向适应多种环境发展的“一般进化”，前者是一种保守型文化，后者是一种开放型文化。文化进化论者实际上更重视的是一般进化。他们认为，一般进化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普适性。
与此相反，以斯宾格勒和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与其特殊的环境相匹配的。与此相应，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准则，评价一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只能以其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系统的价值准则来评价，不存在一种超越一切文化形态的普遍的、绝对的价值准则。不同种类的文化形态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多元的、相对的，从而是不可比的，它们之间无所谓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所以，不能以一种文化形态的价值准则评价另一种文化形态中的行为。
考察宗主国与殖民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西方与东方的相互作用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逻辑。
一般来说，宗主国（由西方国家、第一世界国家构成）为了给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殖民侵略寻找根据，往往求助于文化进化论。他们坚持文化的整体性、有序性、可比性和时代性，否定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适性文化，能适应多种环境，具备一般进化的基本能力，是一般进化的典型形式。在整个文化的进化过程中，西方文化是一切文化的理想、整合基准和中心，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元评价标准。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曾经要求人们，把理解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侵略的思维方式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这就是说，这种侵略不是外国对本土的关系，而是现代对传统的关系，是现代取代传统，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显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背后的根据即是文化进化论。
与此相反，广大的殖民地、第三世界、东方国家则持一种相反的文化策略。在与西方国家的对立中，殖民地、第三世界、东方国家对待西方国家的策略在文化逻辑上有一个变化过程。
起初，广大殖民地国家往往采取与宗主国相同的文化逻辑来反抗宗主国，即以民族中心主义来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对于西方的侵略，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反应和应战是被动的，特别表现在思想上。因此，它们往往借用宗主国的文化逻辑来充实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对抗宗主国。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本土文化中心论的兴起，就是西方国家以超级民族主义扩张自己民族文化的结果。例如，进化论在西方国家起到的是双重效应：民族间的竞争和一种个人主义，而在殖民地国家则剔除了其个人主义内涵，进化论是一种“图存保种”的理论，变成民族主义的辩护工具。然而，这样一种理论，由于与宗主国的理论走到了一个逻辑上，接受了同样的价值准则，从而有了可比较性，这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继之，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转换，放弃了本土文化中心论，由初期的采取与西方国家相同的文化逻辑反抗西方国家，转换为以一种本土文化特殊论的文化相对主义逻辑消解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在全球化运动的初期，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已成为消解西方霸权的最为有利的武器——每一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都力图以其不可比较的特殊性和个性与西方文化相抗衡，争取自己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所以当约翰·汤林森把理解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思维方式由地理范畴转换为历史范畴时，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界则相反，要求人们在理解不同文化时，应采取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的思维方式——他们坚决反对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看作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可见，全球化的主要矛盾即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文化哲学的立场上看，在全球化的初期即表现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进化论之间的对立。文化进化论坚持了文化的时代性和统一性，反对阻碍文化发展的相对主义，但却由此而否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否定不同文化的民族性，最终堕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为各种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辩护。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多元论，它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文化战略，消解西方的中心地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运动中，在构造一种“后中心性文化”过程中，文化相对主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否定文化在前进向度上的可比较性，从而否定了文化的整体发展，在全球化运动中，它往往发展成为以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文化的时代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与现代化内涵中固有的文化时代性内容格格不入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而且，文化相对主义只有积极的批判意义而无积极的建设意义：在全球化运动中，它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理念，无法建立起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
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从哲学的高度综合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同时又扬弃和超越它们。我认为这一新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就是文化进步主义。
关于进步与进化的关系，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进化”与“变化”完全是同义词，所以，它的定义不包含进步概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进步应当是进化的实质。我认为前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却是肤浅的，它没有揭示进步与进化的本质区别。
在历史上，进步与进化最初曾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古希腊，它们蕴含于一种形而上学传统中，表现为一种超验的世界目的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善”，整个世界的运动便是向着“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超验主义传统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在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一过程被具体规定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然而，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们对中世纪“上帝”的消解，导致了一股世俗化、功利化趋向——它广泛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后，进化过程便从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一般进步过程中分离出来，“进化”概念具备了自己独立的内涵。达尔文否定了以往人们赋予世界发展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质，把进化确定为经验意义上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文化进化论的创始人斯宾塞进一步把它明确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把它引入文化领域。由此便可看出“进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之区别于“进步”范畴的独特内涵。与此同时，进步主义的某些合理内容则为一些对人类怀有极大的伦理热情和道德关切的思想家所发扬，如马克思、H·马尔库塞、E·弗洛姆、L·T·霍布豪斯等。他们在历史进步的信念支配下，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人类自由的实现进行了构想，并以此规范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文化进化论者常把马克思引为先驱，但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文化进化论者，而是一个地道的文化进步主义者。
文化进步主义与文化进化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进化是一个经验概念，文化进化论是关于文化的经验说明，缺乏对文化之深层的价值思考；而进步则不可避免地带有超经验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判断性质，文化进步主义是对文化之深层意义的阐释，属于文化形而上学范域。其次，文化进化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是狭隘功利主义的，如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资源利用水平等；文化进步主义则坚持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及文化对环境的超越性，坚持一种全面的衡量尺度——它既是物质的、功利的，又是伦理的、审美的。再次，在文化理想上，文化进化论坚持把西方文化设定为理想的核心，把文化的进化看作是一个泛西方化过程；而文化进步主义则坚持一种文化世界主义理想，这种理想认为，通过文化的涵化、融合和重组，一种涵盖所有文化的“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的产生是可能的，“世界文化”是包含特殊的普遍，它既容纳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核心统一人类文化。文化进步主义是文化多相性和趋同性的统一。
于是，在文化进步主义的视野内，全球化既不是抹煞不同民族的个性，也不是要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彼此隔绝、无法沟通的“原子化”局面，它要求每一民族文化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在这里，没有哪一种特殊文化能够成为一切文化的元价值并为全球各地域、各民族文化提供一套超越时空的元规范。主张在不同民族的交往、对话中，在彼此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普遍价值乃至终极关怀，关以此为核心涵纳不同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和个性，创造一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富有活力的、丰富多彩的新型文化——世界文化，这才是黑格尔活生生的绝对精神。
应当说，文化进步主义是古老的哲学传统的延续。它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被中断的形而上学超验传统重新接续下来，将在几千年哲学发展史中人类灌注于其中的美好理想重新接续下来，并把它置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力图成为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运动的核心原则、理想和元价值。这样一种文化进步主义才能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论，解决全球化运动中的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矛盾。
文化进步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应确立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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