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6-0029-04
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分支学科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文献，一些重要的专题（如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技术与伦理价值等）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并有一些学术专著和译著出版。（注：高亮华：《技术时代的哲学反思——第八届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述评》，《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但总的来看，技术哲学尚属新近兴起的学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如此。
哲学为什么要关注技术问题？
在2000年10月召开的第8次全国技术哲学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了哲学的“技术转向”问题，引起热烈讨论。高亮华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比技术更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进程了，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在这里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尽管不能被断定是问题之源，但却折射着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前途与未来的沉思与求索。其结果是技术破天荒地迅速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称之为“技术转向”。李伯聪也论证说，由于造物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不但要说“我思故我在”，更应该说“我造物故我在”。造物主题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哲学的第一主题。而哲学家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都迷失了这个主题。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提出本来是以人的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为现实基础和背景的，但却硬把它当成了说明普遍的自然物的理论。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毫不含糊地承认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但他心目中的“实践”却囿于道德实践藩篱之内，故一百多年后的德韶尔提出要写“第四批判”即“技术制造批判”。认识和造物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研究认识过程的哲学分支早已形成，而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至今还没有形成。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迫切的时代要求。
吴国盛认为“转向”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它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和透视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技术转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但是他愿意借这个字眼来唤起人们对“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而不只是“技术哲学要发达了”）的注意。这种中心地位表现在“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真正的问题乃在于需要对“技术时代”有一个事先的领悟。哲学的“技术转向”不光有着外在的原因，而且有着内在的根据。吴国盛分析了“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这一事实，指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meta-phynics)即“追随”物理学，而物理学是关于“自然”的学问，人工物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希腊哲学家忽视工匠的工作，认为它对知识论无补，与真理无关。“哲学—科学”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对象，而与实践无关。甚至在今天，人们即使考虑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也认为它主要来自科学的应用。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哲学已逐步把实践问题置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时间、语言、自由、技术相继或同时受到哲学的重视。今天看来，技术有可能成为一个整合的因素。技术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同时规定着自由的实现和自由的丧失，是人并无可能简单放弃但在今天明显存在着危险和挑战的东西。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在哲学中的历史性缺席，我们有可能尚未真正地经受技术，或者说无可能把这种活动看作是人自我建构的基本活动。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揭示。李河同样认为“技术转向”与“语言转向”的相似处只在“注意力转向”，其更深层的差异在于“语言转向”表达了那种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或以现代逻辑的方式转向语言的意思，即“使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的，使哲学成为语言分析的”，可是对技术的重新解读尚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含义。但是慎用“技术转向”并不等于哲学不应当关注技术问题，他强调在当今社会中技术日益显露出它是人类宿命的这一品性。”如今的科技现实已把“存在就是被感知”改写为‘存在就是被制造’。”但在严格意义的哲学史中，哲学家对于技术的关注往往难于跨越技术与人文两极对立的思想格局，“技术”常常是一个与失落感密切相关的贬义词，而那技术之外的家园描述、自然描述、甚至关于原初技术观的描述更像是童话。这种套路无助于我们理解正在经历着持续巨变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现实。问题是许多学者仍固守着前技术时代人们关于哲学问题的合法性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纯粹的哲学问题应当并且只能落入到meta领域，哲学家习惯于直接性地谈论人与自然、人与神，无碍地谈论自由与人的本性，而技术是代表着与physics同一级别但又完全对立的问题域，先天地被划入“应用领域”、“边缘领域”。因此，技术哲学本身的合法性本身应当是“技术转向”关心的首要问题，而这只能通过以哲学方式追问技术才能获得。这种哲学的追问方式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描述那些使技术成为技术的条件，即技术的本质问题，而不是追问“与技术有关的东西”；2.悬置未经考察的关于技术问题的各种谈论，特别是“技术是双刃剑”或“回归自然”一类老生常谈。
技术与技术哲学
“技术是什么”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有作者把它概述为：“目前，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物质手段’说或‘物质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和’说与‘操作性（实践性）知识’说的论争，表现为技术仅局限为‘自然技术’或‘物质生产技术’与技术包括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或人本技术的论争。”事实上这里的分歧还有技术哲学与“技术论”的不同视角，以及不同的哲学范式。国外的主要技术理论，如德索尔的第四领域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论、芒福德的技术文明论、海德格尔的存在技术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艾鲁尔的技术系统论、科塔宾斯基的技术行动学、温纳的自主技术论、平奇的建构主义、伊德的实践技术论和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星野芳郎等的技术论，在国内都有介绍或研究，其中有些还有较大影响。米切姆关于“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的划分，对国内的研究者亦有影响。
刘文海曾讨论了21种有代表性的技术定义并给出了自己对技术的理解，即技术是一种程序，这种程序是合理性的，是为了追求物质目标的。他还把技术分解为技术知识、技术方法、技术活动、技术产品、产品的运用等要素，考察了它们与价值的不同联系。（注：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亮华把技术定义为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以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可操作性体系（注：高亮华：《技术的伦理与政治意含》，《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还有的作者用活动—实践来定义技术。把技术界定为人类的一种以取效为目标的理性活动，认为效用是技术的内在价值的核心，内在价值是“使技术成为其所是”的“本体论承诺”（注：朱葆伟：《关于技术与价值关系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1995(7)。）。这些大致反映了前一阶段的研究状况。近一二年在这一方向上主要的工作有：刘奔从实践活动的动态结构出发，提出技术属于实践手段范畴，它“是人利用对象和对象的相互作用来达到自己目的之方式和方法，是物的使用方式和方法，是在实践中利用对象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方式及方法”（注：刘奔：《从唯物史观看科学和技术——关于探讨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方法论》，《哲学研究》，1998(2)。）。潘天群讨论了技术知识的特征，认为它是对人类如何行动的认识，同样来源于经验；技术知识是规范性的，其形式是“如果A则B”的技术规则，判断标准是有效性。这一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认为作为行动动物的人其行动合理化的过程构成“行动传统”，社会技术是管理社会的方法（注：潘天群：《对技术时代人的行动的思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1期；《技术知识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12)。）。还有作者讨论了“思维技术”，认为它是信息加工与调节的方式方法。一些人主张把技术划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
对“什么是技术”的研究涉及到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当今时代，技术与科学越来越一体化，它们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使得无法在一种活动中作出非此即彼的划分。但尽管如此，科学与技术仍然在目的，对象、活动方式、规范、语言等方面有着基本的区别。一些作者特别强调了技术的实践性质乃至把它划归经济系统。还有的作者批评说，以往我们对二者的关系的模糊认识造成了实践中和政策上的“双重错位：一方面将技术视为科学或从属于认识系统，另一方面却又向基础科学研究索要“经济效益”。（注：李伯聪：《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点评》，《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1)。）
围绕着对“技术的本质”的探索产生了技术哲学。公认的看法是，尽管德国的卡普在1877年就出版了《技术哲学原理》，但这门学科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这一时期，技术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1966年《技术与文化》的“面向技术哲学”专辑和1972年的《哲学与技术——技术的哲学问题读本》的出版，尤其是1978年美国的“哲学与技术学会”建立与《哲学与技术研究》创办，以及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的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形成。一般认为，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涉及技术观、技术与自然、技术与文化、技术与价值、技术与政治、技术的社会控制等。有学者指出，技术哲学中“技术的”(of technology)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主体或行动者，在另一些情况下指的却是客体，于是可区分出“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中，从两个不同方面分别列出“应当从哲学观点考察技术”的十条理由，大致对应了上述划分。（注：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
还有学者主张从如下两个角度来理解技术哲学，即作为部门的哲学（或哲学的分支学科）与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或者说，作为建制的和作为“思想的”。吴国盛等人着重讨论了后者。他们认为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形上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一传统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1.他是实践哲学的创始者；2.他认为正是技术这种物质力量决定了物质生产的方式；3.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但真正把这种哲学确立起来的是海德格尔。第一，海德格尔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很详细地描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一种操作的关系，其次才是认识观照的关系。第二，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技术是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他提出技术也是真理的开显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第三，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他说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由于强调技术是一种现象，是构成现代性中较本质的东西，因此，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了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学背景的支持，正像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那样。（注：吴国盛：《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7日。）
技术与社会文化
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与科学相比，与诸社会因素有更为密切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前一段围绕这一问题，有工具论、社会决定论（或价值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自主论）三种主要观点的论辩。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技术与社会、文化（或技术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上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需要一种关于它们之间双向作用的更为具体的理论。这当然不是上述三种观点的简单汇集或折衷。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互动关系不可能是那种单一因果对应的简单决定关系。但很多人认为，决定论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假设，因而倾向于赞成一种“温和的决定论”。亦有学者尝试一种更为精致的解释。
近一、二年，一些学者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研究。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中提出，如果不是把“决定论”理解为“唯一决定、单向决定”，那么技术决定论应当享有与生产力决定论相类似或接近的地位。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阐明了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作用，又是与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相互依存的。但二者不能平起平坐，前者更具“基本的”“前提的”性质。牟焕森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经典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是一种“社会制约的技术决定论”。他进而论证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技术是作为直接生产力而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它不过是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典型的、突出的、更本质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丰富了一元决定论的一般形态与特殊形态的辩证内容（注：牟焕森：《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论论吗？》，《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9)。）。黄锫坚则认为“技术决定论”的概念是含糊的，这与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把技术决定论的表现形式划分为技术自主论、媒介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技术、作为媒介的技术和作为技术理性的技术。这一方面展现出技术及其作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目前的观念或理论同完整理解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相比仍有相当距离。（注：黄锫坚：《技术决定论的多种面貌与技术概念的多重含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6)。）
在上述讨论中，一些学者注意到“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和方法，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是一种起源于知识社会学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社会建构方法、系统方法和操作子网络方法。社会建构论者倡导从微观层次上对技术形成进行一种动态的经验研究。他们认为技术变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单向发展过程，更不是单纯经济规律或技术内在“逻辑”决定的开发过程，它包含诸多异质因素，只有依据大量的技术争论才能得到最佳的解释。在普遍存在的技术争论中有不同的操作子（个人或群体）或相关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概念框架）参与。技术的发展就是相关因素建构的结果，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群体或操作子赋予的。有学者从社会建构论出发，批评技术哲学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讨论有关“技术”、“社会”、“人”的关系，却很少谈到具体的技术及其影响，更少谈到技术发生作用所处的特定社会情境；技术哲学的理论常常预先假定某些经验陈述，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依据经验证据。另一方面，社会建构论的发展也显示出一些新的迹象，如关心规范分析、注意微观研究的宏观意义等，一些技术哲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建构论的概念和方法引入技术哲学。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建构论是不适当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批评它没有注意到技术变迁的动力要素，而这远比通过研究社会群体的特征和行为所揭示的内容重要。另有作者指出，无论如何，社会建构论引进的技术变迁的非决定论模式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放弃“对称性原则”，“建构论”可以帮助技术哲学在微观经验意义上回答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的社会影响等广泛的宏观哲学问题。（注：李三虎、赵万里：《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9)；曹南燕、王金和：《无缝网上之缝》，《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3)。）
技术创新
关于技术的现实应用研究一直是国内技术哲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研究者认为，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当然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取决于它的内容是否有助于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这方面讨论最多的当属技术创新问题。从创新概念、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中的组织和管理、技术创新中的行动环境和信息过程，到知识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注：例如王大洲、关士续：《制度、技术和创新》，《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6)。）。还有学者提出了技术哲学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如何凸现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独特贡献问题。陈其荣的“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在这个方向上作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