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与当代作家的唯美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美论文,当代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主要是源于作家对他所感知、体验到的世界的不满意，还有对存在世界的精神性焦虑引起的叛逆性思考以及反抗的欲望。因此，他要通过文字叙述建立起一个他自己所认同的文学世界，对现实进行有效的颠覆。这样看来，作家与现实之间，就必然地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体现为作家对现实的判断性“修正”，他要将“现实”的种种形态重新经过心灵的过滤，重建一种现实并将其转换成与众不同的精神图像，而在这个时候，作家的表达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方式和策略，他可以很“现实”地对存在进行破坏，也可以非常“浪漫”地摆脱掉生活的具体纠缠，沉溺于非功利的、古雅的独语。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多地是“建立”，更注重他们在将生活表现出来时的那一过程的享受与陶醉，并且将这一切艺术化、审美化，渐渐剥离生活及存在世界中人为的、附加的种种因素，建立一种充分依托艺术、美学体验的心灵现实，生活艺术化，艺术形式化，以此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人的精神的种种可能，使自己的世界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本真和自然，成为某种自足而满意的艺术存在，获得相当复杂的生命情怀和人生情结。也可以说，前者强调的是从生活到生活的差异，后者则推崇从生活到艺术的腾挪。从这个角度讲，“写实”和“现代”、“自由”、“浪漫”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两大阵营，前者接近古典，后者更注重形式力量，本质上应隶属唯美的范畴。在这里，我无意陷入有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或思潮或概念或范畴的争论的怪圈，它们作为一种思潮或运动虽然都曾经历史地存在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种富于独创性审美诉求的艺术表达。因此，我更愿意将现代主义、唯美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学立场，一种艺术感觉方式，或者是一种文学传承，一种文学精神。具体说，唯美的写作倾向和立场，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是艺术和人生在形式策略上的嫁接点。也可以说，面对生活，文学叙述帮助作家建立了一整套与现实的对抗性话语系统，使艺术成为精神向现实之外的蔓延。同时，现代、唯美的高雅及超凡脱俗的审美质量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成分、新的生机和活力、新的气质，甚至可以说是对古典艺术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作家文学写作的浪漫质量，注定了艺术的终极方向：文学真正的核心价值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思想，在于一种境界而不在于一种潮流。
在近八九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发展中，许多中国作家在他们的写作活动中身体力行地大胆借鉴与尝试现代唯美主义的风格与方法，表现出较为强劲的现代唯美倾向。在现代作家中，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废名、郁达夫、徐志摩、田汉、闻一多、何其芳等人，既是现代唯美主义的传播者、研究者，也是这一文学倾向的写作实践者。虽然在五四这个文化、文学多元的时代格局中，唯美主义始终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走势或潮流，而只是以“颓风美雨”的零星飘洒表明着它的存在，但这些作家在外来文化的广泛影响以及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中，体现出富于东方神韵和古典风范的审美创造灵性，体现出富于现代感的能够超越功利、进入诗性和纯美艺术空间的想象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中国现代唯美主义写作最早的实践者，没有生硬地吞食颓美之果，“偏至”、遁逸到泛美的魔界，或刻意效仿西方唯美主义大师的趣味和技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己浪漫的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有益结合，并非彻底地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极端状态和颓废的个人主义本相。这一代作家在追求超功利、超世俗、超然的文字表达时，在追求叙述、语言、文体的变幻与完美时，还是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经验”和汉语文化、文学的特殊语境的。唯美主义虽然并未像异域那样形成潮流或较大的声势，也未在中国文学的土壤里结出相同的“恶之花”果实，但从作家到文本，却表现出这一代作家对“纯美”、“颓废”及相关人生观、美学观、文学观的内在认同和有益实践，以及对另一种生命价值、美、形式主义意义的觉悟、发现和求证，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而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由于社会政治的时代性变化，唯美主义写作日渐衰微，尤其五六十年代政治、文化、文学的一元化美学和话语垄断，唯美写作几乎销声匿迹，荡然无存，甚至到了“谈美色变”的地步。应该说，当代真正有唯美主义倾向或因素的小说，最早出现在80年代。在思想解放、文学解放的破冰声中，虽有“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所谓主潮风气云涌，但是，自由的、回归艺术本身的强烈愿望也构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无论是最初的小说形式探索、叙事革命，还是对“美文”的呼唤，我们都可以在当代文学艺术思维空间的拓展中感受到唯美主义潜流的涌动。
最早显露唯美写作端倪的作品当属汪曾祺和张承志的小说。汪曾祺在一篇札记中强调：“中国语言还有一个世界各国语言没有的格式，是对仗。就是思想上、形象上、色彩上的联属和对比。我们总得承认联属和对比是一项美学原则，这在中国语言里发挥到了极致。”[1](P9)“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2](P208)我想，汪曾祺这里所谓的“美学原则”、“和谐”，既是指一种美的表现形式，也指一种美的境界。它所表现的实质上是流淌在作家内心的超然的艺术感觉，其审美目光所专注的乃是性灵和艺术本身的魅力。这也恰如黑格尔所说：“和谐开始解脱定性的纯然外在性，所以它能吸取而且表现一种广大的心灵性的内容”。[3](P321)这种追求艺术美的理念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所呈示出的正是创作主体对生命和自然的诗性把握，是对存在、生活的一种纯美的注视，而这种超然散淡的写作心性，则是完全建立在作家对美的崇尚和对任何社会学写作思维规约的不屑上。如果说汪曾祺更多地是以其淡定的审美实践彰显着某种“艺术自律”的话，张承志则坚决地举起创造“美文”的旗帜，从理论到实践张扬他的艺术理念。他在那篇著名的论文《美文的沙漠》中，从翻译学的视角探讨了母语写作创作美文的可能性，论证汉语这一语言形式本身的表现力量：
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派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发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4](P26)
张承志还强调，真正的美文有时可能是孤独的，但并不就是“颓废”、“堕落”的，而常常是诗化的、激情的和昂扬的。这种“美文意识”贯穿在他所有的小说写作之中。在《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夜》、《春天》等作品中，作家选择自己独特的叙述视角，在语言的艺术世界中展开自我的经验世界，既考虑形式的美感，即叙述的节奏、时空、语言的色彩和语调，也善于扑捉意象，还真诚地袒露“清洁的精神”的价值理念。而且，这种清洁的精神与唯美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和谐的对位，成为他独特的“美文的追求”。
现在回望、梳理或审视20世纪80年代，我们或许还会考虑，为什么在那种崇尚“思想解放”的时代会有汪曾祺和张承志这类小说的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这些小说中，只有“唯美”中的形式、空灵和浪漫的文学因子，只有对结构、语言纯美和雅致的兴致与激情，而无任何虚无、超然、颓废因素的介入。我们也当然无法拒绝任何时代唯美的滋生。实际上，直到当代文学走到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莫言、洪峰和残雪的文学探索以及稍后的“先锋浪潮”，其颇为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开始强力地推进文学整体的走势。我们也正是从这时的文学中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学应有的美学上的深度。有趣的是，在80年代末这个被称为“文化溃败”的历史转型期，竟会有一批年轻作家如此执着地沉溺于个人化的艺术感觉，与近几十年的文学秩序、语言规约、经典话语构成尖锐的挑战，引发出对于我们惯性阅读的强力冲击，这是否在重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历史景观？多元化的文学环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主要是解构主义对文学“深度模式”的刻意拆除，使得“故事向感觉敞开”、“感觉向语言还原”、“苦难意识的残酷化”、“荒诞感的诗性化”，[5](P59)特别是文学叙述中“叙述圈套”的出现，也使得文学的浪漫质量得以进一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形式“唯美”的发端，尽管莫言、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的文本中仍不乏对存在、历史或现实主题的情感思流，但那种潜隐已久的纯艺术暗流也正喷薄欲出。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化、艺术规约的真正打破。
我们在1987年以后的小说里，更多地看到了中国作家对小说艺术本身的尊崇和新的小说理念的建立。陈晓明曾用“临界叙述”、“临界感觉”的发生表述他对这些作家写作倾向变化的认识和判断：“关于叙述语言与感觉的问题，关于语言表象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从来都被‘客观逻辑’取代了，因而更不可能去辨析在小说叙述中临界感觉穿越语言的内在机制，不断构成叙述的原动力的运行过程。所谓‘临界感觉’，简言之，即是指叙述人或故事中的角色处于语言与客观世界、语言与意义的双重辨析的情境，叙述因此始终处于真实与幻想的临界状态”。[5](P66)从马原等人的“如何叙述”、“以公开的形式营造世界的神秘”，到先锋小说注重词语对客体的“呈现”方式，可以看出，作家正渐渐开始摆脱以往那种对实在世界的“实实在在”的临摹状态，而进入超越现实的“仿真”写作。在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格非的《褐色鸟群》、《风琴》等篇章中，其中那令人绝望的悲伤或悲剧、优雅的笔调、悠远的抒情营造出令人惊奇的美学情境，我们依稀体味出蕴含其中的对世界的浪漫化表达。同时，文本所暗示出来的审美方式和叙事立场的变异，已完全逸出当时所谓主流文学的潮涌，将自身推出了小说的常规界限之外，为小说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和语境，构成一种叙事形式的审美“偏至”。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当代“形式主义唯美”写作的开端。对“形式唯美”的重视，在一些当代作家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对小说叙事方式的不断探索和深入，二是作家对小说语言内在张力的挖掘。话语形式也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对世界进行纯诗性的艺术表达，文本形式本身凸显美的力量，形式在这时早已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作品的重要内涵。形式在这里似乎是自主自律的，它可能来自一个宏大而神秘的存在世界的结构，也可能与社会和历史没有任何关联。对形式的沉浸，在文本的写作方向上接近了唯美的语言精神和规约。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一大批这样的作家来写作这样的小说呢？我想最主要的还在于中国作家面对世界文学大师文本时写作形式感的被激发，中国作家试图以形式探索来摆脱社会、政治的工具情结对文学的种种压迫，以及深入表现世界和人性时自我书写方法的匮乏和危机，而且这不仅是文学叙述多个叙事路线的开辟，也是当代文学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巨大幻想运动影响下整体的启动和精神维度的增大。这一整体性的跃动，为当代唯美主义文学的出现制造了相应的条件和氛围。可以说，当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写作，对现实富于浪漫色彩的形式主义诉求，为唯美写作演绎出了充满锐气、充满理想气质的前奏。
实际上，唯美主义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唯美主义代表人物戈蒂耶、波德莱尔和兰波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生活”和“感官的错乱”的观念，以及倾心于表现题材可能到来的奇特刺激、精神麻醉、性的放纵和变态，及对传统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准则的刻意反抗，而且包含着许多很不单纯的非艺术因素和存在焦虑。在写作实践中，唯美—颓废主义写作也绝非只生产、制造那种具有病态倾向的作品，而常常饱含对生命感知的人文情怀，虽然其中不乏颇为浓重的悲观虚无主义色彩。所以，我们在审视作为一个国际性文学思潮或主义的唯美主义写作时，要祛除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的一些流行的误解和认识，对其作开放性的理解，发现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世纪末”等文学的同源性及其变体。基于此，我们可能才会更好地理解我们本土的唯美主义写作的存在、精神本质以及历史局限性。我们虽不能生硬而毫无依据地猜想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对当代文学的直接或潜在影响，但特定历史时期或文化背景下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自身规律所引发的审美状态的出现，也必然会形成某种审美的偏至。
尽管我们直到现在仍无法从严格意义上厘清当代“唯美写作”的精神发展脉络，有时也很难明确地辨析“唯美写作”和唯美主义的微妙的渊源关系，但是，我们却强烈地感觉到许多当代作家写作所焕发出的唯美意识和唯美气息，这使得他们的写作笔法独特，别走一路，雍容而绵密，超然且淡定。对于这些作家，我们是无法用诸如“深邃”、“宏阔”等词语来简单地概述他们的文字，但隐藏在叙述之下的美学法则和美学精神，却不能令我们忽视。我认为，在当代作家中，从题材到文本形式将唯美—颓废表达到一定程度的当属贾平凹和苏童。可以说，这两位作家真正写出了当代的精神之颓。而贾平凹最擅于在社会、时代的风云际会中表现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颓废，展现千百年来令人苦闷的人生困境、欲望、虚无、闲适和感伤，对传统的人生悲哀做出当代的唯美的回答，赋予古典的生活趣味以现代的唯美意味，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代表作便是《废都》和《秦腔》。前者主要凸显精神之颓，后者在于彰显灵魂的破碎之美。这部被作家自称为面对它“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灵魂的”《废都》，作家真切地表现了当代人灵魂的倾颓，宣泄出难以抑制的“废都意识”。天性孤独、自卑、敏感和脆弱的贾平凹，在纷纭多变的现实中，似乎无法及时地摆脱自身的苦闷，为排遣其透骨的悲凉，大胆而彻底地暴露笔墨，书写病态，描述人的物欲、性欲的扭曲和精神的荒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造成的人的心态的失衡、眩晕、迷惘和狂乱不羁。可以说，贾平凹毫不避讳地用文学表现了一个时代的迷乱和颓废意绪，加之其自身的颓然，透射出内心的感伤和挣扎。写于2004年的长篇小说《秦腔》，尽管是一部非“城市性”小说，但我们还是感到已经真正平静下来的贾平凹，面对西北乡村这个寂寞的所在，他同样试图以自身的生存经验，透过叙事，把深广和不可量度带向极致，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与困境。我们还是深深地感觉到，作家所表达出的整个乡村世界或人的精神的深刻的衰败、颓唐，它是作家内在化了的现实沮丧与内心残余激情的殊死搏斗，是对破碎生活的一次艺术整合，其中弥漫着呼天抢地的挫折感、绝望感和荒谬感。明清小说的流风遗韵，古老的士大夫气味，边缘文人、文化的颓废气息由此而出。虽然，贾平凹的小说呈示出“世纪末”心态给人们造成的存在性烦忧，但是，他终究没有像欧美唯美大师那样充当“看客”，也没有肆意调侃心灵的苦难，而是在悲凉之中抚慰心中的寂寞，宁静中渗透出伤悼的隐忍。
我们这里想探讨的是，苏童作为当代具有强烈唯美写作倾向和立场的小说家，在20年的写作中对于唯美立场的坚守。概括地说，苏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道”，他起点颇高，一上手就显示出不凡的写作功力和想象天分，尤其是他独特的美学气韵，既体现在构思与文字的精致，意象营造的闪烁迷离，也表现在故事、传奇的颓靡感伤。神奇、瑰丽、凄艳忧郁的仿古拟旧风格，以及恬静的意绪、沉溺的叙述语调，都令人刮目和惊异。因此，我也更加理解苏童为何崇尚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关于写作就是“幻想、自传、讽刺、忧伤”的小说信念，笃信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所说的，小说应当如小说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解，而且它还应该是对自然、现实和先验逻辑的反叛的文学理念。苏童的写作，尤其90年代以来，既很少像许多作家那样常常要忍受题材、人物、文体、语言等等如何感觉、定位的折磨，也不受诸如所谓文学潮流、“大势”的左右和束缚，正可谓是在写作中“特立独行、独善其身”，体现出他对艺术美执着追求的精神内质。对于他极富创造性的、心灵化的写作，我们的确很难用某些或一组“关键词”来定义和进行所谓的概括。我们不仅从他大量的小说文本中可以判断出他的现代唯美写作的特征，而且，他小说的语言，他那浸润在心性神韵之中的作品的灵气，由妙语而来的激情的喷发，以及蕴藏在小说文体之中的别致的美感、洒脱之气，精妙工整、韵味无穷，更让我们看到他文学世界的迷人和丰富。这些，也正是苏童有别于他同代作家的独到之处。算起来，苏童应该是当代作家中在唯美写作这一路走得最远、也是最自由和最自然的一位，在叙事资源日趋困乏，叙述视野渐显狭窄的消费主义写作时代，他能摆脱浮躁、粗糙、虚弱、矫情和苍白，独辟蹊径并能坚守和保持生机，且总能在他的小说文本中释放出新鲜的意义，体现出强烈的审美张力和形式意味，这足以显现出苏童的“定力”。不夸张地说，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方面，苏童已迫近大师的水准，他似乎也在写作的姿态和整体感觉中寻求自我更新和艺术嬗变。从这个角度看，苏童的唯美写作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苏童的写作状态得以保持呢？苏童曾说过：“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种种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但是，所谓个性和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6](P241)而“一个好作家的功绩在于提供永恒意义的形式感。重要的是你要把你自己和形式感合二为一”。[6](P217)我想，苏童始终都在与僵化和重复做着顽强的斗争，能使苏童保持自己独特形式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构筑他文本大厦时一以贯之的灵气和独特而柔美的语言，还有对小说文体的迷恋、倾心。这是决定苏童唯美写作的本质性因素，也是他现代唯美写作形态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苏童那种“既古典浪漫又感伤的气质”。
考察作为唯美作家的苏童的写作，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苏童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苏童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他都能够赋予文本的形式以新的生命，我们说苏童是当代最具形式感的作家之一，它以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的勇气和能力，给幻想以更大的空间。在一个被称为“故事几近于没落”的时代，还能以一种纯粹的小说话语，运用现代小说技术，对个人经验、历史、时代重新进行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实在难能可贵。不仅如此，文学在苏童的小说中还获得了新的诠释和理解：文学是现实，但现实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幻想，就是空灵，就是可能。苏童的“有意味的形式”，在他文学叙述的连贯性和对故事情节有节制的控制中，在祛除了写作中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沉重负担后，呈现出优美的姿态。由此，我们还可以这样判断苏童的写作：苏童并非那种简单或偏执的“唯美”或“先锋”，在倾注于“形式”的同时，他并没有对终极价值信仰进行否定，更没有以消解主体、取消意义、躲避解释、逃离价值判断、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写作。苏童重视形式感，却不把语言实验和探索提高到文学本体的高度，以颠覆传统的表现形式与技术，而是对现代与传统叙述方式进行多元整合，自我消化，在自信的叙述中赢得文本和话语的再生。苏童渴望与众不同，与自己不同，因而他才能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写作惯性，避免遁入自己的“叙事圈套”。
我们不能忽视的又一个方面，就是苏童对影像艺术的迷恋给予他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一种艺术形式与另一种艺术形式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电影艺术、影像魅力带给苏童的整体感、画面感、情节律动，为小说叙述增添了新的质感。我曾有意在苏童小说中追踪、寻找其作品与一些影像作品之间的神秘联系。我觉得，苏童在他的小说中很好地借鉴和整合了“诗与画”的内在联系，影像和画面更适宜展开空间并列的事物，而文字文本具有展现时间先后承续事物的优势，使叙述更具有想象的魅力。一句话，苏童以他的写作，以他的想象和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形式感。
无疑，苏童在写作的精神状态上，应该说是较早进入非功利写作层面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地带”，虽说他的写作带有些微的工作和专业的性质，但他自己作为作家的写作活动却始终没有成为文学以外的任何其它事物的焦点，而是满怀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勤勉劳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和“写作”的区别早已不是概念上的差异，而完全是写作立场和姿态的迥异。从“先锋”时代走过来的苏童，不仅看上去在形式革新方面始终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品格，而且在对文学的创作动机和姿态上依然还坚守着不变的信仰：对文学本性、本身的敬畏和神圣感。这在今天的商业主义时代已难能可贵，我们也由此看到了苏童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人格、文格操守。这当然也是苏童成为唯美作家的一个重要理由。他20余年的写作虽说不是总能够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也称得上是潇洒自如、行板如歌。可以说，苏童凭借自己“想象中国的方法”创造了极富个性的小说世界。苏童持续至今的唯美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坚实存在。这种技术主义写作，在当代俨然已经成为独特的话语方式。对苏童自身而言，他的写作目的也许很单纯：“写作最有意义的一面对我来说是，它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我的生命很单薄、很脆弱。但是因为写作，我的整个生命变得比较丰富、柔韧一些，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质量会满意一些……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体验，最奇妙的是，在写作过程中你能试着去体验他人的生活，你在纸上干涉别人的生活。这本身也让我感觉到某种满足。”[7](P55)也许，正是因为单纯，他的写作、他的感觉、他的文字才异常的通透，充满了驰骋的艺术幻想力，才成为富于个性的文学选择。在他的小说中，即使包括他的被称为所谓“新历史主义”的那些小说，都很少历史的重负和对其进行破坏性“解构”。因此，我们说，苏童的写作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理想主义写作精神的自然发展。但从作品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于理想人性、理想文化、理想文体的热切期待。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本能所支配的，这里的“本能”，就是指生命力的重要潜能，它不断地寻找发现和寻找精神的释放，尤其对于具有创造性天赋的杰出作家，其本能较常人就更为丰富而强烈。所以，苏童很早就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出兴奋型、天才型气质，这也是他能在24岁和26岁分别写出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的重要原因。再加之他出道时极其良好的文化、文学契机和环境，他接受的良好的文学教育和熏染，为他渐渐形成现代唯美的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苏童的作品多年来为什么始终受到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他的写作为何独树一帜地遵循着自己的一种美学原则，不断地为文学、为我们提供个体的经验和内心？多年以来，他在纯文学的范畴内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寻找着新的可能性表达，尤其是在文学看似愈来愈无足轻重、千人一面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年代里，他的写作依然对强大的低俗文化呈现出抗议性和批判性，求证着文学的尊严。这不仅是因为苏童骨子里是一个对事物和自身都极其坚定和自信的人，还在于他关注现实人生的写作姿态。无论怎样讲，人类或者说当代人的内心依然眷顾着文学对灵魂温暖敦厚的抚慰。在当代文坛，的确很少有如苏童、贾平凹、格非这样的作家，仍坚定、执着地以纯粹的文学语言，来拯救文学本然的天真和纯正。他们堪称真正的先锋，其语言、文体在自我锤炼中既能作技术主义的解读，也能适宜普遍而广泛的阅读。另外，我们还在苏童的身上，看到了文学的诚实与纯粹。这正如他的做人，潇洒大气而又厚道坦然，文字中永久地保持着高雅的气息和精神生态的安逸和静谧。他自“先锋时代”起，就一直坚持写作的个人性气度，当然，个人性的不一定就是唯美的，但唯美的一定是个人的，这是隐含着文学自身的个人性、独立性、自由性的写作姿态和选择。我们在苏童身上看到了文学最后的魅力和归宿。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苏童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感奋和欣慰的抒情诗人。我们能越来越深的体味到，苏童的小说是纯粹的小说，至少在与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的比照中，我相信，苏童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是丝毫不逊色的，在幻想和现实、故事和结构、虚构和寓言之间，他似乎找到了使之和谐的方法与途径，是对当代日益衰微的“纯文学”的修复与重建。作家残雪曾多次申明她对“纯文学”的初衷不改，她表示要自始至终地像寻找天空、粮食和海洋一样，去寻找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而且要掠开表层记忆而无限地深入到混沌的精神内部。苏童就是这样，他不断地在寻找着自己所处时代文学的粮食和天空，使这个世界呈现其应有的澄澈和晴朗，平静和深沉。我们已在他的写作中深深地感觉到了文学所建立的精神和历史、文化和个人存在的广阔性和优越性，而且它远远地超越了作家自身及其文本的空间。
另外，关于苏童的唯美写作，我还将在探讨他的小说叙述语言、写作灵气和经典的唯美文本《碧奴》时，进一步展开论述。
在苏童近年的写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感觉上和叙述方面的某些疲惫，也就是说，当苏童的写作视域正渐渐成为一个经典作家的视域的时候，苏童恐怕真的需要在艺术上要有所“破执”，需要悉心地调整，这是苏童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如何改变许多职业作家一生都难以超越的种种写作宿命，不断地创造自己写作的新时代是每个作家的美好愿望。而我们所期待的则是他在写作了长篇小说《碧奴》之后，能有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原始经验财富的积累和精神储备，重新出发，从而，再次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艺术经验和艺术震撼，开创新的“苏童时代”。
我相信，无论苏童的写作走到怎样的高度或出现偏颇，他都会无怨无悔、虔诚坦荡地去寻找艺术美的真谛。在苏童这里，寻找，是永远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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