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人体造型艺术的思维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造型艺术论文,希腊论文,中国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都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其中尤以人体造型而著称于世。无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石窟、壁画，还是爱琴海沿岸的雕塑，都反映了先人的审美兴趣和特定的思维，很值得今人研究。
古代希腊造型艺术和思维的特点
古代希腊艺术品最初看来是为象征和抽象思维所控制的，如用简单的几何图案来装饰陶器。但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 抽象的几何图案逐渐被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所取代，这表明象征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衰退和让位。正如鲍桑葵所指出的，“希腊艺术并不具有人们所设想的那种抽象的理想性”。艺术思维的更替固然和社会的嬗变密切相关，其中特别是氏族的解体。因为氏族的存在是象征思维赖以维持的重要根源；同时，古代希腊的狭小、离散状态也不利高度集权政治的产生，而权威又是象征思维得以滋生的又一个深厚的土壤。
写实的致思传统是从雕刻艺术活动开始的。事实上，希腊艺术家在最初雕制石像时只是“继续埃及人的旧业干下去”。古代埃及人在雕像艺术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强调雕像应与对象尽可能地相符合，其中包括人体的比例关系，这反映了一种思维习惯，即客观性原则。当然，这样一种原则是受埃及社会宗教观的支配的。在埃及人的信念中，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中止，造像即可以使死者的生命继续存在。同理，雕像逼真性也因此有了意义，因为“这样死者的灵魂在来世才能正确识别原身”。上述观念通过制作木乃伊的实践，使古埃及人熟悉了人体内部器官的形状、特征和位置。无疑这对于雕像活动来说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它为写实风格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可以说，埃及人在这方面的实践为未来希腊人的工作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不过，希腊人之所以能够在写实主义艺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还在于他们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希腊的雕像艺术首先得之于这样一个因素的支持，即普遍所具有的崇尚形体美或裸体美的社会风尚。显然，这与埃及社会在宗教精神笼罩之下对少数形体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按照丹纳的说法，在希腊人看来，理想人物首先在于“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均匀，身手矫捷”。换言之，希腊人特别喜爱的是表现力量、健康和活泼的形态和姿势。正因如此，裸体形象在古代希腊随处可见，这就在生活层面为造型艺术所必须的观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古代希腊人对于形体的把握才能也得益于其造型艺术形式。与古代中国人不同，古代希腊人特别重视雕塑艺术。对古代希腊人体造型的考察显示，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其人体造型还是十分拙朴的。 然而至前5世纪，其人体造型似乎一下子成熟起来， 而这便是与其大量的雕塑实践密切相关的。雕塑艺术是三维艺术，这一形式与客观物体的三维性质是直接吻合的。广泛的雕塑活动极有助于视觉器官在形体把握方面经验的获得，相比之下，这在早期绘画活动中则要困难得多。
第三，古代希腊有雕像艺术也像古代埃及一样获得了科学的支持。贡布里希说：“古老的观念十分注重表现人体结构（那结构仿佛是人体的主要链条，帮助我们了解人体怎样连接在一起），它激励艺术家去探索骨骼和肌肉的解剖学，去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人体形象，即使在衣饰飘拂之下还是历历在目”。并且，古代希腊艺术家对于人体结构和解剖知识的把握更加自觉。换言之，艺术本身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直接，因为希腊人不再需要依赖宗教作为中介形式。
最后，古代希腊对形体把握的准确性又在于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在希腊人眼里，所谓艺术就是“模仿”，如赫拉克利特所说：“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又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从模仿的作品中取得愉悦之感，也是所有的人的本性”。而模仿就要求创作忠实于客观对象的原貌，就要求对客观对象的再现具有准确性也即逼真性。这样一种艺术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艺术实践。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它与古代中国的艺术观作一比较，就更会清楚它之于古代希腊艺术的深刻意义。
上述这样一些因素对于思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社会风尚对于形体的普遍兴趣和热情，这就赋予了造型艺术以最丰富的观察机会；同时，又由于雕塑形式对于视觉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也就赋予了造型艺术以最有效的训练途径。而这样一种机会与途径对于同时期的其它文明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进而，由于造型艺术已经不再满足或依赖于感性直观，而是自觉地将解剖学知识纳入其中，这便极大地提高了对形体把握的准确和精细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形体把握能力上的一次重要的飞跃。再者，由于艺术创作中所提倡的模仿原则，这又使得在形体的把握方面确立了完全客观化的标准。这一标准可以说是对形体精细把握的理论前提。并且，它也能够排除任何造型实践中的非客观化倾向。特别是这后两个方面，一个客观的创作原则加上一个科学的技术条件，最终将古代希腊人对于形体的把握能力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平。
古代中国艺术造型和思维的特点
若将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人体造型艺术或人体把握能力作一比较，便能发现两者的差距。在造型艺术的逼真性方面，中国显然不如希腊。那么，何以会有这种差距或不足呢？涉及到思维的源头上，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种差距和不足呢？对此必须做深入而非笼统的考察分析。
第一，古代中国的人体造型与希腊的人体造型主要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古代希腊的人体造型艺术主要是沿着雕塑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中国的人体造型艺术则主要是沿着绘画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这包括各种帛画、漆画、壁画、也包括画像石和画像砖（同样为平面艺术）。相比之下，雕塑并不是古代中国造型艺术的主流形式。然而在造型艺术中，雕塑形式与绘画形式对于视觉感官的应用与训练是相当不同的。因为现实空间与物体本身在特性上是三维的。因此，一方面，通过三维雕塑来把握三维现实要比通过二维绘画来把握三维现实更符合感觉运作的规律；另一方面，通过三维雕塑来把握三维现实也比通过二维绘画来把握三维现实更能刺激感觉器官的成熟。因此，与雕塑形式相比，绘画形式对于逼真性的实现本身就处于不利的位置。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古代希腊，其绘画作品与雕塑作品相比较逼真性也是逊色的。相反，若考察古代中国的雕塑作品，则会感到其在逼真性方面已与古代希腊的雕塑作品保持了比较接近的距离。然而，由于造型艺术主流形式的不同，通常忽略或限制了这种比较。即主要采用的是在不同主流造型形式间的比较，而这种比较无形之中也扩大了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在逼真性方面的某种真实距离。
第二，中国的造型艺术并没有得到解剖学知识的支持。古代中国医学也没有发展起比较充分或有效的解剖学知识。中国医学甚至认为“粗守形，上守神”。因此，它就不可能为造型艺术提供这一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艺术家对形体的把握就只能凭借感觉直观。然而，对于形体的把握仅仅依靠感觉直观是不够的。因为当描绘或塑造着衣或静态形体时，感觉直观尚能或多或少遮掩其把握能力的不足。但当刻划裸体或动态形象时，这种能力上的不足便会暴露无遗。这即包括构成比例这类整体上的缺陷，也包括骨骼与肌肉这类细节上的问题。例如1989年陕西咸阳张家湾出土的彩绘裸体男立俑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其身体部分的制作极为粗陋。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形体把握上的弱势是广泛存在的。如《韩非子》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为什么呢？韩非说：“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造型艺术的难题。其实，在没有解剖学知识作支持的情况下，欧洲人同样也只能提供极其蹩脚的造像，这在中世纪的形体制作中已表现得一清二楚。
第三，古代中国造型艺术对于形体把握的弱势自然也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客观因素，它还直接受到审美主体所制定的审美原则的深刻影响。这一审美原则就是神重于形的理念。写实风格的造型实践的发展，使得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注意到形与神这两个范畴的存在。形即形体，神则包括情感、意志等内容，也即通常所说的精神。任何写实风格的造型体系的发展，都会涉及这两个范畴。所不同的是希腊人主要选择了前者，而中国人则主要选择了后者。如《淮南子》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里的“君形”即是神。又如东晋顾恺之讲以形写神，其具体理论即是身体之中以脸面为重要，而脸面之中又以眼睛为重要。据说其曾画人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于此不难看出其对于形神轻重位置的安排。而这些理论对于古代中国的造型艺术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于解剖学知识的匮乏，古代中国对形体的把握本身失天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重神轻形的理论无疑更会对造型实践产生偏导作用。于是，我们看到古代中国的造型艺术往往在形体上只注意对特征的把握，但同时却又非常强调对表情、动作的重视来体现生动性或趣味性。
第四，古代中国的艺术普遍强调作品本身的功能与意义。古代中国的造型艺术如所有其他艺术一样素有强调功能或作用的传统，此即所谓“文物昭德”。早在春秋时期，周定王使臣王孙满在回答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时就说：“在德不在鼎”。以后在三国时期曹植又明确指出，“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可以这样说，古代中国的绘画艺术通常所要表现的是作品的内在涵义，每一幅作品几乎都有自己深刻的主题乃至细微的情节，画中出现的一切都是为这些主题与情节服务的。因此，在一幅作品中，对形体的表现便往往不是占主要位置，也即，它是从属于主题或内容的。以战国与西汉时期的帛画为例，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就是表现当时社会极为盛行的灵魂升天的观念。如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龙凤人物图》、子弹库楚墓的《御龙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帛画，都普遍反映了这一主题。在这类作品中，不仅要表现人物，还要表现天上与地下的许多内容。其实，这样的主题或内容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定式，因而，里面的人物造型说到底只是这一主题的陪衬和附庸而已。由此可见，无论是功能也罢，内容也罢，其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或意义色彩。如此一来，它就限制了人体造型向单纯形式方向运动的可能，也限制了对象反映向客观逼真性方向追求的可能。
从上述考察与分析可知，导致古代中国形体把握逼真性不足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并且它是这些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古代中国形体把握逼真性的不足主要是比照希腊传统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