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进程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有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况是不同的，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中国改革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也有不同发展阶段。要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系统地总结改革经验，首先需要对中国改革的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分析，概括出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找出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这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中国是最早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层就在实践中初步意识到了传统体制的弊端，萌发了要变革传统体制的念头，并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2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局部试验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理论探讨，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空前活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农村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结晶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承包制。这两种新体制在理论上的新认识就是“两权分离”说，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准备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变到大胆改革。实施这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转变，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和思想解放为鲜明特色的新历史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
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故称之为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的论断，首次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内在地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7年3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而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两个突出贡献：一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内容和实施方案。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整顿调整时期——从1988年9 月中共中央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
这一时期，从实践上看，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为更健康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理论上说，是总结十年改革经验时期，以便确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的改革事业更健康、更稳妥、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第四阶段：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从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至今。
从1992年以来，有七件大事值得注意：
一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要点。这是新一轮改革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份宣言书。
二是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报告主要贡献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三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著。邓小平理论之源。
四是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蓝图，它的意义在于把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想和中共十四大精神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行动纲领。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五是1995年9 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战略规划，是迎接21世纪的宏伟蓝图。
六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就党和人民极为关注的即将召开的十五大要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央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政策主张。这意味着决策层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获得共识，这就为中共十五大的顺利召开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为处理重大内政外交问题提供了政治依托。
七是1997年9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中共十五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郑重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样一个重要判断，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毫无疑问，以党章的形式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郑重宣言，即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全面继承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邓小平开创的现代化建设大业。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确定了一面光辉而鲜明的旗帜。
第二，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而把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置于更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为排除各种干扰，澄清种种疑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找到了保持党的现行政策连续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依托。
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有一系列创新。最突出的是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思想上的又一次大解放，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就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扫除了障碍，解除了束缚，已经并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四，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展。这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篇谈话；一部著作；两次代表大会；一个重要决定；一个战略规划；蕴含了理论准备，战略决策，宏伟目标和行动纲领，基本上完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部署，已经、正在并必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综观当代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从七十年代末兴起，经过八十年代中期的全面探索，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治理整顿，再到九十年代掀起第二轮改革浪潮，经历了2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这二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初战告捷时的欣喜，也有遇到难题时的困惑，还有遭受挫折时的震憾，更有阵痛中的沉思。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认真总结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无论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积累的改革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列举许多条，择其要点主要有九个方面：
第一，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实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无异于慢性自杀，终将葬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
这个基本结论，已经被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涌来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忌讳改革，拒绝改革，固守已经弊端丛生、十分僵化的过时体制不放，矛盾越积越深，困难越积累越大，最后引发全社会的危机，被人民所唾弃；二是积极地进行改革，也曾一度出现繁荣局面。但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把改革变为“改向”，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所谓“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就全盘照搬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结果引发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滑坡，社会动乱。三是既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又注意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起点和归宿，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家繁荣。得到全体人民的真诚拥护，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赖和好评。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承认，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中国持续经济改革，使人民发挥企业创造精神，则它在21世纪不只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富裕繁荣的国家。到21世纪之初，中国将与美国、欧共体及日本共同成为世界四大经济力量。
第二，要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柱，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都是难以生存的。对于一个正在实施现代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民族的凝聚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在精神上空虚、苍白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日本，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之所以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动力就是在国家严重受挫之后，全民族形成的忧患意识、赶超意识和振兴精神。这种精神转化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的群体意识，进而转化为巨大的建设力量，大大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这个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大业，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股积极进取，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放开手脚，大胆创新。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变革的深度。中国改革的兴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消除一个思想障碍，每消除一个思想障碍，改革就前进一步。而这些思想障碍，主要是“左”的障碍，即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
可见，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
第三，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要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上。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被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所有制结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妨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压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和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中国改革开放20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
正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动员起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已经窒息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解决或缓解了多年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安全系数。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是一次“中兴”，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若没有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第四，改革目标和突破口的确定应从易到难，由点到面，逐步深化。
突破口的选择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初战的战况。初战告捷，就可以鼓舞改革斗志，有利于改革向纵深拓展。选择突破口总的原则是，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领域后其他领域，先从生产关系比较简单、难度较小，最易见成效的环节改起。中国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农村，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解决吃饭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使农业特别是粮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性因素；农民生活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是贫困的，改革前，中国近2亿贫困人口基本都生活在农村。同时，农村生产关系简单， 广大农民要求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愿望由来已久，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比城市小。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必须也只能选择在农村。农村改革的初战告捷，就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这样，再因势利导，把改革引向城市。中国的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改革方略，得到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
中国改革的目标也是在渐进过程中，经过反复考虑，反复比较，并经过多年的思考试验后才逐步形成的。改革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中的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不提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先做起来，先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从最易被接受的，对原有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简政放权起步，如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搞承包制， 地方财政包干等。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使市场调节作为手段，被引入了社会主义经济之中。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 1987 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原则。此后，在国内外复杂局面的条件下，市场导向的改革一度遭到批判，但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仍在向纵深发展。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地位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界定，从而结束了长达14年的纷争，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据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党的十五大郑重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改革向更深的层次推进。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尊重改革实践，尊重群众创造，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即由浅入深，逐步深入，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
第五，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大胆开拓，又要步子稳妥，还要方式适当。特别要注意处理好稳定、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三个方面。经验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稳定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治则兴，乱则衰。这是规律，是真理。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
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只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发展才是目的，是根本。稳定和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离开了发展什么也谈不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国家富裕繁荣，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主要目标。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发展。没有发展，什么都是空谈。而在当前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加大改革力度，使改革向更深的层面和更广阔的领域拓展，革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才能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只有经济的稳定发展，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因而我们所寻求的稳定，不是停滞的稳定，而是动态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是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这里，骑自行车原理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只有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
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并准确把握住了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经济发展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改革和稳定的目的；改革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证，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不稳定，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第六，正确处理破和立的关系，尽可能缩短新旧体制之间的过渡时间，把新旧体制转轨期间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改革，是新旧体制的一种转换，无疑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既然如此，改革就要破字当头，敢于革除和摒弃种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但破只是手段，立才是目的。破要服从立，服务于立。即使破，也有不同的破法。大致来说，至少有三种方式，一是先破后立；二是边破边立；三是先立后破。具体采取哪种方式，要视其具体情况。鉴于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还是先立后破为好。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了，旧体制不攻自破，新的机制培育起来了，旧的机制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叫“先撤香火后拆庙”。平稳过渡，水到渠成。某些国家全盘否定原有体制，搞什么“休克疗法”，盲目照搬某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搞成没有商品的商品经济，没有市场的市场调节；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旧的体制和机制破坏了，新的体制和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中国前些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经济过热、宏观失控和某些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旧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破坏了，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又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并正常地运转起来，留下了一系列的权力真空、政策真空和法规真空。被不少人钻了空子，导致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滋长、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以致于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进行治理整顿。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投资饥饿，数量驱动及其带来的膨胀效应，人们已经熟知了。改革以来，由于过分强调放权让利，改革措施又不配套，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膨胀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经济的调节机制却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在新的间接调控手段尚不健全甚至尚未具备的时候，就过早过多地否定了原有的直接调控手段；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没有树立以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已大大削弱。这种状况出现的根源，从理论上讲，从改革方式上说，就是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是破而不立或者破而未及时立导致的后果。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新旧体制的转轨还没有完成。国内外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改革可能以不彻底而告终，形成事实上“半计划半市场经济体制”。旧体制的弊端没能彻底消除，新体制的优势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畸形的体制下，两套根本对立的比赛规则及其评价标准同时存在，“无规则游戏”比比皆是。“双轨制”的长期化和制度化，是当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以权谋私、信用滑坡、监督失灵等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清除陈旧观念及其利益载体对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扭曲、干扰和拖延，必须从理论上、政策上彻底消除一切认识误区，把这场改革进行到底。“在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正如朱镕基同志所说：“要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第七，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把破除旧体制与创建新体制结合起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律建设比较薄弱，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厚，许多具体法规和政策往往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变更，领导人个人的好恶对政策影响过大，这是社会生活无序、政策缺乏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以往发生许多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发生的重要根源。“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三中全会以来》上册，第523—52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这一深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启示是，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改革，说到底就是一个破除旧体制，创建新体制的过程。要伴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把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程序从制度上把它固定下来，把改革纳入法制轨道。这样既可以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又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这样，随着改革的拓展，新制度就会逐步建立起来。正如邓小平所预言的，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到下个世纪二十年代，将构筑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八，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审慎地、逐渐地变革社会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领导层主动自觉地自上而下进行的社会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造，因而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分步骤的推进。作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紧紧把握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使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保证共产党对改革稳定的政治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核心。这就是说执政党要有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局，有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同志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前后一再强调：“关键在领导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九，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在“文革”所导致的巨大历史灾难中被迫进行的，改革的理论准备比较薄弱。从改革是一种探索性的伟大实践，没有先例可循的角度看，在改革初期，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从事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伟业，就特别需要科学的改革理论作指导，以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理论的超前作用和指导功能也正在于此。
回顾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曲折多变，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就是理论上的不成熟；而理论上的不成熟就会导致思想上的不清醒；思想上的不清醒，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坚定；这一切又导致实践上的盲目性。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许多党吃理论准备不足的亏是相当大的，为此我们党和国家曾付出过巨额学费。这个深刻的教训要牢牢记取。
综合起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条：
第一条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建立起适合中国特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充满生机活力、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管理体制。
第二条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关系，要始终把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一切服从发展，一切服务于发展。在发展中推进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在稳定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谋求稳定。通过改革和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三条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保证改革积极稳妥、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收稿日期：199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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