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0-0005-07 1899年，爱德华·伯恩施坦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场。在该书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伯恩施坦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坚持“两个必然”，是因为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现实世界是基于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这种“自我欺骗”就是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最致命之点”。①这在将第二国际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暴露在西方学术界面前。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也由此逐步形成。总的看来，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一、马克斯·伊斯特曼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及性阐释 马克斯·伊斯特曼(1883—1969)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激进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他出生于纽约州安大略县一个进步的教会家庭。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是其父母的朋友，他也因此在少年时期就与之相熟。1905年，他从威廉学院毕业。1907年，他追随自己的姐姐来到纽约城，入住格林威治村。当时的纽约正处于向着国际大都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大批倾向进步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涌入这里，在格林威治村附近形成了一个类似巴黎左岸的左派知识分子聚居地。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伊斯特曼作出了两个重要抉择：一是转向社会主义，二是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姐姐为中介，他得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圈子，并受益良多。在与之交往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杜威的帮助下，1907—1910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做助教，兼任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跟随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他不仅已经通过了申请博士学位必需的口头考试，而且关于柏拉图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已经被杜威接受，但因无意从事哲学职业，他选择放弃最后的申请程序。对于伊斯特曼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而言，这段哲学研究经历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以杜威艰涩的文风为鉴，他养成了一种善于将复杂的哲学问题转化为非专业人士也能较好理解的表述风格；第二，在杜威的影响下，他形成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传统的蔑视或排斥，认为哲学只有是科学的，才是有意义的；第三，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他形成了对科学的坚定信仰，认为科学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解答，当然，他所信仰的科学主要是那种基于经验的自然科学。② 退出哥伦比亚大学后，伊斯特曼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成为格林威治村左派知识分子的关键人物之一。1913年，他出任社会主义期刊《大众》杂志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大众》周围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左派文学艺术家，影响日益扩大。十月革命后，他资助激进记者约翰·里德前往俄罗斯采访，并在《大众》上刊发了里德后来结集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那些新闻报道，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民众对十月革命有了真切的了解。1922年，他亲自前往苏联参访考察，在那里停留了1年9个月。在苏联期间，他学习俄文，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结识托洛茨基，并获准为后者写传记，从而成为后者的追随者，也因此得以深入了解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斗争。离开苏联后，他又在欧洲停留了3年，直到1927年才返回美国。从1925年起，伊斯特曼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论著，阐发自己对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1927年的《马克思和列宁：革命科学》中，伊斯特曼辟专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认为“辩证哲学是泛灵论据以抵抗科学的鲁莽花招”③。到了1940年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他用更加学术化的方式重申了自己的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意在成为科学甚至是科学之科学的辩证哲学，是信仰上帝的人面对科学时，据以维系世界应如其所愿这种想法的思想体系的残余。”④伊斯特曼的阐发论证包含哲学史分析和哲学分析两个维度。在哲学史分析维度上，他首先从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辩证法术语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考辨，认为源于古希腊辩证法的实质是“思维据以达到真理的方法”，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科学的”认识方式逐渐确定，⑤并最终取代了辩证法。换言之，科学既是辩证法的继承人，也是辩证法的终结者。他继而指出，信仰上帝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非科学的规律来构想世界及其未来，科学的强势发展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科学的形式重申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方面，黑格尔是一个集大成者，而其“辩证法游戏”就承担了这种功能。⑥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因为他并没有能够彻底祛除“世界应如其所愿”这种黑格尔主义思辨残余，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黑格尔辩证法游戏的继承者。⑦当伊斯特曼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哲学分析时，他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与倚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财富(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矛盾运动；⑧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政治行动而非感知的观点；⑨第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体系，这种信仰是“超科学的形而上学，就形而上学一词最真实意义而言，是宗教性的”；⑩第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不是科学，但对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意义重大。(11) 很清楚，伊斯特曼从根本上是反对辩证法的。不过，他这种反辩证法的辩证法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语世界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继他之后出现的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40年，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出版了影响持久而深远的《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与行动研究》(1940)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他有关辩证法的阐发完整承袭了伊斯特曼的思路，强调“辩证法是去除了神圣的人格、仅与人类历史紧密相连的宗教神话”(12)。即便是在阿克顿(1908—1974)这种有声誉的专业哲学家所撰写的论著中，我们看到，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评论思路与基本结论和伊斯特曼也是基本一致的。(13)那么，伊斯特曼这种看似简单通俗的辩证法观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学术影响力呢?首先，他崇尚科学的基本立场体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当他以科学的名义反对辩证法时，大体能够做到应者云集；其次，他反黑格尔、反辩证法的哲学史观体现了那个时代英美学院的主流，因而容易引发学院派的学术共鸣；再次，他在抨击辩证法是宗教、神话之余，揭示并肯定了辩证法的政治功能，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重视辩证法这一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给出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答。最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著作较为熟悉，能够较为准确自如地征引文献支撑自己的观点，其学术水平不容否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伊斯特曼的辩证法观，其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就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同样也是杜威学生的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悉尼·胡克(1902—1989)。 二、悉尼·胡克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 悉尼·胡克出生于纽约一个贫困的犹太工人阶级移民家庭。艰难的生活经历让他很早就对社会问题产生强烈兴趣，并推动他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十月革命后，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积极参与了当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不过，与政治实践相比，哲学探索更让他着迷。通过大量的阅读，他逐渐确立了“迷信与组织化宗教的理性主义反对者”立场。1919—1923年，他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主攻逻辑学。1923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以《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旋即于1928年进入纽约大学任教。1928—1929年，他获得奖学金资助前往德国、苏联访问研究。这段经历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胡克在去欧洲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具体查考。鉴于其曾参与《列宁文集》第13卷以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翻译(14)，我们大体可以推测，他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观应当和他的前辈伊斯特曼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去不远。然而，从欧洲返回美国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至于伊斯特曼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出版后，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后主张：评论悉尼·胡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之进行论辩。那么，这种转变何以会发生呢?胡克将此主要归功于自己在德国访问期间所受之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深刻影响。(15)如果说柯尔施让胡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而非第二国际正统或苏联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客观的科学，那么卢卡奇则让他意识到：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方法论即辩证法，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结论有害无益；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第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特别是辩证法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德国之行让胡克认识到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与思想的必要性，于是他决定前往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进行访问研究，主题是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关系。在梁赞诺夫(1870—1938)的领导下，成立于1921年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藏、研究、出版的中心，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一批早期重要文献正在编辑整理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1)已经开始陆续出版供研究者使用；同时，基于文献整理与研究，梁赞诺夫等研究人员陆续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重要著作手稿的编辑阐释等方面。胡克是第一个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进行访问研究的西方学者，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却足以支撑他的“马克思学”达到当时西方学界的最高水平。——顺便说一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胡克不可避免地目睹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斗争，和伊斯特曼一样，他最终选择了支持托洛茨基。这深刻影响到了他后来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转变。——返回美国后，胡克先后出版《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种革命解释》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研究》(1936)两书，集中展现了他访欧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正是这两本书，特别是前者，牢固确立了胡克在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种革命解释》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研究》中，胡克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 首先，胡克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进行了正名。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一直缺乏了解，通常只是人云亦云地认为它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辩证法本身不过是概念游戏。即便是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伊斯特曼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的形成既与黑格尔去世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趋势有关，也与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对西方人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有关。总的看来，随着一战前后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西方知识界对辩证法的理解开始出现微妙的改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既是这种改变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改变进程。在卢卡奇的影响下，胡克主要针对英语世界的普遍误解指出：第一，在古希腊，辩证法既指诡辩术，也指逻辑体系的结构被发现的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似前者，实则是后者的继承，因为他认为逻辑观念及其发展或展开是世界的本质，而辩证法不过是“逻辑观念得以发展的过程”以及“世上一切事物得以发展的过程”；(16)第二，起源于黑格尔的马克思辩证法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社会总体性以及其他有限定的总体性，是“总体性的逻辑”；(17)第三，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发展变化的方法，“是运动、力量、成长和行动的逻辑”；(18)第四，辩证法反对的不是科学方法，而是那种将具体的科学成果无条件地推广到其他领域的做法，并且，就科学方法只愿意研究现存事物而言，辩证法比科学方法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19) 其次，胡克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背景上阐释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继承。早在1872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就指出，自己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继承。(20)不过，由于前述原因，西方知识界包括第二国际思想家在内，对此都不能进行正确的理解。在列宁的《哲学笔记》陆续公诸于世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继承问题。与同样努力按照列宁提示的方式研究这一问题的伊斯特曼相比，胡克的最大优势在于，莫斯科之行让他了解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手稿(尤其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建构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图景，从而可以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时期思想的比较中，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继承。具体地说，胡克认为，第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观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石，也是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石；第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之所以是神秘的，就在于它是脱离现实的思想产物，因此，它所构想的那种绝对总体并不存在，且也不能为自己构想的未来寻找到现实的承担者；(21)第三，当马克思在实践观的基础上，把辩证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知识发展、社会等具体的、有限制的“能动的总体性”之中后，他就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或去神秘化。(22) 第三，胡克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变化的辩证法，其核心是否定性的运动。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影响下，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种革命解释》中就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变化的辩证法(23)，就此而言，他的辩证法只涉及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社会心理、知觉等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研究》中，他则着重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似承袭了黑格尔那种静态的正—反—合公式，但其实质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原因、机制、过程及其未来的体系，其核心是否定性的运动：“对马克思来说，作为人的活动的题材的质料，产生出与其成功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方式有关的它自己的规范性理想。在理想与现实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新的题材被生产出来，从这种新题材中转而又生产出将要改变它的方式。这就是辩证法的核心。”(24) 第四，胡克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在胡克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社会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历史领域才是重要的，即在马克思那里，它归根结底是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的。“正是在与历史的关系中，辩证法才被意味深长地称为‘革命的代数学’。”(25)基于这种认识，胡克特别针对伊斯特曼等人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宗教、神话的观点，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或整个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客观表达，它的“客观真理性在有凭有据的革命行动中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社会行动的现实方法”(26)。 历史地看，虽然还比较简要，但胡克已经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提供了一种有文献基础的系统学术阐释，从而为英语世界“马克思学”之后的辩证法研究提供了一个真正标杆和出发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当英语世界学者力图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其与苏联的理论连接时，大多从他的这种阐释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分析灵感。 三、悉尼·胡克对自然辩证法的抨击 1940年，胡克出版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该书不少章节是根据已刊旧稿改写而成的，但第二编“科学和理性的神话”的主体部分应当是1938年以后完成的。在这一编中，胡克系统而尖锐地批判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那么，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公开批判自然辩证法呢?首先，这是因为胡克的辩证法观内在地反对自然辩证法。由于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的、历史的，所以胡克对由恩格斯开启的自然辩证法传统一向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出于理论立场、政治立场等多方面的考量，他此前只是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研究》中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温和的质疑。(27)其次，胡克坚决反对发端于第二国际并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获得系统表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其实不过是一种新的神学，而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神学的基石”则是“对自然辩证法的信仰”。(28)再次，胡克发现，在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公开发表后，贝尔纳、霍尔丹等一些顶级自然科学家共产党员竟然公开而热烈地鼓吹辩证唯物主义，号召科学家在自然辩证法的指引下进行自然科学研究，这让人感到震惊和恐惧。最后，但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胡克一向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抨击斯大林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双方立场已经势如水火，而1940年托洛茨基的遇刺身亡，则促成了胡克与斯大林主义的彻底决裂，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彻底批判由此提上胡克的日程。 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胡克的基本立场在第二编的标题上已经得到了明显表达：它从马克思的立场后退，重新变成了一种神话! 首先，胡克抨击恩格斯的辩证法概念使用混乱且相互冲突。胡克用语义分析法研究了《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概念，认为其中存在七种不同的使用方式。这七种方式又可以归为三类：作为普遍的构成原则、证明有机整体的逻辑的辩证法；其构成作用限定在特定领域或者特定领域的特定方面的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辩证法。(29)在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完全比对后，胡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这些使用方式相互冲突，不能相容；二是恩格斯最重视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辩证法。(30) 其次，胡克抨击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三大规律既缺乏固定的表达方式，也缺乏必要的逻辑证明，仅仅依靠例证展开论述。胡克从根本上反对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在他看来，“这些规律的表达变动不居，即便是在对它们有详细讨论的《反杜林论》中，相关论述也都是通过引证实例的方式来进行”(31)。在逐一攻击了三大规律后，他最后得出结论：三大规律“既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精神规律，同时也不是逻辑规律”(32)，它们的合法性来源说到底源于黑格尔哲学，因此根本无法得到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证明。 再次，胡克抨击恩格斯在事实上让自然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胡克认为，在科学方法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之间，辩证法只能选择其一，然而恩格斯却想两者得兼。这么做的最终结果只能“酿成一种神秘的、为‘双重真理’论——一个是普通的科学的世俗真理，另一个是神秘的、‘辩证的’‘更高级的’真理——铺平道路的自然哲学，它最终会助长一种肆意检查、命令、迫害科学家的态度”(33)。这不过是一种新的神话。 最后，胡克抨击斯大林主义将自然辩证法上升为新的宗教规定，从而扼杀了自然科学研究，同时为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胡克在第十章“科学和新蒙昧主义”中所极力证明的东西。 若论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胡克的直接思想源头其实是卢卡奇和柯尔施，特别是柯尔施，因为他在1930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已经对自然辩证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批评。(34)相比较而言，胡克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是使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变得更系统、更完整、更尖锐；二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这个令人耸动的观点；三是将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到了一起。历史地看，正是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出版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日益得到西方“马克思学”界的关注，进而在后来的冷战氛围中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的核心主题。 四、欧陆现代哲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成为“死狗”近半个世纪后，黑格尔在欧陆迎来了自己的复兴。这一复兴运动发端于德国，狄尔泰、海尔因、克罗纳和格劳克纳等是其主要推动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让·瓦尔、科耶夫、依利波特等的努力下，这一运动在法国也逐渐传播开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重新回到欧陆哲学的视域中。尽管具体观点略有差异，但上述现代研究者都认为辩证法根本不是科学的，只不过是一种构造方法的非理性主义。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逐渐进入欧陆现代哲学的视域中。一般说来，人们大都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同时也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问题。例如，在1911年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中，德国学者普兰格就力图证明，马克思这个“现实主义的辩证法大师”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全部思想“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哲学不完全的、片面的继续发展，而且是在总体上忠诚地把握了具体起步的基本纲领的根本方向的继续发展”(35)。不过，总的看来，欧陆哲学界对唯物辩证法较为系统集中的探讨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 我们知道，在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公开发表后，苏联借助自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在各国共产党中大力推行这一体系，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新托马斯主义者即现代天主教官方哲学家们的关注，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鲍亨斯基和维特尔。鲍亨斯基是波兰裔哲学家。二战爆发后，他加入波兰军队，并在1940—1944年间随波兰流亡政府驻英国，战后则长期在瑞士夫莱堡大学任教，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声誉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苏俄辩证唯物主义》(1950，1956)是欧洲同类型著作中最早获得广泛流传的一本。他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既受到悉尼·胡克著作的影响，也吸收了同时代欧洲其他研究者的思想成果。具体说来，他认为，第一，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存在明显的思想差异，这主要体现在恩格斯在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影响下，严重超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出了自然辩证法；第二，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更大，他同时也构成了沟通马克思和列宁的桥梁；第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是列宁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再创造，因为它本质上是革命的理论基础，所以大多数规律无法得到哲学的证明；第四，列宁提出辩证法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上帝，但将物质塑造成了另外一个绝对者，就此而言，辩证法是列宁的宗教。(36)威特尔是奥地利籍的天主教学者。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统的概观》有一个流传范围很小的第一版(1947)，而真正获得广泛传播的是该书1952年以后的各个版本。在唯物辩证法问题上，他与鲍亨斯基的观点基本一致，较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坚决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矛盾根本就不存在。(37)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也出现了黑格尔复兴运动，黑格尔辩证法因此开始得到法国哲学界的关注。从关注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关注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中间只有一小步需要跨越。在法国，这一小步主要是由越南籍现象学家陈德滔(1917—1993)迈出的。陈德滔生于越南河内并在那里接受了基础教育，1936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被培养成为一名现象学家，后于1943年以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受黑格尔复兴潮流的熏染，在高师期间他就在梅洛—庞蒂的指导下写过一篇关于黑格尔的论文，这成为他走向唯物辩证法研究的起点。整个40年代，他都在思考如何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解决现象学关于意识的叙述的缺陷，其最终成果就是1951年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陈德滔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指的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他认为现象学关于意识的叙述的缺陷，只能由马克思关于劳动和社会的辩证法来补救，即他主张将意识主体放到物质实践及其辩证过程中来重新理解：“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能让主体在其存在的实际现实中理解自身、支配自身，因为这种存在的实际现实首先能够摆脱他的意识的控制，继而将自身作为其真理—意识施加于他。”(38)《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出版后随即成为一部经典，不仅激发了梅洛—庞蒂、萨特等人研究辩证法的热情，更对德里达那一代法国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哲学家卡尔维兹是陈德滔的同时代人。他坚决反对陈德滔那种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39)不过，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的理解上，他们其实是一致的，即卡尔维兹也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是劳动，“辩证法就是主客体的关系”(40)。卡尔维兹这么说的文本依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事实上，卡尔维兹对马克思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全部思想的阐释都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形成了如下具有重大影响的认识：第一，虽然马克思从来都没有系统阐发过自己的辩证法体系，但他存在深刻的辩证法理论，而这种理论的基础就存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第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辩证法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的基础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就是说，他主张根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来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第三，他坚决反对自然辩证法，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只能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由劳动的人类学性质所决定的。历史地看，卡尔维兹这种观点将在西方“马克思学”的下一发展阶段发挥更大的影响。 注释： ①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3页。 ②William L.O'Neill,The Last Romantic:A Life of Max East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6-17. ③Max Eastman,Marx,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London:G.Allen & Unwin,1926,p.106. ④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53. ⑤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p.34-35. ⑥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p.38-39. ⑦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42. ⑧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43. ⑨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44. ⑩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49. (11)Max Eastman,Marxism:Is it Sci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0,p.53. (12)Edmund Wilson,To the Finland Station: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40,p.194. (13)H.B.Acton,The Illusin of the Epoch:Marxism-Leninism as a Philosophical Creed,London:Cohen & West LTD,1955,pp.71-100. (14)Alan M.Wa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51. (15)Sidney Hook,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33,pp.8-9. (16)Sidney Hook,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p.75. (17)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58,p.62. (18)Sidney Hook,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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