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下篇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胡、陈思想的殊途同归
胡、陈思想的分流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也可以说是这场思想革命夭折的内在原因。二、三十年代，胡适与陈独秀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时期。他们首先因如何处理“五四”以后《新青年》的办刊方向而展开争执。陈独秀在上海与一帮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朋友，将《新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到1920年5月1日出版的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新青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胡适不满意于《新青年》过于浓厚的“Soviet Russia ”色彩，〔53〕与陈独秀分手。随后是在1922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胡适力主联省自治，其理想是由下而上重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陈独秀视“联省自治”为“联省割据”，认为“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破的迷信。”〔54〕两人闹得不欢而散。接着是1923年初如何看待蔡元培先生因不满意于北洋军阀对教育的摧残，以“不合作主义”辞职出京一事。陈独秀批评蔡氏的行为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是“民众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这种观念“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意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55〕他甚至嘲讽这种“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而且太空想了。”〔56〕胡适则出面极力为蔡元培袒护，认为“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元培这种‘有所不为’的正义呼声更是要紧。”“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57〕最后是围绕同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胡知不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不单是物质的原因，“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58〕而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决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59〕隐藏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背后的实质是社会变动的原因是多元还是一元。这些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分歧日积月累的发展下去，自然有伤两位老友的感情，两人的共同好友汪原放先生曾生动的记录了他们一次争吵的情况，1925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的激烈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好，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好；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吧！’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60〕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两人以后只好是“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各走各的路了。
思想破裂了，剩下的是藕断丝连的个人情谊。胡适是一个极重友谊并乐于助人的仁者。“五四”以后，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三度被捕，他均参与营救。平时陈独秀托办之事，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也是出面倾力相助。至于经济上帮助陈独秀和提供图书资料等，就更不用说了。三十年代，陈独秀在狱中，一次写信给胡适，就要求提供多种著作。胡适还劝说过陈独秀写自传，可惜他只写到第二章”江南会试”就搁笔了。另一方面，陈独秀极为赏识胡适的学识和才华，期望他在文化学术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当他耳闻国民党有延揽胡适入朝作官之意时，立即写信给胡适：“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61〕力劝胡适不要从政。胡、陈之间之所以愿意维持这种私谊，除了与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立的特殊关系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头脑里都还不同程度的保留着自由主义思想。对此，胡适曾有过明白的说明，他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62〕
然而，不管是胡适所走的自由主义道路，还是陈独秀摸索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二、三十年代都遇到了严重挫折。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在北洋军阀那里行不通，他的人权、民主的要求在国民党面前也碰了壁。以至到三十年代中期，《独立评论》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丁文江、钱端升、蒋延黻等纷纷倒向“强人政治”，他本人捍卫民主政治的声音也似孤鸿哀鸣。与此同时，陈独秀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民主，因其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被日益左倾的共产党人所抛弃；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已走向极权政治，陈独秀对它的优越性越来越怀疑。这样，陈独秀不仅和他过去的追随者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与他的俄国老师产生了隔阂；在中共党内，他被贬为一个顽固僵化、思想倒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他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在中国的代言人。胡、陈二人在极权政治甚嚣尘上的日子里，的确是力不从心，时运不济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形势的转折点，也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和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抉择，两位新文化运动的老将没有失去他们的本色。身在异域的胡适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等政论，病魔缠身的陈独秀则在致西流等朋友的书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俩对待俄德极权政治的批判和对英美民主制度的偏袒，表明了两人的政治思想渐趋一致。
首先，他们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它对民主事业的前途至关重要。胡适认为，这次战争是极权主义国家对民主主义的有组织的进攻，“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真正严重性，……是一种计划周密、指导有力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础进攻。”自然，战争的性质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放的意志与对政党与‘领袖’无条件盲从服从的冲突。”历史上的战争，“没有一个可以和这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战争相比拟，因为前此的战争，根本谈不到文化上的冲突”。〔63〕在决定人类命运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在两种生活方式孰胜孰败的关键时刻，胡适要求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为捍卫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参加战斗”，与法西斯分子和极权主义进行殊死搏斗。
陈独秀跳出一党一派的圈子，反对当时托派所持的观点，即所谓战争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哪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去。”他们不加分析地重复列宁当年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调，要求“保卫苏联社会主义”，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陈独秀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到下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64〕照此态度观望战争，“若谓交战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者，二人都应该反对，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白朗宁同样对待，把国社党和社会党同样看待一样的错误。”〔65〕等于是助纣为虐。
其次，他们反省“苏俄经验”，指出它改革方式非现代性和所建政权的反民主性。胡适深刻分析了暴力革命与极权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极权政治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全体拥护急进而骤变的革命，”“由于强暴的革命，他们不但获得了绝对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拼命推行这种残暴的革命。想要使这种革命普遍化，使整个世界发生同样激发的革命。他们自称为‘集体革命’的信徒，同时他们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战争’的信徒。”〔66〕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激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并且革命的手段更须残暴而激烈，为的是摧毁旧制度下一切的一切。”结果，为激进的革命采取的绝对手段，往往导致绝对集权。
陈独秀也以自己“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思考告诉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是怎样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该有的。”〔67〕再次，他们指出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阐明民主政治所应内含的意蕴，胡适引用伊斯曼1941年5月11 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讯，文中列举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志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这些特点是“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五、‘领袖’是一切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就等于一个神。六、提供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武断代替辨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由政党编制一切艺术。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十六、准备永远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他指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一）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胡适充分强调民主政治的两项基本原则：渐进的改革和个人主义。他认为：“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辨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68〕
陈独秀亦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民主制国家和以俄德意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民主制国家的特点是：“（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派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与此相对立的法西斯国家的特点是“（一）苏维埃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制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辨。（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69〕在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布尔什维克与纳粹主义等量齐观，甚至视“苏俄的政治是德意志的老师”。他纵观古今历史，重新检讨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形成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新观点。即：“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政治见解虽还带有一定的阶级论色彩，但他明显地肯定英美的民主制优越于俄德的极权制，这对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叛。
胡适与陈独秀上述对于极权政治的批判，对于民主政治的重新阐释，以及对于两种社会制度的重新评价，带有明显的反潮流性质。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倾向社会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选择，自不待说。连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曾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明确承认：“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瞭了， 远识的人们知道自由竞争的经制席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不断地发生。……俄国的劳农阶级竟作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70〕陈、胡力改自己过去的观点，回到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立场上来，这是当时最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历史经验深刻反省的结果，尽管它在当时并未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理解，但也必竟开启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新方向，构成“五四”以后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发展的又一座高峰。
四 胡、陈思想与时代的关系
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中国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冲突，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为摆脱民族危机寻求出路。胡适终生信仰和追求自由主义，为此他从早期到晚期，从思想到实践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始终未能摆脱他所面临的困局。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流程几经转捩，从早期至五四运动时期，他可谓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壮怀激烈、敢作敢为的革命思想家；二、三十年代，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虽屡遭挫折，却视死如归，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英勇气概；直到晚年，他“沉思熟虑”，反思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和理想追求，对比英法美和德俄意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才幡然醒悟，重新认定“民主政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胡、陈的个人经历极为曲折，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亦是他们的可贵可爱之处，就是他们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争意志，坚毅的战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奋斗决心。胡适自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终身持行自由主义的理想，力求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急躁的社会相抗衡，《努力》谈政治“止了壁”，《新月》“倡人权”惹出了风波，《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而遭查禁；《自由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针砭时政而遭查封。胡适可谓“沉而再升，败而再战”，没有被恶浊的现实所压倒。胡适晚年在大陆遭受有组织的“大批判”，在台湾则被人或明或暗地“思想围剿”，正是他思想品质独立、自由的最有力证明。陈独秀作为一个“终身的反动派”，性格倔强，如其诗句中所言：“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终其一生都在奋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五次被捕坐牢亦不肯低头折腰。1938年他出狱时，年事已近花甲，仍精神烁，他的学生傅斯年对此印象深刻，不无感慨地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陈独秀豪迈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自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71〕胡、陈这种生死以之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大灾大难面前要求生存的顽强的生命意志，表现了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悲剧精神。它所造成的宏大气象，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气节和风范。
综观胡、陈两人的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无疑是他们共同领导和推动的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五四”以后，他们走过的坎坷历程及其遭受的悲剧命运，是由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们思想的内在局限亦难辞其咎。由主观言之，胡适毕竟只是一个学贯中西、训练有素的学者，他的长处在于系统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知识的教育和训练，对于西方近代化成功的经验有深入的了解和真实的把握；然而正是这一点，加强了他把西方模式运用于中国的信心，使他的思想过多的染上了“西化”的色彩，缺乏一套实际运用于中国的操作运行规则与之配套，因而与中国实际的社会发展进程和人文传统相脱节。他对现代化运动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有深切的理解，对民主政治的正常秩序有真实的把握，但他对中国现代社会随机出现的各种偶然性干扰因素（诸如暴力、扰乱）却无法作出适当的反应，对于政治生活中的非程序操作更是无力加以制止。他很少甚至蔑视参与实际政治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大众生活相隔太远，只是坐而论道，基本上是一副学院派的处世方式，因而无法把自己的思想理想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无法找到民主政治与普通群众的结合点，故其张扬的“人权”、“民主”观念除了在自由知识分子中有所共鸣外，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陈独秀是一位具有明显激进倾向的思想家。他从西欧近代文明中借来了“科学”与“民主”两件武器，但他既未发展这一理论，也未在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他高举反封建的旗帜，确有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但他不加分析地将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重破坏而轻建设，开中国激进主义之先河，结果使一场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反文化的歧路。他为追踪世界大势，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坐标，其思想发展的自我否定一个接一个，但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结果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又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混杂性，无法承担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重任。
从客观环境上追究，现代中国仍处在前现代的历史阶段。胡适与陈独秀所呐喊的个性解放，所提倡的民主政治，所标榜的反传统主义，虽然能在知识阶层引起冲动，激起涟漪，但毕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基础，故他们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只是一道划破黑夜的思想闪光，稍纵即逝，未能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那样，结下具有人格意义的思想硕果。加上日剧激烈的阶级斗争将知识分子推到了社会的边缘，执政的上层集团与知识阶层的领袖根本无法沟通思想，取得共识，自由之士的建议要求，一概被称为“过激”、“悖谬”、其抗争行为也被视为“扰乱公安”、“淆惑人心”，从而使得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吸收整合功能，现代民主政治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真正实践的机会。
历史，有时会因各种因素的限制，出现片断的曲折，但这种暂时的历史回潮不可能替代历史的必然。胡、陈思想的悲剧命运，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主义的恶性膨胀的发展，这种种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先驱者因袭的负担多么沉重，说明中国社会远离现代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陈思想内含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受挫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悲剧，而激进主义的兴盛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恶剧。胡适晚年看出了这一点，故其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他大声疾呼与“五四”启蒙精神相关联的科学、民主、自由和理性；陈独秀晚年亦忏悔自己的失误，回归“五四”启蒙传统，对民主政治观念重新作出诠释，对所谓的“苏俄经验”予以彻底取省。胡、陈晚年的殊途同归和双重反思，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预见，作为思想启蒙的先躯，胡适和陈独秀在他们的一生中所提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仍将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化的历史过程中熠熠闪光；胡适与陈独秀所探求的民主政治事业也将因后继有人而得到真正的推进和历史的认同。
附注：
〔53〕参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0页。
〔54〕《胡适的日记》第三册，1922年9月25日，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55〕〔56〕陈独秀：《评蔡校长宣言》，载《向导》第17期。
〔57〕《蔡元培是消极的吗》，《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
〔58〕《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
〔59〕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60〕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第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4页。
〔62〕《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6页。
〔63〕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五册第1732页。
〔64〕《陈独秀书信集》第492页。
〔65〕《陈独秀书信集》第490页。
〔66〕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五册第1734页。
〔67〕《陈独秀书信集》第504页。
〔6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五册第1739页。
〔69〕《陈独秀书信集》第506－507页。
〔70〕《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卷。
〔7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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