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对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论文

共享发展对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论文

共享发展对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

罗克全 王洋洋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 劳动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形成的创造性成果。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论述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并初步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为过渡,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这一阶段。 马克思借由资本主义指明的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导致的是两极分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通过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共同富裕对两极分化的取代,体现的是共享发展对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

关键词: 异化;劳动异化;共享发展;现实超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需要从生产的角度注重效率的提升以实现财富总量的增长,也需要从分配的角度兼顾公平以保障社会的分配正义。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了有效生产和公正分配的统一。 其中,“发展”强调的是生产,劳动是生产过程中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依托人的社会性劳动;“共享”强调的是分配,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决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共享”的制度保障;“共享”和“发展”的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社会性劳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方式、制度保障和最终追求,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关系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论述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可以说,共享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完成的是对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

一、劳动向人的本质复归:自由的社会性劳动对异化劳动的超越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等问题的考察,指出国民经济学依托私有制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发展规律,把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一本该进行论证的东西当作了前提和最终原因,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必然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研究避免了国民经济学的这一缺陷。 他指出:“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 ”[1]51 这里的经济事实指的是马克思通过国民经济学得到的、作为私有财产的结果的异化或外化的劳动。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以劳动异化为主要特征的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

对于劳动异化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实质,马克思作了以下两点说明:其一,他的劳动异化理论并不包含任何社会形态,而专指“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1]52。 这意味着异化劳动产生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有限的物质生产以及由此导致的私有制。 从事劳动的工人被自己的产品奴役,掩藏在这种劳动背后的是资本主义非人化的经济制度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其二,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指的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命机体的正常活动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 并非所有的对象化劳动都是异化,只有在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非人化制度下才会为对象化劳动打上异化的烙印。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维护者在《手稿》发表后试图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等同劳动对象化,从而赋予异化以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妄图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

局部情况:伤口敷料渗出,呈淡红色血渍印,更换敷料加压包扎后短时间内仍出现上述症状。有些患者伤口敷料虽清洁干燥,但伤口周围皮肤出现隆起,触及有波动感,提示皮下有脑脊液渗出。脊柱手术后24 h伤口引流量增多,有时多至1 000 ml以上,颜色呈淡红色或清亮液体(正常<300 ml,呈血清样混浊液)。

马克思在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分析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从生产活动的结果来看,劳动产品作为生产活动的产物本应该由劳动者支配和掌握,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成为一种产生于劳动者、独立于劳动者、与劳动者相对立,进而统治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这是物的异化。 劳动产品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比劳动产品异化更为根本的是劳动者与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称之为“自我异化”[1]56。 它表明,劳动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生产活动在这种状况下不仅不依赖、不属于劳动者,而且转过来反对他,导致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丧失了自我。 人类生产高于动物片面性生产之处在于,它是全面的、只有通过同别人的合作才能完成的社会生产, 作为自由的、 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劳动, 而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58。因而,异化劳动导致了人与“类”相异化。 上述异化劳动的三种表现直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现象,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这里蕴含着马克思生产关系思想的萌芽。 综上,“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也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异己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敌对关系”[2]27-35

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 对异化劳动产生根源的考察,马克思划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一般意义上的原始形式的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其二,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

二、生产资料向集体复归: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主体地位的超越

共享发展理念包括共享和发展两个维度。 其中,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共享发展的实现需要借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 基于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阐述,能够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只能是建立在扬弃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性劳动,只有这种劳动能够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进而实现人向社会的类本质复归。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脱离社会现实的思辨异化观的同时,通过扬弃其辩证法指出,人们只有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才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以后也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肯定。 社会历史发展领域的这一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人的劳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 对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对象化劳动。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以私有财产的初步扬弃作为中介;第二步是扬弃这个中介, 在自身基础上积极发展,达到人的解放和复归。 ”[3]72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正处于初步扬弃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为实现共享发展理念而进行的自由的社会性劳动在扬弃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向人的本质的复归。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依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尤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果,为我们同时兼顾共享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时代实现共享发展需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共享发展制度保障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确立了社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初步扬弃。

对社会分配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从分工着手,他尝试从工资入手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寻找支撑。 国民经济学家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对资本家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决维护,因此, 他们不去考察工人同他劳动产品的分离,不去追问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仅仅把劳动看作人们用以谋生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手段。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1]7,因此,工人获得的往往只是维持“牲畜般”存在状态的最低工资。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利润成为劳动产品的最大去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确立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劳动产品向劳动者的复归。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的只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地位,它并不完全排斥私有财产和其他分配方式。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或者说在实现共产主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的过渡方式。

对于后者,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产生根源的探讨,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它们只能被雇佣劳动制度中有别于劳动者的资本家占有,而资本家之所有能够剥夺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不是因为某种个人特性,而只是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资本。 同理可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导致自我异化的经济根据。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产生根源的上述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 与其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和根据,不如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二者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同时又是异化劳动得以完成的手段和方式;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制反过来推动着异化劳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关于私有制的历史性质,马克思指出:“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1]63 这意味着,私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只是在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人的和社会的财产”这种社会公有制之前的一种财产占有方式。 人的自我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有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公有制所取代,人的劳动异化才会消除,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回归人的自然本性。

对于前者, 马克思提出:“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 ”[1]63有人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未以此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产生异化劳动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但不可否定的是,在寻求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时,马克思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明确的线索:“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 (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 并且把这种力量当作物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3]55 以上对异化劳动产生根源的表述说明,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此还没有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只要人真正占有自身的物质基础尚未形成,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必然采取异化的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意义上的原始形式的异化劳动根源于不够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在手稿的附录部分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录”, 马克思探讨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背景下,异化劳动产生于在生产发展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分工和交换这一经济事实,更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从生产力出发解释异化劳动的产生问题。

就资本家而言,他们无偿占有除去维持工人最低生活工资的所有劳动产品。 但这种占有在资本家之间并不和谐,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促使他们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而竞争,大资本由于种种优势总是在竞争中不断吞并小资本,从而导致生产的集中和垄断。 当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时,他们又能够通过这种占有主导各种生产部门,从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而小资本家由于在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最终成为资本竞争的牺牲品,沦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 由此可见,资本竞争带来的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这种贫困化指的是相对贫困,即相较于资本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而言,工人工资的增幅要小得多。 这使社会对财富的占有呈现“剪刀差”,也即两极分化,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决定着不同阶级之间物质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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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解放的复归:共同富裕对两极分化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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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本质回答,它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向集体占有的复归。 这里的“复归”是相对于人类文明之初的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言的,二者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一,就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原始社会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导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已经被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由这一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其二,就公有化的实现程度而言,原始社会的公有化呈现的是全社会对自然财富的共同占有,而社会主义确立的是社会财富公有化的主体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把工人变成了商品,而且是精神和肉体非人化的最不幸的商品。 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越会由于依附资本家而沦为生产的机器。 在这种状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工人必须参加劳动,而只要劳动便会帮助资本家生产出奴役他们的私有财产。 这种两难处境使工人陷入劳动过度、饥饿、乞讨,甚至沦为资本奴隶的生活境况。 马克思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是由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导致的,只要雇佣劳动制度不被废除,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任何样态中都将处于贫困状态,而劳动者只有拥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权利时,才能实现人的本质与物质生产活动的结合,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里全面发展的人既不是黑格尔与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而是指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

我国农村金融创新的基础在于农村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农村交通、电信、通信网络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专门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股份制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组农业发展银行;多渠道筹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设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7-8]。

根据马克思在《手稿》中转述的国民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积蓄的劳动”[1]22 的观点,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仍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没有实现极大丰富,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只要少数资本家仍然掌握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工人的状况就不会发生改变。 基此,马克思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 从奴役制解放出来, 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62-63 这一结论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的模糊论断,代之以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从现实出发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直接解放全人类,马克思认为工人的解放中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需要借助工人解放的形式。 马克思在当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前面已经谈到,私有制与劳动异化是相辅相成的,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充分发展生产力,为消除异化劳动创造条件;其二,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通过工人革命的方式。 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阶级关系,指明了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当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达到顶点时便会结合起来进行革命,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论断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愿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405这两种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的最大差别体现在对待“剥削”“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等问题时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与劳动异化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同,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这四方面无不贯穿着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全民共享”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被全体人民共享,这里的“全民”既不是指一部分,更不是指少数,而是突出人人享有和各得其所。 “全面共享”阐明的是建设成果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当前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强国目标要求我们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中国,“五位一体”总体目标体现的是“全面”。 “共建共享”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人们参与社会建设实践提供了依据,而按劳分配决定了人们只要参与生产劳动便可以获得相应所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共建才有资格共享,共建的过程即是共享的过程。 “渐进共享”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享发展理念中的体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普遍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共享发展的实现也是渐进的。

四、结 语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研究国民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经济关系,批判了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造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揭示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扬弃了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和纯理论的异化论,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和人性异化论,指明只有自由的社会性劳动才能体现人的真正类本质。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探讨,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证的消除异化劳动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时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只是针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革命方式、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中介。 虽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但社会主义因为拥有了某些共产主义的特征较资本主义而言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是党和国家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是对马克思所揭明的劳动异化的现实超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初步实现了劳动向人的本质的复归,生产资料向集体复归以及人的初步解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张雷声. 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的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9).

[3]熊子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B0-0;A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9)02-0075-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6YJA710016)

作者简介: 罗克全(1967—),湖北蕲春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洋洋(1991—),女,山东淄博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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