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的时代振兴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产业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电影、电视剧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格局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而是被置放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地带”的。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电视业开始转变其原有的要么宣传、要么娱乐的简单职能，开始有意识地把主流文化理念引入到电影的叙事情节之中，完成电影在产业化平台上所应当体现的文化传播职能。特别是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市场洗礼之后，在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外来电影的冲击下，本土电影开始寻求一种既适合于电影观众的观赏需求，又能够体现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常规电影。在这种历史探索中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更是一个摆在中国电影、电视界面前的重要时代命题。
一、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流行文化领域完成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重构。传统文化资源只有经过现代性转化，才能够实现它的潜在价值。
在文化产业的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基于投资主体的不同诉求，创作者往往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同的取向标准，对传统文化资源极易造成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甄别就显得极其重要。所谓价值甄别，就是根据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将传统文化资源中具有恒久意义和普遍认同基础的内容提炼出来，并以一种能够被当代受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与此同时，把那些不适于现代社会发展，有悖于普世价值的陈腐、落后的内容给予删除。
确切地讲，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古代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是指要把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不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改写”与“重构”。特别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为素材的文化产品，更要对创作素材进行必要的加工与修改。否则，就很难保证文化产品的精神质量。我们知道，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贯穿着一种“血亲至上”的家族道德，它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种“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开始是把赵盾全家满门抄斩，最后在赵孤得势以后也将屠岸贾全家灭门。①如果我们现在也沿袭这种封建时代的杀戮逻辑，就等于在以一种豺狼的方式对待豺狼。可见，我们显然不能够把传统文化照单全收。就连崇尚“娱乐至上”的好莱坞电影也知道不要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误导观众。在美国电影《恶魔军官》的片头也会引用尼采的名言：“要想战胜恶魔的人，当心不要变成恶魔。”今天我们的电影当然不能去重复过去时代的杀戮逻辑。尽管影片《赵氏孤儿》的结尾赵孤还是拿起了刀剑。可是，他的刀剑并没有对准屠岸贾全家。可见，同样是举刀相向，电影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与传统戏曲中显然不尽一致。另外，程婴在原作中本是赵家的门客，与赵家有利益关系。所以，即便是献子救孤，这种身份特征也会“矮化”程婴义举的崇高感。现在，程婴只是一个草泽医生，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完成的是原来并不属于自身的道义使命，是替天行道。在电影中这种根据“利益回避”原则设计的人物，最容易引起观众的普遍认同。陈凯歌说影片中的程婴是“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想必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程婴的所作所为与赵家没有了功利的牵涉，使他的行为相对独立，也相对高尚，由此便提升了程婴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进而也校正了传统戏曲中因身份取向所产生的负价值。
如今，在中国社会疾速发展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角色开始变异，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提升。特别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形态的儒学，更是被推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高度。影片《孔子》就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在流行文化的包装下闪亮登场了。客观地讲，孔子期望诸流和鸣的大同世界，向往大道畅通、众芳献瑞的和谐时代，追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赞赏尊老爱幼的人伦胜境，这一切未必能够在现实中全面实现。况且，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就是再美好，也是在引导人们向一个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致敬。今天，没有人愿意回到孔子的那个时代。可是，我们为什么还会对孔子这个人物产生由衷的敬意？为什么还会对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表示认同呢？这表明孔子的某些思想具有跨越时间屏障、冲破空间壁垒、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历史价值。同时，还表明被世人所仰慕的孔子形象具有一种人格力量，就像在影片中所展示的那样。我们真正被孔子所感动，不是从他在大堂上坐而论道开始的，而是从他踏上风雪交加的周游列国之路开始的。此时，孔子在失去了治国安邦的现实可能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弟子游走四方，讲学传道。这种选择代表的既是孔子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其人格完善的一种道德选择。尽管至今对孔子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乃至非议，可是，一个在风雪中怀才不遇的孔子，比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孔子更让人们感动；一个在逆境中迎风冒雪的孔子比一个在顺境中自鸣得意的孔子更令人敬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他们所效忠的那个皇帝早已化为尘土，他们所维系的那个王朝也已经灰飞烟灭。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怀念、追忆他们呢？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他们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的敬佩，是出于对他们九死无悔的顽强意志的赞誉，他们用生命诠释的这种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这些文化精神正是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宝贵资源。
二、要实现一部艺术作品在社会政治上的正确性并不难，难的是实现一部作品在文化思想上的正确性。它比社会政治的正确性更为复杂。这种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不仅应当体现在古代题材的艺术作品中，而且也体现在当代题材的影视艺术中。
在文化产业迅速勃兴的时代，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内容的急剧增量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向异彩纷呈的现实生活寻找创意灵感之外，也会转向传统文化寻找可以利用的创意资源。为此，我们的电影、电视剧都面临着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代，我们的祖先写下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朽诗篇。千百年来，这些美妙的诗句成了“人类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代名词”。不知有多少痴情儿女用它来倾诉相互爱恋的情感，来表达厮守终生的夙愿。如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电视剧《金婚风雨情》贯穿始终的叙述主题。虽然我们并没有在剧中听到有人在吟诵这段诗句，但是，中国几千年前美好的爱情神话在影像化的时代，转化成为了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现实故事”。不管是历史的流云，还是政治的风雨，都没有动摇剧中男女主人公相濡以沫的真情。电视剧《金婚风雨情》为我们建立了一座能够抵御岁月风雨的城池。在这里，男人可以为了爱情放弃功名，女人为了爱情可以厮守终生。这种“诗意的生存方式”不仅是我们中国人世代的梦想，而且也是世人共同向往的人生境界。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汇到今天的流行文化之中。虽然《金婚风雨情》并不是一部古装电视剧，可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证明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可以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诗经》在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中一举夺魁，表明《诗经》中对于人类美好爱情的叙述具有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在《金婚风雨情》的学术讨论会上，耿直的饰演者胡军讲，一位嫁给边防军官的女青年对他说，看完了《金婚风雨情》，自己有了一种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她对婚姻生活有信心了。周韵也说，通过演绎一位传统的知识女性，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了新的认识。50年的婚姻仅仅靠相爱是不够的，需要的是要相互的付出，这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我们这个社会就需要这种相互的付出。电视剧通过叙事情节所传达的这种人生训诫，远比有些教科书上的道德条文更具有感化人心的作用。
电视剧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方面，可以与《金婚风雨情》相媲美的还有电视剧《你，是我兄弟》。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的是男女之情；后者侧重阐述的则是兄弟情义。这种以家庭为轴心的叙事结构以及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为核心内容的电视剧，一直是颇受中国电视观众欢迎的经典剧目。电视剧《渴望》、《一年又一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是这种剧目中的代表作。《你，是我兄弟》不仅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名，而且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导语。在这部戏里，我们重温了在北京旧式的胡同里保留的那种亲密温暖的人文气息，体验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体恤。特别是剧中表现出的那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兄弟情义，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动体现。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思想贯穿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伦理、艺术等不同的精神领域，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是中国伦理思想中最高的价值范畴。孔子把“仁”作为统摄整个儒家伦理的总称。固然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仁者的价值常常被礼、义所限定，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家的仁学乃是一种“人学”。任何违背人伦、人性、人情的言行都是与仁的本义背道而驰的。不幸的是，在诸侯纷争、铁血横流的岁月中，柔如杞柳的人性难以抵御“争夺相杀”的戈矛剑戟，所谓“终身之仁”和“救世之仁”只能是现实世界憧憬的美景良辰。“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春秋繁露》），就连孔子也不禁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叹谓：“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②古代圣贤的这种悲叹，证明了“仁者境界”是一个至善至爱至美的天地，也正因如此，对“仁爱”的呼唤与赞誉才令人倍加珍惜，分外向往。“仁者境界”也成为人类进行文化救赎与精神重构的崇高境界。《5颗子弹》的原名《仁枪》是别有寓意的。枪，是暴力的工具，是杀人取命的利器。把一个“仁”字置放在枪的前面，显然并不是在强化它的暴力功能、不是突出它的物质威力，而是在强调它的道德力量。把枪命名为仁，枪即变得“出师有名”，与此同时，使持枪者具有一种仁者的风范，彰显出一种仁者的精神威慑力，进而突出了“仁者无敌”的传统文化精神。纵观影片的整个叙事过程，我们发现五颗子弹全都是为了保护人、救助人、帮助人而打出的，没有一颗子弹真的是要去杀人取命。影片结尾，最后一颗带血的子弹从警察的嘴里跌落出来，那是为了不让抢到手枪的罪犯得到它去杀害无辜。《5颗子弹》同样没有直接引用任何古代圣贤的箴言，可是它所体现的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我们的主流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既不是靠某一种类型的艺术作品来体现，也不是靠某种单一的表现题材来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是文化产业领域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命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只有通过在形态各异、类型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得到生动真切地表现，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现代性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的现代性转化不是靠我们去教孩子背诵几句古代圣贤的格言，而是要靠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提升。这种创造性的提升既包括对传统物质传播媒介的升级换代，如用活动影像取代印刷纸张，用彩色图像取代黑白文字，还包括对传统文化表述话语体系的现代性转型，即把一种原本属于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学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属于传播学、艺术学、产业学的新型的思想表述形态。总而言之，是转化为一种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大众媒介上进行传播的艺术形式。所以，在特定意义上讲，能否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关键就在于能否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去“讲好一个好故事”。③
像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等一系列以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其实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有效载体。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把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缝合”在叙事体系内，特别是建构在经典叙事模式上的主流电影、电视剧，随着故事情节不断展开，在叙事的链条上建构的一种因果相依的叙事逻辑，能够把一种情节的必然性注入字里行间，观者在对前因的了解与对后果的期待中自然会接受作品情节中潜在的价值判断。他们在观看一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自然会接受一种隐含在情节中的文化逻辑。
如果说影片《白银帝国》力图在倡导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话，它并不只是体现在康家的后代从地窖里挖出来的那幅写着“仁义”的条幅上（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情节视为整部影片的核心镜头），而是体现在如何做人这个关于人性的基本命题上。尽管这部影片从始至终讲述的是经商的故事，但实质上从根本上讲的却是做人。“人怎么自处”，康家三少爷独自站在苍茫天地间的自省，是在对一个激流涌动、泥沙俱下的时代的真情叩问。康家财产的经营权与继承权是影片叙述焦点，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作者展示了康家四个后代的不同个性。我们看到，生性善良可是天生聋哑的老大根本不能担承康家的基业，信奉强权的老二在解救危局时从飞奔的烈马上摔下来成了残废，老四在新婚之际娇妻被人杀害，这个晴天霹雳使他神经错乱成了废人，最后只剩下最没有出息的康家老三（郭富城饰演）。他终日沉迷在酒色之中，最没有商业的头脑，也没有驭人的手腕，根本就不是经商材料。可是康家的命运却偏偏落在了他的肩上。影片建构的叙事逻辑是：老三在商场上的成熟缘于他人性的升华，而他人性的升华源于他与康家的英文老师杜筠清的生死情缘。特别是在他与杜筠清分别之际，杜筠清对他终告是：不能够变成像自己父亲那样只知道家族规矩、只知道商行银票而没有人性、没有天良的商人。这个爱情的约定成了老三安身立命的人生信念，他在这种人性精神的感召下纵横天地、驰骋疆场，最终把家里埋藏的白银拿出来赈济百姓，完成了康家祖先的夙愿，同时也兑现了他对一个女人一生的承诺。
影片中的邱掌柜和戴掌柜其实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在康家老爷的眼里，戴掌柜不仅在经商方面精明能干，有运筹全局的能力，而且胸襟开阔、品德明洁，几乎没有任何缺陷。恩惠对他没有意义，威严对他无法施展，惩罚对他无从下手，更令康家老爷不安的是康家的晚辈根本驾驭不了像戴掌柜这样的完人。戴掌柜一旦掌握康家的命脉，他们所有的家产都可能姓了“戴”。所以，康家永远不可能起用戴掌柜来掌管经济的命脉，这也是所有私营企业发展进程中几乎都要面对的生死界限。而邱掌柜在康家老爷的眼里，是个有缺陷的可用之才。他在春荒时节放高利贷，有悖晋商的敛财之道被逐出家门，让他回到穷乡僻壤再做了一介草民，这是康家对他施威；不久之后康家老爷又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邱掌柜接回家，这是康家对他的施惠；邱掌柜的妻子在农田边长跪不起，对康家的感恩戴德之心已是无以复加。后来，邱掌柜和康家的老三一起到西部经商，半夜三更在荒原上遇上狼群，是老三把他从狼嘴里救了出来，康家对他有了救命之恩。可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未能改变邱掌柜不良的人性。在风云变幻，狂飙肆虐之际，邱掌柜勾结山贼，抢劫了康家运送银两的车队，并且开枪打死了康家忠心耿耿的老管家。最后就连与他同谋分赃的山贼也言称与他永不往来。丧尽天良的邱掌柜躺在装满银子的箱子上就像躺在棺材上的一具僵尸，从天而降的暴雨倾泻在一副没有魂灵的躯壳身上。他除了抢到钱财之外，已经一无所有。
导演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在人的诸多缺陷中，人性的缺陷是最根本的缺陷，即便就是你对他坦诚相待，甚至舍身相救，也无法改变人性的缺失。在人性的荒野上滋生的邪恶欲望，终究会蔓延到人的血液里使整个人变得不可救药。邱掌柜在春荒时放债的行为就已经显露他不良的心性，直到最后，在危机时刻出卖东家，杀人劫财，证明他的内心世界是没有任何人性禁忌的荒原。反过来说，在人的所有优点中，最为可贵的优点是人性的良知。影片中正向价值观的体现者老三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拯救康家岌岌可危的家业，除了他坚韧的意志、开阔的胸襟，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对人有一颗“柔软的心”。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正是《白银帝国》所传播的核心价值观：在所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中，最为根本的是人性的取向。尽管有时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在一部作品中交替呈现。然而，不论其内在的价值观如何混杂交错，人性则是其中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易言之，一个丧失了人性的人，不论他是权倾天下，还是腰缠万贯，最终都不能得到人类审美世界与伦理世界的首肯。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必然会涉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意义改写与价值重构。像《画皮》这样一部改编自《聊斋志异》的神怪电影，原作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人性内涵。可是，经过电影的改编，不仅把它变成了一部“劝人戒色”的伦理教科书，而且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神怪文学里对妖怪的书写方式。像“九霄美狐”这样一个靠吞噬人心来生存的女妖，在影片中却有一颗连她的同类也无法改变的炽烈爱心。她对于小易的无情拒绝与对王生的痴情厮守，完美地映现了人类对于爱情的理想抉择。最后是她放弃了对人心的血腥争夺，流着热泪把生的希望还给了自己心爱的人（把插在王生胸口的尖刀拔了出来），让他再度回到人间。她自己却变回到一只野狐，回到了山岩的洞穴边，默默地观望着人世间的一切。这哪里像是妖孽的本性呢？ 《画皮》看似是以妖来构筑负面形象体系，其实是通过人与妖的对比来揭露人世的丑陋。看看陈坤饰演的江城都尉，他既没有镇守好父老乡亲居住的村镇，使乡亲们免遭妖怪的涂炭，也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使其免受妖孽的欺辱。更不能宽恕的是，他在妖言的蛊惑与愚众的怂恿下拿起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爱妻……就国家社稷而言，他枉为一代镇守城池的武将，就父老乡亲而言，他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与敬重；就家庭责任而论，他更是辜负了妻子一生的深情。对于国家社稷、对于黎民百姓、对于家庭亲人他都不能问心无愧。而“九霄美狐”呢？侠客的钢刀也罢、士兵的弓箭也罢，根本对她毫发无损。可是，在人间真情的感召下她含着热泪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渐渐起死回生，自己也缓缓地现出了狐的原形……这难道应该是妖怪的所作所为吗？我们过去看到的妖孽也罢，鬼神也罢，它们不是被天意所惩治，就是被人类所正法。何时何地有这种“杀身成仁”的义举呢？如是观之，《画皮》里的妖道在叙事进程中进行了悄然的升华，它在证明无远弗届的人性有时对妖孽也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不仅为影片带来了上亿元的票房收入，而且也为我们的本土电影找到了一种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有效路径。
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对这些资源应当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涵养。尤其要防止的是对其进行破坏性的开采。特别是像少林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资源，对其的开采更应当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可是，影片《新少林寺》给我们带来的忧虑却远远大于欣喜。当年张鑫炎的《少林寺》公映之后，许多热血青年抱着对少林精神的向往，对中华武术的崇拜，放弃学业进山习武；还有的海外华侨毅然决然回到祖国的怀抱，投入到祖国现代化的热潮之中。这些都是当年《少林寺》电影所创造的辉煌文化业绩。而今天，我们的电影在资金投入、拍摄设备、数字技术方面已经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可是，其文化影响力却远远不及当年。对于同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为什么在硬件条件不断升级的条件下，软性的力量却在跌落？这种文化价值的落差使我们感到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提升影片的文化指数，增强中国电影的精神力量，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事情要做。其中，对传统文化精神敬守就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少林寺不仅是个佛门圣地，还是个武术之乡。它还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就像万里长城，就像天安门，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徽号。所以，对以这些重要的文化资源为题材而拍摄的电影，应当像对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那样进行必要的资质审查和可行性论证，而不能够谁有钱谁就拍，谁爱拍谁就拍，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宝库不应当成为一种只要付钱就能够随意进出的门槛。
结语
不管如何借助于其他力量来推助社会的前进，社会繁荣发展的根基必须要建筑在自己对文化的认同之中，这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恒久动力。正如基督教文化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必将为中国的历史进步提供巨大动力。这种思想既包括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为主体的理论学说，也包括近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先进思想。如是观之，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被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所闭锁的概念，而是一个发源、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并且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开放性文化体系。它在电影、电视领域的现代性转化只是在文化产业的历史流变中实现的一次时代升级。
注释：
①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②［清］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第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33页。
③美国电影《星球大战》的制片人马克·拜尔斯直言不讳地说：“我对于电影的信念总结起来是一句娱乐业的古老名言——讲好一个好故事(a good story，well told)。无论是武术、动作电影还是家庭戏剧，无论是惊险片还是浪漫喜剧，这句话都同样适用——讲好一个好故事。这才是观众欢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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