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使命 伟大的创新——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特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三代论文,使命论文,中共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建党普遍真理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党思想、理论和方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特殊贡献作一论述。
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毛泽东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对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创造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性,不仅决定了它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性质的政党有着根本不同,而且与其他不同条件下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相比,在一些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
第一,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二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当时,中国拥有四亿人口,其中产业工人仅200万,比例极小,而且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从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这种状况迫使党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党员主要成分是非无产阶级的。这个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内表现得特别明显。不少农民加入党的队伍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习惯了的一些落后的农民意识带入党内。对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
第二,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国情下,反动势力往往集中于城市,这种情况迫使党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广大的农村寻找生存、发展之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入农村。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革命陈地转移,是党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起点,但相应地也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如何保持先进面貌的难题。
在这样特殊国情里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这是马克思、列宁建党实践和建党理论从未遇到的新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特殊条件,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党建思想。
毛泽东最初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队伍迅速发展。由于党和红军中增加了大量的农民和收编的国民党起义军人,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红四军党员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加上频繁的战斗,党的思想建设没有跟上,因而旧军队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部队中和党内泛滥起来。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认为加强红军和党的思想建设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必须把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教育党员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用加强思想教育的方法,正确开展批评的方法,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古田会议通过的这个决议,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反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内容。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个复杂的课题。
制度建设更具根本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如何实现执政党使命的战略思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的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没有根据执政党地位、任务变化的需要适时改变建党的思路,对执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从“地下党”、“在野党”的地位上升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如何根据形势、地位、任务的变化进行党的自身建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也是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考验。然而遗憾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没有适时地根据形势、地位、任务的新变化,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方式进行改革,而是继续沿用了战争时期的“运动式”的办法。这种“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使人缺少长期作战思想,同时这种以非制度规范约束的党内群众运动,使人们狂热有余而冷静不足,难以把握运动的尺度,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悲剧发生,就是这种“运动”治党的沉重代价。
其次是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忽视了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按照这条建党路线,我们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作用,使党所领导的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加强党的建设,仅仅依靠思想建设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执政党来说,特别对像我国这样一个封建等级制、家长制、特权制根深蒂固的国度,党的建设不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建设的新路子,不以严密、规范的制度建设党,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难以保持的。
第三是对苏共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认识不深,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共那套过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影响。苏联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到了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这种领导制度不仅没有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相反却掺杂进个人迷信的成分,形成为专制独断,对各国党和政权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党对制度建设的不重视,以及历史上几次出现的家长制和个人专断现象,除了国内历史条件和自身原因外,不能不说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体制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党的制度建设在认识上的不足和在实践上的失误,导致了党的制度中一系列弊病的产生。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等等一些严重弊端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邓小平正是通过深刻总结这些沉痛教训,正是通过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实现执政党使命的战略思考,作出了“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在党的建设中,与人的思想、作风相比,“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怎样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时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这些论断表达了邓小平对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
党必须实现“三个代表”——江泽民面向新世纪提出的党建新纲领
世纪之交,在对党的性质的认识及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遇到自诞生以来80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上,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上,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天下仍很不太平,各种政治挑战接连不断。经济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实力较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化上,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为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明显占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实现技术跨越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从国内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特别是改革的深化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带来深刻影响。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浮漂,特别是腐败问题等等都给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样一种充满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的国际国内背景,为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又严肃的时代课题: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将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怎样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江泽民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洞察力,观察和把握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制高点上,从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党的先进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说明了只有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把握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真正保持先锋队的性质。党的先进性,根本上就表现在这“三个代表”上,党是否切实保持了先进性,也要以这“三个代表”为标准来衡量。
“三个代表”是对我们党将近8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回顾将近80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根本上就是要当好“三个代表”;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根本上也就在“三个代表”。将近80年来,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了“三个代表”,当好了“三个代表”,党就前进,就发展,就朝气蓬勃,就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什么时候如果偏离了“三个代表”,没有完全当好“三个代表”,就会走弯路,就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面向新的世纪,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更好地坚持“三个代表”、当好“三个代表”,我们党就能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党所领导的事业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建理论具有鲜明的特性:
第一是时代性。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理论也是时代的产物。它的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现实条件下党的建设情况的有机结合,表现在它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特点相适应。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理论是建党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种组成部分,并不是一般地继承和运用,突出的是发展和创新,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造。
第二是继承性。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理论又具有科学的继承性。它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基础上,总结新的建党经验而作出的理论概括。这种继承性使它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科学内涵。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仍然是继承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是这一学说在新时期的“新版本”,其本质内容是相通的和一致的。
第三是民族性。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理论还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民族性。主要是在总结中国党的经验、解决中国党的问题、推动中国党的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中国这样的舞台,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就不会有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党的建设的思想。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理论既具有共产党的建设的“一般”,又具有中国国情下党的建设的“特殊”,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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