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商业做壳文化做核——由“足球乱象”看2008年奥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运论文,足球论文,商业论文,体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足球乱象 早来的风暴？
10月22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7家中超俱乐部汇聚香河“天下第一城”召开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投资人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八项决议文件，随之将其传真到中国足协。这是“胆大妄为”的足球俱乐部向足协的再次叫板。此前，围绕北京国安队的“罢赛事件”，各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已进行了一番力量博弈。中国足协略做妥协，在18日召开中超联赛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宣称达成一定共识，但事件关注者都明白这不过是在玩词语游戏。果不其然，在传出足球主管高层国家体育总局要取消中超联赛的消息后，各俱乐部并没熄火，而是继续发炮。
随后，事态是出入期待但并不出人意料地发展，足协态度逐渐强硬；否决了各俱乐部的大部分意见，一如既往地按“既定方针”行事，各俱乐部则呈分崩离析之势。“足球革命”已失败，有人评点说。
足球界的是是非非却可以用“乱象”一词概括，这乱象的根源还是在于利益之争。11年前，中国足球开始了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成了一个理论上可以赚钱的东西，一家家企业投资主体开始把大把大把的金钱扔向足球圈，他们希望有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无奈中国的足球虽早已商业化运作，却是缺乏商业化所需的规则和深层的文化内涵，就是说，这些投资商只有出钱“演戏的份”，却没有“决定怎么演的份”，他们眼见得一个个“血本无归”，自然要寻找发泄的地方，矛头便指向“决定怎么演的角”——中超联赛的主办机构中国足协。
足协，这个“准官方机构”，长期以来掌控中国足球大大小小的一切。俱乐部的叫板明显地有“夺权”的性质，这是民间对官方、资本对权势的碰撞。也可理解为商业化对文化的碰撞。足球等体育运动项目需要大发展，需要引入民间资本，也就需要商业化，但商业化还只表现为一个“外壳”，它只有其表，而无其实。这些运动项目还沿袭旧有的管理体制和思维，缺少商业化情况下的文化精神准备，这导致商业化过程中形成一些有违人文精神的潜规则，于是，我们见到球员泡吧酗酒打假球、裁判收黑钱吹黑哨、俱乐部行贿、足协威信全无的场面出现。缺少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球界人难以自律、也难以律人，给外界的是只有金钱而没有爱心的“荒漠化”形象。没有文化的内核，体育项目的商业化最终走向歧途。从这个层面说，足球乱象有其发生的必然条件，这不是早来或晚来的问题，积累到一定时候，自有暴发的一天。
但事件中的主角之一中国足协的表现却有摆屈的一面。足协冤吗？由官方身份来主导行业体育项目，是一大国情或是特色？人们对此已经习惯。可偏偏足球的市场化脚步最快，资本进入最通畅和最集中，资本与权势的对垒矛盾也就尖锐而直接，在其他行业还是风平浪静或是等待政府输血的时候，足球的乱象及其引起的风暴就显得来得早了些。
早来还是晚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足球乱象背后折射的体育事业发展的阴影，要在体育运动中找寻一个商业化和文化精神相互融洽交流的渠道。
“举国体制”之思
足球乱象反映的是体育的管理体制问题。一方是要彻底地商业化，由商业来运作；另一方是不想失去主导权，只想借商业化来解决资金缺乏的操作层面问题。二者形成博弈。
但随时代发展，有些观点却显见得要占上风。如体育是全民运动而非精英运动，无论从体育的参与面还是从发展体育的目的来看，体育都是一项全民性的运动，人人可参加，人人应当参加，而不是大众做旁观者，来看少数精英演示已极度专业化的“竞技”。有“全民”做基础，体育就可以发展成一项产业，而不仅仅是事业。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早已形成一项庞大的产业，创造着高额的产值和税收，而我国因为对体育的产业性质认识还不是那么到位，体育产业还只是在萌芽发育阶段。
拿美国为例，美国也曾有过体育应是官办还是民办的争论。1974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商讨提出美国奥委会的重组方案。最后，该委员会向白宫提交的报告指出“业余体育应当实行自我管理，政府不应介入”、“一个全国性体育社团组织应当被赋予管理奥运会和泛美运动会参赛项目的权力”。政府直接介入体育管理的方案当时被大多数政治家否定。
民间办体育让美国获益匪浅。美国的体育社会团体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由社会团体组织的赛事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易于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没有政府介入，社团只能采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这使得体育资源能够依据体育市场的功能得到合理配置，有效地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1995年，美国体育产业总值为1500亿美元，1999年则达到1800亿美元。现在则接近3000亿美元。
而长期以来，我们是把体育当作一项事业来办，政府投资、政府管理、政府运作，总之是政府出面包办一切。因为资金的有限性和群众运动的广泛性，资金就被用来投入到狭小区域和狭小人群当中，形成一种精英体育，这种政府办精英体育的模式被称为“举国体制”。政府主导了体育事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竞技体育”中，而不是大众体育中。“举国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它明显地有其不适宜性。
当然，“举国体制”为我国创造了辉煌的体育成绩，远者不说，近者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夺得金牌总数第二的成绩就能说明。但诸多的世界冠军和金牌难掩平民百姓存在的身体素质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面是精英体育大放光芒而平民体育滞后，一面是体育运动需要输血难成气候而发达国家却形成数千亿美元的产值。孰优孰劣，值得三思。
转变思路，放手发展民间体育应当是今后一个时期体育发展的方向。这也许是足球乱象所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解决足球乱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足协撒手，由出资的俱乐部成立民间的足球联盟，好坏由俱乐部自己承担，足协可由此摆脱一直以来的“苦婆婆”角色。
北京体育大学的肖淑红博士说，早在1996年，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就在变革，试图在平民体育上有所突破，只是不明显。她认为要想有发达的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必然要推动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化，也就是要变更“举国体制”。但她同时认为，中国在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的佳绩和2008年奥运会的承办都将影响到这种体制转变，无疑“举国体制”还将延续一段较长时间。
从现在到2008年，我们还要等待4年，而且，有一种激昂的声音一直在响：“中国要在2008年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总数第一”。中国可能会夺得金牌第一，但它对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预示中国将有雄厚的体育产业。我们可以等，等待体育产业发展起来的那一天，但是资本逐利本性不会等，商业文化的魔力不会减少它对体育项目的影响，所以足球乱象产生，类似于足球乱象的现象也存在于体育的其他项目中，这是掩盖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乱象真的是早来的风暴。它应该出现在2008年之后，应该在中国夺得金牌数量世界第一之后，那时它才有现实意义。
2008北京准备好了吗？
说到奥运会，我们难以说清它对一国体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我们知道它影响着中国的体育产业政策，影响到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假如没有奥运会，我们的体育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们有开展较好的平民体育运动，也可能根本开展不起来。可能我们有体育产业化，也可能没有。但假设不成立，有一种观点：你不能改变，就要去适应。我们需要聚焦一下奥运会。
奥运会被赋予政治意义和民族精神，文化性应该说很强，在较长时期内，没人想到它与商业化联系起来。出于文化内涵或者政治因素考虑，各国对奥运会特别重视。奥运会是“一场豪华盛筵”，主办方花费不菲。在北京之前，已主办国可归纳为两种模式：雅典模式和美国模式。
雅典风光的背后——在8月12日至29日的17天时间里，雅典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奥运赢得了人们的眼球。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给予极高评价：“他们完成了一项美妙的工作，我对这届奥运会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罗格还向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运动员村”的雅典运动员村授予了金牌。
可是，毕竟遮不住，在风光的背后，是难言的苦衷和痛楚。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高昂的费用。雅典人承认，他们花在奥运会上的费用超过12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会前最充分的估计翻了一番多。因为举办奥运会，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升至4.7%，而作为欧元区国家，它要遵守小于3%的规定。雅典还面临一项烦人的任务：如何确保35座新场馆和媒体大楼在奥运之后不会成为财政负担。据估计，这些奥运场馆的维护费用每年高达5000万至1亿欧元。
希腊的痛楚带有普遍性，近几届奥运会之外的以前所办奥运，都有一个巨额欠债问题；但希腊的痛楚又有特殊性，它是1980年后已举办的6届奥运会中唯一欠债的。在人们都以为举办奥运会只赚不赔的时候，希腊不经意地给了人们一个例外。
希腊是举一国之力来办这届奥运会的，它最初并不想花费这么多，场馆建设也一度滞后，但最终“冲”了上来，大量资金铺垫出一届“圆满的奥运会”。希腊是不是过度地强调了奥运会当中的人文精神，而忽视了商业化的外在运作？结论难下，但可以说，假如希腊有良好的体育产业，它在奥运会上花的钱不会全部落在政府财政上，最终是在百姓的头上。
美国现象：民间主办，商业化运作——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美国是作为唯一申请国获得主办权的。因为举办奥运会亏本越来越大，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一个“烫手山芋”。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花费了80亿美元，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留下了10亿欧元债务。到1980年，国际奥委会公共基金只剩下24万美元，已形同破产。但是美国，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收支相抵后尚盈余2.5亿美元。1996年，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仍是大赚其财。而两市的投入却极少，洛杉矶投入不到5亿美元，亚特兰大奥运会共投入1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改建当地的国际机场以及新建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
美国是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奥运会。使奥运会首次盈利的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为此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的金质勋章，被誉为奥运经营之神。美国有什么绝招吗？没有，答案是商业化。美国把奥运当作一个工商企业，充分利用商业手段，实施一切可赢利的方法。如收取火炬接力费，参加者每跑1英里需缴纳3000美元；运动员村由大学校园改建而来，运动员被挤在学生公寓，一个房间塞进4～6人；有的赛场是由会议中心的地下仓库改建而成，人们为上厕所而排队；赛场上，到处是广告牌，电视节目转播也是没完没了地插播广告；赛场外面则是成千上万的已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小商小贩。
美国做法为奥运会提供了另一种举办思路——奥运会由私人或公司承办。组委会的民间性质，虽会因财力和人力的局限，让筹办过程出现不少纰漏，但民间办奥运，纳税人不用为奥运会掏一分钱，更不必为奥运会是否产生巨大债务而担心。奥运组委会自会节约每一个铜板，并通过一切手段将投入的金钱在奥运会后收回来，浮夸奢华之风根本就没有市场。这恰恰是与“举国体制”相反的思路，这种思路有更多的商业色彩，这些商业色彩反馈出的对于奥运会的认识是一种纯商业的外壳呢，还是有人文精神理念的存在？
2008年的期待——雅典与美国的不同奥运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反思。雅典是小国，却办了个让世人瞩目的奥运会，让雅典的文明与文化得到展示和宣扬，这是雅典奥运成功的一面。但雅典不从具体国情出发，场面铺得过大，落下巨大债务，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对于美国模式，由于中美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由民间来承办奥运会，但不表示我们不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有益的理念。比如，要为城市的长远发展着想，要有市民纳税人意识，对他们负责等。亚特兰大奥组委主席佩恩的话不无道理：“奥运会的光环只有十多天，在所有的激情平息之后，这座城市的人们仍将在这里继续生活。我们不可能让他们为暂时的荣耀背上债务，也不可能看着崭新的体育馆从此变成漂亮的摆设。”
事实上，北京已开始审视自己，近一段时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调整。北京暂停了一系列超出预算的体育场馆的建设，提出了“节俭奥运”的目标，尽量克服“后奥运”问题。北京市发改委官员、北京奥运经济办公室杨兆科表示，北京奥运场馆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整个瘦身计划估计可以节省几十亿元”。但北京奥运很有可能超出原来的财政预算，曾经参加北京市2008年奥运会预算报告起草工作的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委员魏纪中表示，当初对北京奥运直接运营成本的预算为16亿美元，实际支出可能会超出预算的50%到70%。真如此说，还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希望希腊的那种奥运预算一再突破、最终达到一个天文数字的现象不会在我国出现。
体育是商业与文化紧密相连之“地”，处理得好，二者能够兼得。我们从商业出发，期待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能借奥运商机推动经济建设，获取更多的外商投资和先进技术，国家实力得到一次提升；最低的期待则是赢利，期待奥运会不要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经济上的负担。我们不能像雅典那样成为近几届奥运会中的例外，如果事与愿违，那是对我们的时代意识、管理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否定，我们只会遗人笑柄。我们从文化出发，期待人文精神得到宣扬，期待社会能有更多的人文关爱，社会族群或者阶层之间的距离拉近，人人对这社会有尽责之心、奉献之心。“人文奥运”，既然我们喊出了这一口号，我们就应该身践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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