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笔谈）——2.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方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笔谈论文,路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自觉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将相应的问题意识引入研究活动，对于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展开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特别是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是极有意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一种马克思思想之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开端性意义中得到理解。在其存在论革命的总体背景内，马克思在“实践人学”的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哲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我们知道，在西方现代思想中，马克思开启的实践人学与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主义以及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乃是现代人本主义的不同表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了黑格尔主义的式微，并且随之融入哲学人类学兴起的思想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首先就是在当下哲学及思想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卢卡奇实际上受到了众多人本主义哲学家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他本人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人本主义思想。然而，现代哲学人类学，又是在一个新的地平上重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演进历程。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除了关注生命个体，必然还要关注历史总体性，关注生命个体置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会只是满足于人本主义思潮。实际上，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处理存在着尖锐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在他们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延续辩证法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关注辩证法的动力根源却是当时对黑格尔哲学发生强烈逆反的人本主义思潮。这里同时又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一个转变，这就是从早期自由主义向共同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转变，从“类”的直接同一中获得的个体整全性转变为基于社会化而体现出来的个人价值与整体解放的历史统一。卢卡奇等人的努力实际上只是表现了前一方面的总体性，并且与此同时也是向马克思本人所超越的改良主义还原，但这一还原所依赖的背景乃是20世纪前期拥有相当市场的人本主义思潮。但是，为卢卡奇等所暗中反对的革命逻辑，对马克思而言又体现为系统化的理论结构，这一结构及其可能的历史经验，对于20世纪的西方社会而言处于某种失语状态，对于非西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则是一种鲜活的历史事实，并且反过来刺激西方社会。因此，当阿尔都塞提出并论证其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时，实际上是向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极端性的挑战。而且，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其背景不仅有结构主义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其实也契合于自尼采到海德格尔以来人本主义思潮本身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个体观念的否弃。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框架中才能得到学理上的把握。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形式上归属于、并且也深刻地关联于当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家们，一方面受到他们同时代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甚至主导了同时代的思想。剖析20世纪的哲学，我们发现，在一切可能的领域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在卢卡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初步拓展开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及其现代性视域之后，同时兴起的各种哲学思潮，也都不约而同地与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比如打出各式各样以诸哲学思潮为前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流派不能只是看成形式或名称上的糅合，而是有其实际的问题背景，它既反映各路哲学流派，也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问题处境及拓展方向。因此，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一于当代西方哲学及文化，因为它仍然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及其哲学主题与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西方社会与文化处境里的命运及其哲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仍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特别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西方的当代性，其性质依然要在马克思确定的无神论以及人类解放的总体框架中被确定。
进一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之一维或一种，而且是马克思思想全面影响现代西方哲学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摆脱既定的学科依附，并从自身的思想源流及问题背景获得理解，从其真正面对的时代及思想文化问题中得到理解。问题是思想得以根植的土壤，马克思思想得以根植的土壤，直接地看是近代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现状，更深入地看则是受近代欧洲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马克思思想的主导性原则是社会关系的实践批判，是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批判，是对整个现代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具体化为资本批判、货币批判以及商品拜物教批判。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批判绝不只是观念上的自我扬弃，而是必然表现为相应的实践效应。马克思明确提出了阶级革命及其实践化的主张，但这一点通常也只是在极端的意义上被把握的，或者在实践中直接把握为一种撇开已有传统及其教养方式的历史造反运动，或者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方式表现为人性本能的彻底暴露，由此形成强势人本主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但这一对待方式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把马克思确定为现代异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演进的结果。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其实都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链系，从形式上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改良主义方向上的黑格尔因素的复活，但实质地说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处境下的具体化。卢卡奇哲学在形式上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卢卡奇的思想的确是要努力复活黑格尔主义，然而他那里所谓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同一，其根源并不在黑格尔辩证法，而在他当时对工人问题的态度和求解方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之时起，就一直受到各种思想流派的冲击和影响，并且，依恩格斯的，并且也是后来逐渐强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某种“让步”。这里，“让步”意味着存在某种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那么，“让步”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时的权宜，而是要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历史问题。被戏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已开始封闭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不过这反过来迫使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到：必须正视改良主义，正是在这一思想状况下，随后诸如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相继进入马克思主义传统。如何跳出某种经济学和教条化的唯物主义，并且从人的主体的、实践的层面把握历史，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特色，但这一特色的出发点却是努力解决无产阶级与其意识的统一性。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解决暗含了一种自我教化过程，但的确也是使其后继者苦恼不已的问题，如果把一种先进的意识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那就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这正是卢森堡所谓“自发性”革命亦即“群体罢工”的意义，在卢森堡看来，这样的活动能够真正解决工人的阶级意识问题。“社会民主党灌输给启蒙了的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因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统治时期，阶级意识通常是不能作为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活跃起来的……在革命中，群众登上了政治舞台，阶级意识才成为实际的、活跃的。”[1](P52) 这同样也是卢卡奇的主题，卢卡奇自认为是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继承者，因此他特别重视卢森堡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重视他们关于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思想，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向青年马克思的回复努力，恰恰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真正地回置到历史之中。“如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考察透彻地阐明了当时还繁荣着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表现一样，在罗莎·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奥狄浦斯之路的性质。”[2](P83) 我们注意到，卢卡奇恰恰是在与伯恩斯坦之康德哲学前提相区分的意义上确立卢森堡的黑格尔主义的，而且在卢卡奇看来，伯恩斯坦的康德哲学前提不过只是历史特殊时期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借口而已。这样，卢森堡就成为马克思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成形式——这正是后来共产国际对卢卡奇批评的理论方面。
与卢卡奇一样，柯尔施明确肯定早期马克思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共产主义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抱负的完成。“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3](P13) 他特别不满希法亭等人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哲学割裂开来的庸俗化做法，并且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正是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典型。“希法亭和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不过是要求超出阶级差别，进行公平、纯粹的、理论的研究。”[3](P32) 庸俗化的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实证化，而且这种做法还打着马克思所谓“废除哲学”的旗号，但在柯尔施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柯尔施认为正是因为第二国际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本质，“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仅仅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的部分表现，这种丧失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在追随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中的同时衰败中找到了它的一般表现。”[3](P31) 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断定“德国的卢森堡与俄国的列宁这些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因此，柯尔施高度评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其第三国际乃是在新的革命时期关于“理论与实践内在联系的重建”，是以“明确的革命形式”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3](P31)。
卢卡奇与柯尔施显示出了二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共同联系——他们的理论后来成为直接挑战苏俄权威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思想纲领，并且也受到第三国际严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端之处即呈现出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即使这一通常被看成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别，本身并没有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得到深入把握。人们习惯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贡献与其党性归属区分开来，其潜在的原因是不把这些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问题是如此一来，我们未必真正理解他们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哲学实证化，但在研究者那里，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被确定为实证化的典型，但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度与现实关怀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这种情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极为普遍，当人们把卢卡奇、柯尔施仅仅看成是学问家时便是如此，而在把葛兰西排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之外时，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倾向则被确证为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典型，并成为某种模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资源上的支撑。至于对诸如布洛赫、布莱希特、本雅明这些只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实质上却表达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洞见的思想家，通常则是在某种阵营式的思维模式中被漏掉了，甚至于就在一种形式上的学术中立的先验判断中被轻易地绕过去了。但是，人们可能绕过了思想，但思想却绕不过历史，如果想一想，自近代以来尚没有一种思想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这样深远的世界影响，而且自近代以来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运动大体都需要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关联起来，那就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设围城的做法实在不符合思想的实际境况。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形成了以苏俄模式为主的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处境及表现各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两种大的传统，就此而言，仅以苏俄为标准从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打发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看来并不明智。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变化了的表现形式，仍然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处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更多地切入了当代社会文化，切入了技术与工业时代人的生存处境，因而更加突显马克思思想的哲学人类学维度。他们同样是在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种努力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学派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成为高度的学术自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诸如现代性批判、异化及物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社会与文化批判、资本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东方主义批判，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并且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都属于这一传统，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各路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学”，甚至于已不愿意在思想旗号上诉诸马克思主义，但在其理论中又实实在在地包含着马克思学说与资源的各路思想，都需要并且值得从这一传统进行解读和研究。
而且，正如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一种反叛或治疗的意义上对西方思想发生作用，而且，西方历史上重大思想对历史时代的影响，也都差不多是在一种相反方向或者“事后”意义上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命运。苏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靶子，这些批评显然有其合理性，但如同福山那样急匆匆地得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恐怕同样属于缺乏历史洞察力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解德里达为什么要挑那样一个时刻向马克思致敬。大师的共鸣总是从超越当下的历史层面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作为一种当代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而是正在生成一种新的表征形式，包括其西方的表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