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国有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企业只是风光一时？
回顾1949—1996年我国国有企业47年的历程，似乎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五十年代初刚刚摆脱旧社会桎梏的新中国，依靠自己微薄的家底和苏联的一些帮助，建立起许多新产业及其骨干企业。那时，人们怀着高亢的激情，不避艰险、不计报酬奔赴祖国各地创建一个又一个新企业，工业生产以年增长18%的速度扎实地发展。正由于前辈们辛勤劳动积累起殷实的社会财富才使我国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经济免遭崩溃，并为八十年代起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条件。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往日的欣欣向荣却让位于非国有企业，自己却似吐丝方尽的春蚕，仿佛它的历史使命就要结束！现在，无论从国外到国内有不少人预言：国有企业兔子尾巴长不了，应当“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让位于“更有效率的私营企业”，或者退而求其次，等等。至于境外一位专事在国内投资控股的老板更是坦率地声称：“政府只要抓好二件事：就业和税收。除了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国有企业进行控制外，其他都可私有化。”
那么，国有企业是否真的已经风光不再？这是经济规律？这是历史必然？如果不是，那又如何解释这种似是而非的现实呢？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上并不需要国有企业，更不用说国有企业的主导和主体地位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存在占主导和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了。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最大限度消灭剥削，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使劳动人民转化为社会主人。如果私有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占70%以上，让劳动者的大多数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占有，那末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很难说有什么社会主义特色了！
第二，以更高的效率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依靠市场信号配置资源，甚至若干重要的宏观调控经济杠杆，在一般情况下也受市场信号启动，又反馈作用于市场而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那是因为私有制企业是这种社会中的主体，它们只肯响应市场信号，根本上排斥计划信号。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信号的反馈作用在随机过程中逐步到达到相对优化的。正是因为单一市场信号，只能进行反馈调控，缺少计划信号的前馈调控，所以市场失灵，或者盲目性是难以避免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阶段的市场经济。它的特点就是：在市场反馈调节作用之上叠加了计划前馈调节作用和更有力的反馈调节作用，以便从全社会高度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必要条件是：必须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有足够比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只有它们才有可能响应计划信号。显然，这里指的“计划信号”是依据经济规律的科学的计划信号，而不是各级首长的主观臆想。
所以，为了消灭剥削。为了从全社会高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保持足够比重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鼓吹从这里那里“退出去”的问题。
三、国有企业当前困境是命运注定的？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那末为什么当前国有企业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社会主义需要国有企业，却又搞不好国有企业，这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注定的，还是虽说搞的是社会主义，做的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一种抑制国有企业活力的偏离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无法说明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以年递增18%的速度蓬勃发展。这说明：即使当时那种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是能够容纳和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但是现在看来：在这同时，国家的财政、企业利润上交、税收、金融、投资等政策，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管理体制却也在酝酿着促使国有企业活力衰退的危机。这就是：把国有企业当作不需继续投入、不需要新技术、不需适应市场变化就能源源不断为国家外延型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的“摇钱树”，采取了束缚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剥夺企业必要的自有资金，最大限度地从国有企业积聚财政资金的政策和管理办法。主要是：
1、“折旧上缴”、“大修理基金控制使用”， 剥夺了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更新改造的权利；
2、“利润上缴”，剥夺了企业拥有必要自有资金的权利。 企业丧失了为适应市场和竞争，运用自有资金更新、改造、发展，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能力；
3、单纯财政观点，片面财政上缴环比指标， 抑制企业内涵扩大再生产、集约化的能力；长期不理解：促进集约化，才能保证财政稳定增长收入的浅显道理；
4、过度集中的投资体制， 既剥夺了企业经营者对适应市场竞争的投资决策的最后决策权，又使情况不甚了了的上级审批者越俎代庖投资最后决策权，但又不对决策失误负责；
5、只有企业劳动保险概念，没有社会保险概念， 没有及时将劳动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
6、多次政治运动溃决了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基础；
7、领导头脑中的封建主义、 小商品生产意识及其相应的领导体制、领导方法，长期阻碍着社会主义社会化协作大生产的发展，以致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化协作程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8、政府经济管理人才、企业经济管理人才， 以及理论工作人才的培养、选拔远滞后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发展的需要。
由于以上问题的积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那种锐气已逐渐消逝。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国有企业的后劲将越来越小，难以超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去解决抑制国有企业活力的种种问题。可是遗憾的是没有很好地解决老问题却又叠加了新问题。概括地说：改革没有着重解决抑制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适应部分和政策失误，使国有企业成为生气勃勃的最基本的“经济生长点”，进而带动和支持非国经济这个“新经济生长点”的发展，形成有主有辅的两个“经济生长点”。改革的实际进程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后来却演变为：“一个经济新生长点，三个过度倾斜政策”。即，“在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这一块去寻找新的生长点”，其方法是：“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就是说：用国有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即“增量”）去支持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即，“新经济生长点”）。于是我国就形成一个“新经济生长点”和另一个“经济衰落点”了。所谓三个过度倾斜政策是：“人”，实际“工资双轨制”政策使国有经济人力资源流向非国有经济；“财”，实行“减免税、让利”政策，使国有经济新增财力资源（即“增量”）流向非国有经济；“物”，实行“价格双轨制”和急剧缩减原材料计划分配，直到取消计划分配，简单地以期货、现货市场代之，使国有经济原料资源流向非国有经济。具体地说：
1、对非有经济和某些地区采取极其“倾斜”的减免税， 或形形色色的“给政策”，实质上是将国有企业的相当部分“增量”转移去发展非国有经济。这既剥夺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密集地区支持自身活力的资源，又使它们处于不平等竞争环境之中；
2、以理顺价格体系为名，先是实行价格“双轨制”， 接着以改革计划体制为名，急剧缩减对国有企业的原材料计划分配，其结果是使相当量的国有企业原材料资源流向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生产缩减，成本上升、利润滑坡、物价高涨、进而造成财政收入滑坡，工资收入与通胀矛盾尖锐；
3、 在国有企业尚末建立自有资金现在被称为“资本金”自我积累机制的情况下，却由于财政资金的拮据等问题实行“拨款改贷款”的改革。不仅基建、技改资金要贷款，连一般增产急需的流动资金也要贷款。在成本剧增、利润滑坡情况下，这种“拨改贷”改革，使大多数国有企业陷入真正背债经营的深渊，阻碍了技术进步、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现在，凡有借贷的企业，实际都为银行“打工”。由于当今银行利息率大于企业投资回报率，那些没有足够自有资金的企业若靠贷款来搞技术改造，那无异于去“找死”。
4、一、二、三产业有合适的比例，并需要协调发展， 才能使社会生产、再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达到最佳匹配。在某一时期、某一产业滞后，那应当促其发展。但有人片面从“三产可以快速提高GNP”出发，或者同某些畸型发展的城市、 地区类比三产比重出发，更有甚者，从“泡沫经济”可以“赚大钱”出发去强调发展三产。现在，实际上已造成三产与一、二产利润倒挂和个人收入倒挂，使资金配置、人才配置，其他资源配置发生偏移，恶化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处境。但是如果物质生产部门萎缩了，流通、金融、信息部门赖以活动的泉源又在哪里呢？！
5、收入分配领域是当前理论混乱、政策混乱的一个重要领域。 主要是：工资双（多）轨制”，“个人收入与本单位利润挂钩”和名义工资低而创收来的工资性收入高。其结果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通胀与工资共振，导致不正之风和经济犯罪。
6、经济速度导向的引进政策， 导致我国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建筑在外国原材料、元器件、生产设备的基础之上，使我国工业体系内部重、轻比例失调，重工业和重工业基地萎缩。
如果要从以上事实中寻找它的根本原因，人们可以两个不同角度得出自己的推论。第一种推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已完美得多了，只是国有企业本身不适应完善发展了生产关系；第二种推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一般地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但却更偏重于解放非国有经济和低素质生产力，而并不完全适合解放国有企业和高素质生产力。这种提法显然显得尖锐，但毕竟比较逼近问题的实质。人们不能老是回避解决国有企业困境的基本问题。采取权宜措施，也许会缓解一时，但却模糊了解决基本问题的视线，使日后解决基本问题更感因难。
要真正解决国有企业基本问题，首先必须端正改革、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拟订正确的措施和政策；同时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发展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至少应对症处理好以下问题：
1.有步骤地解除国有企业历史造成的沉重包袱；
2.有步骤地对国有企业给以必要的补偿；
以上两项所需的财政资金可以从下决心收缩粗放的基建战线和下决心合理税收征管等方面取得。
3.发展，只有在不脱离国力允许的范围内才是“硬道理”。发展应当建立在“两个转变”基础上，不仅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更应有社会、经济、科技、教育、道德等综合目标；
4.改革应当创造适应国有企业和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为目标；
5.开放应当以能与世界各国进行有益的交流，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完善发展的资源，提高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整体素质，实“四个现代化”，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高素质生产力发展机制为目标；
6.对企业领导和国家经济系统领导层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主义的计划、宏现调控、市场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与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与科学管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法律等再教育、再选择、再组建，以正确理解、正确贯彻、正确实施党中央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的意图和部署。
7.建立不同生产层次国有企业各有特点的经营机制，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困境是“命运”注定的，因为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交织注定它命苦的结局。但从历史的长河中看：这不过是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完善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旋涡。只要从探索中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不回避矛盾，针对问题解决基本问题，不急于求成，不做无谓的表面文章，国有企业是会重现昔日辉煌和创造未来辉煌的，至于非国有企业也会在这种环境中找到与它们身份相称的好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