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生作品与心态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4)06-0043-05
一、寿生出道时
20世纪30年代，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也是我国文坛上大事迭起、文学流派纷 呈的时代。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1936年“左联” 解散。这前后又出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其 文学运动的中心是在上海，乃至于后来发展为一种宗派之争。这一时期，我国涌现了一 批永垂史册的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此期的作家，有的体现出政治型的心态，有的 则更侧重于人文型的心态。前者占据了此期文学的主流地位。
本文所要论述的主人公寿生，原名申尚贤(1909—1996)，贵州省务川县人，在贵阳初 中毕业后，1929年与同学一道闯进了北平，1930年考上汇文中学高中就读。1933年起， 做了北京大学的“偷听生”。为何偷听?主要是学业偏科，他国文和英文俱佳，但数学 太差，两次没能考上北大。对于其“偷听”，胡适专有描述：“有人说，北平沙滩一带 ，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 或是预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个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 听’是一个最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 的，不需交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 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 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那个‘拉丁区’的居民。寿生先 生也是这个‘拉丁区’的一个居民……”(见二十三年(1934)第131号《独立评论》上胡 适为寿生《论走直道儿》一文所写的《编辑后记》。)这种偷听的身份让他没有人管束 ，没有学业的压力，而能自由地读书、听讲、写作。这也是寿生很满意的一种生活方式 。
1934年至1936年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12篇时论，11篇小说，在《国闻 周报》上发表了1篇小说。在胡适主编的《风谣周刊》上发表了他搜集的贵州歌谣若干 首，并撰写了论文。(这是寿生去世后，其长子在北京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 中帮助查找的，主要只查阅了《独立评论》，因缺乏线索，所以不够完全。)1937年北 平沦陷后，寿生又回到了故乡蛰居，直到其88岁高龄去世，60年来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就连其亲属子女，也对他当年的文学历程并不知晓。
二、寿生作品的特色
寿生在文坛上出现的时间只有两年，而且是在他在北大偷听之余写作的。
寿生这个时期在文坛上以时论、小说、歌谣全面出击。笔者以为，歌谣是其根，小说 是其形，时论是其骨。
寿生搜集发表的歌谣并不多，在胡适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刊发过四期。但这些歌谣 特别有厚积薄发的意味。其1937年发表于《歌谣周刊》第二卷32期上的《我所知的山歌 的分类》，将山歌分为号子、风流歌、虼蚤歌、盘歌、骂人歌五类，并在各类中又对在 各种情景下所唱的歌加以细分。号子里面分为号头、催工歌、催饭歌、催放工歌、谢主 歌、讥主人歌、讥工程歌等。他搜集的歌谣有家乡务川的，也有省会贵阳的。笔者在这 些歌谣中信手拈出几句，就可看出其内容丰富而有趣。比如号头唱的：“清早起，早早 起，头不梳，脸不洗，搬起鼓儿就走起。”而讥主人歌唱道：“太阳出东门纳伟，主人 叫工程喽为，工程来得早呵为，捱住不下田勒为，将自才下田喽为，薅其少午(午饭)阵 勒为，‘二场拿是(给)你’丫伟，‘拿去要称盐’喽为，晒火窝，呀火为，晒火阳晒火 为!”这首歌看似纯客观地唱出了干活的一个过程，但通过歌者不能及时领酬的现象， 委婉地讥讽了主人的不守诚信——要推到下一场才付工钱，雇工却急着要等这钱去称盐 吃。盐是当年贵州老百姓最匮乏之物，盐价之昂贵被概括为“斗米斤盐”。因为雇主和 雇工是长期的雇佣关系，所以，歌者不可能直接讨付，只有委婉陈情。这种歌谣的搜集 ，足以见得寿生原本就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和有求于雇主又不满于 雇主的心态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风流歌中有一首，是摹拟女子口吻对乡间婚俗陋习的 揶揄、抨击：“十八小姣三岁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 娘!’”这种苦涩的幽默植根在寿生故乡的土地上，也植入了寿生为文之魂。在那个年 代，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很少进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社会的上层人士乃至于一般文化人 (除少数的民间文艺学、社会学研究者外)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没有做过系统的搜集研 究，甚至有的还对其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贵州汉族地区的乡里，“良家妇女”也不 能唱一般男人可以唱的山歌，唱山歌乃“读书人”所不为。然而，寿生却从童年时期起 ，便放下书生的架子，成为搜集山歌的有心人，并将其视为至珍。这些老百姓世代传承 或随口吟唱的歌谣、这些黔北农村生活是寿生作品的底蕴，歌谣是寿生作品的根。这是 寿生独有的优势，也构成了他作品浓郁的乡土特色。另一方面，这些歌谣因其原汁原味 ，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是20世纪初年黔北农村生活的写照，对现今民间文学工作 者尤其有着真实文本的意义。
寿生的10篇小说，都可概括为“乡土小说”一类，在那个年代，与其同时代被列为写 乡土小说的知名作家有沈从文、沙汀、艾芜等。他们的作品都有描述西南一隅底层人民 生活的篇章。1929年，沙汀从四川来到上海，艾芜则于1931年从南洋来到上海，他们都 参加了“左联”的活动，并用革命的目光描述生活，成为左翼小说家。沈从文比寿生早 10年来到北大，与寿生先后同为北大的“偷听生”，又先后到了昆明，二人相熟，时有 交流和争论。沈从文来自邻近贵州的湘西，他初期拒斥政治和都市文化，将湘西生活视 为“桃花源”。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他以新的目光再次审视湘西时，认识了故乡的黑 暗与沉沦，这种转变是痛苦而繁复的，这种深刻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在他的作品中十分浓 郁，作品风格是恬淡、抒情而沉婉的。我读了寿生此期的作品之后，感到他有一种纯真 的、“初生牛犊”般的憎恶黑暗的真情实感。他对故乡并没有“桃花源”般的幻觉，而 对故乡兵匪为患、官匪一家的现象揭露得入木三分。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几位乡土作家都 赋有某些色彩而使之光华愈现的话，寿生则是更为本色的。
寿生的小说为读者描述了一幅幅20世纪初年西南地域血淋淋的现实生活画面。《乡民 》述说的是官匪一家，将官官等四位乡民误为土匪，受了伤的官官走不动，“多屯一步 ，屁股上就要多挨一刺刀。”另三位乡民被剥了上衣捆爬在板凳上举行活人祭奠的“大 典”。“每条凳的四只脚都用索子扯着，任他们在上面怎样蹦，凳也不会倒。他们如被 杀的猪似的惨叫……三个光背的军士去取了六对燃着的烛来，另外的三个就在每人的肩 上和屁股上刺了四个洞，将烛插上。血滴滴答答的滴得满地。叫的声音也更凄惨‘求速 死呀，求速死呀!老天!’又拿了三炷香来，又在每人背上刺了个洞，刀刺在背上扎扎扎 的响，在血洞中插上香，叫声更惨而弱了。”类似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的描述，另在小 说《凭藉》《求生的协力》《活信》中都有。《活信》的“恶有恶报”一节中，作者描 写了一位被迫看守、残酷折磨同乡的年轻农夫，因实在不忍心再干下去了，便开了小差 。被抓回后，土匪大队长对下属说道：“你们依头至尾一个一个去割他一刀，手软的枪 毙，割下来的肉丢进桶里。”队长吩咐后，排头第一个大汉面无人色的走过去拣起刀… …大汉把连撕带割下来的肉，狠命的丢在桶里，那肉还在一颤一颤的跳。”作家在做这 种痛苦、惨烈的描述的时候，笔尖浸透了同情、愤懑，笔调却是冷峻得不动声色的。这 种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更本色，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寿生的小说还冷峻地解剖了当年各种丑恶的社会现实。小说《黑主宰》用极其形象化 的细节，描述了鸦片在所谓“神仙境界”中以丑为美、日渐把一个热血青年活活吞噬的 惨剧。让读者看到鸦片之毒害不仅在身体，更在于人心。《新秀才》《管束》《过去， 现在，将来》都对当时教育方面的弊端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新秀才》写了一个为区 长公子伴读的农家孩子登上“龙门”，被乡亲老少尊为‘先生’，负载着乡亲们的重望 ：“古人说的，得个知县官，地皮都跳穿；要想做秀才，口里读出白泡来……啊!我们 的先生是天上星宿，功名这样顺火呢，还怕用钱!”这种嘲讽寓意极深。《管束》是写 一个严母把儿子逼疯的故事，作者忍不住议论道：“我们的社会本是一个疯人制造厂! 近两年正是这工厂赶工最紧的时候。”《过去，现在，将来》是一篇仅有1200字的微型 短篇佳作，它对乡间泯灭人性的劣根性的“遗传”作了看似旁观的、鞭辟入里的揭露。 而惟一发表于《国闻周报》上的小说《怨声载道》则描写了民众对一位力图革新的新县 长的怨气，这是对当时社会、对民众中因袭的麻木性的揭示，也表达了对新政的无望。 这些作品所抨击的，都是封建的桎梏，时代的痼疾。
寿生的小说的意义绝不止于他对黑暗现实的揭露，而更让人叫好的，是他用了一种让 人心颤的幽默调子，再配以黔北的方言俚语，显得珠联璧合，浑然一体。《二十三年代 》是一篇政治寓意较深的小说，也是他惟一一篇没有写自己的家乡，而写了川滇黔藏陕 甘出入长江商品聚散地、被作者取名为“桐尖”的小城市民生活的作品。小说在艺术上 是精湛而独具特色的，对银行挤兑银元的风潮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洋纸的价比起 银子是太贱了。一刀纸放到机器上去几下就是多少万。‘银行’尽量利用机器。”挤兑 银元的市民们“他们虽各自穿得有衣，但已经成肉贴肉的一节‘香肠’了……由他血肉 模糊，由他死亡，由他呻唤，‘挤的’还是挺进。”
从乡里的现实生活出发，寿生在小说中进行了独特的人性探寻。“五四”以后，有一 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在作品中追寻着人性美。那些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宽厚、 仁慈、超然的。而寿生的小说《求生的协作》却是在乡里人面对官兵的围剿，被逼得无 路可逃的情形下，在山洞里与横行乡间十余年的悍匪共处：“现在这洞里，一个死字笼 罩了一切。……从前有匪与农人的分别，现在都没有了，大恐怖把他们融化了。现在他 们只有一条心，只有一点希望：怎样求‘生’!”他们在洞中被困数月之后，悍匪还在 小孩的脸上亲了亲，说道：“我害你们我都不觉得什么，只是这个还不知天日的小孩就 这样埋在这里面，我心里很不自在。这样的小孩，我手上也不知杀过了多少，哪里在意 !现在才知道他们可爱，有一次，一个小孩我把刀都放到他颈子上了，他还在笑，以为 这是我在和他玩，唉……”这种对悍匪的人性的呼唤自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但这不能不说是倾注了作者的一种人性化的美学理想。
我认为，寿生的小说并不以刻画人物个性见长，却是一把犀利的社会解剖刀。也正因 为如此，胡适在其主编的、本来不发表小说的《独立评论》上，一连发表了他的10篇小 说，其中有两篇是分两期连载，并在每篇的编后都作了明确的褒扬。而支撑着寿生作品 之犀利的，是一副钢筋铁骨。这从寿生的时论中可以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寿生的论文触及面很广，有直击专制的《试谈专制问题》，有检省中国外交政策的《 做好做歹连拖带打》《象对象，直杠杠》，忧国忧民的《我们要有信心》，抨击时政的 《论贵州鸦片‘禁吸不禁种’之谬》，讨论工作方法的《论走直道儿》《所望于各大图 书馆者》《对学生运动之观感》，阐述文艺观的《文化单位论》《文人不可不知而作》 《文人不可知而不作》《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答李长之先生》等。
从寿生的论文可以看出，他虽然只是一名尚未独立谋生的学生，但阅读面广，急切地 关注世界和中国的时局，理论视野开阔。他的作品关心并直接切入政治问题，是具有政 治型心态的作家；但少见党派和主义的意识，没有卷入文坛的派系之争，具有以民为本 的基本思想。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具有为民直言、为自己的学术观点直言，不怕得 罪权贵、权威的学术品格。他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论文《试谈专制问题》，他提出了一 个有别于从前帝王时代“权力的专制”的、被他称为“旨趣专制”的论点，即共同信奉 一种主义。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否定一切专制，尤其否定蒋先生的“大专制”。 他说，小专制给人的痛苦是“不定的，疟疾的”，而大专制给人民的痛苦，是“有层序 的，肺炎的”。又提出，“蒋先生的专制论，很明显的是武力专制……专制的结果如何 ，他是不问的。”《新旧交替时代的游移性》一文，提出了国人事事都游移而缺少执着 ，并提出“四万万人，做世界的主人，做世界的奴才，权在我们自己。”他主张“我们 现在要大家‘执着’自个从事的那点点儿，力求精进，使我们这些‘点点儿’汇合，成 一个大流，冲出一条我们国家的光明大道!”《我们要有信心》一文，是写作于日寇魔 爪已伸入中国之际，当时社会上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言论。作者在此时将中日作 了一个比较，提出“我们不要惧于它现在杀人放火的本领就以为它‘真是了得’，要知 它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还是一个不(没)有。”对国人信心的缺失，作者又深查了原因 ：“现在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现象，执政诸公把国家弄得一团糟，不知自责，开口闭口 嚷民众团结，振发，像他们自己够团结、清廉、振发了。”最后呼吁：“我们加紧我们 的工作，恢复我们的信心吧!一个民族，无自信心，不亡亦等于亡了。”
寿生是在写了5篇论文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他的论文构成了他小说的骨架。最明显 的是《论贵州鸦片‘禁吸不禁种’之谬》。寿生自己的两个哥哥都吸鸦片，而且为此中 断了对寿生求学的供给，所以他对鸦片的危害体会特深。论文一开篇就直击道：“贵州 省新主席吴忠信赴任前在南京说：‘禁吸禁种鸦片，当然严厉执行，但种烟牵涉方面甚 多，或非需立即全部实施。’”然后严厉驳斥了“贵州过去的经济基础，完全建立在鸦 片之上”的谬论。其间有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喊：“短视的政府呀，你要钱就干脆向人民 要，何必一定要借鸦片来转一道手，而使民族的生机减弱呢!”在这篇论文发表3个月之 后，作者又发表了小说《黑主宰》，展示了从军营中的书记、编修，到怡然于尘世之外 的王道人都是瘾君子。一个原先血气方刚立志要报杀父之仇的青年毛宝，在王道人那精 美绝伦的鸦片烟具的诱惑下，堕落成为“要不为这口烟哪个来讨口”的叫花子了。可以 说，小说形象化地延伸了论文的观点，用独特的细节描写塑造了毛宝和王道人这两个鲜 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更真切地了解鸦片之毒害。
三、胡适与寿生的作品
胡适是寿生作品的首发编者，也是寿生作品的欣赏者。在查到的寿生作品中，论文和 小说除一篇发于《大公报》主办的《国闻周刊》外，全都发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 上。《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一个重要刊物，倡导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 派。它与二十年代的《新青年》，四十年代的《观察》一脉相承，是舆论自由的旗帜。 《独立评论》中发的12篇论文中有5篇是胡适写的编辑后记，另外一篇《新旧交替时代 的游移性》的编辑后记署名是“编者”，但实际也是胡适所写。因为那篇署名“编者” 的编辑后记曾写道：“他来信说他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胡适在为寿生后来写的一 篇论文《我们要有信心》的编辑后记中说：“我在96号(即指上文)介绍他，曾说他是一 位不满20岁的青年，后来他对我说，那是我误记了，他今年23岁。”所以，胡适为之写 编辑后记的至少应是6篇。寿生发表的10篇小说，也有5篇是胡适写的编辑后记。寿生于 1936年5月参加了胡适任主席的“风谣学会”，会员有顾颉刚、沈从文、朱光潜、周作 人等30余人，专门研究民间歌谣、故事、民俗等，并主办了《歌谣周刊》，胡适任主编 。
胡适与寿生是有缘人。政治上，胡适在担当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因思想言论受到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使他不得不辞去了中 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激起了他反抗的个性，他在1930年1月由新月书 店推出的《人权论集》(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当年印了四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 查禁。该书的序言中提出：“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 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也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主张，使 他1932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后，与几位知名教授一道筹办了《独立评论》，印刷、出版 、发行等费用全由主办者们个人支付。《<独立评论>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作《 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 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寿生当时是一 个从异常黑暗、边远的贵州小县城来到北大的青年学生，没有参加任何派系，因亲身经 历和广博的阅读，使他具有了强烈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意识。提起笔来，他的这种意识犹 如火山喷发。
寿生在处女作论文《试谈专制问题》中说道：“蒋胡二先生，为‘专制’二字所迷惑 ，于是一个说，专制是必要的，一个说是不可行的。”“就是胡先生所引出的开明专制 ，他也不屑一顾。”最后作者明确地说道：“若专就蒋胡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 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了。”当年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使得胡适发现并多次撰写编辑后 记来提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论文这种文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八股腔、西洋腔最浓重的领域，胡适则主张 口语化的论文，用最平常话说最“学术”的问题，不用或尽量少用专门的名词术语。寿 生的论文正是如此。单是几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做好做歹连拖带打 》《象对象，直杠杠》《论走直道儿》《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等。寿生在阐述自己观 点的时候，常常是一针见血，极具通俗性，大众化。比如在《文化单位论》中有这样的 句子：“‘共产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都是同娘共母的兄弟，不过一个长 进一个堕落罢了。”浅显明白地表述了作者对两大政治制度的观点。这种表述也正是胡 适所提倡的论文的大众化、口语化。
在文学方面，胡适早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 就对文学有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 ，不避俗字俗语。”寿生的作品从小说到论文，都完全符合胡适的这八项主张。胡适对 初涉文坛的寿生的文风十分欣赏。胡适在给当年的习作者陈企霞(后任中国作协副秘书 长、《文艺报》副主编)的信中说：“我总觉得你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 话’的训练，使大家读了起不真实的感觉……《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 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 的文字。《新秀才》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 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
胡适给了一个毛头小伙寿生如此高的评价，但寿生并没有因此而对胡适唯马首是瞻。 寿生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照样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在寿生贺《独立评论 》两周年的文章《我们要有信心》一文的结尾处还说：“独立评论是在九一八后产生的 ，她的文章一天比一天消极……”胡适对寿生的批评文字也很坦然。后来，身为北大文 学院院长和国文系系主任的胡适希望寿生能到北大工作，写作。寿生说，我连北大都考 不上，怎么能进北大工作呢?胡适让他把自己的作品拿来就行了，寿生依然谢绝。他那 特立独行的个性让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单位。
朱海涛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北大旧事》中写道：“这些偷听生中的英雄并不少。听说 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 。”陈平原在《建设者的姿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一文中说：“据说，适之 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笔者认为，从寿生的作品和经历来看，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适这种矛盾的世界观的影响。他在北大“偷听”期间，一直在多方位地“鸣”，把来自边僻之地民众的疾苦、呼声传播给学界，传播到文化学术的中心地带，引起世人的关注。那时候，他闯进了《独立评论》，并得到胡适的鼓励，他把自己独立不羁的政治个性、学术个性、文学个性都作了充分的张扬，这当是他漫长一生中有数的亮点之一。
由上可见，在1934——1936年间，胡适与寿生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师生、乃至于文友的 关系。
四、寿生从文坛上消失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寿生坚决不愿在日寇魔爪下生活，便立即逃出 北平，走到南京时已身无分文，胡适借给他路费，他长途跋涉回到了家乡。这时他复用 了自己的本名申尚贤，曾经在务川中学任教，利用讲堂宣扬新思想。但在地方守旧的绅 耆父老的嘲讽下，他除了回敬打油诗之外，更多的是容忍。1940—1942年间，他曾到昆 明一边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一边陪妻子熊兰英(在西南联大)读书。1942年他们夫妇回 到务川，申尚贤曾被推选为县参议员，他依然是为民众的苦难疾呼，但被国民党县党部 视为思想左倾而加以监视。申尚贤和西南联大毕业的妻子只有隐居乡里，从事长篇小说 《弄口》和剧本《史夫人》的写作，也偶作些小诗。1947—1949年，申尚贤夫妇应聘到 贵阳清华中学任教，申尚贤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很受学生欢迎。课余组织学生排演曹禺 的《雷雨》，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但在那战乱的时代，在偏僻 的贵州，他已经失去了与外界、与胡适的联系，所写作品都不曾发表，直到“文革”他 害怕被红卫兵抄家而将文稿秘密烧毁。他在清华中学教书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狂 飙》向他约稿，他写了一首诗，题为《谢狂飙》：“十年不提笔，提笔生荆棘。强忍心 头火，骤增鬓上霜。”这首小诗充分地表露了他当年的心态。他言“十年不提笔”，是 一种托辞，因为他实际上在乡间也没有中断写作。但为何他要否认这一事实呢?我想， 其一是其低调做人的风格，其二是不想卷入文坛，以避是非。但他并没有熄灭心头火， 而且，他的“强忍”比胡适的“容忍”更有激愤之意。但他这十年心态的变化，却是显 然可见。这种在文坛上隐居的心态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结，甚至连儿子们也并不知道 他当年发表过那么多作品。
1949年，正是申尚贤的不惑之年，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分别聘请他们夫妇前往任 教，他们在应聘前再回务川老家看看。他们回去后三个月务川就解放了，接着又是土匪 猖獗，1950年务川第二次解放。1951年县里请申尚贤出来做干部，不久后又做了副县长 。他对家乡很热爱，对工作特别尽责。申尚贤当年活跃于文坛的事就被尘封了，他再也 没有提及，同事亲友皆不知情。此后直到78岁退休之前他再也没有离开务川。从当时的 历史状况看来，他隐匿那一段文坛历史是很必要的。这首先是因为胡适政治上的大起大 落。胡适是无党派人士，但他与中国几种敌对的政治营垒、上至最高权力中心的毛泽东 与蒋介石都有过从。胡适在抗战开始以后不久，1938年9月就作为国民党的全权大使派 驻美国，直到1946年回国。从1950年起的30年间，胡适曾被视为政治上的战犯和思想文 化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全国共诛讨之。在这样的情形下，申尚贤如若对当年的经 历和作品稍有透露，在务川那个小县城里自然会被当作“胡适爪牙”来批判而没法逃过 种种政治运动的劫难。申尚贤隐匿了“寿生”的一段经历，看来仿佛像沈从文不再写小 说而到历史博物馆去研究文物、古代服饰一样。但他与沈从文不同的是，沈从文因过去 的作品而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寿生因为隐匿了文坛上的“过去”，后来一直在县里从政 ，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做得身心愉快。
收稿日期：2004-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