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解决民族关系深层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有效途径论文,民族论文,西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大开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我国的民族关系发展中深层问题的必然选择，是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大战略。本文拟从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对西部大开发的多元功能进行理性分析，并据此提出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思路和对策。
一、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及其成因
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我国民族关系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关系的根基是稳固的，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我国的民族关系还不是完善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中依然存在着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民族关系组成的3个基本要素方面。
一是在民族平等深化过程中产生的深层问题。民族平等深化是指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平等权利之后，通过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来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发展差距的过程。民族平等深化是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域中实现，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斯大林在俄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十月革命所获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是各民族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许多共和国和民族没有经过或者几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因而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的权利和可能，它们得不到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就不能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3-154页）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首先，阐述了民族平等不仅在政治、法律中实现，而且还在经济、文化领域中实行；其次，指出了民族平等深化是解决整个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最后，强调了民族平等深化过程中必须有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这里我们要防止产生认识误区，即认为已经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而不必要民族平等的深化，或认为既然强调民族平等的深化，那么民族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就可以淡化的片面认识。以上两种认识，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即前一种认识可导致只重视政治上的民族社会属性的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后一种认识，只强调民族族性的发展，而忽视民族发展的政治前提。
我国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以后，极大地推进了民族平等的深化过程。然而民族平等的深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指导思想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曾出现过曲折，也犯过错误。众所周知，从1957年开始历经20多年，为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下把民族问题的实质等同于阶级问题，在反右扩大化中以打击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的重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民族融合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所谓的“民族分裂”冤假错案、取消和肢解自治地方、停办民族院校，等等。建国初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和不照搬汉族地区经验、防止“急性病”等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也因此被认为是右倾而得到批判，党的民族工作蒙受了重大损失，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民族平等深化过程严重受阻。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这是经过对国际、国内形式变化发展的深层思考的结果，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集团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重心由欧美向亚太转移；由集团分立主导变为集团联合主导；由经济核心区向外围拓展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外围区，大陆东部临接海洋、靠近世界发展核心，既能先于内陆受惠。当然其前提是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只有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经济相对接，形成利用国际发达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才能实现共富目标。因此，对外开放成为邓小平设计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其次，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实情考虑。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为了消除这种差别，建国后，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资金、设备投入和人才分配方面向中西部倾斜。尤其是“三五”计划后期，由于备战需要，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大批军工原材料企业。这些三线建设，对中西部资源的开发，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对民族问题处理上的“左”倾影响，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使中西部地区丧失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其结果，只能是走向共同贫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活力迅速增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而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本来就起点低的情况下，由于公有制比重大、经营机制不灵活、基础设施瓶颈严重，对外开放条件相对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在区域空间发展上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先沿海后内地的选择。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的具体运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四位一体的整体推进，即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优惠、经济建设等方面进行一体化布局。改革的发展提供体制保证；对外开放提供资金技术；哪里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哪里就享受优惠政策，成为发展建设的重心。东部地区作为优惠政策的受惠主体，在财政、体制、外资利用、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享受优惠政策，详见表一。（注：《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3期.第146页）另外，在体制转化过程中，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执行的政策，有的难以执行，甚至名存实亡，而新的优惠政策又未能及时出台，从而发生有些优惠政策的时空断档。基本建设投资也向东倾斜，据统计，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获得的投资份额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从1982-1985年的49.49%上升到1993年的62.87%，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比重从1982年的14.9%下降到1995年的12.5%。（注：国家统计局《中国重点建设》.法律出版社出版.第13页）投资比重的下降，导致了民族地区投资需求严重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明显减弱，从而使东西部发展中的差距日趋拉大。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还是现实发展中出现的地区间的差距，尽管起因不同，但客观影响力却相同，即发展落后的民族不能充分享受到政治上、法律上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各种权益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其结果，对民族平等深化过程产生制约作用，这是诱发民族关系问题的深层矛盾所在。
表一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部分经济发展优惠政策的简要对比（截止1992年底）
东 部 地 区
中 、西 部 地 区
财政体制从1980年起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大包干:四个经济特区财政收 从1988年起,实行大包干;各开放
入全部留成.沿海财政收入按比例留成.城市大部分留成自用.
3000万美元以下的轻工业项目和5000万以下的重工业项目;四个
外资利用权限经济特区:3000万美元以下:上海、天津;1000万美元以下:北京 500万美元以下:各省、自治区
、辽宁、广州、大连:500万美元以下:14个沿海城市.
税收减免对在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外国直接投资.
无
实行地区性的优惠和减免政策.
外汇留成
100%:四个经济特区、海南:30%:广东、福建50%:民族自治地区;25%:各省.
外贸扩大外贸经营权:沿海地区:提高出口补贴基数:广东.
无
信贷特殊政策:经济特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
无
二是在促进民族团结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好和协调、联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含义，有它的特定内容范围和阶级基础。其内容而言，是不分民族大小、先进与落后，不分原先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的真正的团结；从阶级基础来说，是有特定阶级，主要是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也就是实现政治上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团结。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由此可见，政治法律上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因此，民族平等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效应。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笔者认为，这种保障作用体现在民族发展上，即是说，民族团结是民族发展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民族发展主要体现在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从而做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当民族平等深化受到阻滞时，民族团结效应不可能自发地得到强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平等所释放的团结效应将逐渐被弱化。我们不仅把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联系起来，而且给民族团结注入新的发展内涵，做到民族团结中促进发展，用民族发展来巩固民族团结。
作为民族工作者，全面理解民族团结的含义，正确把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计划经济时期，更多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所释放的民族团结效应，也就是说，把翻身得解放的各族群众的政治热情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主要推动力量，而相对忽略了民族发展对于民族团结的推动功能。因此，我们必须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下面我们从实践的角度加以说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被国务院命名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和吉林省省委政府表彰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延边州的突出特点在于正确把握和处理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之间的辩证关系。延边州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人文地缘两大优势，紧紧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大搞招商引资；利用吉林省建设发达边疆近海省的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利用边境地区开放试验区的机遇，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抓住沿边开放机遇拓展边境贸易空间，把70年代主要同朝鲜的边境贸易拓展到俄罗斯的边境易货贸易和朝国的民间贸易。另外，走出国门外派劳务，离乡进城多种经营。大量人口的流动，引发了商品流动和信息的大传播。其结果，延边人眼界开阔了，收入增加了。据统计，人均外汇储蓄存款居全省第一位。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使民族团结在民族发展中得到加强，民族关系在共同富裕中得到融洽。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又给民族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三是在民族互助中存在着认识误区。民族互助是各民族在实现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以后，为求得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而采取的民族合作与互相帮助。我国建立民族互助的新型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是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使然。
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着把民族互助等同于无偿援助的认识误区。笔者认为，互助不同于援助，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首先，互助具有双向性特点，而援助只能是单方面的；其次，援助是利益的单向转移具有无偿性特点，而民族互助具有合作主体之间利益共享，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最后，援助的目的在于为消除民族压迫所造成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发展上的差距，而民族互助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了弥补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就拿纺织产业西移来说，由于东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原材料、劳动力）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完全处于亏损状态。恰好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结果，市场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双重压力促使东部纺织企业纷纷西移，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生产要素互补方式进行的民族互助关系。但是，很多人认为东部发达地区援助了西部民族地区。这种把民族互助当作援助的片面认识，忽视了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业已存在的互助关系，也夸大了援助的规模，对我国民族关系实践造成了双重影响：首先，对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当中容易滋长等、靠、要的思想；其次，对有些汉族干部和群众则把援助少数民族当作“包袱”的思想。无论是“依赖”心理，还是“包袱”思想，均都忘记了各民族对发展民族关系应履行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产生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认识上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之外，更多的是在体制转轨时期，援助的方式不规范所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援助的方式应主要体现在宏观层次上，通过转移支付间接得到实现。中央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确定帮助总量，控制资金流向，重点改善民族发展的软、硬环境，为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竞争能力提供宏观支持。
二、西部大开发的多元功能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产生民族关系发展中深层问题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为思想原因、经济原因和体制原因等三个方面。因此，解决民族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区域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入手，做到相互配套，实现时空上的统一。否则，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拿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理论对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重新估计，否定和批判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带来了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战线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民族理论研究，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实质的理论研究，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从此把民族工作定位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民族工作中心的转移，为民族平等的深化，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然而，解决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仅有良好的思想基础是不够的。由于西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格局中排在梯度末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进一步制约了民族关系发展中深层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各民族兄弟在经济上无偿支援、相互帮助的通行作法，越来越与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相悖。迫切需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构建要素互补的利益共同体和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的受惠主体，给民族互助关系注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由此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集民族、经济和体制等三位一体的载体，表现出其三者在时空上的统一。西部大开发就是具有多元功能的载体，这是因为：
一是具有民族性。西部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国土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6%，总人口2.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55个少数民族中有38个世居民族和30个跨界民族，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如果把广西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和延边、恩施、湘西三个自治州计算在内，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绝大部分在西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
二是具有经济性。西部大开发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空间布局的调整和发展重心的西移。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生态条件差，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这种落后状态已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扩大内需、增加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只有通过西部大开发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市场潜力转换为现实市场，才能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定将形成西部发展必需的更加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宏观政策是国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为避免资源配置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盲目性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而制定的政策措施，具有全局性特点和指导性功能。西部人均公共物品所占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提高其比重，国家将优先安排了公共物品建设项目，加大对西部的知识投资和生态投资。与此同时，为了鼓励资本西移，国家将通过财税政策提高西部资本利润率，力争使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运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工具来指导西部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和确保西部开发所需资金。毫无疑问，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的双重推动下，西部经济将得到跳跃式发展；在东西部协调发展中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各民族共同富裕中，民族关系将更加融洽，进而民族平等深化的过程将得到提速。
三是具有体制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所以，在西部大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做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我国加入WTO在即，必须以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微观经济的市场竞争实力。要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资源的传统做法，构建东西部要素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给互助的民族关系注入市场配置资源，国家宏观调控的新的内含。这样，既能提供互助的经济效益，又能克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起点低而产生的不公平的弊端，从而有效地消除民族互助中存在的认识误区。
总而言之，西部大开发以它特有的多元功能，为解决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及对策
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需要有新的思路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一是在西部大开发思路上，摒弃单一资源导向战略，制定和坚持集市场需求、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战略。我国在制定“九五及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时曾经设想：依靠中西部资源优势调整加工工业布局，并配合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由于90年代末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难度比九五初级的设想大得多。比如，能矿产业发展由于煤炭过剩引起供求失衡，价格回落幅度大，使得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等措施来带动经济振兴已不再切合实际；1997年出现的黄河超长期断流，下游地区面临沙化和沙尘暴天气的频繁出现，不得不强令缩减引黄用水，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使重要江河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一退三还”等生态建设规划大大提前，使江河上游地区的农林牧区后续加工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发展途径变得极为狭窄，凡此种种，迫使我们对中西部的战略优势需要再审视。在发展思路和产业选择上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式，寻求市场需求，比较优势，叠合的产业区间，并通过培植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拓展市场空间，把潜在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优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需求指的是国内外两大市场，是动态的市场需求而不是静态的市场需求。比较优势的确定也应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就是说比较的空间应扩大到全球范围上，具体而言，在西部大开发中应重点发展那些收入需求弹性高，劳动生产率上升和产业关联度大，发展前景广阔的主导产业，比如，生态环境建设中通过综合开发，加强林果基地建设，力争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借助西安、成都、兰州等中心城市和原“三线”基地的技术优势，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自然景观、名胜古迹、边陲风光和民族风情为主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等等。
二是在西部大开发中调整初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格局，创造企业竞争优势。西部地区的现有工业大多以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单一资源性工业，由于开发成本上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往往表现出“不可持续性”。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主的初级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新经济时代，其作用日渐下降，而技术、管理、信息、网络、环境、人才的作用渐显重要。西部大开发的推动力来自于优势产业，而优势产业的形成除了市场需求比较优势之外，还取决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大小，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调整初级生产要素为主的投入格局，加大人力、技术、管理、信息等现代要素的投入比重，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三是在西部大开发中拓宽资本形成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率。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百业待兴，资金缺口比较大，但西部资金吸引力相对薄弱，需要建立新的分层融资机制和信用保证体系。西部地区人均公共物品比例远低于东部地区，应加大其投资力度。对于跨省区公共物品生产及部分环保项目以中央财政为主，与之相配合开发银行可发放长期贷款；地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地方财政为还款来源，统一向开发银行贷款，期限可适当延长；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所需资金，商业银行按市场风险原则发放贷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东西部生产要素互补性非常明显，但东部资本的西流，关键是要看西部的资本利润率。当前，西部资本利润率低于东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需要配合国家财税政策，相对提高西部资本利润率。
四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大民族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民族工作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当前，民族工作要围绕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东部与西部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之间的梯度差，必然使人力流、物质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大量流动。由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不同和经济体制变迁滞后，西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视东部投资者的经商赚钱为不义行为。这种封闭落后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后果，将是经济利益磨擦不断、双方权利争执不休，直接影响投资软环境建设，最终会抵消西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体制变迁滞后带来的办事程序繁杂，办事效率低的政府管理运行方式，将直接导致投资者的经营成本上升和市场经营风险的加大。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工作，必须以促进转变观念、体制转换为切入点，以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为重点，以搞好投资软环境建设为目标，扎扎实实而富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西部大开发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通过这场变革，西部的经济体制将得到转变，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注入新的发展内涵而得到更加巩固，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因东西部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而得到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