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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4)07-0011-03
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p31)这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实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民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p31)在今天，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更加显示出 它的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界定的过程。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已经改变，劳动产品的单一分配模式也发生了改变。随着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劳动产品分配的多元形式也随之产生。个人不仅作为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而且还作为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劳动产品的分配既以劳动投入为尺度，也以生产要素投入为尺度。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从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 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对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有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有利 于资本、技术、劳动、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组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经 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所有制改革和多元化产权的出现，各种生产要素， 如土地、资金、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都进入了市场，参与了劳动产品的分配。
实施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种生产要素都必须有偿让渡和使用，承认了生产要素可以作为资本来使用并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承认了人们对各种要素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经济利益分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出现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和经济利益分化，社会转型期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但引起意识形态冲突，而且还引起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和经济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和重建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过“合法性”问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解释。在对社会形态的分析中，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和反作用。在这种依赖和反作用的关系中，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因此，社会政治权力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才具有“合法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客观、完整和全面地解释了社会政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解释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上层建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说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一个社会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看它是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建我国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生，必然对执政党如何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如何获得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提出新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新的空间和领域。
首先，面对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基本出发点来确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然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任务，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必须面对这一客观的国情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这也就是我们通常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如果我们不是面对现实去确定我们党的目标，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面对客观现实去确定我们党的性质，(注：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是由她的党纲所决定和说明的。她 的性质是由她所存在的历史时代，她所能反映的历史趋势，她代表的阶级和完成的历史 任务所决定的。它不以人的意志，同样也不以一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一味从书 本出发，从脱离客观的教条出发，那么我们党将会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丧失自己“合法性”的基础。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基础，面对在20多年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变化，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现状，对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发展中所立足的基础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实践，是运用马克思的政党和国家理论的新典范，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现阶段，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阶层，但在现阶段重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为指导，重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就可能在新形势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新的进展。
二、实现“三个代表”的政治环境
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来衡量文明成果，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唯物史观看来，这三个方面的文明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经济文明成果以人类物质资料生产为条件，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通过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成果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形成人类文明成果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规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时期，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联系起来，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个目标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将具有远远超出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文明形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带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实践，同时也逐步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发展到今天，我们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形态时指出，社会形态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又包含了两个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这两部分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被属于社会存在范畴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在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在思想上层建筑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要慢于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但政治上层建筑一旦确立之后，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当我们回顾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之后，再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在历史发展的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又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变化，带来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化。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触动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必然包含着民主政治的内涵。
在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我们在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时面临变革社会和变革自身的历史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立即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深深地影响着思想上层建筑中的各种思想形态。同时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上层建筑一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思想条件中产生出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政治文明是“三个代表”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那么，我们在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呢?
首先，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次次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定了她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的根本保证。面向未来，建设先进的政治文明，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为“三个代表”的实现创造出一种政治环境。在这种政治文明的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之间，与先进文化之间，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间才能形成共识，寻求到一致性，执政党的合法性才能被建立起来。
其次，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之间既存在着差别，又存在着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当怎样对待人类的文明成果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长期活动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之一，它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成果之一。(注：我们在研究“政治文明”时必须清楚地区分下面两个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长期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和形式有了更大的发展。但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更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把政治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现在必须重新认识它们。)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政治活动就成为社会活动形式之一，政治文明就是社会政治活动不断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一直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之一。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中一些合理因素，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国情不同，民主政治的模式也不同，实现途径也多种多样。我们既不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又要实现我们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化分工越细致，市场经济越发达，就必然要求各项社会管理权力实现民主化。民主政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曾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如何实现民主化，这是一个我们在实践中必须认真探索的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最后，政治文明的建设就是要使政治日益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和运用，它本身就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其核心就是依法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战略任务，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这样讲，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使政治民主化，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不断完善我国的多项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只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执政党才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实现“三个代表”首先需要实现“三个代表”的政治环境，即创造出实现“三个代表”的政治文明环境。因此，政治文明的建设与“三个代表”的实现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建设 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一。在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 中，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才能及时反映到政治上层建筑中，先进文化才能体现在政治文明 中，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反映在执政党的纲领和路线中。我们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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