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百年述评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它在世界哲学史中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特殊系统，一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哲学史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史和子学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凸显出中国哲学史的特殊对象和特殊性质。百年来，中国哲学史伴随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它始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始终有一支埋头钻研、坚持不懈的学术队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海外，中国哲学史曾遭受过一些西方哲学家的鄙视，但时过境迁，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已形成一支稳定的、并不断扩大的专业队伍。在新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优秀传统将在中国现代化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同时将广泛地、深入地走向世界，而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智慧的重要资源。
一、百年来在中国本土的进展
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
20世纪初，中国较早受到西学影响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中国哲学史的很多内容。例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1907)，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1906)和《国故论衡》(1910)，即使现代人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常常要去参考。但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特殊内容，尚未从传统的综合性的学术思想史中分化出来，尚未突破所谓“国学”的框架。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已经采用西方近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与中国哲学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只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侧面。所有这些论著，还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它们客观上已经在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作准备，所以称为酝酿阶段。
2.20-40年代的三大思潮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自觉运用近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已经突破了所谓“国学”的框架，已经从综合性的学术思想史中分化出来了，因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从世纪初以来，西方各大思潮相继传入中国，不但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也反映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史研究先后形成三大思潮。
胡适的《大纲》以实用主义为指导。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要是寻求可以移置西方科学成果与科学方法的思想“土壤”，注重逻辑和实证的思想内容，实际代表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思潮。他的《大纲》只有上卷，始终没有完成下卷，内容也比较单薄。由于他不重视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虽有开创之功，实际的成就并不大。
1931和1934年，冯友兰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其影响后来远远超出胡适的《大纲》。冯友兰的《哲学史》在形式上受到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着力于中国固有哲学范畴的逻辑分析，以揭示或重构中国哲学实际内蕴的思想体系。但对中国哲学史内容及其价值的解释，则在人生意义的觉解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冯友兰认为哲学不能、亦不应像科学那样给人提供积极的知识，人生智慧也不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根据。他的这种立场代表了新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潮。虽然成就很大，但对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完全视而不见，对于非正统或异端的人物注意不够，也有其片面性。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则代表了另一种思潮。这一思潮下的人物和成果很多，如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其中贡献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由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通史》五卷本是从40年代开始撰写和出版的。其书虽然名曰“思想史”，实际以哲学思想为基本线索，论述的重点也与胡适和冯友兰不同，其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和明清之际的哲学类似于西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因而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可以结合的。在中国唯物主义的传统中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反正宗的“异端”思想中则包含着古典的民主观念。与侯外庐合作的主要有杜国庠、赵纪彬、杨荣国等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哲学专著，但主要思想成果都集中在这部通史中。他们在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中，既注意寻求科学精神，亦重视人文精神，其内容比胡适的《大纲》和冯友兰的《哲学史》都要全面和丰富。
这一时期还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1929)、蒋维乔和杨大膺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上中下卷(1934-1935)、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7)，其影响均不如上述三部著作。1938年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虽名曰“佛教史”，而主要内容是“佛教哲学史”。其中所表现的现代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不但为中国佛教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对一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3.50-70年代的成就与偏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方针下，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首先是40年代的许多研究成果，在经过重新整理、修订、补充以后，陆续出版或再版，为新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从40年代开始，经50年代到1963年全部出齐。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于1954年再版，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1956年再版，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分别于1957、1958年出版。熊十力的《原儒》上下和《体用论》、《明心》则于1956-1959年出版。这些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最大的特点是，普遍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的年代，由此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胡适的《大纲》在汉代以下就中断了，冯友兰的《哲学史》近代部分也是空白。由石峻、任继愈和朱伯崑合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由洪谦、朱伯崑等六人合撰的《哲学史简编》，不但包括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且对中国哲学从先秦至近代的发展也做了简明的论述。任继愈主编，由十多位学者合撰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广泛地汇集了大家的研究心得，反映了6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被普遍作为高校的教材，影响面十分广泛和长久。60年代，冯友兰经过自我思想批判，也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二册。此外，任继愈对汉唐佛教哲学的研究，关锋对于先秦哲学的研究，也受到普遍的重视。这些新成果的贡献就在于：第一，纠正了以往单纯从哲学研究哲学史的偏向，揭示了历代哲学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人们得以了解历代哲学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第二，突破了传统儒、道诸家派别的划分，发现了中国哲学自身中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的传统，以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成分。西方哲学有这方面的智慧资源，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这方面的智慧资源。而这种智慧资源，在早年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著作中是看不到的。第三，超越了古代所谓“道统”、“正宗”的概念，挖掘出一系列“异端”或非正宗的思想家及其学说，并给以适当的历史地位。如汉代的王充、王符、仲长统，南北朝的鲍敬言、戴逵、范缜，隋唐时期的吕才、柳宗元、刘禹锡、谭峭、无能子，宋元明清时期的王安石、张载、黄震、邓牧、草木子、李贽、方以智、王夫之、唐甄等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历来都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然而，它们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着眼于哲学同科学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一些科学家及其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如《黄帝内经》、张衡《灵宪》、杨泉《物理论》、沈括《梦溪笔谈》、宋应星《天工开物》等，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智慧资源。
但是，自50年代思想批判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后来愈演愈烈，一再干扰中国哲学史的正常研究。前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戴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帽子。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则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贴上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由此，“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公式则不胫而走。历史上凡是被统治者推崇过的哲学家，几乎全都被作为唯心主义和反动人物，全都被否定了。可是，孔子和老子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争来争去，根本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命运，也只能肯定他们当时的进步作用与历史价值。与此同时，真正总结哲学思维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则被视为“脱离实际”，甚至诬为“否定党性原则”的“修正主义”。这种极左思潮，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恶性发作而达到极点。人们如果记得那时的“大批判”，中国传统哲学甚至被归入“封建主义”，属于打倒之列。但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需要，又自上而下号召“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然而，当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完全被纳入到政治批判的轨道之后，自由讨论早就不存在了，百家争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完全按照政治批判的需要来划定。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际上中断了整整十年。
4.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思想繁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哲学史研究也突破了教条主义设置的一些思想禁区，不断活跃起来。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中国哲学史界先后围绕“哲学史方法论”、“唯心主义的评价”、“范畴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现代新儒家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不过20多年，但它是本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思想最为活跃、最繁荣、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正像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深厚的文化积累，而有明显的继承性。这一时期领导研究工作的都是从40年代过来的一批大家和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有作为的学者。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侯外庐、宗教所的任继愈、哲学所的王明和李泽厚，人民大学的石峻，华东师大的冯契，南京大学的孙叔平，武汉大学的萧
父等最为著名。在他们的周围，又都有一批得力的门人弟子或合作者，组成研究工作的主力军。冯友兰在门人的帮助下，从头重新撰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1983-1989)，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三部中国哲学通史。张岱年在“反右”运动中曾经受到冲击，当时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只能署名“宇同”。1982年此书再版之后，先后又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1982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1982)、《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玄儒评林》(1985)、《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1989)等许多著作，继冯友兰之后，在中国哲学史界个人著作最多，影响最大。在朱伯崑的多部著作中，《易学哲学史》4卷(1988-1991)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十分特殊又十分重要的新领域。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则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特色和学术水平。侯外庐及其合作者先后完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1984-1987)，都是断代史的大著。任继愈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现已出版4卷(1984-1994)，是又一部大型的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由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和《中国道教史》也包含着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的丰富内容。石峻主持和指导编选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3卷本(1981-1983)，《英汉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1988)和《中国哲学通史》教材5卷本(1987- )。王明积聚多年的研究成果，编成《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1984)，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4)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是他的两本代表性论文集。冯契独立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83-1985)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1989)，两部专著凝聚着他对中国哲学史长期研究的自我心得。孙叔平也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稿》上下(1980、1982)，在体例上有自己的特点。萧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82-1983)，着力揭示中国哲学史内在的、固有的逻辑规律与思想特征，在整体上反映了80年代中国哲学史教材的水平，被许多高校普遍使用。
本世纪后20年，有关中国哲学的断代史和专人研究、专题研究大量论著的出现，既表明了研究工作走向深化，又反映了领域的开拓和眼界的扩大。断代史除上述外，比较著名者有《先秦儒学》（钱逊，1991），《汉代思想史》（金春峰，1987），《魏晋玄谈》（孔繁，1991），《正始玄学》（王葆玹，1987），《魏晋玄学史》（许抗生等，1989），《中国宋代哲学》（石训等，1992），《宋明理学》（陈来，1991），《清代哲学》（蒋国保等，1992），《明清实学思潮史》（陈鼓应等，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吕希晨等，1984），《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卷（袁伟时，1987）。专人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和毛泽东不胜枚举。丛书类有《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现代新儒家学案》等。专题研究十分广泛，除中国唯物主义史、中国辩证法思想史、中国认识论思想史，以及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哲学史外，还新完成和出版了《中国无神论史》（牙含章、王友三等，1992），《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肖万源、伍雄武等，1992）等。有些题目更为专门，如《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方立天，1992），《中国哲学范畴史》（葛荣晋，1987），《中国哲学范畴史（天道编、人道编）》（张立文，1988,1995），《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傅云龙，1982），《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方克立，1982），《中国心性论》（蒙培元，1990），《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蒙培元，1991），《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刘文英，1980），《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刘文英，1985），《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刘文英，1989），如此等等。表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许多专门问题上已达到空前未有的深度。这些论著的作者大部分是50年代培养、60年代成长起来的。80年代以来，他们又培养了一批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目前有些仍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但新一代的博士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在不单是后继有人，而且人才济济。
总结80、90年代的成就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人们开始敢于并努力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哲学。过去从既成的公式出发，曾经以唯物与唯心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纲，甚至以儒法斗争为纲，现在则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出发，突破了各种禁忌。第二，在体系结构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努力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民族特点，包括特殊的主题、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范畴体系、特殊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过去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都以西方哲学为框架，来寻找和确定中国哲学的内容。那种哲学史实际上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第三，在思想视野上改变了过去封闭的心态，放开眼界，面向现代和面向世界。同海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在对话中互相切磋；不再拘守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四大板块，开始研究一些过去不大关心的而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要问题，如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天人合一与参赞化育、中和或合和观念、生死观念、价值理想和精神理论、修养理论、管理思想等，由此与现实越来越近，与人生越来越密切。第四，在史料问题上走出了“古史辨”的疑古思路。尤其是马王堆帛书的深入研究和郭店竹简的新发现，促使人们对过去的种种疑古之说重新思考。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的某些方法，如发生学的方法、结构分析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等，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特别是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过去被作为大批判的对象，现在则看作中华民族宝贵的智慧资源，并着力发现和挖掘它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人类的特殊价值。
5.港台地区的研究概况
5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和对立的状态，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处于和大陆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政治上的对立，也曾强烈地影响到学术研究。但中国哲学史的共同对象和思想传统，却有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大家都在通过各种途径互相关注对岸的研究。80年代两岸人员交往恢复后，两岸中国哲学史界联系也愈来愈广泛。
后半世纪港台地区研究中国哲学用力最多、成果最多的是现代新儒学的学者，其中以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及刘述先最具代表性。当然，他们研究的重点在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1966-1975)包括《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其性质介于哲学与哲学史之间。他采用“即哲学史以言哲学，本哲学之言哲学史”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范畴和重要问题的发生、演变、义理、旨趣，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从一个侧面可以看作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或问题史。牟宗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很多，主要有《才性与玄理》(1953)、《中国哲学的特质》(1961)、《心体与性体》三册(1968-1969)、《佛性与般若》上下(1977)、《中国哲学十九讲》(1983)、《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1990)。徐复观主要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两汉思想史》三卷(1972-1979)等。刘述先生要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82)等。劳思光在思想上接近新儒家，他认为西方哲学为认知型，中国哲学为引导型，所著《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1981)在港台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
台湾天主教派的新士林哲学，从“本土化”的需要出发，也很注意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然主要是谋求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沟通和融合，其中罗光最具代表性。他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哲学思想史》九册(1975-1986)、《中国哲学大纲》上下册(1975)、《儒家哲学的体系》(1983)、《中国哲学的精神》(1990)等。在罗光之后，还有一批学者如傅佩荣、沈清松、黎建球等相当活跃，并有很多论著。
道家研究在台湾，以陈鼓应和杨汝舟为代表。陈鼓应对老庄其书其学用力甚勤，主张中国文化“道家主干”说。曾在大陆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主编《道家文化研究》集刊。其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庄新论》一书中。杨汝舟创立老庄学会、国际道家学会，首倡“当代新道家”，80年代著作主要有《道家起源及其发展》、《道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等。
二、百年来在国外地区的进展
1.在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进展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原从属于所谓“汉学”。重点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的翻译、注释和一些代表人物的介绍，一般多局限在语言文字层面上，涉及到哲学问题则比较细碎。本世纪以来，由“汉学”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学”，开始把重点转向近代和现代，并深入到哲学文献的思想内容，多从中西比较中分析其义理与观念。欧洲各国的汉学家，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缺少汉学的传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一般都是“中国学”家。
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曾对中国哲学抱以赞赏的态度。但在整个19世纪，中国哲学一直遭到贬低和鄙视，或是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或是认为中国哲学尚停留在人类精神最原始和最不发达的阶段，被视为一具“描画有象形文字的木乃伊”。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越来越暴露出客观存在的弊端，诸如两次世界大战、令人头痛的精神道德问题、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等。一些学者开始突破“西方中心论”，把眼光投向东方，发现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些人文主义者，重新开始关注中国哲学。20年代，美国的白璧德就十分尊敬孔子。他告诫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批判旧文化的“形式”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以免重蹈西方之覆辙。杜威和罗素虽不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来到中国讲学，都主张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结合。德国犹太神学家于1910年出版了《庄子言论与寓言选集》，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不但深受此书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去研究和翻译《老子》。至于孔子和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则受到西方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关注中国哲学。李约瑟用终生精力撰写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包含不少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哲学有机论的世界观和中国古代科学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1937年物理学家玻尔访华，中国哲学的太极图和阴阳互补的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组织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创立人普里高津曾指出：“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资源。”比如，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现代西方生态理论家几乎无人不谈的命题。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价值，本世纪在西方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肯定，这一点在50年代以后越来越突出。但是，中国哲学史目前在西方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还缺少一种系统性的研究。西方大学哲学系一般不讲或很少讲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多在东亚学系或历史系。他们注重思想与社会历史以至个人家庭、性格的联系，而不注重中国哲学概念的特殊义蕴。前苏联学者在60年代曾编写过一本面向世界的综合性的《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仍被作为主线，其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并不多，并且大多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但是，在欧美各主要国家已经有一批汉学家和中国学家组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队伍。其中著名的代表，如美国的卜德、史华兹、狄百瑞、列文森等，法国的葛兰言、谢和耐、汪德迈、马克等，德国的毛来福、施瓦滋、瓦格纳等，意大利的高察、兰契奥蒂、史华罗等，俄罗斯的杰柳辛、贝列洛莫夫、瓦西里耶夫、杨兴顺、布罗夫、克基斯托夫等，瑞典的马悦然、罗多弼等，荷兰的埃托瓦德约，瑞士的胜雅律，澳大利亚的黑格·里特等。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批年青的博士在成长。
2.在东方国家和地区的进展
中国哲学很早就传播到东方国家和地区。东亚的日本哲学、朝鲜哲学和东南亚的越南哲学，本来和中国哲学属于同一个大的系统。由于近代社会的变革，中国哲学研究在东方，也经历了一个从“汉学”到“中国学”的演变过程，其中在日本最为显著，并且持续不断，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中国本土的研究。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早就在东京大学哲学科开设“印度及支那（中国）哲学”课程，1905年设立“支那（中国）哲学讲座”，其内容均属中国哲学史。尔后，以“西方哲学史”为参照，力图相应地撰写系统化的“支那（中国）哲学史”。在本世纪前半期，以“支那（中国）哲学史”为题的论著很多，其中译成中文的有高漱武次郎《支那哲学史》(1925)、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1926)、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1935)、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1939)。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般都有明显的政治性，服从于政府的政策。从战后起，比较客观的学术研究才日益开展起来，同时受到西方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影响。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先后受到中国哲学传统和外来西方哲学的影响，十分重视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近来日本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哲学”概念，不足以充分揭示“中国哲学”固有的多方面的内容，主张改称“中国哲学”为“中国思想文化学”，改称“中国哲学史”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文化史”，这种趋向已经在一些高校的课程、讲座和研究机构的名称上反映出来。而过去属于中国哲学类的著作亦突出“思想”二字为书名，如《中国思想史》、《中国的思想家》、《气的思想》等。然而对于这种泛化的趋向，也有人提出质疑。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汉学”在日本并未消失。汉学的研究虽偏重于文献，仍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支力量。除中国本土之外，日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人员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本世纪的代表性人物有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诸桥辙次、武内义雄、阿部吉雄、冈田武彦、金谷治等。
朝国在本世纪曾被日本占领多年，光复后又经历过南北战争，直到60年代才系统地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受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重点仍是儒家哲学与佛教哲学。由于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不断推出自己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朝国研究韩国哲学史的学者同时都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他们基本是一支队伍。近几十年的代表人物有金忠烈、李楠永、李康洙、刘明钟、宋河璟等。越南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近年来刚刚起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华人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重视。
8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本土的交流日益增多。
3.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工作
在本世纪之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两方面基本上是隔离的。本世纪以来，有一批移居海外或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裔学者，通过一种“中介”的作用，使两方面的研究逐渐沟通起来。如果说世纪初这类学者还是凤毛麟角，那么50年代以后，其人数则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哲学一支特殊的重要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辜鸿铭曾在国际上名噪一时。他精通几种西方语言文字，直接将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翻译成外文，并能直接与西方学者开展对话。但他的“华夏文明至上”论未免过于保守和狭隘。而现代的海外华裔学者由于受到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一般都具有极为开放的精神心态，并且把中国哲学的走向世界和现代诠释作为他们的历史责任。为了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陈荣捷在美国不但翻译了《近思录》、《传习录》，而且编辑了英文本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1939年他同一些学人共同倡议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已经开过多次，受到东西方哲学家共同的称赞。成中英于1972年在美国创立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8年他又与唐力权和杜维明等在美国发起组织“国际中国哲学会”，目前已开过11次国际性会议，参加者大都是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借此形式和机会而得以互相切磋与交流。华裔学者在比较中西哲学的过程中，常常融合中西，提出一些颇有创造性的观点，如谢扶雅的“唯中论”、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窦宗仪的“阴阳辩证一元论”、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傅伟勋的“创造诠释学”、林毓生的“创造性的转化”等。在美国讲授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华裔学者，还有方东美、余英时、吴怡、李绍崑、张颢等。
另外，加拿大的秦家懿、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程艾兰、德国的乔健、泰国的郑彝元，也都是研究中国哲学而颇具影响的华裔学者。
三、新世纪国内外的学术展望
21世纪，伴随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无论就专业队伍、工作条件、学术交流以及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比本世纪有更大的发展。
1.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和智慧资源将更广泛地受到重视
在人类走向新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人类究竟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同的宗教与文化究竟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历史的经验证明，西方哲学缺少这方面的智慧资源。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时，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以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喜欢用武力和战争来对付别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霸权主义的表现，根本不可能给人类指出一条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哲学则一向提倡“仁者爱人”、“中和之道”、“和而不同”，“兼相爱、交相利”，并把“世界大同”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这对未来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和文化新秩序，都是极宝贵的启示。西方哲学对西方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又说明这种发展观的片面性。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但十分重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主张通过人法天地自然和“参赞化育”而实现“天人合一”，达到“中和”状态或境界，这种古朴的生态哲学在未来将愈加显示出它的特殊价值，而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哲学还十分重视个体的精神道德修养和人格层次的提升，也有助于解决未来社会人际关系与精神生活的许多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同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无疑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又包含着不少具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思想内容，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曾一再受到冲击和批判，固然有它的理由。但从反面的教训中，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特殊价值。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自然包含着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体系的内在要求。中国人在下世纪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时候，不但不会割断和抛弃自己的思想传统，而且通过时代更新将进一步发扬自己的思想传统。
2.中国哲学将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
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和中亚地区。18世纪，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哲学亦传播到欧洲大陆。“汉学”在一些西方国家历史很长。本世纪新生的“中国学”方兴未艾。随着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和智慧资源受到更广泛的重视，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和人员关注与研究中国哲学史。除了汉学家、中国学家外，还会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管理学家。西方专业哲学家至今仍有不少人鄙视中国哲学，但当他们把眼光投向人的生命存在、精神修养和理想追求时，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哲学。我敢预言，在21世纪西方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终有一天会把“中国哲学史”列为必修课。
海外华裔学者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中介”作用或“桥梁”作用。7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其宗旨就是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这个学术组织现在不断发展壮大，学术活动日益活跃，21世纪将会把更多的专业人员和爱好者联络起来。现在世界各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已经不少，下世纪也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1998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儒学研究中心。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世界性的国际汉学会议，同年北京又创办了《世界汉学》杂志。这种“世界化”的势头，必定越来越强烈。
3.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趋势
本世纪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曾先后出现过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在大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下世纪将继续对这个学科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港台地区拘守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或受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新士林哲学的影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更广泛地受到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解释学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的影响。由于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潮的差异，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在下世纪将会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由于现代学术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有些学者借鉴相邻学科的方法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发生认识论的方法，甚至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等。这种现象现在还是一种苗头，下世纪也会突出地表现出来。
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势必产生不同的认识，作出不同的结论或评价。然而，只要是本着总结中国哲学思维的经验教训，挖掘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它将在多维比较中判断出是非得失，可以防止各种形式的片面性与表面性，并有利于揭示中国哲学多方面、多层面的丰富义蕴。客观上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4.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将在世界视野下凸显出来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观照中国哲学的发生与发展。无论是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都是根据西方哲学的范畴，以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为尺度。凡是符合西方框架和模式的就被挑选出来，套不进去的则被置于度外而不顾，如心性修养、人的精神气象与精神境界、道德善恶的认知功夫、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等。然而，中国学者在自身的研究中越来越发现，西方哲学有自己的系统，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系统，两套不同的范畴体系便是明证。这两个系统实际上代表了两种类型，两者诚然有共性、有普遍性，可以相通和理解，但因其个性和特殊性却不能约化与等同。西方哲学一直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则一直围绕“天人之际”问题，各自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所关注的重点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国学者仅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中，很难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其原因就是苏东坡的诗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学者在西方哲学的视野下来看中国哲学，虽然有了一个比较，但未深入其中，也难说出个所以然。下世纪，随着中西哲学交流、对话的加强，人们将会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哲学的视野中去比较。当人们面向整个世界时，既能深入中国哲学之中，又能超出中国哲学之外，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自然便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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