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业现状透视及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透视论文,现状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天津工业经济面临的困难比较突出，已经引起全市上下方方面面的关注。如何使天津工业经济尽快走出困境，踏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天津工业经济现状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天津的工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总量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95年末，全市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10671户， 比“八五”初期的1990年增加3973户，增长了59.3%；从业人数173.58万人，比1990年增加14.27万人，增长了8.96%；资产总额2164.96亿元，比1990年增加1785.6亿元，增长了4.71倍。 二是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1995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594.26亿元， 比“八五”初期的1990年增加1069.73亿元，增长了2.04倍； 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完成1376.7亿元，比1990年增加911.15亿元，增长了1.96 倍； 创利润133.51亿元，比1990年增加85.21亿元，增长了1.76倍。 三是工业经济类型结构发生显著变化。1995年，全市国有、集体和其他工业经济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2.8%、16.3%和40.9%。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比重比“七五”时期虽有下降，但公有制工业占主体地位的格局没有改变。在此前提下，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其他经济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 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的局面。四是转体改制逐步深化。“八五”时期，全市通过改制和嫁改调，使一大批“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各种联营企业应运而生，其中，新建“三资”工业企业1654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联营企业2277家；1995年上述类型企业实现的产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占全市的17.4%、14.8%和17.4%。
总之，“八五”时期，天津工业面对国家多项经济政策调整和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的考验，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对全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分析来说，天津工业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还不够高，经济效益还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偿债能力低。从世界工业化国家企业资产结构和国际上通用的测算资产负债率的经验数据看，企业负债一般占总资产的50%左右，与所有者权益之比一般为1 ∶1 。 而《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为2164.96亿元， 负债总额为1445.84亿元，其中，流动负债912.85亿元，长期负债532.9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78%， 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的负债率水平和国际上公认的安全负债率标准，呈现出过度负债经营的特征。由此演变出三大不良效应：一是企业承担的利息支出加重，直接影响到企业资本的收益性。1995年，若按银行7月1日开始执行的12.06%的年利率计算， 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至少也在100亿元以上， 许多企业利不抵息。二是由于过度负债经营，资产配置的有效性也明显降低。1995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由上年的5.6 元下降到5.09元，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由上年的12.88 元下降到10.97元。三是经营风险系数加大。1995年， 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总额1011.07亿元，流动负债912.85亿元，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为1.1076，大大低于国际上公认的流动比率应保持在2以上的水平；1995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速动资产（ 流动资产减存货）总额为638.13 亿元，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为0.6991，与国际上公认的速动比率应保持在1以上的安全系数相比， 差距颇大，属不良型。这表明天津工业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很低，进而导致潜在投资人将会减少，企业筹资的难度与经营风险度也同步加大。
第二，企业的获利能力小。其主要依据有6 条：一是从资本金利润率来看，实现利润66.01亿元，资本金利润率为10.06%，与上海和北京相比，分别相差6.23和2.5个百分点。二是从销售利润率来说，1995 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4.51 元， 比上海的6.05元和北京的5.36元分别差1.54元和0.85元。三是从成本费用利润率考察，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5.45%，与上海的7.43%和北京的6.59%相比，分别差1.98和1.14个百分点。四是从工业增加值率分析，1995年天津为26.8%，与上海的27.4%和北京的31.66%相比，分别差0.6和4.86个百分点。五是从资金利税率来比较，1995年天津为9.12%，与上海的11.4%和北京的9.92%相比，分别差2.28和0.8个百分点。六是从产值利税率上讲，1995年天津为9.6%，与上海的12.38%和北京的13.31%相比，分别差2.78和3.7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反映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各项指标中天津普遍低于上海和北京。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形成企业效益下降。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为3133个，比上年增加554个，亏损额为34.5 亿元，比上年增长16.6亿元，亏损企业年增长幅度为21.48%， 亏损额年增长幅度为92.31%。
第三，企业的营运能力差。企业的营运能力反映着企业的整体水平，它既包括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又包括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程度，同时还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营运能力的高低集中体现于资产营运效率。当前，天津工业由于受资产配置不合理、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企业获利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制约，资产营运效率在整体上比较低。首先，从流动资产周转速度看，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1.6次，周转天数228天。这个周转速度，不要说与世界上的工业发达国家或城市相比，即使与国内的某些省份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江苏、安徽、山东三省，1995年的工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分别为2.06次、1.97次和1.84次，比天津分别高出0.46次、0.37 次和0.24次；流动资产周转天数分别为177.2天、185.3天和198.4天， 比天津分别少50.8天、42.7天和29.6天。其次，从企业的存货水平看，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总额为347.1亿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重高达35.2%，比上年上升0.23个百分点。此外，再从企业资产利用效率看，1995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利税率6.75%，比上海和北京分别少2.13和0.83个百分点，比本市上年下降0.28个百分点；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利税10.97元，比上海和北京分别少7.47元和2.91 元，相差幅度分别为68.1%和26.5%；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4.51元，比上海和北京分别少1.54元和0.85元，相差幅度为34.1%和18.8%。
第四，企业的发展能力弱。企业的发展能力强弱，主要来自对目前企业适应社会与市场程度的判断。首先，从天津的工业资产情况看，工业净资产绝对值在原有的三大直辖市中是最低的，1995年，全市工业净资产总额730.91亿元，与上海、北京相比，分别少2.2倍和44.2%。 从这点上说，如果把目前的市场竞争比作摔跤比赛的话，天津和上海、北京相比，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再从固定资产净值率来说，1995年，天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率为60.54 %， 比上海的 69.86%和北京的72.0%分别差9.32和11.46个百分点。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分析，1995年天津为16208元／年，不要说与上海、 北京及其他先进地区比，就是与全国平均水平（18477元／年）相比，还有14 %的差距。这些情况表明，天津工业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天津工业陷于困境的症结所在
目前天津工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困境，总的来说是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各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这里既含有体制性因素，又含有非体制性因素，但是，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原因是体制原因。应该肯定，改革开放18年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天津的工业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局部性进展，但在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从80年代后期至今，虽然先后采取了简政放权、两步利改税、推行承包制、实行三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但对于工业经济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即对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不直接、政企职能不分离等问题始终未敢进行实质性触动，产权约束和风险约束的机制至今尚未形成，绝大多数企业的投资责任和经营责任依然没有落实。因而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同时衍生出一系列弊端。
首先，在内部状况上，由于过去的改革不触动产权结构，导致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不能形成，企业运行长期处于病态之中。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企业法人来说，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法人财产，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所有权和实质上的经营管理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依然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既无法实行真正的独立经营，也无法承担盈亏责任，自我约束更无从谈起。进而形成了企业法人行为上的扭曲：今天盈利了，千方百计分光吃净，不留积累，不备后路，不思发展；明天出现减利或不盈利了，少提或不提折旧，制造虚假盈利，变相扩大内部分配、吃企业老本；后天企业亏损了，甚至停产倒闭了，不但没有人承担责任，反而还要由银行贷款，保证工资奖金照样发。
二是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绝大多数仍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同时套用行政级别及其相应的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名义上是企业的厂长或经理，实质上为政府的公职人员，其主要职责，不在于如何把企业搞好，而在于如何把上级的意志体现于本企业之中，进而造成经营者行为的扭曲：第一，在目标追求上，许多人不是以保证公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不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往往侧重于如何使上级领导满意和欢心，进而加速个人的政治进步与升迁。第二，在上述思想支配下，有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很少感兴趣；有的只顾眼前，不思长远，大搞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有的弄虚作假，虚报盈亏，只关心编数字，不关心创实绩；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国家“捉迷藏”，千方百计套取或截留国家利益；有的只热衷于感情投资和权势关系的培养，不注重企业发展投入和经济增长点的开发。第三，在行为取向上，许多人奉行“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有的自定奖励政策，高抬奖励标准，搞“自己激励自己”；有的挖空心思，以权谋私，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资财，直至“富了方丈穷了庙”；有的生活奢侈，铺张浪费，肆意挥霍公款公物，坐车讲气派，住宅要豪华，出差必逛景；有的虽然企业严重亏损，连职工发工资都困难，但其经营者却依然坐高级轿车、住星级宾馆，吃洋荤喝洋酒，跳舞、唱歌更不吝啬。
三是就企业职工来说，由于与企业产权没有任何联系，职工关心的只是工资、奖金等劳动报酬，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公有资产是否流失等等，一律与职工无关。由此造成了企业职工行为的扭曲：有的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有的明拿暗偷，滋事生非；有的心里窝火，便通过毁坏设备发泄怨气；有的职工公开讲“党是娘，厂是家，没工作找娘要，缺啥由家拿”，进而形成“搞印刷的家里不缺纸，干纺织的家里不缺纱，做服装的穿衣常换新”；“吃拿送损偷”屡禁不止，“跑冒滴漏丢”防不胜防，最终导致“大家的东西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谁不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长此下去，企业哪能有个好哇！
其次，在外部环境上，由于受原有产权结构及僵化体制的制约，加之各种腐败行为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影响，国有集体企业雪上加霜，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具体表现于三个方面：
一是“绳索现象”的困扰。由于产权结构单一，多数国有集体企业的资产属国家或集体独家占有。因此，党委、政府及其部、委、办、局等，所有代表国家利益的部门和机构都有权插手管企业，而且无论怎么管或管什么似乎都理所当然，无可非议。进而造成管理企业的部门林立、婆婆众多，有的主管，有的兼管；有的直接管；有的间接管，有的以服务名义管，有的以检查方式管；有的出于卡企业的动机管，有的立足于吃拿企业或整治企业管……，总之，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对企业都想管、都能管、都在管，有时出于某种利益的驱使，还常常出现对某一事项（如水资源费收缴、发展项目审批）的若干部门争着管，而且越是效益好的企业越有热心管。然而，一旦企业遇到困难、遇上麻烦或陷于亏损，企业自身无力解决，不得不求助于有关部门时，这些部门又往往拿出各种理由推诿、扯皮，很少有人真管。这样，一方面造成企业无所适从，且万般无奈；另一方面，又导致企业办事效率低下，企业每办一件事，总要拜“山神”问“土地”，请示若干个婆婆，加盖若干个图章，最后，好不容易把事情办妥了，往往也把最佳时机错过了。
二是“蝗虫现象”的进袭。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为全民所有，集体企业产权亦为公有（群众称“二国有”或“二全民”），由此，在人们的观念中便形成了“社会成员人人有份”，进而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人人都有权去追求。这样一来，则又苦了企业，主要苦在用人用工上。一方面，迫于社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企业不得不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承担沉重的冗员包袱以换取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迫于现有的人员严重富余，企业经济实力难以承受，再增新员十分困难，进而导致企业的人才队伍老化，且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尽管如此，由于某些权力的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存在，企业还必须接收一些带有权力色彩的新冗员，尤其是那些眼下效益还不错的企业，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据笔者所知，有一个规模并不大的企业一年内就涌进去100多人，其中， 有的来源于其他停产半停产企业或经营不景气企业，有的是领导干部家属农转非的人员，但涌入的方式基本上都属于靠关系走后门，结果弄得企业苦不堪言。有些厂长、经理形象地说，“现在的企业就好比高粱地，只要还保留着一点儿绿色生机，很快就会招至大批蝗虫进犯袭击，而且是袭击了这块地再奔那块地，直到袭劫一空为止”。
三是“酱碗现象”的蚕食。由于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清，权责界限不明，对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既可以说成人人有责，又往往形成人人不管。因此，国有集体企业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大酱碗，谁想吃酱都可以随时去蘸去抹，进而助长了各部门对企业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滥罚款、乱摊派、乱拉赞助等等，形成八方伸手挖企业的混乱局面。其中，有的依仗权势强行向企业推销设备、原料及其他商品；有的巧立名目，强迫企业接受高价咨询服务；有的以特权作股权，凭空分享企业收益；有的强拉企业合作办“三产”，挖空心思打企业的主意；有的把个人吃喝玩乐的费用条子全部拿到企业去报销；更有甚者连参与“黄、赌、毒”活动的开支也要企业承担……面对上述不正之风，各个企业的经营者出于不同动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是属于怕得罪某些权力部门，为防止企业遭受更大损失而被迫默认的；有的是出于个人私利或抱有政治升迁的动机，主动承当黄盖的角色，愿打愿挨的——反正损失的是公家的钱，得好处的却是他自己；还有的认为这事与己无关，反正都是公家的事，糟蹋公家的钱，即使把企业都挖空与我何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搞好，那不成了怪事吗？
三、天津工业改革与发展的对策思考
第一，全面实施产权突破，加速实现产权多元化。
首先，要抓认识，统一思想，使全市上下尤其是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实施产权突破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依前文分析，目前天津的工业经济正处于严重的亏损、高额的负债和巨大的社会历史包袱的重压之下，整体运行质量不高，经济效益明显欠佳，已经陷入山重水复、举步维艰的困境。究其原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最主要的则在于体制上的缺陷，根子还是企业产权不明晰。所谓产权不明晰，并非指其资产没有量化到个人，而是说作为单一产权主体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你根本找不到一位真正的老板。从财产所有者的角度讲，党委、政府、财政、国资、工商、税务、市容、土地、组织、人事、主管委局等等，都有权力管企业，都有一定的公有资产老板的权力，但又都没有企业亏损后承担责任的风险，谁都不负责。这样一来，一方面导致了前文提到的“绳索现象”，“蝗虫现象”和“酱碗现象”一齐向企业围攻，进而使企业应有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名存实亡，法人实体地位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自然悬空，企业在事实上形成了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另一方面，与此相对应，企业及其员工（包括经营者和职工）的激励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企业的盈亏责任亦被悬空，由此导致企业经营者与职工因利益方向上的趋同，联手对付出资者，竞相侵蚀出资者权益，进而形成前文提到的企业法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各种扭曲行为，其作用的最终结局必然是国家和集体资产的受损与流空。由此可见，产权问题乃是当前天津工业经济发展中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解决产权问题，其他一切问题便没有解决的基础。据此，要谋求天津工业经济的振兴，就必须以强化产权制约的原则为前提，全面实施产权突破。但在这里必须明确，产权突破与所有制关系的变更并无必然联系，产权改革也并非要改变财产的所有制属性。我们所说的产权改革，主旨在于产权结构调整，改变目前因产权主体单一和高度集中管理而束缚经济发展的状况，通过促进产权结构的多样化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培育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而促使企业转机建制，增强活力，加快发展。因此，大可不必再为姓“资”姓“社”而争论，也不必再为姓“公”姓“私”的困扰而踌躇不前。
其次，要抓规划，科学运作。要着眼于从整体上搞活公有资本，实现工业经济产权多元化，抓紧制订全市统一的工业产权结构调整总体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在规划的制订与实施中，要切实贯彻落实“抓大放小”方针，一方面狠抓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其在产权结构调整中的骨干牵引作用。在具体方式上，既可以组织引导具有较强优势和实力的大公司、大集团，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兼并与收购，又可以鼓励支持其通过资产划转、资本注入、技术联合、参股、控股等方式，接收亏困企业或其他中小企业，进而推进大范围、大存量、大力度的产权流动与重组，以产权重组加速推进大公司、大集团的外延规模扩张和内在规模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开放活中小企业，在具体途径上，既可以实行相同经济类型内的国有小企业合并、产权划转，又可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兼并与收购；既可以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还可以进行产权出售、拍卖及其他方式的有偿转让。总之一句话，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各种各样的产权流动与重组方式，都应放手允许实施。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产权结构调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国有企业整体摊子过大和国有企业平均规模过小的问题，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办少办好的有效途径，在保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控制、支配、扶持和影响其他社会资本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缩小国有企业的摊子，使国有产权从那些不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控制能力的中小国有企业中退出，以便各级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增加对国有企业资本金的注入，切实搞好扶优扶强战略的实施，进而提高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和效益。同时，实施产权结构调整还应坚持与产业结构、土地使用结构、国有资产分布结构及就业结构诸方面调整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努力实现以产权结构调整带动其他方面调整，进而达到全市经济整体搞活的目的。
第二，整体推进配套改革，加速实现体制创新。
首先，在企业外部，要立足于软硬环境的改善，着力抓好三点：一是加大政府职能改革力度，保证工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真正确立。一方面，从界定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入手，尽快建立健全公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并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实行公有资产授权经营以此促进政府的所有者职能与宏观调控、指导职能的分开。另一方面，从界定政府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入手，具体明确地规定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哪些事，如搞好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设施及教育、科技、文化等等；同时明确规定，严禁政府部门随意插手企业日常经营，如一般性投资决策、人事任免、人员录用、购销渠道选择等等，并认真抓好落实。尤其要加大对企业新老“三乱”的治理力度，确保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真正形成独立的法人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二是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削减企业的社会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增强市场竞争力。其基本思路应遵循“把企业推向市场、把保险推向社会”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全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应加快理顺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并根据政事分开的原则，抓紧建立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社会保障基金经办机构，依法从事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营运和检查监督。整体推进基本保险社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和社会救济制度化，进而以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大保险箱取代原由企业充当的小保险箱。这样，既有利于推进产权结构调整，促进企业冗员分流，保证企业轻装上阵，又有利于消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增强对企业改革的承受力和认同度，进而使改革顺利推进。三是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为企业产权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当前应重点抓好资本市场的发育，加快产权交易市场诸要素的充实、完善与提高，尤其应充分发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作用，抓好产权交易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产权交易行为的逐步规范，以此促进产权结构调整中企业资产流动与重组的规范运作。
其次，在企业内部，要立足于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下大力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换经营机制，强化科学管理。即在产权改革、调整产权结构、实现产权多元化、推进体制创新的同时，围绕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建立一套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措施，把企业改革形成的有效机制真正落实到管理制度上，在具体操作中，应突出抓好决策科学化、激励制度化、控制有效化、组织协调化和发展有序化，努力实现体制效应与管理效应的叠加和统一，进而形成1+1〉2 的良好综合效应。二是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逐步提高工业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份额。一方面，健全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用人机制，壮大企业科技骨干队伍；拓宽科技投资渠道，增加企业科技投入，奠定企业科技进步的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强化新产品开发，形成产品升级换代的更替系列；同时加强技术、设备改造，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三是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反经验证明，工业经济能否搞好搞活，体制是基础，班子是关键。因此，在进行产权结构调整，推进体制创新及其他配套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企业经营者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加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现任企业领导者的培训，重点学习国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及市场营销知识、资本和产权营运知识、国际商务知识、现代管理知识等，从总体上提高现有企业领导者素质。同时应从制度上规定：凡不参加培训和培训不合格者，不得继续担任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企业经营者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当前应突出抓好两个环节：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过去企业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使用同一个标准的做法，建立具有企业特色的用人标准，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前提下，突出对企业领导人经营决策能力、驾驭市场风险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及经营业绩的考核，及时地把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有胆识、有作为、能打开工作局面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积极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实行企业家竞争择优上岗。与此相适应，还要尽快培育企业家人才市场，逐步建立运用市场手段配置企业经营者的新体制。其二，在组织人事或公有资产管理部门尝试设立专司企业家管理的机构，配备相应的精通企业管理与经营的干部，依法行使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考核、选拔、任免及监督管理职能。鉴于企业经营者与党政干部，在地位、职能及与企业兴衰的关系上明显不同，党政部门使用干部不当，不会直接影响国民财富的生产，而一个经营管理者任命不当，则将使企业垮台，直接造成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减少或流失，进而危及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任命企业经营管理者，应比任命党政部门的干部更严格；同时，专司企业家管理机构的干部，也应实行权利、责任和风险对等，即任免失误者，要承担连带的法律、经济和行政责任。
总之，天津的工业经济，要想发展到位，必须首先改革到位。而改革又重在实践，贵在探索。因此，本文引用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搞改革完全是一种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认准的，就大胆试，大胆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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