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的主要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新时期论文,选拔任用论文,成就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2-0134-04
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新举措，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又抓住了我国新时期党风政风建设的关键，彰显了党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决心，对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毛泽东、邓小平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角度，强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邓小平也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②“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③“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要人干，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④他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⑤“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⑥两位伟人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个党的正确领导首先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人，即能够把党的政治路线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决心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它、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干部。否则，政治路线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正像斯大林所说的：“干部决定一切。”⑦也正是由于两位领袖重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江泽民、胡锦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强调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⑧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才能建设一支能够担当改革发展重任的干部队伍?江泽民提出：“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⑩“按照党的政策选拔任用好干部，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各级党委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公道正派和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要把那些群众公认是执行党的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11)只有不断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队伍是决定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必要前提，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怎样选出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提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只有做到不断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才能真正选出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只有不断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坚持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不断扩大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的民主，落实好群众的“四权”，才能真正选出有真实本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的主要成就
虽然公信度概念是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一直都在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观念、模式、程序、过程上不断创新，使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有了显著提高。
(一)选拔任用干部观念：从“伯乐相马”走向“赛场选马”
在中国，“伯乐相马”一直被大家所称赞。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贤达慧眼识英才的事迹，这对国家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更是以坦荡无私的胸怀，发现、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和建设人才，为我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伯乐”作为一种知人善任的个人优良品格，是值得称赞和肯定的。(12)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观念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设计中，就把“伯乐”作为领导者假想人，把当好“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作为领导者的重要职能，并要求领导者不要怕选出的“千里马”超过自己，要有举才之德、护才之魄。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伯乐相马观。但这种选拔任用干部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主要以依靠领导者个人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任用干部方式越来越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了，并开始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长了一些人任人唯亲和宗派主义倾向，影响了团结局面。二是出现了“少数人选人，选少数人”的现象，造成了选人制度上的不公平，破坏了选人用人的民主，遏制了干部的任用和成长。三是造成了一些人只唯上不唯下的官场畸形心理，助长了官僚主义，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四是被一些人所利用，加重了腐败，出现了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现象。这就说明，产生于社会不充分发达并主要适用于农业社会的“伯乐相马”式的推荐任命制是农业文明时期认识的成果，与现代信息社会的选拔任用干部不相适应。因此，如何破除禁锢人们思想的“伯乐相马”观，成为选拔任用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13)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靠制度选拔任用干部的观念逐渐得到确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14)。
选拔任用干部的方式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早在1985年，宁波、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为了解决对外开放、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人才紧缺的矛盾，就开始试验采用“又推又考”(组织推荐与群众推荐相结合、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公开选拔处科级领导干部。1988年底开始，吉林省采取“一推双考”(即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推荐，把考试与考察结合起来)的方式，先后八次公开选拔了158名副地厅级领导干部，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程序和做法。1992年6月，中组部转发了吉林省委组织部《关于采取“一推双考”的方式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做法。此后，许多地方纷纷开始进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试点。1995年正式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等党内文件都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15)2002年7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公开选拔规定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从此，依靠群众公认的“赛场选马”现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二)选拔任用干部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以委任制为主要的选拔任用干部模式，这种模式在战争年代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委任制的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缺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致使不少优秀人才怀才不遇。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要有步骤地“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6)经过大量的人事改革，干部选拔任用模式突破了选拔任用干部比较单一的委任制模式，初步建立了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分类选拔的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和聘任制等相结合的多元化选拔任用方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选拔任用干部模式。
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群众认为最有成效的选拔任用干部改革措施。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普遍加大了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把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继续作为选拔任用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对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每年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一些重要职位进行公开选拔，机关中层以下领导职位除特殊岗位外逐步做到竞争上岗为主要选拔形式。李源潮在《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文中指出：“干部推荐要进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进一步扩大民主，促进好中选优。在公开考试中按照‘干什么、考什么’原则，改进笔试和面试方法，借鉴现代人才测评技术，做到真正考出干部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把考试和考察更好地结合起来，这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防止凭印象起用夸夸其谈的‘马谡’。探索上下结合、多部门联动等公选方式，拓宽视野，统筹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17)
总之，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能够做到根据不同类别的干部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选拔任用要求，合理运用、科学搭配，选择相适应的多种选拔模式相结合的多元化选拔任用干部模式，能够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选拔任用干部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为党和国家选拔大量急需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选拔任用干部程序：从神秘走向民主
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工作习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过分注重保密，导致在考察、考核干部时特意保密，使结果不与当事人和群众见面。显然，这种神秘化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人民群众没有享受选择自己“公仆”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公仆”是如何产生的。而更严重的是为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旦有合适时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就在神秘外衣的庇护下恣意横行起来。
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是没有公平和民主可言的。经过30年的改革，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和公开受到了特别重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公开、民主选拔任用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把扩大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作为深化选拔任用干部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并具体要求进一步落实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公开是扩大民主的前提，就是要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程度和公开程度不断提高：在干部选用程序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成为必经程序，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群众的参与权和选择权在制度上得到了一定保障；在考核干部方法上，普遍推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制，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考核制度中得到认可；在选拔任用干部决策中，党委对重要干部的任命，多数人不赞成的不提名，未经组织人事部门认真考核的不讨论，集体讨论干部时，多数人不同意提拔任用的不通过。这种民主的选拔任用干部程序，把党管干部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与群众公认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扩大了透明度，又让群众参与监督，使得选拔任用干部程序从神秘走向了民主。
(四)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从自律走向监督
选拔任用干部，监督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没有监督或监督不到位，选拔任用干部制度就有可能执行不好，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就没有保障。有学者提出：“在监督领域里有两大误区，一是认为领导职位越高，思想觉悟也越高，越不需要监督；二是组织人事部门是党管干部的特殊部门，不能监督。”(18)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许多高层领导干部涉案，大量用人腐败现象频繁发生，这些“不需要监督”和“不能监督”的谬误也不攻自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19)所以，我们“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20)。
改革开放以来，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监督工作思路上，党的十五大以来，各级党委按照江泽民提出的“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21)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力度明显加大。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领导干部和选拔任用干部工作进行监督的新方法。对此，江泽民要求：“对干部的教育监督，要小中见大，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要把严格执纪执法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和党纪国法约束两道防线，努力把党内违纪违法行为和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22)在强化上级监督、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的同时，各地还积极发挥了群众的有效监督，主要包括对干部的推荐提名、考察考核、讨论决定、任后管理以及离岗离任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实行全面监督。1997年5月，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要求组织检查组到各地督查和设立专门举报电话等，开通了多种监督渠道。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全过程监督，既包括了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也包括了对某一具体环节每个步骤的监督，这是对选拔任用干部自律过程的一种超越。
三、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任重道远
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党的事业出发，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注重选拔执行党的路线并有过硬素质、良好作风和较强能力的干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可。近些年来，选拔任用干部工作总体上是好的，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党的事业的发展。但在个别地方还存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人们对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产生了一些疑虑，严重影响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公信度。
影响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有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个方面：主体因素是指选拔任用干部的领导者、组工干部和广大群众；客体因素主要有制度的配套程度、操作的规范程度、工作的透明程度、群众的参与程度、决策的公正程度和结果的满意程度。为改变这种现状，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关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坚持民主公开，提高选拔任用干部过程的公信度。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是否坚持民主公开，让群众对选拔任用干部过程满意，是提高公信度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群众的满意也就根本谈不上有公信度。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做任何决策、办任何事情，都要看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强调能力素质，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客体的公信度。建设一支能够担当改革发展重任的干部队伍，是我国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明确目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选拔和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及时“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23)是选出和用好干部这一干部工作的最终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选拔任用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是群众信任干部、满意干部的关键，因而也是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关键。
三是注重公正择优，提高选拔任用干部主体的公信度。选拔任用干部的组织是否注重公平择优，是获得公众信任、接纳和认同的关键。如果选拔任用干部的党组织不能按照公平择优原则选用干部，就不会有较高的信誉度，也不可能真正选好用好干部，这样他们的信誉度在群众心目中就会大打折扣，就会严重影响到选拔任用干部公信度的提高。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④⑥(13)(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第221页，第225页，第326页，第326页。
③⑤(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第380页，第300页。
⑦《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页。
⑧(20)(21)(2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页，第292页，第29页，第29页。
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5页。
⑩(1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第227页。
(12)(18)李烈满《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第22—23页。
(15)朱岩法《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回顾与探讨》，载于《党建研究》1998年第2期。
(17)李源潮《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载于200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1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