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作用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 ）09—0043—09
国际关系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并行发展的两大趋势。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各个角落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及人们生活等方面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着一个地区化的过程，① 因为具体的某个国家总是处于某个地区之内的，这个国家首先是与它的周边相邻的国家发生关系，地域相近的国家更趋向于形成一个整体，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因此，全球化与地区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国际关系的现象，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结果。② 东亚国家通过奉行“新地区主义”的理念，开始逐渐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东亚的新地区主义可以界定为“开放地区主义”。本文拟深入分析东亚的“开放地区主义”，并对它与“新地区主义”的关系进行梳理。
一 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作用③
在对地区主义进行研究时自然会碰到另一个相互关联但内涵不同的概念，即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包括地区化的自然演进和国家通过推动地区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两个方面的内容。地区化的自然演进是指地缘相近国家的人民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投资、产业分工、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是在民间自然开展，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正式启动，需要该地区国家以促使地区整合为目标，积极主导并加以推动。鉴于此，中国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市场）力量与政治（民族国家的政治计划）力量的结合”。④ 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官方行为需要有明确的理论和政策理念为指导，地区主义由此而产生。
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其重要的标志是这些地区都纷纷建立了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由此可见，地区主义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分析一个地区时，我们首先将它视为一个自然的区域，如地理上的相对邻近、人种的近似、文化上的内在联系、经济的相互依存及安全上的密切关联性等等，从而体现出这个地区的自然的特性（natural characters），也可以称为固有特性（inherent characters）。因此，所谓“地区性（regionness）”的东西，是“限于因在地理、文化或历史上的一些联系，或因经济和财政关系，或因政治上的开明和社会制度相似，或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创建和发展这种‘地区性’或‘功能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联合体”。⑤ 据此，在亚洲就有了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之分。地区固有的特性可以作为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但地区的固有特性并不一定就决定这一地区将走向一体化。如近代的欧洲及冷战期间的亚洲，并没有实现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只有在地区主义的主导之下，通过地区内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和民间社会内的协调、合作与融合，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是地区融合的自然演进和地区内国家政府和人民有意识的推动与实践的结果。
因此，“地区主义”是推动特定地理区域内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进行政治、经济深入合作进程的一种理念。⑥ 它是随着地区内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国家利益出现“外溢（spillover）”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是指在一些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联系相对密切的地区，通过建立某种地区性国际组织或某种非机制性安排，形成一种利益相关、相互依赖的特定的国际关系现象。⑦ 地区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地区主义是在特定地区内的国家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和个人推动地区范围内的合作所形成的相近或共同的态度、主张、战略与政策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总和。奥斯陆大学的海姆（Helge Hveem）教授认为：“地区主义是一系列观念的载体，它促使认同的地缘或社会空间向地区计划转变，或是说它体现了一个特定地区认同的客观存在或有意识的构建。这通常与政策和战略相关，并导致制度的创建。”⑧ 事实上，由于“地区本身就包括观念建构的含义，地区不只是世界上存在的物质实体，不只是我们认为在地图上能被直接和准确描绘的有形空间（货物和人口在这一空间内流动），地区也是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建构”。⑨ 中国的地区主义学者则将地区主义定义为：“同一地区内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⑩ 简单地说，广义的地区主义是指地区内行为体包括政府、民间和个人，对推动地区融合所具有的认识、政策和行为。从狭义的角度看，地区主义是指国家政府之间形成共同的战略与政策，以此来主导和推动地区的整合。英国学者认为，地区主义指国家带头的“地区合作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它们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包括正式的协定、条约）的形式出现。这与以一种生产、贸易、投资等带动的自然地区整合不一样。(11) 中国有的学者认为，地区主义是指一定地理范围内国家之间合作与联合的思想、政策和运动。(12) 可见，狭义的地区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总之，地区主义在国际关系实践的结果，即“由部分组成整体”，“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13) 或者说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14) 这就是区域一体化进程。
地区主义经典的实践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结合，各国政府积极主导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横向协调与合作，其形式带有明显的地区保护的内向性色彩。这是一种传统的地区主义（或称“旧地区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整体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15) 发达国家为了拓展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如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则在推动西欧与中东欧区域一体化进程上，要求新成员必须经过自我改革以适应西欧的规范。这就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shallow of integration）”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deep integration）”，努力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16) 这样，“新地区主义”便应运而生，并由此而掀起了“第二波地区合作的浪潮”。(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的现象也在亚太地区出现，其表现是一系列跨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如1980年建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1994 年分别建立半官方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等等。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the Pacific rim）。鉴于此，1991年， 美国学者诺曼·帕尔莫（Norman D.Palmer）在分析这种过去还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以区别此前传统的旧地区主义（old regionalism）。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18)
总起来说，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与在欧洲推行的传统地区主义不同，新地区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各个地区都奉行地区主义的理念，从而推动地区合作的广泛展开，使得多个地区同时开始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亚太地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第二，包容性（或多样性）。地区内的一体化过程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宗教国家间进行的。第三，多元性。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突出特点是“两个轨道”并行以及政府间组织、半官方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第四，跨区域性。与旧地区主义的内向性（inward-turning）相比，它更具外向性（outward），对外联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地区的地位。这样的世界是一个跨地区性的（transregional dimensions），而不是由地区系统（regional system）所构成的。(19) 因此，它被称为“开放地区主义”。(20) 第五，多层次性。地区化的过程体现出一种从小区域逐渐扩大的散射式的层次，使得地区内呈现多种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并存。“新地区主义”为人们认识冷战后相互依存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不同地区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政策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地区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建立直接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契机，它促使双方通过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技术交流，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新地区主义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孕育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趋向与契机。(21)
上述“新地区主义”具有两个重大效用：第一，通过所谓“深度一体化”，促使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接受优势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标准，而被纳入到区域一体化体制中。因此在包容的多样性中却表现出同质性的倾向。第二，发达国家通过跨区域的“开放地区主义”方式，施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扩大自身经济利益，主导整个地区经济，甚至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鉴于这种巨大的效用，西方学者往往给予十分肯定的评价。他们还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新地区主义的积极因素加以强调，认为这一概念有利于促进贸易集团的对外自由化，即在成员国之间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减少对非成员国的进口壁垒，从非成员国进口的自由化程度不应高于成员国间的进口。此外还有三个标准：（1）成员开放（open membership），任何机制外的国家只要满足标准便可加入贸易集团；（2）非禁止性条款（nonprohibition clause），一项贸易协定可以允许任何成员单方面地将其互惠自动延及非成员国；（3 ）选择性自由化和开放的互惠（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open benefits），成员国可以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将自由化集中在它们世界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从而不必再给非成员国以特惠待遇。(22) 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种新地区主义的作用下，深度卷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这虽有利于将发展中国家引入全球市场从而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居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金融等领域的活动则被发达国家所主导，加重了它们经济的脆弱性。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后来的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来说，这种“新地区主义”具有受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消极含义，并不完全符合它们的利益。(23)
二 东亚的“开放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的超越
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保障并扩大自身利益，东亚国家开始探寻地区合作的新路子，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开放地区主义”，从而更加丰富了“新地区主义”的内涵，甚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应对“关贸总协定”谈判所产生的困难和欧洲及北美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东盟国家在讨论寻求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时，马来西亚就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范围不仅限于东南亚国家，而应扩大到整个东亚国家。1990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如果关贸总协定谈判失败，马来西亚将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EAEG，后又改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EAEC）”，以便加强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国家的地位，防止西方贸易集团化所造成的损害。尽管这一倡议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响应，但一种新的东亚地区合作的理念开始产生了。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三件事使东亚国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和态度来对待地区合作问题。第一件事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于地区外发达国家态度冷淡、袖手旁观，使东亚国家感到只有自强自救和相互帮助，才能捍卫自身利益。第二件事是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周边国家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使东亚国家间紧密的经济合作获得巨大动力。第三件事是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给世界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使东亚国家意识到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从而为促进相互间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地区的凝聚力。这些经历使东亚国家产生了一种共识：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只有加强东亚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才能为解决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创造良好条件，为此，东亚国家间有必要建立某种合作机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下因素大大促进了东亚国家间直接的协调与合作。
第一，相近的地缘平台。目前，世界上的地区性合作组织都是由地缘上相互接近的国家组建的。从地缘来看，世界上可以分为以下相对独立的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东欧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太平洋、北美和中南美洲。如今，这些地区都已经建起了相应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在亚洲，东北亚和东南亚是地缘接近、相互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东亚可以成为亚洲太平洋部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上文提到的马哈蒂尔总理的东亚合作理念，使“东亚”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24)
第二，外在压力是动力。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地区加强了一体化建设，如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东亚国家感到巨大压力。而在因西方国家的金融投机诱导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迟迟不采取行动予以救助。继而，为了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而进行的全球金融结构改革未能成功，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西雅图会议和2001年的多哈会议并没有找出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困境的良方。东盟国家和韩国力图在全球体制内求得发达国家帮助的“幻想破灭了”。它们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开始寻求东亚国家间直接的经济合作，东亚合作机制由此产生。(25) 可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催生了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这印证了美国学者哈斯的论断：“国家的挫折导致各国的经济联合，并最终走向政治统一。”(26)
第三，内在需求是驱动器。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产业分工建构的“雁行模式”，在东亚国家间建立起了内在的经济联系，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既成为东亚各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也成为东亚各国旅游和投资的来源地，从而直接刺激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促使东亚经济逐渐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此外，东盟加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建立后， 通过产业分工、区内贸易、相互投资、货币互换和人员流动，形成了地区内经济循环体系，大大促进了地区内各经济领域的合作，从而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四，文化是维系地区合作的黏合剂。地区内主要国家间的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它们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更好地开展合作。所以说，“文化统一从来就是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文化统一在整个政治统一中的地位不容忽视”。(27) 东亚地区在文化上虽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但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东北亚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以及天主教文化为主体的菲律宾，由于华人在这些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儒家文化也可作为增进相互沟通的重要黏合剂。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地区内国家逐渐将主体文化与地区利益需要相结合，最终内化为一种地区意识，(28) 形成地区共同体观念。
第五，维护共同安全是地区合作组织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动因。目前，东亚国家面临着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走私、毒品交易、环境污染和传染病防治。东亚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地区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而“混合社会也可能是混合的安全社会”。这种地区内部的混合安全社会“不仅要维持和平，而且还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来完成一般的和特定的政府性服务和目的，并可能要为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提供更大的特征和心理保障感”。(29) 东亚国家间建立地区合作机制，可以为其成员国提供良好的地区安全合作的平台，使它们能够在机制内密切协调与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第六，地区内各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措施是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的保障。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必须通过国家明确的意志来推动，因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地运行，需要一个政治领导”。而“在一个由许多独立国家组成的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各国政策竞争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国际经济性质的变化，已导致对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的需要”。(30) 在竞争与相互依存同时并存的国际社会中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便需要重要的政治妥协，以便将这些一体化运动与广泛的超阶级联盟团结在一起……合作伙伴必须找到一条途径互换政治实惠，并且在双方都有极其重大的利益上配合默契，做出真正和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相互构成障碍”。(31) 区域一体化过程需要国家间共同努力建构地区合作机制，需要国家将某些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地区机制，需要国家安排权利分配、安排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多边安全保障措施，需要通过国家权力调整一体化过程中国内利益集团的得失。在东亚地区，由于地区政治安全状况的复杂性，国家间虽然在安全和经济的综合利益有共同需求，但在具体领域和特定问题上又存在巨大差异和竞争关系。这就需要地区内国家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运用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此外，东亚国家还明确了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这就为地区合作的未来确定了方向，设计了远景规划。
第七，从其他区域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地区内主要国家具有核心的作用。“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32) 欧洲联盟中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美国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曾经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它提出了按“雁行模式”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新的动力源。中国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并将逐渐成为东亚地缘板块的支撑力量。(33) 当然，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既有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意愿，又都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将来如果两大国能够协调好相互关系，它们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必然发挥更加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八，地区外国家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东亚国家广泛开展合作的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们与地区外国家继续保持着自近代以来就形成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政治、安全与经济的制度化协调，二是在“新地区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跨区域性的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合作（APEC）和安全对话（ARF）等机制作用突出。东亚地区内的国家并不愿意以削弱与地区外国家的传统关系为代价，来专注于地区内的合作。相反，它们大都希望通过地区内的整合和地区外的联系，获取双重的利益。这就形成了一种地区内合作机制建设与地区外协调体制建构的两层构架。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东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开始在地区主义理念指导下，建立了“10＋3”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了多层次的地区合作安排。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正式启动。与“新地区主义”相比，东亚地区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更适合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将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结合为一个东亚地区， 作为推动合作的平台，以此为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2）建立一种整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的网络；（3）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合作领域，在金融、贸易、投资、科技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4）只有进行自身的整合， 才能更好地维护和扩大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并应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5）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应提倡共同的价值观念， 形成地区共同意识和认同；（6）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与东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组织和国家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将东亚地区主义做出如下定义：东亚国家间政府和民间（governments and other societal sectors）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制定了促进相互合作的战略和政策，加强与区域外国家和组织的协调，最终实现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东亚地区主义可以界定为“开放地区主义”，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
其一，相对明确的地域性。东亚国家基于内部自然融合的作用和面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压力，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东亚地区意识（regional awareness），并形成了地区认同感（common sense），从而决定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因此，“开放地区主义”首先要求有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作为一体化的平台。这是某种程度的传统地区主义回归。当然，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层性的基础上推进的，其突出特点是包容性（inclusiveness）。也就是说，东亚地区化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区整合的，并将形成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体（unity with diversity）。(34)
其二，内部的开放。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中十分强调“一致性”、“舒适度”以及“协商”与“合作”，这就决定了东亚合作机制的观念开放、进程开放和体制开放。所谓观念开放，是指东亚各国处于一个平等互敬的大家庭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能够提出符合本地区整体利益的建议，便可以得到鼓励和支持。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观念主导模式。所谓进程开放，是指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并不要求成员国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所谓体制开放，是指东亚国家反对大国以自身利益主导地区合作而危及小国利益，反对一些国家将自身需要强加于别国而损害整体的协调，反对国家间相互激烈竞争与对抗而破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国都愿意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实力相对较弱的东盟所保持的这种特殊地位，保障了东亚合作机制的有效和稳定。
其三，外向的开放。东亚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地区外国家和组织，而是对它们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持欢迎的态度。迄今为止，东亚国家以东亚地区为基础与地区外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有“东亚峰会”（东亚国家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合作论坛，可能今后还会有其他与东亚关系密切的国家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国家与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外长对话会议”（东亚与其他亚洲国家对话机制）、“亚欧会议”（东亚与欧盟合作机制）、“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东亚与其他亚非国家协调机制），可见，东亚国家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都建立了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由此可见，东亚“开放地区主义”所决定的东亚地区合作模式，既吸纳了传统地区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地区性，强调一体化应在特定地区内进行；同时又将新地区主义的意义加以深化，强调内部的包容性，并容纳了地区外国家以某种形式参与，从而实现了对“新地区主义”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东亚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的框架，即一方面以“10＋3”为平台深化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东亚13国为一方，积极开展与东亚地区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这样，东亚地区通过这些多边的机制化安排，将自己很好地编织进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网络之中。
美国学者帕尔莫认为，“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35) 随着东亚的“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它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已显现出示范性的效应。事实上，世界其他地区在不同程度的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除与地区外其他国家和集团的合作，并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协调机制。如果我们聚焦于特定的地区，就可以画出一个类似东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协调的机制化建设的多层次景象。这样，整个世界便形成了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这或许是未来世界秩序建构的一种新形式。
三 中国与东亚的“开放地区主义”
在东亚地区合作的酝酿和合作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积极支持的态度，而且在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接受了“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虽然东亚地区形势复杂，东亚各国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对秉持东亚地区主义的观点和策略也会存在差异，(36) 但从本质上说，各方对“开放地区主义”认识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向前发展。
从理论上说，地区主义应该是地区内各国所持有的共同主张、理念和政策。但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绝对超国家的地区主义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东盟、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都要考虑如何体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由此，它们对东亚地区主义都有着各自的理解，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所谓“竞争性地区主义”，(37) 即各国都希望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能更多地体现自身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东亚地区主义并不是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间竞争的结果，(38) 也不是各方所持观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利益的妥协、协调、融合的博弈结果。因为地区主义的本质是国家在地区事务合作与融合的过程中，使国家利益在相互交汇中得到更好的体现。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或多赢的结果。那么中国对东亚地区主义所持的态度怎样呢？
中国是一个多样性和多元化融为一体的国家。第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着发展的层次性，但能够形成相互协作的统一经济体。第二，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国家，但能够共存和相互交融。第三，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但能够实现政治大一统。第四，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但又能保持自身的特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实践范例，是东亚大陆历史上某种形式的一体化进程的结果。
中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一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主张与亚非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但由于冷战期间东亚一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针对中国的因素，致使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安排持有一定的怀疑，对参加一些跨区域性合作组织持谨慎的态度。因此，20世纪80年代一些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建立时，中国并没有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将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放在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与所有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随着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对地区主义的态度逐渐积极起来，认识到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先后加入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民间和官方的合作机制，并参与建立“东盟地区论坛”。(39) 中国融入到了亚太“新地区主义”的进程中。起初，中国更多的考虑是，与其在机制外受到对方的约束，不如直接参与其中以消除不利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随着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参与度的加深，中国越来越感到强调多边的“新地区主义”安排与中国总体外交方针是相协调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外交方针，就具有了“新地区主义”的内涵。“立足亚太”的战略决策，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开辟了有利而广阔的活动空间。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已成为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主旋律。自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开始以来，中国从一开始便持积极的态度。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时，中国就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97年“东盟＋3”机制建立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地区合作。中国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战略选择具体化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这是中国深度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决策。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与东亚国家建构了多种合作圈，包括东北亚经济合作圈的酝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中国与东盟国家“10＋1”合作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中国与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开发合作、图们江流域合作项目、大北部湾经济圈以及各种双边合作安排。从参与合作机制来看，中国是东亚领导人会议、各种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的成员。从合作内容上看，中国与东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产业分工等等，同时，中国与东亚国家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已开始进行。
作为多样化的统一体，中国有着良好的条件与东亚周边国家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与融合。作为正在和平发展的东亚地区大国，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进步与繁荣的新引擎。可以说中国正在深度融入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当前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与中国自身发展状况是相协调的。因此，以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理念为指导，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中国合理的政策选择。中国对地区内部事务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它所执行的“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政策就是最好的体现。中国一贯支持东盟主导地位，在地区合作中采取切实的措施进行协调；通过扩大进口和减税让利的行动，给东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对地区合作模式的选择，中国采取灵活的态度，绝不强加于人。中国并没有将东亚视为一个封闭地区的狭隘观念，而是支持地区外国家和组织参与东亚合作。作为一个“跨区域大国”，中国的实际国家利益并不仅仅体现在东亚地区，它还需要与南亚、中亚、南太平洋甚至更远的地区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2005年底召开“东亚峰会”时，中国对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域外国家的参加持开放的态度，并将这一机制视为中国拓展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40) 这是一种突出的“开放地区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的体现。事实上，中国不仅是所有东亚与地区外合作机制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与中亚国家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活动。中国已经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了多环的区域合作圈，把自己编织进“开放地区主义”的各个地区合作组织的网络之中。
四 结论
学界对传统地区主义大多给予负面评价，而对新地区主义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是，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传统地区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它的合理性，而新地区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地区合作的政策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它的局限性，甚至存在消极作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所推动的。东亚国家所奉行的“开放地区主义”完全是从自身需要和利益出发，它吸收了传统地区主义的合理因素，调动了东亚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平台作用，又沿用了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点，较好地协调了与地区外国家和组织的关系。中国同样需要“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来指导自己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而且通过自己的多环区域合作圈的建立，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地区主义有助于创造世界政治新的平衡。(41) 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42) “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既注重强化区域一体化，又主张各地区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如果这一理念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真正运用，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进程，被编织进地区社会的网络中，而地区则通过“开放地区主义”被编织进国际社会的网络中，从而使国际体系真正形成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三个有机连接的层次。这将使国际社会全球化和地区化两大趋势得到良性的相互交汇，最终有助于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
注释：
① Lan Clard,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② 苏浩：《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其对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载袁鹤龄主编：《全球化与地区化：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契机与挑战》，台北：鼎茂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0页。
③ 笔者认为“Regionalism”一词翻译为“区域主义”比“地区主义”更确切，因为“区域”的含义比“地区”要宽泛。地区可以指国家内部的某个小范围，如中国台湾地区。目前，学术界基本以“地区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通用名词，笔者只好沿用，但建议学术界今后是否可以把它规范为“区域主义”。
④ 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8页。 作者把“地区化”和“地区一体化”加以区分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两个因素的分析非常有价值。
⑤ ［美］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Mass.:Lexington Books,1991,p.5.
⑥ 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Callagh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Key Concepts,London:Routledge,2002,p.273.
⑦ 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⑧ Helge Hveem,“Explaining the Regional Phenomen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in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eds.,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0.
⑨ Peter J.Katzenstein,“Regionalism and Asia,”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3,2000,p.354.
⑩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82、95页。
(11) 转引自Shaun Breslin,Richard Higgot and Ben Rosamond,“Reg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Shaun Breslin,et al.,eds.,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2,pp.13—14。
(12) 刘新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8页。
(13) 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体化就是单位中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贝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267页。
(14)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4th editon,London:Routledge,1998,p.1.
(15) Wilfred J.Ethier,“The New Regionalism,”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8,Issue 449,July 1998,pp.1149—1161; Stefan A.Schirm,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Global Market,Domestic Polici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2～3.
(16) Mary E.Burfisher,Sherman Robinson and Karen Thierfelder,“Regionalism:Old and New,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Where Are We Heading? Capri,Italy,June 23—26,2003；这种在本质上是“小国对大国做出单方面让步或额外支付的现象被称为新地区主义”。陈勇：《新地区主义与东亚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7) Bjorn Hettne,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eds.,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pp.7—8.
(18) 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p.1—5,p.12.
(19) 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2.
(20) 西方学者强调亚太经合组织中所提倡的“开放地区主义”是新地区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21) 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第53页。
(22)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APEC会议和拉美国家讨论区域合作时曾正式引进“开放地区主义”。Shang-jin Wei and Jeffrey A.Frankel,“Open Regionalism in a World of Continental Trade Blocs,”IMF Staff Papers,Vol.45,No.3,September 1998; Choi,Seok Young,Revisiting the Open Regionalism of APEC:Assessment and New Challenges,Seoul: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4,p.41; Eduardo Gudynas,“‘Open Regionalism’or Altern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Hemispheric Watch,October 26,2005,pp.1—3； 王萍：《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丁美洲一体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 我们知道， 在亚太经合组织中长期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技术转让合作“两个轮子”间的矛盾。 Nicola Phillips,“The Rise and Fall of Open Regionalism？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Cone of Latin America,”in Kanishka Jayasuriya,ed.,Governing the Asia Pacific: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9—36。
(24) 苏浩：《东盟：热情促进东亚携手》，载《人民日报》，2004年3月26日第7版。
(25) 美国一些学者以其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亚的区域合作趋势。他们认为，同当年美国西部的拓疆者一样，大家在马车四周围成一圈要比一家一户单独作战更有利于抵御前来劫掠的印第安人。Hugo Restall,“Asia's Mini-IMF,”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0,2000,p.8。
(26) Ernst B.Hass,“The Uniting of Europe and the Uniting of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Common Market,June 1967,p.184,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27) 田志力：《全球开放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28) 文化在国际社会建构中的内化作用分析，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87页。
(29)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334、335页。
(30)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364,366.
(31)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304页；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342。
(32)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304页；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338。
(33) 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8～59页。
(34) Su Hao,“Natur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A Chinese Perspective,”in Zhang Yun-ling,ed.,East Asian Regionalism:Trend and Response,Beijing:World Affairs Press,2005,pp.43—48.
(35) 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126.
(36) 有中国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东亚地区的归属性地区认同（attributive identity）较弱且十分散乱，回应性认同（responsive identity）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功能性地区认同（functional identity）则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相应地，东亚地区主义的内聚性（cohesion）和对外性较弱，因而东亚地区主义是松散的；而实用性却日益突出，东亚地区主义在功能领域表现活跃”，参见刘新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第22页。
(37) 庞中英：《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能否打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牢笼》，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3期，第6页。
(38) 庞中英认为，东亚各国提出各自的地区主义，是东亚各国的地区战略、地区政策、地区意识形态、地区观念。东亚各种地区主义都是名副其实的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第10～11页。
(39) 1986年中国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991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5月加入太平洋盆地理事会（the business Oriental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1991年中国出席东盟对话会议并于1996年成为正式对话伙伴国，1996年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40) 温家宝：《坚持开放包容 实现互利共赢》，首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26426.htm。
(41) Richard Falk,“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after the Cold War,”in Bjorn Hettne,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eds.,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245.
(42) 田志力：《全球开放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