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学的形成及其转折
邹芳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在郑珍莫友芝时代之前，心学和理学经过王阳明、陈法等人的先后倡导，在贵州产生了既深且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牢牢地盘踞在贵州学术风气的最基层上，成为了贵州士人相互交流的基础和共同使用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立身行事、求学问道提供给养。
【关 键 词】 明清学术 黔学 阳明心学 陈法 理学
清代贵州汉学极盛时期，产生了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思想家，时至今日，他们仍是黔学研究中的重点和中心。他们在讲求乾嘉汉学之外，对程朱理学也推崇备至。要全面把握并弄清郑、莫诸人的思想渊源，就需要把他们还原到贵州本土的学术脉络中。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黔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大体来说，黔学兴起于明代，这时的学者几乎都处于阳明心学的笼罩下。到清代乾隆时期，贵州的学风才一变而为崇奉程朱理学。这一转变对贵州士人的影响同样既深且巨，从他们的著作、言论和行动都可看出端倪。
定义7 设X为一非空集合，υ1=(A1,λ1),υ2=(A2,λ2)是定义在X上的两个智立方集，则υ1和υ2之间的可能度公式为
一、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贵州建省较晚，大规模开发则更迟至万历朝平定播州之乱和改土归流以后。康熙时浙西士人徐嘉炎说：“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称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军屯、卫所、官户、戍卒来自他方者，虽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乡，无不自称为寓客；其真黔产者，皆苗、僮、仡佬之种。劫掠仇杀，犷悍难驯，易于负固。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1]乾隆时曾任贵州巡抚的韦谦恒也说道：“黔居万山中，民苗错处，可畊之土什无二三，故远近号为瘠国。”[2]在这种普遍的认识下，外人视贵州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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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初的嘉庆年间，武威人张澍在被任命为贵州玉屏县知县时，友人还用“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仡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宦斯土者往往鄙夷之，愿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一类的话来劝阻他。[3]外省士人不愿来黔，黔省之士中有幸外出为官的也不愿回到故土，以至于乾隆时的陈法要论证“居黔有八便”来相劝。[4]由于这些缘故，明清时期的贵州士人难以与当时主流的学术界相交通，即便偶有特出之士崛起一时，也大多不能被外界所知晓，终归湮灭于无闻。例如孔尚任在偶然读到黔省诗人吴中蕃的《敝帚集》后曾感慨道：“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5]这是清初的故实，我们从中可睹当时境况之一斑。
二、王阳明龙场悟道与黔学的肇兴
黄宗羲述王阳明成学的历程，认为：“先生之学，始泛滥於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13]此谓“居夷处困”即指在龙场之时。阳明成学在贵州，亦以其所得授予贵州诸生。万历中，郭子章撰《黔记》，于《乡贤列传》“理学”类中仅列孙应鳌、李渭、马廷锡，这三人诚然对后世黔学影响最大，但于阳明为私淑，并未亲承其教。至于郭氏“当时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之说则犹可商榷。[14]今检阳明书札，在《与贵阳书院诸生书》中尚可见“张时裕、何子佩、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源铭、李惟善、陈良臣、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易辅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彦、李良臣、高鸣凤、何迁远、陈寿宁”等诸生名字，[15]而其中汤伯元、陈宗鲁即莫友芝所谓“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者，汤伯元“得阳明之正”、陈宗鲁“得阳明之和”，宗鲁辞官回乡后“杜门不与世事，终日静坐，默记先圣语言与师说相证发”，[12](P117)亦即阳明“默坐澄心”之教。
厚责于己，能实现自身素质的提升。责己有利于我们及时地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迅速改正，进而逐渐提高自我的修养，达到“知明而行无过”的最终目标。
“良知之说本之孟子，惟孟子本爱敬而言，阳明离爱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灵觉之知也。阳明既曰良知即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歧而二之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来面目即儒门所谓良知。佛氏本来面目果性耶，天理耶？其所谓致者一若不假推致之力，纯任自然，无往非道。孔子生知，犹至七十始不逾矩，今欲人人不学不虑，坐致于此，其不致猖狂妄行者几稀，此任心废学之弊也。”[18](P27-28)
通常，科举与学术风气的形成关系密切，时艺所倡往往会对士人的治学取向有很大影响。但贵州于明永乐十一年建省以后，却直到嘉靖十六年才独立开科取士，之前一百二十年中，贵州的科举一直附于云南，[6]士人只能到云南参加乡试，“近者二千里，远者三、四千里，中隔盘江，夏秋多瘴，往试者不习水土，十病其九，士多裹足”，这一状况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贵州“文化不宣”。[7](P101-102)明代著为功令的是程朱理学，官学的地位，当然会对习举业的读书人造成影响，但当时贵州习举业者既少，则其对贵州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也就难以与其它地方相提并论了。天顺三年，陈雍向当时有名的黔省士人周瑛请教，周瑛劝他读的书是“太公望《六韬》、黄石公《三略》”，[8]可以作一例证。嘉靖年间，赋闲在家的前广东左布政使思南府人田秋奏请开贵州乡试，加上“贵州抚按亦先后有言者”，得到批准。贵州人士“鼓舞奋兴，一二十年后，文章风节骎骎比中州焉”，[7](P102)甚至出现了清平卫人王木及其弟、子、孙、曾孙一门四代九人“先后登科目”的盛况。[9]田秋本人是尊奉程朱的，他在家乡提倡朱子家礼，“陋俗一变”，[7](P102)但就宏观上来看，当时王阳明的心学已开始盛行，贵州由于王阳明忤逆宦官刘瑾被贬为龙场驿丞的缘故，不期而走到当时学术思想的最前沿。换言之，黔学的兴起不是由于独立开乡试，而是由于王阳明在贵州的传学。
王阳明龙场悟道，继而主讲文明书院，是贵州早期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因缘。其影响历三百年不绝，当乾嘉汉学极盛之后，郑珍犹谓“今吾黔莫不震服阳明之名”，而他本人也“沐浴文成公之教泽”。[10]可以说，黔学逋一形成即是以阳明心学的面貌呈现的。阳明贵州讲学的盛况在《明史》、《明儒学案》等书中都语焉不详，幸而在地方文献中还有迹可循。《黔书》谓：“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龙场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鴂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观其课诸生四条，并问答语录，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弦诵流传，以讫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声，霭霭如越音。岁时伏腊，咸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于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广，而泽何其深且远欤！”[11]《黔诗纪略》也记有当日的情形：“王阳明先生守仁之谪龙场驿丞也，提学席副使书请居文明书院为诸生讲知行合一之学。席公公余常就见论难，或至中夜，诸生环而观听，常数百人，于是黔人争知求心性。”[12](P117)这种一人讲学、听者环堵的场景在贵州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贵州讲求学术的风气实由此中生发出来。
王阳明的心学传播，使读书人的学习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渭早年的学思历程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例子。“同野（李渭号）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以‘毋不敬’饬之，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生；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若有得。及下楼，友朋谈笑，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何如？’乡举，计偕读孟子《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二十三年，武陵蒋信道林视学贵州，同野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道林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同野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硁硁小人，不觉面亦被汗淋淋也。”[16]这一例子非常生动，李渭“屏居小楼”、“未与人接”，却在思考“何是本心”的问题，说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一个独居无友的少年也能与闻其核心命题。
王学在贵州的迅速传播，与当时的楚中王门有很大关系。《明儒学案》列举王门各派，不及黔中，其所列各派中，与黔学关系最深的就是楚中王门，楚中王门以蒋信、冀元亨为代表，二人曾“相携走龙场，受业文成之门，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17](P160)后开王学楚中一派。蒋信后任贵州提学副使，“重整旧祀阳明之‘文明’、‘正学’两书院，择士秀者养之于中，示以趋向，使不汩没于流俗，教以默坐存心、体认天理，一时学者翕然宗之”。[17](P160)在他的倡导下，又造就了一批笃信阳明之学的贵州士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都曾向蒋信问学。后来蒋信回乡，在桃花冈聚徒讲学，马廷锡又前往受学，实得王学的真传。马廷锡归黔后，主讲正学、文明书院，“南方学者争负笈请业”，“兴起成就者甚众”。[17](P161)这里之所以要不惮烦言详述其事迹，一方面是由此可见黔中王学流传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院讲学对地方学术风气的培养影响至重。正是通过“王阳明—蒋信—马廷锡”三代的书院讲学，阳明心学扩散到贵州各地，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
三、黔学的转折：陈法与程朱理学的复兴
“象山心学即释氏直指人心，以顿悟为道妙。本集中于杨慈湖有双明阁之悟，于詹子南有下楼之悟，于徐仲诚有槐堂镜中观花之悟，此即廖子晦静坐中见所谓充周而洞达者，万物在其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为此思虑泯绝，恍惚间瞥见心性影象，与圣贤真实知见不同者也。阳明在龙场，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跃若狂，即钱旭山、蒋道林、罗念庵，凡学堕于禅者，无不由此顿悟之机，与子晦所见无二。子晦得朱子就正乃悟所见之非，象山独学无师，而于孟子所谓本心，所谓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则遗学问，言先立乎其大，则废思，俱未暇深求其义。而于其本心之明，或静中体究，或因事感触，此知觉之知恍惚呈露，盖不难也。遂于此而谓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能欺得？是此心已全乎仁义礼知，发之无不当。大舜之由仁义行，更何俟四端之扩充，岂孟子教人之旨乎？夫圣贤所谓复其本心者，复其皆备之心。象山所谓复其本心者，复其虚灵知觉之心。则一心之外无余事，故诋格致为支离，视集义为外义。本原即差，功效自不能不异，而儒释遂以此分矣。”
阳明之学在贵州的独尊持续到清代乾隆时期，至此安平人陈法才开始贬斥阳明、尊崇程朱。他“生平潜心性理，尤服膺朱子之学”，[18](P27)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很有关系，清室定鼎中原以后，以程朱理学为帝王家学，大力倡导，在康熙朝出现了魏裔介、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理学名臣，蔚然成风。但是在乾隆时期，学者已相与倡导经史考据，而陈法才开始在贵州揭程朱之帜以与陆王心学对抗。其原因固然由于贵州环境闭塞，与外部学术界声气不通，也与心学在贵州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有关。就陈法本人的亲身闻见来说，他的伯父曾弃诸生业，入深山中求道，静坐月余，云：“忽见此心光明洞澈，与天地万物为一体。”[18](P27)这件事给陈法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后来他在山寺中遍观《楞严》、《圆觉》、《法华》诸经，才知道“象山阳明之学实类禅宗”，[18](P27)他因此作《明辨录》一文，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相当于是在贵州倡导程朱理学、与心学决裂的檄文。现录其大略于下：
文章发出，读者给我们算了一把后留言：“250万瓶，28年，平均一天要尝245支酒，是我的数学不好还是肝不好？”当然，计算是没有问题的，侍酒师的职业也的确很特殊，而且还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葡萄酒销量相当大的市场。我转到侍酒师群里，也引发了一轮热议，大家纷纷要求求证。
清末陈田在梳理明清贵州的学术史时，认为“吾黔理学，有明以孙文恭（孙应鳌谥文恭）、李同野（李渭号同野）为开先。孙李之学，时有出入，惟先生祈向紫阳，粹然一出于正。”[20]从中可以看出陈法在转移学术风气上的关键地位，陈田本人即已视“紫阳”之学为“正”了。
陈法在贵阳的贵山书院主讲长达十八年，门生弟子遍贵州，其学说影响广远，一如明代讲明心学的马廷锡。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当时为书院树立的《学规》、《学约》，使我们能够一窥当时教学的旨趣。《学约》开篇第一条即教人“为学先明义理”，这个义理“非玄妙也，只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义理既然不离民生日用，则读书也不可与日用“分为两件”，因此“开卷是学、掩卷是学”。读书要“先读《近思录》、《性理精义》”，因为此中“可见义理根源，并知圣贤言语于吾身心有切实受用处”，且谓：“义理精微，非积累之多不能贯通。”[19]这与阳明“吾性自足”之教已显然判为两途。
研究组中，AOFAS评分为优12例，良7例，中2例，差0例，优良率为90.5%，其中，有2例出现拇趾轻度屈曲畸形。对照组中，AOFAS评分为优9例，良16例，中5例，差0例，优良率为83.3%。研究组患者的优良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陈法的著述以《易笺》最著名，其所用方法在“取程朱传义发明之”，我们把他与黔学先贤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作对比，可以看出他们在所用方法和思想资源上的巨大差别。孙应鳌的易学从其所受阳明心学中生发出来，他说：“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圣人生而明诸心矣，欲人人皆明诸心不可得，于是著易之书为经。……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纯、至大至一也耶！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万物合为一体。”[21]既谓“得其心斯得其理”，则“心”在这里是属第一义的。
陈法则认为“易本非难解，解者泊之也。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其所言者人事耳。人伦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之际，有能外于易者乎。圣人读之，韦编三绝，特揭中正之极，用刚用柔，或过或不及，而凶吉悔吝生焉，岂待卜筮乎。彖传推说天道，以明义理源头，无非明人事也”，[22]概而言之，即他的至交陈宏谋所谓“以人事言易”。[23]
这里之所以单就易学立论，是因为《周易》一书在整个儒家学术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历来是程朱与陆王学派争锋的焦点。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建立在易学的“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上，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黄宗炎著《忧患学易》、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编》与《太极图说遗议》等，均以王学派的立场来辨伪。经此打击，程朱一派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几近全面崩溃。[24]陈法重新以程朱的立场来阐释易学，其目的也在重建程朱一派的话语权。陈书行世后，为黔人所宗仰，也可见一时学术的“权势”在此而不再彼了。
以上是对郑珍、莫友芝时代之前的黔学主线的勾勒。可以看出理学思想在贵州的影响既深且远，这种影响牢牢地盘踞在贵州学术风气的最基层上，成为了贵州士人相互交流的基础和共同使用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立身行事、求学问道提供给养。明于此，也就无怪乎郑珍、莫友芝生当汉学昌明之世，精通汉学家法，却要“必求得当于程朱氏之义理而后已”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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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田：《黔诗纪略后编传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9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89页。
［21］孙应鳌：《淮海易谈》，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一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22］陈法：《易笺》，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4—5页。
［23］陈宏谋：《易笺序》，任可澄辑《黔南丛书》，戴文年、陈训明、陈琳主编《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二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4］参见林庆彰：《实证精神的寻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307页。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2-0098-04
（责任编辑：张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