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问题、模式与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94-07 doi：10.16112/j.cnki.53-1160/c.2015.03.014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是一个既常见又复杂的名词。通常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和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人类则是唯一具有文化的动物[1]。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的发展过程。而城市自出现之日起，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沙里宁(Saarinen)曾说过，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这种文化气质也是决定城市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重要方面。城市文化是芒福德(Mumford)最看重的城市功能，“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是“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文化是城市发生的原始机制和最后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时期，文化生产和消费曾经仅是社会精英的专利。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电影电视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和“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大量生产，文化逐步进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发展迅速，出现了英国学者费斯克(Fiske)所谓的“大众文化”，尤其是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及消费社会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文化更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日常消费品，相关的产业部门、地域空间和事件活动在城市迅速出现，不仅因此促进了后工业时代城市服务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动力。1970年后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众多传统工业城市，纷纷以文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传统空间的再利用，藉此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还为城市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广泛的知名度，从而受各地所普遍欢迎。但是，这种模式也被不少学者质疑和批评，认为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受到商业资本的过度侵袭和破坏性再利用，文化也由于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和象征符号，失去了“光韵”(aura)，变得浅薄单调且缺乏意义。近年来，我国众多城市也高度重视以文化经济的发展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打造出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园”“历史文化旅游街区”“文化旅游节庆”和“古城古镇”，然而，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在探讨文化经济与城市更新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经济的发展机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文化经济的发展与城市更新 (一)文化经济的发展机制 在二战之前，文化被普遍认为是高雅的、小众的和精英的，而经济则是庸俗的、大众的和平凡的，两者并无交集。澳大利亚学者索罗斯比(Throsby)在其著作《经济学与文化》(Economics and culture)一书中提到，经济与文化，曾经就像南半球和北半球一般，是人类社会最关心的两件事情。但长久以来，却像井水不犯河水般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2]。 文化经济成为一种新兴产业类型，主要是二战之后的事情。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指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文化以“商品”的形式被大规模标准化地生产出来，成为资本掠夺经济利润的新手段[3]。二战后，随着商品极其丰裕的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开始追求更加个性化与体验化的消费，导致了符号消费的兴起。符号消费意指消费者对物品的消费不仅仅是为了对其功能的使用，也是为了彰显消费者的身份和品味。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言：“要成为消费的物品，物品必须先成为符号”[4]。而物品要成为广为人知的“符号”，则主要需要通过文化的手段，如媒体广告、艺术创作、影视传播等。因此，近二三十年来，文化积极介入到经济发展当中，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文化品味成为决定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核心优势。而随着晚期资本主义到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社会思潮，反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的理性规训和挑战权威，文化因此走向了多元化与碎片化，文化生产和消费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大众文化崛起，文化渗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市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所谓的“文化庸俗化”及“文化商业化”。1980年后，英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原本由国家所主导的文化事业推向市场，文化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文化与经济的界线也更加模糊。大伦敦委员会(GLC)在1980年提出“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英国地理学家斯科特(Scott)将生产或营销“具有文化或符号特性的商品或服务”称为“文化产品产业”[5]，1997年英国政府为了突出创意活动的部分，将之称为“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主要指的都是依靠创意，对文化资源进行利用，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生产出高附加值文化产品与体验服务，两者都属于文化经济的领域。相对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概念而言，文化经济的范围要更为宽广，凡是以文化资源来获取经济利益的产业部门都可以归入其中。20世纪末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文化经济已成为各国重要的策略性新兴产业，对城市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和更新再生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二)文化经济发展对城市更新的意义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一旦局部功能不再适应整体发展的要求，城市更新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城市更新是物质环境更新与社会文化更新的双重过程，进而导致了城市空间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城市更新从不同角度可分为推倒重建式、有机更新式、房地产导向式、旅游导向式、商业导向式、偏重经济式、偏重社会式和综合经济社会空间的更新模式。总之，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更新，更是经济和社会的更新，不仅是有形物的保护，更是社会网络、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等无形物的传承[6]。 自二战以来，在全球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文化经济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影响正与日俱增[7-8]，并形成了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模式，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透过开发利用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和设计等文化经济部门，已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重要策略[9-10]。哈维(Harvey)认为后福特时期的流动资本刺激文化差异的形成，无论是酒类生意还是旅游业，一地的独特性或“特殊标识”(mark of distinction)是确保经济利益的重要元素，能提升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称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因此，特色文化为“财富创造”的策略，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财富资源[11]。斯科特(Scott)认为文化可以强化城市经济，而经济则成为文化生产与创新能力的动力元素，地方、文化和经济共生，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5]。格里菲斯(Griffiths)则指出文化资本对城市发展与活化的重要性，强调城市经由历史的累积成为文化生产、消费与交易的中心[12]。在欧洲，“文化导向的更新”(culture-led regeneration)使得许多原本衰落多年的老工业城市，如英国的格拉斯哥、伯明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文化经济已被视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复兴旧城经济，缓解全球化过程中因经济结构转型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13]。常见的做法是：将旧厂、旧仓库和旧民居等再利用为美术馆、博物馆、剧院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兴建“旗舰型”文化设施，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发展文化观光旅游，这些发展也伴随着后现代建筑及环境的变化[14]。譬如，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其前身为造船厂和集装箱收发区，改造为美术馆后，大量游客为该地区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毕尔巴鄂也由默默无名的西班牙地方城市转变成为欧洲重要文化据点[15-16]。 三、我国文化经济导向城市更新的模式与机制 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藉借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建设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及举办文化旅游节庆，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对城市而言，发展文化经济，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工业迁离老城区所出现的空白，也营造出全球化时代地方的新文化形象。事实上，相对于房地产导向的城市更新，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明显更受我国各级政府的认可和社会舆论的好评。 (一)主要模式 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将某些传统街区和老厂房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园区(或街区)，着重发展文化艺术、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和文化商业等，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田子坊文化创意园区和苏州河艺术区，以及广州的红砖厂创意园和TIT服装创意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文化、历史、创意与商业经营、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塑出新的产业经济业态，不但有利于为中小企业和艺术家提供相对更为廉价的办公空间，也有利于促使相关文化企业集聚在一起，更好地产生集聚效益，如广州TIT服装创意园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了国内最为重要的服装设计基地之一。 第二种模式是利用老城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以文化为载体，以旅游为途径，涵盖游览、购物与美食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北京的南锣鼓巷和后海，上海的新天地，广州的荔枝湾涌等历史街区是其中的典型。历史街区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其拥有丰富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产生哈维(Harvey)所称的“垄断地租”，吸引了商业资本和游客，也有利于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促进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历史街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多采取步行街的空间形态，其业态类型包括文化遗产景点、特色餐饮、娱乐、购物及民俗艺术表演等方面，着力于通过建筑风格与街道家具等特色营造出怀旧、小资与休闲的环境氛围。 第三种模式是对老城区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以推动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的发展。从2002年西安曲江开始修建大规模遗址公园开始，商代的夯土城墙空降郑州，金昌拣起汉代的骊靬古城，枣庄重建“台儿庄大战”故地，开封宣称要斥资千亿回到宋都汴梁，将《清明上河图》的景象复现于21世纪……许多粗糙的仿古建筑拔地而起。2008年，山西大同展开了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计划，崭新的城墙与成片的废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大同有关规划，有着650年历史、由黄土夯就的城墙被穿上青灰色的包砖“外衣”，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及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7]。然而，重建出的崭新的“文化遗产”，由于没有经过历史的积淀，也不具备昔时的设计、工艺、材料，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文化遗产失去了真实性，终究没有本雅明(Benjamin)所说的文化“光韵”(aura)。 (二)动力机制 近年来，我国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之所以快速发展，首先是文化消费需求高速增长的推动。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很快，日渐富裕起来的城乡居民已不仅仅满足于住房、服装、食品、家用电器和汽车等物质性商品消费，转而对文化和旅游等非物质性商品消费有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新兴中产阶级急剧扩大，其将文化休闲消费作为其区隔其他阶层和社群的重要符号标签；再一方面，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的特色文化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观光“凝视”最有价值的旅游产品之一。其次是文化投资的高速增长。由于近年我国文化消费需求的大幅度增长，而同时我国存在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出口乏力和工业经济利润下滑，股市又持续疲乏，从而使得大量资本流向文化经济及休闲旅游领域。再次是近年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和文化建设，要求各地在城市更新改造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避免大拆大建，从而为各城市发展文化经济提供了政策要求和行动指南。 四、我国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商业化问题 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更新，但也带来了过度商业化问题[18]。后现代主义社会，资本以怀旧为吸引点，文化遗产为道具，藉此生产出一个“异质空间”(heterotopias)[19]，或者说“无场所空间”(placeless)。在异质空间里呈现的古迹只是奇幻景观(spectacle)的道具，历史被抽空后，古迹不再是“真实历史”的载体，再没有实质的历史意义可言。古迹成为卖弄怀旧情怀的商品，即商品化景观(commodified landscape)，仅供游客驻足拍照而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明显是为了文化遗产的消费，而不是民族与地方历史的再现[2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后现代主义和商品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透过表面化的流行意象来“寻找”历史[21]。因此，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转型，消费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物品成为符号，消费物品就是消费符号；文化成为商品，文化遗产则成为集历史、文化和传统等文化意蕴于一身的超级文化商品，历史遗产已发展成一种透过想像、回忆、乡愁和怀旧情怀而建构出来的旅游凝视，将商业与文化交融在一起[22-23]。文化遗产已经蜕变为纯粹的消费文化，进而成为了控制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有力手段[24]。 文化商业化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经济导向下的城市更新中的突出问题。为了迎合经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拆真古董、建假古董”使得不少文化遗产的真实性(authencitity)丧失殆尽；另一方面，选择性地保护文化遗产，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遗产进行保护，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遗产予以拆除，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历史脉络；再一方面，许多古城古镇、历史街区与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商业网点数量过多，商业氛围过于浓厚，破坏了其原有的历史文化氛围。相关研究指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游客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有着明显的正相关联系。因此，城市更新中，过度的商业化无疑会严重影响文化经济项目的生命力。 (一)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性问题 20世纪末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麦当劳化”(Culture McDonaldization)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全球化的现象。“文化麦当劳化”导致了文化的“同质化”，导致市民失去了地方认同与集体记忆，进而导致城市失去了文化特色和历史记忆，许多原本丰富多彩、富有生活气息、由本地市民主导的“生活空间”转变成为了冰冷单调、金钱至上、由外来游客主导的“资本空间”，日常生活的逻辑彻底让位于货币经济的逻辑[25]。我国近年来大量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历史文化旅游街区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现象，除了园区内和街区内的文化遗产有所差异之外，其商业业态和所销售商品均大同小异。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历史文化旅游街区的同质化，反映出对地方历史传统缺乏足够的尊重。由于文化经济项目的高度同构性和缺乏地方性，使得其往往在最初满足了游客的猎奇后，很快就失去吸引力。这就要求老城区文化经济项目的发展一定要加强与当地社区的有机联系，呈现出更丰富的地方性。唯有此，才能真正彰显出特色，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文化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问题 经济的本质是逐利的，不管是文化经济，还是其它经济类型，莫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经济导向城市更新的研究还围绕着一个重要主题：处于今日的全球化背景中，将历史意象引入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26]。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再利用完全是一种商品化与消费幻影(simulacra)的呈现，其产生的城市环境和主题公园没有区别，即空间的“迪斯尼化”。许多英美城市，以古迹保护的形式强调城市特色，并藉此促动城市再发展，虽然在经济上十分成功，但却间接造成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原先住在破败历史街区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城市更新改造而被迫迁移到其它更破败或更偏远地区。而他们原有的家园，经过精心修缮后，成为中产阶级休闲、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因而导致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现象出现[27-32]。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古迹遗产保护的城市更新可成为弱势居民争取文化认同与社会空间的政治过程，老建筑或空间作为社区居民生活的共同记忆，对于社区认同的维系扮演了重要角色[33]。 近年来，我国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也频频出现“空间正义”问题，如广州著名的历史街区——恩宁路的改造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利用该街道的良好交通区位和丰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将其规划为富有广州传统特色的“旅游文化区”。但在规划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拆除历史建筑、迁离原住民以及拆迁补偿不公等问题，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反映和舆论关注，当地社区居民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政府的行动来保障自身权益。不过，即便在媒体的关注下，部分居民可以就地回迁或者获得更多经济补偿，但是整个恩宁路传统社区却彻底地被瓦解，原有的社群由于对该街区如何改造存在分歧也导致在一定程度上被撕裂。总体来看，在城市更新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及文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商业利润的追逐，文化和社会在金钱至上的发展观宰制下，不得不步步退让，普通民众更是不得不做出了巨大牺牲。 城市不仅是人的空间和经济的空间，也是文化的容器，是人类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凝结，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储存、传承与创造文化[34]。城市的发展变迁，也是文化的变迁。随着后现代社会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遗产成为一种重要经济资源，进而成为城市更新的噱头。近年来，随着国人收入的持续增加及新兴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文化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巨量的资本也因此涌入到文化领域，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推动着文化经济的快速成长。在老城区，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去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塑造出新的城市景观形象，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当前，以文化经济发展为手段的城市更新改造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模式，其既期望透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现全球化下“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改善城市形象，又期望透过对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符号消费需求，提振老城区经济活力。但是，城市更新进程中的文化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受资本的控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文化只是附属品。在资本的利益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是选择性的，完整的历史街区也不得不让位于“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文化遗产被任意地切割和拼凑，人们所关注的只是表面的历史装饰和文化象征，而不是深层次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意义；人们所关注的只是经济的发展和景观环境的改善，而不是被驱离的地方居民和被瓦解的社区结构。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的进步和市民福祉的改善，因此城市更新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兼顾文化传承与公平正义，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与集体记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历史保护的关系，打破政府权力垄断，建立和完善城市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促进城市管治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