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盛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固然与秦始皇暴政有内在联系，但秦二世朝一系列举措失当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那么，秦二世的失误与他即位时的年龄有无关系？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粗略考辨，亦望以此为契机，加深我们对秦亡历史原因的认识与探讨。不当之处，敬祈赐教。
一、《史记》秦二世即位年龄之矛盾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史记》卷6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原有出入：在司马迁综互取舍所见史料独力撰述而成的《秦始皇本纪》正文中，明确地说：“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而在其后排列秦历代国君在位年限及葬地时，同样明确地记录道：“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关于后条史料，唐代司马贞《索隐》指出：“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皆当据《秦纪》为说，与正史小有不同。”这里的“正史”，应即指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正文。也就是说，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正文与他直接引录秦国史官存留下来的《秦记》对秦二世即位年龄的记载是矛盾的。
可以指出的是，《史记》中二世部分原有不精审处，即以沙丘之谋为例，此事牵涉伪诏大罪，一旦暴露，不但赵高、李斯、胡亥身败名裂，甚至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洵属绝对机密，而三人死前又均无泄密之机会，司马迁何从得知底细？然《史记》记赵高劝诱胡亥、李斯，深入细致地分析他们的利害得失心理，究诘辩议，洋洋千余言，可谓鞭辟入里，淋漓尽致。我们在佩服司马迁想象力之宏富与文学笔触之细腻的同时，不能不对其严谨性感到怀疑。司马贞似也认为《秦记》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司马迁自己“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所撰述的《史记》正文，卷5 《秦本纪》“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条《索隐》明确地说“十二年立”，接着补充“《（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一”，前言应为他自己的观点，后语则是介绍司马迁的见解，这里的先后轻重，还是看得出来的。
然而，时至今日，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说影响甚广，马非百的《秦集史》（注：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上册，页98。）、王蘧常先生为补正史之缺所作的《秦史》（注：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页48。），乃至英人崔瑞德等编撰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注：[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页98—99。） 等，均从此说，后者甚至明确考辨：“他当时二十一岁，《史记》卷六的结尾误作十二岁。”而《史记》引《秦记》的另一说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序言：“太史公读《秦记》”，又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独有《秦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则司马迁见到《秦记》是无疑的，并且这一《秦记》记事延至二世时期。按《秦记》为秦国史官所记，本国史官记本国国君之年龄，其出错几率自当极低。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上引《秦始皇本纪》关于历代秦君生卒、在位年限及死后葬地等方面的记载均详于他国，应反映司马迁据《秦记》所作的记述是相对可信的。
从《史记》的诸多记述来看，司马迁是相信二十一岁即位说的，但作为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他还是本着“疑则传疑”的科学态度，将源于《秦记》的十二岁说保留了下来，为我们重新考察此事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始皇少子不当有二十一岁
《史记》有两处记述秦始皇生有二十余子：《李斯列传》载秦始皇末次出巡事言：“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同传又载赵高言：“皇帝二十余子”，按高自言“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其记忆不应有误。《史记》卷48《陈涉世家》司马贞《索隐》引《隐士遗章邯书》云“李斯为二世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似应理解为，在胡亥即位之际，秦始皇的儿子在世者尚存十八人。古代医疗条件较差，二十余子中夭折数子，应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作为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即位时不可能有二十一岁。秦始皇死年五十（注：《史记》卷5《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然下卷《秦始皇本纪》又明言“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立三十七年，则不可能死年五十一，当以五十为是。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认为“五”当为“立”，指秦始皇自统一全国后称帝，“立十一年”（钱大昕《考史拾遗》，商务印书馆1958年12月初版，页9）。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九岁时称帝，“立十一年”正合五十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古抄本《史记》“帝”下有“立”字，支持了这一说法（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页140）。而（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秦汉史》（见上注页98）则据中国阴历推算，认为秦始皇死年四十九岁。），学界并无大的争议。若依二十一岁即位说，则胡亥为始皇二十九岁生。即以古人早婚早育而论，赢政十三岁即秦王位次年生子，那么，在其生育期的前十五年中产有二十余子，后二十年中竟无一子，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冬，赵高说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这条史料颇为有趣，如众周知，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同年即诛嫪
，贬吕不韦，听茅焦“迁母”之谏，纳李斯《谏逐客书》，“见尉缭亢礼”，“以天下为事”（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年条。）。而若依二十一岁即位说，则胡亥此年恰亦二十二岁，赵高却以其年幼为由，劝他不要过问朝政，这岂非当面贬辱胡亥？反过来说，如果胡亥此年确已二十二岁，又岂能不知乃父在同样的年龄时已日理万机，总领朝政，而竟能接受赵高如此露骨的低劣说教？倒是其父“年十三岁”“立为秦王”，“初即位，委国事大臣”，与赵高的说教对象若合符契。而依笔者陋见，胡亥此年正好是十三岁。《史记》卷87《李斯列传》载胡亥言：“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应正是一位未经世故的少年国君心理的真实表露。
还有一个事例可供佐证，古时男子成年要行冠礼，国君更重其仪。秦冠礼年龄与他国稍异，至始皇曾祖父昭襄王定为二十二岁。《史记》卷6 《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二十二岁，“王冠，带剑”，正式向国人宣告自己已步入成年，有能力掌管全国政务。若依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说，则次年他正好也到此龄，“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注：《史记》卷5《秦本纪》引贾谊言。），又值沙丘伪诏事引发国人疑虑，何以不借此天赐良机，行冠礼而取信于民？而认为“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的司马迁却没有为我们留下这一条重要记载。
三、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
有人认为，“少子”在这里并非特指“最小的儿子”，而是“指青年男子”或理解为“年轻的儿子”（注：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页37。）。这种说法恐属牵强。我们仍可引《史记》本身以证之：卷43《赵世家》触龙言“贱息舒祺最少”，而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汉昭帝为武帝的最后一个儿子，卷49《外戚世家》也正记作“武帝意欲立少子”。又《汉书》卷63《刘据传》载武帝末年江充治巫蛊，太子少傅石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刘据曰：“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也是将武帝少子昭帝比作胡亥。所以《辞源》直截了当地释“少子”为“最幼的儿子”（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修订第1版，页892。），应属合理。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出巡，“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卷87 《李斯列传》作“少子胡亥爱，请从”。前句意指胡亥主动；后句则可释为：始皇怜爱少子，故胡亥请从。而无论何释，均可窥见胡亥童趣未泯贪于游乐之心态，始皇出巡携带少子，恐应是年幼尚承欢膝下之故。关中咸阳一带自春秋时即有“秦人爱小儿”之俗，《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注：日人泷川资言考证：“按邯郸及洛阳并言‘过’，此特言‘来入咸阳’，盖此秦人所记。”（《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页1732）应属合理。）本传下文接叙扁鹊因揣摩到“秦人爱小儿”之心理，专治儿科疾病，以致声誉鹊起，招致秦地同行嫉恨，被秦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杀。始皇怜幼子，应在情理之中。
可供佐证的是，《史记》卷88《蒙恬列传》载始皇宠臣、蒙恬弟毅死前对胡亥使者言：“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据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作“太子独少，从，周游天下”（注：[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页1587。）。独少，意即唯一的小儿子。此语与“少子胡亥爱，请从”义近，与“秦人爱小儿”亦符，颇疑当为《史记》原文。上引《李斯列传》载赵高又言“诸公子尽帝兄”，也同样说明了这一事实。始皇言分封之弊“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对周代大封子弟亲贵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则其对成年儿子当亦有防范心理，军国政事不欲其子干预，扶苏因不合时宜地批评过他的一些措施，便遭怒逐出京城。上节所引始皇同意胡亥随巡而“余子莫从”，也可窥见一斑。然观此处蒙毅“无所疑”语，则始皇对胡亥未有防范心理及举措，也应反映胡亥当时尚未成年。
胡亥初即位，自称“朕年少”（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后受赵高挑唆，又指斥李斯：“丞相岂少我哉！”（注：《史记》卷87《李斯列传》。）“少我”，意即“以我为少”，言下之意是李斯“欺我年幼”。可供参照者，汉惠帝二年，曹参为相，“不治事”，时年十七的惠帝刘盈也曾对参子窋抱怨其父“岂少朕欤？”唐颜师古注：“言岂以我为年少故也。”而司马贞《索隐》释“少”为“不足”，恐属牵强；因为曹窋归家后转告其父之语恰为“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正是指惠帝年龄而言。《史记》卷6 《秦始皇本纪》赵高对二世言“今陛下富于春秋”，与汉惠帝同怨的胡亥也是“富于春秋”者。而“富于春秋”正是群臣对年幼君主的敬语，谓其在位年限尚长，春秋岁月还有富余。胡亥发此语，旨在恚恨李斯欺其年幼无知；殊不知赵高恰恰利用了他未成年可供愚弄这一点。
另外还可指出，若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又非“最小的儿子”，那么，依人情世故，对年长于他的秦公子，或需防范甚至诛杀；但对小于他的秦国公子，似无必要滥行诛戮。如众周知，我国封建社会中原则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小于国君的诸弟，对皇权的威胁并不十分严重。即便是同为“二世而亡”的隋二世杨广，也只诛杀了对其皇位有直接威胁的兄长杨勇，其余均未加害，甚至连公然起兵图谋篡位的幼弟杨谅，群臣皆曰可杀，杨广仍以“终鲜兄弟，情不忍言”为名而宽宥（注：《隋书》卷45《杨谅传》。）。胡亥若非幼子，何以要对群公子尽行诛除？除了他实为幼子而面临诸兄的现实威胁，恐怕我们很难找出合理的解释。
四、指鹿为马难欺成人
“指鹿为马”这一典故，国人几乎家喻户晓。或许我们还应提出这样的疑问：若非天生白痴，什么年龄段的人才有可能马、鹿不分？
传世典籍中，“指鹿为马”源出陆贾《新语·辨惑》：
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邪，以鹿为马也。”高曰：“乃马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曰，而从邪臣之言。
《史记》卷67《李斯列传》则记作：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
《新语》作者陆贾，秦汉之际人，早于司马迁一百余年。陆贾曾为秦臣，故其说或近真；司马迁的记载，则有可能得自民间“放失旧闻”而走调。两处记载虽小有出入，但赵高“指鹿为马”以愚二世之迹并无二致。这里首先需要弄清的一点是，指鹿为马的动机何在？据《史记》，赵高此举用意十分明确，即向群臣展示其淫威，强迫他们阿附自己。他之所以敢如此，应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胡亥可以被欺骗这一前提条件。结果也正如赵高之愿，胡亥被愚弄，群臣遭控制。这里我们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胡亥已经成人，具备正确判断事物之能力，那些说出真相的大臣似无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再来指出这一点；而他们之所以要说出真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希望二世能够早日明辨事理，以便挽救朝廷危机。
秦人以养马起家，《史记》卷5《秦本纪》载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是为秦国发迹之起点。以一成年秦国公子而不识马，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在众人的诱导之下，却有可能受到愚弄。史载赵高指鹿为马，“二世惊，自以为惑”，恐怕只能解释为“童稚可欺”。
还应指出，如众周知，秦法至酷，欺君之罪，不但本人当死，甚至会遭到族诛。《秦本纪》载孟说与武王举鼎，并非主观故意的欺骗，仍遭灭族之祸；若胡亥真是能够明辨马鹿的二十二岁成年人，那么赵高所冒的风险也实在太大了。
其实，史传所见赵高愚弄胡亥之端还不止此，郑玄注《礼记》说：“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注：引自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2月初版，页653。）《后汉书》卷80上《文苑·崔琦传》：“玄黄改色，马鹿易形”。《文选》载西晋潘岳《西征赋》：“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新唐书》卷112《苏安恒传》则说赵高“指马献蒲，先害忠良”（注：以上诸条，清人梁玉绳曾作过考辨，见其《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页186。）。二世之愚，竟至黑、黄不分，马、鹿不辨，蒲、脯不识，这些记载的最早出处已难确考，也有可能经民间流传而有所附益变形，但由上引指鹿为马例，仍应保留了真实史事之痕迹，而它们均反映胡亥生活常识过于浅薄。
五、胡亥童趣未泯思路幼稚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将偌大的咸阳城墙刷上油漆，这样的奇思妙想，恐怕也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年才能具有。
又据《新序·杂事》：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
此事年代虽难确考，但“诸子”先退，胡亥后下，且独行此“劣迹”而“诸子”“莫不太息”，也反映其在“昆弟”中年龄最小且童趣未泯。
秦二世的言论也给人一种很肤浅的印象，他曾对将相大臣公开宣称：“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竟似毫无政治素养，就连欺骗民众的手腕也不具备，这样的言论，不大可能出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统治者之口，以致班固斥其“人头畜鸣”（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尾引班固论。）。赵高曾公然对胡亥言：“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天子称朕，固不闻声”，由此架空二世，独揽朝政，而胡亥竟毫不觉悟。班固又言“胡亥极愚”（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尾引班固论。），纵观史传所载胡亥言行，确实给人如此印象。
王夫之《读通鉴论》读到李斯对二世言“明主灭仁义之途，绝谏争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也深感诧异，认为：“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呜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尝学于荀卿氏矣，亦尝与始皇谋天下而天下并矣。”（注：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7月初版，页4。）按李斯于秦王政十年二十二岁时上《谏逐客书》，直言逐客之弊，深获赏识；而对同为“二十二岁”的胡亥，却有如此荒谬绝伦之说教，相去何异霄壤。合理的解释恐怕只能是，李斯面对的君主年龄不同：一位是心理成熟的理智青年，另一位则是心智未开的愚昧少年，李斯为邀宠固位，只能“因材施教”。
如前所析，司马迁是认同二十一岁即位说的，所以他在叙述史事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胡亥作为成人来描述，如《秦始皇本纪》载二世临死言：“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李斯列传》又谓“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时让李斯进谏，以激怒胡亥。似乎胡亥已娶妻生子，然史传中却无相应的明确记载。再就宗法制下继承序列而论，胡亥之子显然较子婴更具优先权，况以年龄推断也更利于赵高操纵。此等事例史不绝书，王莽欲篡汉，虚扶孺子婴；杨坚欲代周，伪佐宇文阐；即晚清之慈禧，两挟童稚，均得售其奸。若胡亥此年确已二十二岁并有“妻、子”，赵高何以舍近求远，舍幼取长，舍易就难，并最终为此断送了性命？
可供佐证的是，《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二世曰：“先帝皇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按秦自献公“止从死”，从制度上废除了这一陋习，其后便不见大规模人殉记载；间有如宣太后遗令其面首魏丑夫为殉，亦为臣下谏止。（注：《战国策·秦策二》。）秦始皇刚横暴戾，然似亦能遵祖训，秦始皇陵虽未开掘，但从周围诸多陪葬墓中所见人、马俑推测，他并无以活人大规模殉葬之意向，举世瞩目的兵马俑更为明证。而这些数以万计且制作精致的陶质、木质乃至金属俑具，显然不是短期内完成的，应自始皇在世较长时期内烧制，表明赢政自始未重人殉。我们似乎只能认为，胡亥令宫人殉葬，除说明他缺乏对社会趋势的起码了解外，亦反映他对女色不感兴趣，而这似也与其尚未成年有关。
综上所析，我们或可认为：司马迁距秦亡已有百余年，对胡亥事迹也不甚明了。《史记》中叙述秦二世之语，颇可反映司马迁认同二十一岁即位说；但他在引用《秦记》等原始资料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了一些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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