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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后人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标点：
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转换成现代文，意思是：①老百姓只可让他们听从驱使，却不可让他们了解所以这样做的原因。②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知，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梁启超《孔子讼冤》）。③对于民，其可使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与论所可者则使其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宦懋庸《论语稽》）。标点不同，导致文义有异。
正因为古文没有标点，给后人识读古文造成了障碍，而且这种障碍古人也存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鲁哀公向孔子问话的故事：“吾闻夔一足，信乎？”[孔子]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连鲁哀公都弄错了，何况后人。那么古文为何没有标点符号？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1、受书写条件的限制
现今发现的中国古代书写工具，较早的是刀，用刻刀把文字刻在龟甲、骨头、竹简、木简上十分困难，决定了雕刻文字尽量省略，标点符号不表达意义，自然省去。假如雕刻标点符号，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以汉代为例，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的一篇文章用3000片竹简，按当时每片竹简刻8到14个字，平均11个字刻一个标点符号， 那么东方朔这篇文章得增加273片竹简，竹简的制作、雕刻量的增加， 完成这篇文章原料成本与时间成本又增加多少不得而知。而用刻刀在坚硬的龟甲、石鼓上雕刻，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为适应这种条件，故不雕刻标点符号。
2、创造标点符号的条件不成熟
与书写条件相适应，不雕刻标点符号，也就没有创造标点符号。在文化的初创阶段，象形文字可以表义，形声文字可以表声，会意文字可以重新整合，如果不够还可以假借，受书写条件的限制与没有创造标点符号是相互联系的，表明标点符号没有进入文化奠基之中，也表明创造它的条件还不成熟。
3、文化垄断与文化专制影响了标点符号的创制
汉朝以前，文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处于垄断地位。《诗经》中的“风诗”来源于民间，但只能由宫庭采集、整理与欣赏，谈不上传播。孔子兴办私学，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七人，主要有三十五人，而《论语》涉及到的也不超过三十五人。孔子的行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对于打破“学在官府”的社会价值不大。
汉朝以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学校体系的建立，文化的传播速度加快，但文字不用标点符号的定势像中央集权一样，从政府的文书、律令到皇帝的圣旨、诏书、敕令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学馆，教者、学者只习句读，无标点符号可习可写，对于标点符号的创造自然也是盲点，唐以后私人办学也没能打破这个格局。在偏僻的农村，建国后的1950年、1951年启蒙教育还沿用不带标点符号的《三字经》《百家姓》《贤文》。所有这些无不直接影响着中国人对于标点符号的创造与应用。
4、语法规则的应用影响着标点符号的创造
随着文化不断地发展，人们需要用停顿的形式来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古文家运用了语气助词“也、矣、已、焉、耳、尔、而已”，放在句子的结尾，或把语气助词“乎、欤、邪、也、矣、焉、哉”放在疑问句尾，此外固定的习惯句式，诗、词、赋的韵都变成了作者思想情感的注脚，这些助词、句式、韵基本上取代了标点符号所要表达的意义，从而也限制了标点符号的创造。
古人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与书写条件相适应，与文化垄断、文化专制相适应，给先人后人学习古文都造成了障碍，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以上所述仅是笔者的一斑之见，正确与否敬请大家指正。